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情懷

任蒙

記得前幾年，有幾個地縣邀請我去講散文創作，我說“寫散文就是寫自己”，就是寫自己的情懷。一個作家情懷的高度和寬度，決定著他筆下散文境界的高度和寬度。其實，在雜文創作中起著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作家的情懷。

雜文是個具有鮮明時代色彩的文體概念，在很多人看來，具有魯迅雜文那種思辨功能和語言特點的社會批評，才是“正宗”的雜文。而對有些雜文選本收錄的那些燈下隨感或家長里短，盡管其中不乏好文字，仍被算作“雜燴”。

雜文是時代的產物。在社會轉型期諸多矛盾凸顯，社會普遍渴望加大反腐敗力度的階段，雜文便應運而繁榮起來。試想，當年某個偌大城市反腐倡廉大會隆重舉行時，市委主要領導到會作重要講話，市長和紀委書記也洋洋灑灑地講了不少，會議材料合成印出來一大本，第二天市委機關報以頭版位置對大會進行重頭報道，而讀者看到全市反腐敗斗爭最突出的任務，竟然只是抓“公車釣魚”，大家該作何感想呢？整整一年過去之后，全市反腐倡廉大會又如此這般，報紙頭版的大字標題，報道這年紀檢工作的重點卻是查處“公車娶親”。某縣紀委曾經規定干部送花圈，高度不得超過一米，等等。

這些都不是杜撰的故事，很多人都經歷過。那個時代腐敗之風甚囂塵上，人們心急如焚卻無能為力。

由此不難看出，黨從十八大之后動真格反腐，為什么深得民心。

改革開放以來的這個時期，也是雜文豐收的季節。

浪漫出詩人，“憤怒”應該出雜文。

雜文作者骨子里必須有幾分耿直，幾分率真，幾分正義，幾分血性，他們筆下流淌的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只有那種責任，才能產生敏銳的感觸和認知能力，才不會陷于麻木。

在看似尖利的冷嘲熱諷之中，雜文傳遞的是對社會、對時代的善良與忠誠。

有評論家認為，李白主要受老莊哲學的影響，而杜甫則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很深，云云。其實，這是有意將后人的作品風骨去與前人尋求某種對應。雜文作者執筆為文，也不是因為此前出了個魯迅，而是由于自己所處的時代使然。

瀏覽散文，你可以發現許多篇目寫的是作者身邊的某個人物，或者他們眼里的一花一草，一犬一牛，那些事物都與作者本人有著密切關聯，大多就是他們自己的經歷或家里的事情。而雜文則不然，雜文必須是超越這種“自我”的。

雜文寫自己的情懷，但不是自我情感，它必須超越某些個人情感。

某年，本地高考的作文題目是《感情親疏和對事物的認知》，多少年過去了，我仍然為當年的考生們感到不易。對于沒有多少人生經歷的孩子們來說，這個題目是不太淺顯的。這個話題必須扣住“感情親疏”四個字去展開，才能去論述兩者之間的關系，才能說出感情親近程度對認識能力的影響。薩達姆的女兒曾經評價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某個身居高位的人物，其身邊的人都對他感激涕零。然而，雜文不能以這種視角去觀察社會。

雜文，寫的是良知，更是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