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利義觀

樂朋

利義之辨，即經濟利益與禮義道德的關系問題，在春秋時期曾爭論得很熱鬧。楊、墨（楊朱、墨翟）重利輕義，與之相左的孔、孟，則重義輕利?？鬃佑性?，“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又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調門高亢，一下就占領了道德制高點，視楊、墨等派如糞土。而司馬遷的老師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宣揚“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標榜仁義、諱言財利，在西漢武帝朝發展為社會主流觀點而風行于世。

對孔子、董仲舒，司馬遷是尊重、推崇的；但“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司馬遷，并不認同、拘泥于儒家的利義觀?！妒酚洝分敦浿沉袀鳌?，便對逐利營商的富豪不吝贊美之辭。司馬遷持非主流的利義觀，與儒家拉開距離，凸顯了史學家的獨特與進步，達成一種歷史的超越。司馬遷批判侈談仁義道德、不講物質利益的荒謬觀點，下面這段話十分有名：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薄岸Y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p>

這段話集中反映了司馬遷的利義觀。他從歷史演進考察中得出結論：詩書禮樂、仁義道德，不能脫離現實社會的物質基礎而存在；人生在世，生活欲望、想過好日子、追求物質財富，是與生俱來的普遍人性，君子小人，無一例外。譬之身體，利是骨肉，義為皮毛。我不愿穿越、拔高，說司馬遷具備現代唯物史觀，但其注重實利，把追求物質生活滿足視同“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的自然規律，超越古人前賢，大有樸素唯物論的意味是可以定論的。

司馬遷的可貴，猶在其一反漢儒“口不言利”的虛偽、愚昧，把追求財利、想過好日子作為普遍人性加以褒揚，認定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物質力量。他將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視作社會進步的根本，置于禮義道德之上，主張通過各行各業人們的各盡其才力，實現“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的國家和社會治理目標。任何國家或民族，都不能指望單純依靠意識形態、仁義道德求得興旺發達；只有好好發展經濟，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才能實現民富國強、長治久安?！岸Y儀之邦”的中國仁義道德唱了幾千年，可人民卻難求溫飽，長期陷于饑餓，其精神道德面貌怎會“獨步天下”？國家又豈能不積貧積弱？儒家張揚“仁義治天下”，實是舍本逐末、開錯了治國理政的藥方。把被儒家弄顛倒的利義觀重新顛倒過來，以經濟振興助推精神道德建設，正是司馬遷的一個歷史貢獻。

司馬遷對劉漢王朝的世襲權貴是心存不滿的，而對那些身無官階爵祿，通過開發資源、經商牟利的新興地主富商，則持欣賞態度?！案粺o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富商地主的興起，打破宗法權貴對財富的世代壟斷，標志著陳舊生產關系的衰敗和社會的進步。司馬遷鄙視官本位的世卿世祿者的先貴后富，贊美能力本位的新興地主富商的先富后貴，無異于是對漢初實行分封制的沉重一擊！叔孫通、公孫弘等漢儒諱言貨利，標榜仁義道德，實際上只是充當權貴的幫閑，或幫兇，替統治者涂脂抹粉，愚弄、奴化民眾，要他們永遠“安貧樂道”。所以司馬遷諷刺說，“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弊约簺]有真隱士的高尚道德，長期貧賤而又滿口仁義，鄙薄生產經商，難道不是令人羞恥之事嗎？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的漢儒，有什么顏面奢談禮義廉恥？司馬遷對偽善的儒家利義觀的批評，入木三分。

魯迅說，中國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惫沤竦赖录业摹叭收薄暗轮巍备哒{總唱不完。但在我看，只消將道德家丟進柴房，餓上三天肚子，也許他們就再無興趣去鼓噪仁義道德了。新時代的我們要從司馬遷的利義觀中汲取營養，就須緊緊扭住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放松，下功夫做好“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這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