清代西藏地方儀仗淺析
——以布達拉宮館藏儀仗為例

邊巴瓊達

（西藏布達拉宮管理處 西藏拉薩 850000）

一、西藏地方儀仗的歷史由來

中原地區各民族在神農、黃帝開始形成了儀仗習俗，并在皇宮中使用廣泛。西藏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邊疆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璀璨而獨特的民族傳統文化。從史料和寺廟壁畫的相關零星記載上看，在西藏產生或使用儀仗應當有著悠久的歷史。據考古史料記載，早在早期金屬時期，分布于藏西阿里地區和藏北那曲地區，藏東和藏南的早期巖畫題材上充分體現了部落出行隊伍的畫面。特別是發現于阿里日土縣的一幅長約8m、寬約3m的部落遷徙活動巨幅巖畫上刻有120多個圖像，其中有8列行走的人像，均為側面形象，有的背負重物，有的牽趕牲畜，有的手拄木棍，向著同一個方向進發。在這些人群的后面有兩個站在鋪墊物上身材高大的人物，一個頭插羽毛裝飾，應該是該部落的巫師，另一個則可能是部落首領。整幅畫面十分生動地描繪出一個規模宏大的部落遷徙場景。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這些早期巖畫的發現，是否與藏族原始出行隊伍的出現有關，由于缺乏實證，追溯藏族早期儀仗的歷史只能進行一些推測。

在西藏，吐蕃時期有了儀仗的基本雛形，其功能在吐蕃社會和宗教活動中已經廣泛運用。在羅布林卡達旦明久頗章斯喜堆古殿壁畫中，描繪了松贊干布為大昭寺及小昭寺舉行開光典禮的情景，藏王著盛裝，陳設無量供物，在持寶傘及勝幢、各種鼓樂的儀仗隊中，王升壇城之上，手持花束，合掌祈禱。另外還繪有阿底峽來到托林寺，拉喇嘛降曲沃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的場景，歡迎隊伍中有手持勝幢的、五彩經幡的、手捧哈達的和吹法號的?！顿Y治通鑒》中有這樣一段表述“丁丑（就是干支歷的六十甲子中的一個，約公元641年），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筑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盵1]“關于文成公主抵達拉薩的情況，部分藏文教派史籍認為，文成公主及其隨從帶著覺臥釋迦牟尼佛像翻山越嶺……二十五位美麗的宮女彈奏琵琶，吹奏樂器。吐蕃各位大臣相互施禮，陪同太宗皇帝的特使、護送公主的江夏王李道宗來到紅宮扎西贊果殿。松贊干布在紅宮會見文成公主，正式授予她以吐蕃贊普王妃寶座的權威”。[2]我們從中能夠推測，松贊干布時期的吐蕃，儀仗尚不完備，文成公主入藏時隨同帶來的儀仗隊伍，對后來的吐蕃宮廷儀仗的形成、使用產生了一定影響。

到元朝時期，元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建立正式隸屬關系后，西藏的儀仗受到了內地宮廷文化的進一步影響。1253年底，忽必烈拜八思巴為上師，請授喜金剛灌頂后，忽必烈依弟子的禮儀，向八思巴奉獻了珍珠鑲嵌的襲裝，還有白銀、茶葉、錦緞、絲綢等大量物品，又送給八思巴全套的儀仗作為供養。[3]再如，膽巴（蒙古汗庭中的藏族喇嘛，元中期膽巴帝師為護國仁王寺主持）是元代另一位著名喇嘛，元貞元年(1295年)4月，他奉皇帝命令住當時京師最大的廟宇大護國仁王寺。在他“移居時，皇帝命令太府給他使用皇帝出行時用的儀仗，并由百官護送”①“膽巴：蒙古汗廷中的藏族喇嘛”，《威尼斯東方學叢刊——蘭契奧蒂紀念專集》，佛羅倫薩，1984年，作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楊富學、趙天英翻譯)。除此之外，藏傳佛教中的一些宗教儀式，對元朝皇宮的儀仗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史書記載八思巴率領僧人在太廟作佛事七晝夜，自此蒙古皇室在祭祀儀式中加進了佛教內容。而且，八思巴根據蒙古人尚白的習俗，建議在大殿上安置大白傘蓋，傘蓋用白素緞做成，用金汁書寫梵文。后來，每年2月15日，帝師領五百僧人，在殿上做大白傘蓋佛事三天，然后引大白傘蓋周游皇城一天，成為定制。這項佛事活動規模宏大，經幡、儀仗、鼓樂組成的隊伍長達數十里。[4]

明朝永樂年間，五世噶瑪巴德銀協巴進京，得到明成祖召見，并多次為明成祖誦經傳法，明成祖給予噶瑪巴大寶法王的封號，“并賜予出行儀仗及金、銀、綢緞、鞍馬等”。明成祖又封另一位薩迦派喇嘛貢嘎扎西為大乘法王，大乘法王從中原返回薩迦途中，“大講排場，排列由掌印的職司官員開道的馬隊、旗鼓、刀矛、法鼓等全套儀仗”。[5]

吐蕃時期和元明兩代是西藏地方儀仗起源和初步成型的階段，從目前的資料來看，這一時期的儀仗零星出現于相關文獻記載，但留下的相關實物和圖片不多，要進行系統全面考證存在難度。西藏地方儀仗內容的成熟化和制度化，主要是在清朝時期建立噶丹頗章地方政權后形成的。

二、現藏布達拉宮清代儀仗實物分析

布達拉宮內共珍藏有兩套儀仗，其中一套展示在布達拉宮珍寶館內，另一套較不完整的儀仗存放于布達拉宮地壟內?，F對曾陳列在珍寶館的儀仗構件、尺寸、令牌題字等略作介紹。

（一）構件和尺寸

從現有宮藏儀仗件數來看，藏于布達拉宮的兩套儀仗基本是由令牌、旗桿、華蓋、旗子等組成的。曾陳列于珍寶館的這組儀仗分別是由一對（12個）令牌、一對（12個）旗桿、一件華蓋、一對（2個）旗子等構成了一個較為龐大的儀仗導護人員手持之物。一般一個人手持一件儀仗器物，形成兩列縱向排行的儀仗隊伍，從實物來看，一列均為13人，中間1人手持華蓋，不難推出儀仗隊伍人數總共大約需要27人左右。從西藏宗教儀軌來看，一般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等重要活佛出行時，出行隊伍的最前方應由一個手提香爐的煨桑喇嘛開道以示驅邪，而儀仗出行隊伍嚴格意義上來講并非宗教活動。但是，當時的政教合一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各類政治活動中所蘊含的宗教氣息。筆者估算，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儀仗隊伍至少由30人組成。

中國古代儀仗出行是一件非常嚴肅的活動，對儀仗手持物的前后出現順序也是十分講究的。在西藏，儀仗隊伍中最前方的應當是提香爐者開道煨桑，中間為手持華蓋者（華蓋內為儀仗出行活動中最為重要的人物），左右兩列分別是手持成對的令牌、旗子和旗桿者。從清代噶丹頗章地方政權的儀仗禮儀構成人數來看，儀仗人員手持排序是井然有序的，有著嚴格的講究。處于對達賴喇嘛等上層重要人物權威和身份的顯現，儀仗開嗓手持香爐者應當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喇嘛，至少是格西學位獲得者。其余人員在家庭出身、社會教育、身高形象等方面有著嚴格的要求。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噶丹頗章地方政權所從事的儀仗活動一般由僧人擔任。

在布達拉宮珍寶館一樓曾陳列的這組儀仗（一套），是目前僅保存的最為完整的一套儀仗，這組儀仗分別是由華蓋、令牌、旗子和旗桿所組成的。華蓋通高252.4cm，直徑為（周長）45.4cm，令牌分別是由兩套（6件）黃地藍字雙龍紋木牌和兩套（6件）紅地金字素面木牌所組成。令牌刻寫的文字內容、字體不僅相異，其大小尺寸也有所差異：刻寫有“西天大善自在佛”的黃地藍字雙龍紋木牌一對令面高79.4cm,寬51.4cm，把手通高100.4cm,寬13.5cm；刻有“普通日赤拉旦喇達賴喇嘛”的黃色藍字雙龍木牌一對令面高81.4cm,寬51.4cm,把手通高102.4cm,寬12.9cm；刻有“總理普天釋教達賴喇嘛”的黃色藍字雙龍木牌一對令面高為81cm,寬52cm,把手通高101cm,寬13.5cm；刻有“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紅地金字素面木牌一對令面高89cm,寬57cm,把手通高98cm,寬13.5cm；刻有“總理普天釋教達賴喇嘛”的紅地金字素紋木牌一對令面高88.4cm,寬56.4cm，把手通高197.4cm,寬12.9cm;刻有“普通日赤拉旦拉達賴喇嘛”的紅地金字素面木牌一對令面高84.4cm,寬46.4cm,令手把通高87.4cm,寬12.4cm;令牌架子長為409.4cm,高109.4cm。這組儀仗旗子共有一對，旗面字跡模糊不清，其通高分別為123cm和135cm，旗桿共有6對12件，旗桿所呈現和旗桿上端造型各異，所蘊含的內容也不一樣，通高約為156cm。

（二）令牌題字分析

儀仗出行者所持的物件和儀仗出行的具體內容及活動人物對象應當是相符的。曾陳列于布達拉宮珍寶館內的這組儀仗令牌上方的題字值得考究，從字面上看，兩套（6件）黃地藍字雙龍紋木牌上方的行楷題字內容各不相同，分別寫有“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通日赤拉旦喇達賴喇嘛”和“總理普天釋教達賴喇嘛”。筆者認為，這組令牌文字內容與公元1653年第五世達賴喇嘛覲見清順治皇帝時所賜予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旦喇達賴喇嘛”極為相似。從一世達賴喇嘛至四世達賴喇嘛的名號冊封來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一書中有這樣的描述“綜觀根敦珠巴的一生，……他能夠成為第一世達賴喇嘛，在他的身后發展出達賴喇嘛轉世系統，卻不僅是他自己的努力和事業成就所決定的，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格魯派和扎什倫布寺的發展的需要和多方面的因素造成”。[6]可見，包括二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在內的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由中央正式冊封的達賴喇嘛，應該是宗教社會學意義上的真“活佛”。達賴喇嘛的冊封或名號的來源，應該可追溯至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1578年，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尊號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賴達賴喇嘛”，1616年，明朝萬歷皇帝派專人進藏，給予四世達賴喇嘛“普持金剛佛”的封號和冊文。在五世達賴喇嘛之前的四位達賴喇嘛冊封文字中，未發現令牌上方的題字“西天大善自在佛”“日赤拉旦喇達賴喇嘛”“總理普天釋教達賴喇嘛”等。中央政府冊封的達賴喇嘛應該是從第五世開始，當時打破了中央政府冊封名號最長（24字）的記錄，封號中有“西天大善自在佛、天、釋教、普通、拉旦喇、達賴喇嘛”。故，筆者認為黃地藍字雙龍紋木牌上方的一組行楷題字內容基本可以確認是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

紅地金字素面木牌中刻寫有“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總理普天釋教達賴喇嘛”“普通日赤拉旦拉達賴喇嘛”的令牌，其中刻寫有“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令牌應當確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其余這兩個題字內容目前在各類文獻記載中欠缺，無從定論。

三、宮殿和拉康壁畫中對清代西藏地方儀仗的描繪

布達拉宮壁畫總面積約為2500㎡，遍布布達拉宮各大殿、神殿、門廊、回廊、寢宮等，壁畫畫面宏大精致，題材豐富，流派眾多，繪畫藝術獨特，除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時期的部分壁畫外，絕大部分創作于公元17世紀中葉，以勉唐畫派（含新勉唐）和欽則畫派為主。在這些壁畫巨作中，繪制有部分儀仗列隊的場景。（見圖1-圖6）五世達賴喇嘛維修布達拉宮不久，吉雪第巴·阿巴把松贊干布的本尊觀世音羅嘎夏惹像作為禮物送給了圖伯斯青臺吉的部隊并運往蒙古，后經達賴貢吉女王幫助，此像得以重返西藏。布達拉宮西大殿“有寂圓滿殿”壁畫，正是表現了拉薩民眾身著盛裝，手持供品，迎接觀世音羅嘎夏惹像的盛況。壁畫人物中，有手持經幡、旗子和華蓋的人物，有吹奏長號、擊鼓單鈸、跳舞、騎馬、手捧哈達和獻供品等人物，形成一個龐大的儀仗歡迎隊伍，其儀式感極為濃厚。在西大殿壁畫中還有體現朗杰扎倉殊勝院僧眾念修金剛橛本尊之后，用朵爾瑪驅趕兇鬼儀式圖；回廊壁畫中有拉薩附近的多拉開采石料，并進行宗教祈禱儀式的場面；有為慶祝布達拉宮紅宮落成而舉行的展佛、雪村至宮頂都有表演節目的場面，以及數千僧侶手持各種供品，列隊經小昭寺、大昭寺、宇妥橋，繞轉布達拉宮轉經做供僧儀仗的場面。在十三世達賴喇嘛金光靈塔“妙善如意殿”壁畫中，描繪了大昭寺祈愿法會25日上午，在八廓街迎請彌勒佛像，舉行摔跤、賽馬、賽跑等祈愿法會結束慶典的情景；描繪有大清部隊列隊迎接經外蒙抵達北京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盛大場面。在西日光殿部分寢宮壁畫中，繪制了拉薩民眾以盛大的歌舞儀式，迎接第司儀仗行列赴八廓街的情景，有手持經幡的、手捧哈達的、有跳卓舞的、騎馬列隊的，場面宏大。

在羅布林卡斯喜堆古殿壁畫中，有描繪五世達賴喇嘛進入紫禁城內，以七政寶儀仗隊為前導，依次而行的情景；有描繪在噶摩囊地方，有施主漢王（指固始汗）和受施主（第巴·索南群培）為首，率領色拉寺、哲蚌寺、覺木隆等拉薩河下游各寺喇嘛、首領、俗官、拉薩官員、均騎馬前來迎迓，五世達賴喇嘛在各寺儀仗隊的導引下，來到藏地的金剛座——大昭寺，為所有寺廟制定嚴明僧制的情景；有描繪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僧眾儀仗隊，手持華蓋、幡幢、鮮花等，前來歡迎七世達賴喇嘛的情景；有描繪在西藏地方政府的迎使及三大寺僧眾的護衛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路經羊卓桑丁至查林地區，大隊人馬、儀仗隊和樂隊等隆重歡迎，來到拉薩接官亭暫歇，并會見迎接人員的情景。

在拉薩大昭寺的壁畫中，繪制有大昭寺竣工典禮上的儀仗列隊場面，有手持經幡的、手捧哈達的、騎馬列隊的，反映了當時龐大、濃重的儀式。

另外，西藏檔案館珍藏有一件十分珍貴的儀仗實物——《首屆會供儀仗彩繪長卷》（見圖7），是描繪拉薩會供法會開創之時，會供儀仗供佛祭神儀式的卷軸彩繪唐卡。它描繪了17世紀末，第巴·桑杰嘉措為紀念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圓寂而舉行的會供法會開創盛況的會供儀仗儀式。此幅彩繪長卷縱0.135m、橫23.35m；儀仗人物多達1376（另說1540）人，手持近700（另說58）種法器；畫作內容豐富、色澤艷麗，人物形態優美，栩栩如生，能夠充分反映這一盛大法會場面。[7]雖然這是法會儀仗，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西藏地方政府首腦（達賴喇嘛或攝政王等）出行儀仗，但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儀仗最高規格的盛況。

圖1 各類經幡

圖2 各種旗子

圖3 各類樂隊

圖4 華蓋

圖5 四合瑞相

圖6 四天王

圖7 首屆會供儀仗彩繪長卷

四、相關文獻中對清代西藏地方儀仗的記載

在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錯被認定和坐床時，“一個身著鵝黃色法衣的僧人手持香爐在前引導，其他人舉著經幢、飛幡、擊打鐃鈸鑼鼓，吹奏螺號嗩吶，列隊來迎?！髂霞未氲淖矁x式，為后來格魯派的達賴喇嘛、班禪大師等大活佛的坐床儀式開創了一個范例”。[8]該書在五世達賴喇嘛的進京和受封章節有這樣的描述，“1652年新年過后，五世達賴喇嘛開始做行前的準備工作，從衛藏各地趕來為他送行的僧俗民眾絡繹不絕。為這次內地之行，格魯派政權為五世達賴喇嘛安排了鋪張堂皇的隨行隊伍。為了使這種高規格的職司隨行制度合理化，格魯派政權還搬出了當年薩迦法王八思巴仿照蒙古的殿帳制度中關于封建領主有怯薛職司（侍從警衛）的制度，為自己建立了侍從官員系統，在隨行隊伍中安排了索本、森本、卻本、知賓、司書、管家、廚師、引灶、管坐墊官、管車輛官、管牛只官、管馬匹官和管犬官等十三種職司。除以上十三種侍從官員外，人眾多達三千人的隨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武裝保衛人員?！薄?653年正月11日，順治帝在紫禁城太和殿設宴宴請五世達賴喇嘛等人?！趦瘸堑拇箝T外，人們擎著七政寶和兵器，旌旗、華蓋、飛幡等各種儀仗，吹奏這許多悅耳的樂器，威嚴而稱意”。[9]

《西藏通史》清代卷中有些零星記載:“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8年12月21日），十三世達賴喇嘛離開北京，有眾多文武官員、僧人及儀仗隊送行”。

牙含章的《班禪額爾德尼傳》第四章六世班禪班丹益喜赴承德陛見乾隆皇帝中有這樣的記載：“清乾隆四十五年（1708年）三月初十日，六世班禪離開了塔爾寺，取道寧夏、內蒙伊克昭盟、察哈爾部、直赴承德避暑山莊?！鲁跻蝗?，班禪到達內蒙鄂托旗，遇到清高宗派來歡迎的乾清門喀木仁俄妥南孫、然科呼圖克圖等一行，帶來金頂黃嬌一頂、紅黃傘蓋各二頂、幡幢四套、儀仗四十件?！?/p>

特別是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中記載了大量六世班禪進京過程中的儀仗內容。例如，在第168條“內務府奏查明京城各廟應增修儀仗并需用工料銀兩情形折”中，為迎接六世班禪對增修京城各廟儀仗所花的巨額費用有詳細記載。在第381條“和珅奏報熱河普陀宗乘等五廟做過儀仗情形折”中有這樣的描述，“所有應換做普陀宗乘廟、普寧寺、安遠廟、普樂寺、溥仁寺五廟儀仗，并須彌福壽之廟照布達拉廟儀仗對數新造之處，……共計成做過傘七十七對、扇三十七對、幡四十二對：旗三十六對，礙五對、揚幡三對、嗎呢幡六對、星十四對、立瓜十四對、臥瓜十四對、斧十三對、豹尾槍二十對、布套五百六十六件、挖單八件，今已成做完竣?！边@些反映了儀仗要件繁多、規模宏大。

五、對清代西藏地方儀仗的歷史分析

綜上所述，西藏地方的儀仗從最初的吐蕃時期開始形成，到后來的噶丹頗章地方政權時期形成較為完備的規模，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形成了自身的特點。

（一）儀仗內容的豐富反映了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越發緊密的過程

清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噶丹頗章政權的政治管理制度達到了歷史的巔峰，中央對地方政權的施政管理，特別是對格魯派政權權限和第司、藏王、攝政王、活佛轉世制度等各類宗教制度和政治制度進行了全面規范，可以說達到了歷史前所未有的地步。隨之而來的西藏地方政權在政治和宗教禮儀中開始效仿中原的一些傳統做法，在藏族本有的禮儀中不斷吸納和融入中原的禮儀習俗，形成著別具一格的禮儀文化，呈現出多遠文化為特點的、伴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政治文化禮儀習俗。另一方面，自元朝以來的很多文獻記載表明，諸多西藏地方首領到內地向中央政府朝貢時，在皇帝的賞賜中就有儀仗是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有些直接將皇帝自己的儀仗賞賜給西藏的各大法王、帝師等。

（二）西藏地方的儀仗經歷了一個逐步豐富完備的過程

中原地區皇家儀仗的歷史來看，從先秦時期儀仗制度的生成、秦漢至隋唐時期皇家儀仗制度的發展以及宋元明皇家儀仗制度進一步完備，直至清代皇家儀仗禮儀走向鼎盛，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與此相對應，西藏地方的儀仗形式也從吐蕃時期開始形成，到薩迦、帕竹地方政權時期逐步走向成熟，再到格魯派建立噶丹頗章政權時期走向完備，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特別是從西藏檔案館珍藏《首屆會供儀仗彩繪長卷》反映出，當時法會的儀仗隊伍就有一千多人參加，可見其規模和隆重。

（三）西藏地方的儀仗經歷了一個借鑒中原文化并不斷本土化的過程

從中原地區的儀仗和西藏地方的儀仗對比來看，一方面西藏的儀仗吸收借鑒了很多中原地區的習俗，甚至有些器具都是直接從中原地區賞賜或借鑒過來的，形式上與中原地區有不少相似之處。另一方面，西藏地方在借鑒中原儀仗習俗的同時，也將其不斷的本土化，反映出自身的特點。特別是隨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步建立，儀仗形式與中原地區的最大區別，一是在儀仗隊伍組成人員以僧人為主，二是儀仗中增加了相當多的藏傳佛教法器，體現了更多的宗教元素。

（四）儀仗制度充分反映了西藏地方社會等級制度和等級體系

清代西藏地方實行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等級極為森嚴，這種等級制度反映在儀仗形式上，儀仗的規模和層次對應當時西藏地方統治階層不同人物的等級層次和社會影響力。噶丹頗章地方政權建立后，達賴喇嘛的儀仗規模最為龐大、最為隆重，特別是在第五世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表現最為突出。其次是歷代班禪喇嘛的儀仗，規格也很高，特別是六世班禪赴京參加乾隆皇帝壽辰儀式時，當時的清政府從配備龐大的儀仗隊伍等方面，對班禪給予了高規格禮遇。另外，攝政王、薩迦法王、甘丹赤巴等也享有很高的儀仗規格。

總之，儀仗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特定性，需要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規范、融合，才形成了獨特的、宗教化的本民族儀式禮儀文化。西藏的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并非孤立產生，它與周邊地區、周邊民族的文化關系密切，西藏早期儀仗的形成同樣與周邊文化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儀仗在西藏本土宗教儀軌和宗教禮儀文化的基礎上不斷深化，并形成具有本土意義的特殊禮儀文化，讓人們感受民族濃厚的封建等級制度和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舞臺上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1] 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六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 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寶串[M].陳慶英,等,譯.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1995:92.

[3] 佚名.八思巴與忽必烈的特殊關系[J].西藏旅游,2009(11).

[4] 尹雁.淺析八思巴與忽必烈的關系及其河西佛教的影響[J].敦煌學輯刊,2005(1)

[5] 陳慶英.論明朝對藏傳佛教的管理[J].中國藏學,2000(3).

[6] [8][9]陳慶英.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2006:27,63-64,170-178.

[7] 道幃·才讓加.西藏首屆會供儀仗彩繪長卷[N].中國檔案報,2017-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