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中的譯者姿態

內容摘要：查爾斯頓提出的譯者姿態理論認為，譯作的某些文本細節體現了譯者試圖在本國文化場域中尋求榮耀的姿態，這為我們考察譯者決策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工具。本文考察文學翻譯中譯者姿態的表征。首先辨析布迪厄定義的“慣習”“身體姿態”概念，接著述評查爾斯頓的理論，并據以提出假設：有著中華文化身份且從事中華文化外譯的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往往體現出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對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和王際真英譯《阿Q正傳》的個案分析可以支持該假設。

關鍵詞：譯者姿態理論；中華文化外譯；尋求文化榮耀；林語堂；王際真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閾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研究”（15BYY03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汪寶榮，杭州師范大學/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研究。

Title： On Translatorial Hexi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Case Study of Fusheng Liuji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and A Q Zhengzhuan Translated by Chi-chen Wang

Abstract： David Charlston， who proposed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ial hexis postulates that an honour-seeking bodily stance or hexis might be embodied in certain textual details of the translated text. The theory offers a valid conceptual tool for certain translatorial choice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at examining the manifestations of translatorial hexi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t first clarifies the Bourdieusian conceptu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abitus and hexis， and then reviews Charlstons theory. In the light of it， the author proposes a working hypothesis that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ranslato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ith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ten embodies a bodily stance or hexis to seek for Chinese cultural honour. This paper presents case studies of Fusheng Liuji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and A Q Zhengzhuan translated by Chi-chen Wang to substantiate the above hypothesis.

Key words： theory of translatorial hexis； Chinese-culture export translations； cultural honour-seeking； Lin Yutang； Chi-chen Wang

Author： Wang Baorong is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E-mail： 13285815890@163.com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文學與中華文化外譯與傳播成為國內學術熱點問題，而回答新的學術問題需要新的研究路徑和視角，社會學路徑翻譯研究正好契合了這種需要。社會翻譯學在西方興起至今只有20余年，卻已展現強勁的理論力量，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因其發展歷史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突出的是偏重語境考察、忽略文本分析（Buzelin，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195-196）。為此，趙?。?013）認為社會翻譯學研究應“適度地向文本回歸”。汪寶榮（2017a）也指出，當前廣泛應用的幾種社會翻譯學理論或分析模式注重翻譯的社會語境和功能，都不能有效分析譯本及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但也有例外，如西米奧尼基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慣習”（habitus）概念提出“譯者慣習”假說，試圖解釋為何譯者具有“以社會規范認同的方式進行翻譯的能力”（Simeoni 1），也即適用于解釋譯者在規范制約下做出的具有“順從”性質的翻譯決策（汪寶榮，尋求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 117）。再如，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通過個案研究驗證了慣習概念的解釋力，有助于推動社會學翻譯研究向文本適度回歸，如古安維克（Gouanvic）指出慣習不僅影響譯者的翻譯風格，也會影響譯者對翻譯過程中做出的某些語言決策的總體態度，但慣習必須結合場域即慣習賴以運作的社會語境才能發揮作用（Gouanvic 37）；另一位學者基于對《哈姆雷特》一個希臘語譯本的文本分析指出：慣習既能解釋譯者理解原文的方式，也能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做出的具體選擇（Yannakopoulou 163）。

英國學者查爾斯頓（Charlston）從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中發掘了“身體姿態”（body hexis）概念，提出“譯者姿態”（translatorial hexis）理論，認為譯作的某些文本細節體現了譯者試圖在本國文化生產場域中“尋求榮耀”的姿態（Charlston， Embodiments of Bourdieusian Hexis）。該理論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西米奧尼譯者慣習假說在應用上的局限性，為解釋譯者因其性情傾向而采取的翻譯策略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工具，有助于糾正當前社會翻譯學研究重語境考察、輕文本分析的傾向。目前國內學界僅見汪寶榮（2017b，2018）對譯者姿態理論作了正面引介，并嘗試應用于個案研究。本文旨在進一步考察文學翻譯中譯者姿態的表征。在方法論層面上，每個具體的案例都是獨特的，因此單個案例研究的結果無法概括到其他案例中去，但案例研究的意義在于“提出假設”和“檢驗理論框架的有效性”（Saldanha & OBrien 209）。為克服單個案例研究的缺陷，本文考察林語堂英譯的《浮生六記》和王際真英譯的《阿Q正傳》兩個案例。選擇這兩個案例①，既因為林語堂和王際真是中國文學作品英譯名家，也因為林語堂（中國本土譯者）和王際真（海外華裔譯者）都是本文所稱“有著中華文化身份的譯者”，分別代表該譯者群體中的一類。

二、“慣習”與“身體姿態”

“hexis”最早見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論述，是布迪厄早期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與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 1955）提出的“身份理論”（identity theory）的兩個核心概念“面子”（face）和“姿勢”（poise）有著密切的關系，與布迪厄重新定義的“慣習”概念部分重合（Charlston 55）。布迪厄把“慣習”和“身體姿態”（body hexis）分別定義為：

慣習是指行為人一生中持久穩定并促使其參與各種不同場域活動的性情傾向系統，是傾向于作為生成并組織社會實踐和再現的原則運作的被結構的結構②。這種社會實踐和再現能客觀地適應其結果，并不預設行為人有意達到某個目的或掌握了達到目的所需的手段。（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53）

身體姿態是與涉及身體和工具的整個技巧系統有關聯的、負載大量社會意義和價值觀的、既是個體的也是系統性的姿勢模式，包括行走坐立和使用工具的姿勢、面部表情、歪著頭等，往往與個體的聲音語調、言語風格和某種主觀經驗相聯系。身體姿態是成為現實的、具象化的政治神話，并由此轉變成一種永久的性情傾向，即一種持久穩定的站立、說話及感受和思考事物的方式。（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87， 93-94）

由上可見，“身體姿態”與“慣習”的相同點主要集中在后天習得的“一種持久穩定的性情傾向”上：它存在于行為人的大腦，僅僅因為或通過行為人的實踐及其與其他行為人和環境的互動才存在，體現在行走坐立、手勢、說話等身體姿態和姿勢上。但“慣習”概念比“身體姿態”更復雜，內涵也更豐富，主要體現在：慣習的“生成性”（generative），即具有生成各種產品（包括思想、感受、表情和行動）的無限潛能，從而揭示了結構（即生產場域）與慣習的辯證關系；慣習具有分類功能，即可區分“個體慣習”和“階級（或群體）慣習”③。而“身體姿態”的形成主要基于行為人的主觀經驗和社會實踐（如使用工具），且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盡管布迪厄指出身體姿態“既是個體的，也是系統性的”，但并未明確區分個體和群體的身體姿態。

布迪厄指出：身體姿態體現了人們共享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同時，由于人們知道他們的態度和行為方式被本社群認為是榮耀的、值得尊重的，因此身體姿態也體現和表達了他們的自尊；“人們對本文化把哪些行為視為榮耀或不榮耀的有所預期，而這種預期是由文化決定的，人們的身體姿態（即手勢、姿勢和立場）恰恰體現了這種預期”（轉引自Charlston 55-56）。筆者認為，布迪厄的“身體姿態”概念具有文化決定論傾向，理論推導上有些簡單化，而慣習理論可在以下三方面豐富并修正身體姿態理論：其一，身體姿態與慣習一樣也是歷史和場域的產物，而行為人所處的文化建構了歷史和場域，因此身體姿態是特定文化的產物，體現在同一社群人們共享的文化價值觀上；其二，身體姿態能在場域內生成社會實踐（如翻譯），這種實踐體現了行為人在場域內形成的性情傾向，可分為“個體身體姿態”和“群體身體姿態”，后者指某個群體作為相同客觀條件的產物（但未必屬于同一個社會群體或階級）在實踐中體現出來的相同或相似的身體姿態；其三，行為人基于其慣習或身體姿態以及在場域中的客觀位置（即資本）采取特定策略?！安呗允菓T習的產物，不是基于行為人有意識的預謀策劃，而是源于對實踐的無意識的性情傾向”（John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17-18）?！靶袆诱卟扇√囟ú呗员砻髌渥非竽繕撕屠妗保↗enkins 72），而這種追求往往是無意識的、慣習使然的。據此，本文中的“身體姿態”和“慣習”可以互換，沒有本質區別。

三、譯者姿態理論

查爾斯頓把“譯者姿態”界定為“譯本中體現出來的一種尋求榮耀的身體姿態，[……]這種姿態體現譯者參與了歷史場域的動態發展”（Charlston 51）。他通過對英國道德哲學家詹姆斯·貝利（J. B. Baillie）翻譯的黑格爾（G. W. F. Hegel）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個案研究發現，“反映在譯本細節中的譯者姿態體現了這位有著哲學家身份的譯者的一種挑戰權威、尋求榮耀的態度”（Charlston 55）。據此，他提出可把譯者做出的各種翻譯決策（包括微觀層面上的選詞措辭）解釋為“一種譯者姿態的具體體現”，如把“Church”的首字母大寫所隱含的尊敬姿態“能顯示譯者的謙卑，但在場域中有權賦予榮耀的特定社會群體看來也可用于尋求榮耀和尊敬”（Charlston 56-57）。

查爾斯頓推斷：“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通過文本和副文本細節表達自己對思想價值觀的忠誠和擁護，將教會、國家、學會等機構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在目標文化中再現出來”；“從譯者姿態入手分析譯本的文本細節，可以揭示哲學翻譯涉及的復雜的決策過程”；“本身是哲學家的譯者無疑關心原作與譯作的對等關系，[……]但也用一種尋求榮耀的方式關心譯本在哲學思想上的一致性、在目標文化中的潛在作用和接受情況及其本人在場域中的聲譽?！币蚣R里強調翻譯研究從之前只關注翻譯文本“轉向把翻譯和口譯視為社會、文化和政治行為”的重要性（Inghilleri 125），但查爾斯頓認為“這并不妨礙我們退回去在社會和意識形態語境下考察譯本的語言細節”（Charlston 57-58）。查爾斯頓指出：在應用譯者姿態理論時，不僅要考慮一部譯作的特定背景，包括譯者的翻譯目的和動機、出版商或贊助人出版譯作的主要目的、譯作的目標讀者群、翻譯出版的具體情形等，還要重點考察譯作產生時“歷史子場域的微觀發展與嬗變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權力場域”。具體說來，就是要考察場域中對資本分配起著結構作用的對立關系（如權力不平衡、位置不對稱），“這種對立會影響譯者的自我定位，最終影響其翻譯決策”（Charlston 58）。顯然，查爾斯頓重申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核心思想，即只有考察特定場域以及行為人在場域中的客觀位置即資本才能分析其慣習和策略。

希臘學者帕斯馬茲（Pasmatzi）考察了1994年初版的英文歷史小說《科雷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的希臘語譯本。這部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意兩國占領的一個希臘小島為背景，正面寫到了希臘歷史，但對某些歷史事件的描寫是失實的，如抹殺了當時希臘的一個左翼組織在抵抗法西斯侵略中的作用，把該組織的成員詆毀為“寄生蟲般的”（parasitic）、“流氓無賴”（hooligans）。帕斯馬茲通過文本分析發現，在處理原作中這些與史實不符的內容時，有著本國文化取向的希臘本土譯者安杰利多（M. Angelidou）采取了目標文化“可以接受并認為是榮耀的翻譯策略”，包括委婉化（euphemization）、凈化（sanitizing）、超級糾正（hyper-correction）、刪削等，如把“寄生蟲般的”委婉化處理成“開開心心的”，把指稱希臘共產黨的“流氓無賴”刪去。帕斯馬茲指出，這些翻譯策略體現了譯者試圖尋求本國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Pasmatzi 80-85）。該文令人信服地解釋了具有目標文化身份的譯者對原作中本國歷史文化信息的干預性改寫行為，揭示了譯者為尋求本國文化榮耀采用的相應翻譯策略，為我們考察中華文化外譯提供了一種可資參考的分析模式。

四、本文的假設

如上所述，布迪厄認為人們對本文化把哪些行為看作是榮耀或不榮耀的（也即共享的文化價值觀）有所預期，而這種預期是由文化決定的，作為特定文化產物的身體姿態恰恰體現了這種預期。同時，鑒于策略是慣習的產物，可以推論譯者采用特定翻譯策略以尋求本國文化榮耀，是其所在文化或場域長期形塑的個人慣習或身體姿態使然，而后者又取決于以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為區別性特征的譯者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指個人屬于某個社會群體的身份或群體歸屬感，往往與國籍、民族、宗教信仰、社會階層、地域或有著獨特文化的任何社會群體相關。因此，不僅個人有文化身份，一個社會群體也往往有著共同的文化身份（Ennaji 9-23）。由此推論，不僅譯者有個人慣習或身體姿態，在相同的客觀社會條件（如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下成長的譯者也有群體慣習或身體姿態。

事實上，個人的文化身份往往頗為復雜，甚至具有多重性。有關研究表明，盡管國別或民族是決定個人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但在多民族、多文化共處的國家，國別或民族這種外部力量往往與積淀于個人生活軌跡的各種層次的文化現實（包括宗教信仰、家族史、社區、職業、政治和語言）相沖突（Holliday 165）。本文目的不是討論個人文化身份的復雜性或歷時變化，因此只需大體界定特定翻譯活動發生時譯者的文化身份。界定的依據包括國籍、民族、宗教信仰、社會階層等因素，同時考慮譯者恪守或擁護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據此，具有中華文化身份、從事中華文化翻譯的譯者主要有如下四類：一是中國本土譯者，如1936年赴美定居之前的林語堂、楊憲益、蕭乾、王佐良、英若誠，二是定居國外的海外華裔譯者，如王際真、余國藩、夏志清、張愛玲，三是港澳臺地區的華人譯者，如孔慧怡、齊邦媛、方梓勛，四是回國謀求個人事業發展的海外華裔譯者，如梁社乾④。這些譯者的國籍、定居地、宗教信仰、社會階層可能各異，但骨子里都是“中國人”，有著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或家庭背景，一般都恪守或擁護本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包括仁義、忠孝、智勇、誠信、廉恥、勤儉等（張生 13）。

本文基于查爾斯頓和帕斯馬茲的論述提出如下假設：因其中華文化身份及向外國讀者闡釋中華文化的翻譯目的使然，這些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往往體現出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傾向于保留譯者視為榮耀且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對譯者視為不榮耀的中國傳統文化信息予以干預性改寫。以下以林語堂和王際真為個案檢驗該假設是否有效。

五、案例分析

5.1 譯者所在場域及其資本分析

布迪厄指出：文化生產場域結構“基于兩種基本的頗為迥異的對立”，其一是“大規模生產子場域”與“有限制生產子場域”之間的對立，即兩種經濟和受眾之間的對立。大規模生產子場域的運作受市場法則支配，目的是“追逐經濟利益”，而有限制生產子場域則主要基于“符號資本的積累”也即“一種公認、合法的信譽”而運作。行動者在場域內獲得的信譽即符號資本“只有在特定情況下，且往往從長遠來看才能為他們帶來‘經濟利潤”（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75）。這是有限制文化生產子場域較小的生產規模（圖書印刷發行量）和市場需求（讀者群及銷量）決定的。我們據此假定：在民國時期文化生產場域中，面向國內讀者的外國文學漢譯構成“大規模翻譯生產子場域”，面向小得多的讀者群的中國文學外譯則構成“有限制翻譯生產子場域”。

林語堂以旨在向西方人闡釋中華文化的多部英文著作（如《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聞名于世，其中糅合他編譯的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和文學典籍，但20世紀30—40年代他在國內出版了幾部純粹的英譯作品，以《浮生六記》最見功力。1935年春夏間，林語堂將該作陸續譯成英文，同年分四期連載于《天下月刊》。1939年5月，上海西風社以漢英對照形式出版林譯單行本（沈復，《浮生六記》）。鑒于當時林語堂主要活躍在中文創作、文學評論、雜志編輯、教科書編寫等文化生產場域（秦賢次、吳興文 52-62），英譯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和文學典籍是他偶爾為之的“副業”，他在民國中期“有限制翻譯生產子場域”中占據的客觀位置并不突出，在場域中積累的符號資本有限，因此他翻譯《浮生六記》等作品的目的是擴大自身在本國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聲譽。

王際真1899年出生于山東淄博市桓臺縣，1922年大學畢業于留美預備學堂（今清華大學），同年官費赴美留學，隨后留美發展，1929—196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中文教學和翻譯，2001年在紐約逝世（王海龍，《從海到?！?9-111）?！巴蹼H真雖然1922年就離開中國，但他從根子上還是‘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把魯迅看作民族英雄，又跟從胡適主要從事傳統中國小說的研究和翻譯”（夏志清 99）?？梢娚碓诿绹耐蹼H真始終抱持著中華文化身份。他的重要譯作有《紅樓夢》節譯本（1929年初版）和《魯迅小說選集》（1941年初版）等，均在美國出版。在美國的文化生產場域中，其他國家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與傳播構成一個文化生產子場域?！懊绹似毡榈种朴⒆g作品，翻譯圖書市場一向低迷”（Wimmer 71），因此這是一個有限制翻譯生產子場域，且其內部存在著不斷的爭斗。歐洲國家文學作品在美國較受歡迎，而中國文學“并不特別受歡迎”，甚至不及印度、日本、越南文學（葛浩文 18），可見一直以來中國文學在美國翻譯場域的內部爭斗中處于下風。鑒于王際真的中華文化身份，他翻譯魯迅作品旨在提升中國文學的域外影響，彰顯中華傳統文化，這種自我定位必然影響其翻譯策略。王際真被譽為在美國從事中國文學翻譯及研究的“先驅”（夏志清 96）。他節譯的《紅樓夢》獲得亞瑟﹒威利（Arthur Waley）和賽珍珠（Pearl Buck）的盛贊（王海龍 99），學術影響頗大，使他在美國翻譯場域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因此，他翻譯魯迅作品時已經積累了不少符號資本。

5.2 林語堂的譯者姿態

有關研究表明：林語堂在翻譯《浮生六記》時傾向于采用直譯、音譯、增譯、直譯或音譯輔以注釋等手段，試圖保留他視為榮耀且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同時對他認為不榮耀或不宜向外國讀者介紹的中國傳統文化予以刪削、淡化或不予顯化，這些都體現了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林語堂的這種譯者姿態受到其文化身份和翻譯目的的影響（汪寶榮，尋求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118-120），但也取決于他在場域中的客觀位置。如上分析，林語堂在民國中期中國文學翻譯生產子場域中占據的客觀位置并不突出，在場域中積累的符號資本有限，翻譯《浮生六記》等作品有助于擴大他在本國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聲譽。故此，他必然用一種尋求榮耀的方式關心譯本在目標文化中的潛在作用和接受情況及其本人在場域中的聲譽?！陡∩洝妨肿g本為漢英對照版本，無疑同時面向當時在華的外國僑民和國內讀者。然而，當時在華西方人區區不足數萬，有興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畢竟不多，而在30年代中國對外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福州），英語學習之風頗盛（Hill 128-131），因此林譯本的國內讀者數量遠大于前者，可見林譯本具有“家門口內銷”性質，主要用作外語學習讀物，其目標文化與出發文化（即中國）基本上是重合的（汪寶榮，林語堂翻譯《浮生六記》地名描述性研究19-22）。由此可見，林語堂所關心的譯本“在目標文化中的潛在作用和接受情況及其本人在場域中的聲譽”，主要是關心他在中國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聲譽以及國內讀者對其譯本的接受。鑒于其譯本主要面向本國讀者，林語堂在翻譯時盡量保留他視為榮耀且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以便“對內”彰顯中華文化的榮耀，使國內讀者樂于認同、接受其譯文。同時，考慮到部分在華西方人士也會讀這本書，林語堂很有策略地對他認為不榮耀或不宜向外國讀者介紹的中國傳統文化予以刪削、淡化或不予顯化，以便“對外”維護中華文化的榮耀?？傊?，林語堂采取的這種圓通靈活的文化翻譯策略不僅使其譯本取得了不錯的銷路和國內外讀者的廣泛認同⑤，也擴大了他在本國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聲譽。

5.3 王際真的譯者姿態

有關研究表明：王際真在翻譯《阿Q正傳》時傾向于對他視為榮耀的中華傳統文化信息采取忠實的保留性翻譯策略（包括直譯、音譯、注釋或增譯等），同時對他認為不榮耀的中華傳統文化信息進行委婉化、凈化或淡化處理，體現了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王際真的譯者姿態受到其文化身份和翻譯目的的影響（汪寶榮，譯者姿態理論與中華文化外譯36-37），但也取決于他在場域中的客觀位置。如上分析，鑒于中國文學在美國翻譯場域的內部爭斗中一直處于下風，王際真翻譯魯迅作品旨在提升中國現代文學在域外的影響，彰顯中華傳統文化。因此，盡管從20世紀30年代起“行文流暢”“歸化至上”成為英美文化的主流翻譯規范（Venuti 2-5），王際真仍采用了文化保留性（即異化）翻譯策略。另一方面，王際真譯本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向中國歷史、文學專業的美國大學生和研究生，為了在外國讀者面前維護中華文化的榮耀，他對一些文化上不榮耀的內容（如臟話“鳥男女”、“媽媽的”）作了委婉化、凈化或淡化處理。根據布迪厄的慣習理論，王際真采用這種翻譯策略不是基于他“有意識的預謀策劃，而是源于對實踐的無意識的性情傾向”（John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17-18），也即可歸結于他的譯者慣習，而這種譯者慣習是由他在場域中占據的客觀位置即擁有的符號資本形塑而成的。上文指出，王際真在當時的美國翻譯場域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積累了不少符號資本，而翻譯魯迅作品將進一步擴大他在場域中的聲譽。因此，王際真有足夠的資本采取他認為合適正當的翻譯策略，包括違反目標文化中的主流翻譯規范，而不會影響其譯文在美國的接受及其本人在場域中的聲譽。

六、結語

以上案例分析支持本文假設，即具有中華文化身份、從事中華文化外譯的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往往體現出一種旨在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我們還可進一步推論：這種譯者姿態或許表征了該譯者群體在處理中華文化時普遍采用的翻譯策略，即具有“群體身體姿態”的特征，但這需要更多實證研究和個案研究加以檢驗。從查爾斯頓提出的研究者應充分考慮譯作特定背景的主張看，譯者姿態理論采用的仍是描述性翻譯研究的路徑。該理論以“尋求文化榮耀”“譯者姿態”為核心概念，提出了一種操作性較高的理論分析模式，但指出譯者通過翻譯尋求文化榮耀這種文化取向和意圖明確的行為本身限制了其應用范圍。再者，該理論可用于解釋譯者為尋求本國文化榮耀采用的某些翻譯策略，但不能用于分析所有的翻譯策略。原作中的某些文化指涉詞，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引用的《論語》典故“而立之年”，沈復在《浮生六記》中引用的《孟子》典故“馮婦”（指重操舊業），在文化取向上是中性的，與文化榮耀或不榮耀無關，因此譯者姿態理論很難對譯者采用的處理手法做出合理解釋。盡管如此，譯者姿態理論為中國文學文化外譯實踐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工具，必將引起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的關注。通過對中國語境下翻譯實踐的更多實證和個案研究，將進一步驗證該理論的有效性，并對其做出必要的修正，從而增強其適用性和解釋力。

注釋【Notes】

①汪寶榮（2017b，2018）應用譯者姿態理論分析了林譯《浮生六記》和王譯《阿Q正傳》的某些翻譯策略。本文側重于對林語堂和王際真譯者姿態的理論闡釋。

②約翰遜解釋指出：慣習是行為人“從幼年開始接受的長期灌輸和教育的結果，因而成為其第二天性”；“被結構的結構”指行為人后天習得的這套性情傾向系統“不可避免地體現了這種灌輸的客觀社會條件，這解釋了來自同一社會階級的行為人的慣習往往相似，因此可以說存在著一種階級慣習（class habitus）”（Johnson， Editors Introduction 5）。

③詹金斯稱之為慣習的“生成性分類方案（generative classificatory schemes）”（Jenkins 74）。

④參見汪寶榮（2015：22-23），Wang（2017）。

⑤《浮生六記》林譯本“迄（民國）三八年三月，發行七版”（秦賢次、吳興文，《林語堂卷》21）。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7.

---.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Randal John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Buzelin， Hélène.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Carmen Millán & Francesca Bartri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86-200.

Charlston， David. “Embodiments of Bourdieusian Hexis： J. B. Baillies Translation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The Translator 19.1 （2013）： 51-80.

Ennaji， Moha. Multilingualism， Cultural Identity， and Education in Morocco.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2005.

Goffman， Irving.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Process 18.3（1955）： 213-231.

葛浩文：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段膶W報》2014-07-03（18版）。

[Goldblatt， Howard. “How Can Chinese Literature Go Abroad？” Literature Newspaper， July 3， 2014.]

Gouanvic， Jean-Marc. “Is Habitus as Conceived by Pierre Bourdieu Solubl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Gisella M. Vorderobermeier. Amsterdam： Rodopi， 2014. 29-42.

Hill， Michael Gibbs. “Between English and Guoyu： The English Student， English Weekly，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s Correspondence School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2（2011）： 100-145.

Holliday， Adrian. “Complexity in Cultural Identity.”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0.2（2010）： 165-177.

Inghilleri， Moira. “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 Translator 11.2（2005）： 125-145.

Jenkins， Richard. Pierre Bourdieu.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Johnson， Randal. “Editors Introduction： Pierre Bourdieu on Ar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5.

Pasmatzi， Kalliopi. “Translatorial Hexis and Cultural Honour： Translating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into Greek.”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Gisella M. Vorderobermeier. Amsterdam & New York： Brill & Rodopi， 2014. 73-92.

秦賢次、吳興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林語堂卷》（2013）。2017-06-29..

[Qin， Xianci， and Wu Xingwen. Research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Lin Yutang. 2013.]

Saldanha， Gabriela， and Sharon OBrie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沈復：《浮生六記》。林語堂譯。上海：西風社，1939。

[Shen， Fu.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rans. Lin Yutang. Shanghai： Xifeng Press， 1939.]

Simeoni， Daniel.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Target 10.1（1998）： 1-3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汪寶榮：《異域的體驗——魯迅小說中紹興地域文化英譯傳播研究》。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Wang， Baoro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English Representations of Shaoxing Culture in Lu Xuns Fictio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5.]

——：社會翻譯學學科結構與研究框架構建述評?！督夥跑娡鈬Z學院學報》5（2017a）：110-118。

[---.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and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5 （2017a）： 110-118.]

——：尋求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浮生六記》林譯本文化翻譯策略新解?！锻庹Z學刊》 6（2017b）： 118-123。

[---. “Cultural Honor-seeking Translatorial Hex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6 （2017b）： 118-123.]

——：林語堂翻譯《浮生六記》地名描述性研究?！斗g季刊》85（2017c）：1-24。

[---. “A Descriptive Study of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of Place Names in Fusheng Liuji.” Translation Quarterly 85（2017c）： 1-24.]

---. “George Kin Leu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 Xuns A Q Zhengzhuan.” Archiv Orienta?lni? 85.3（2017d）： 253-281.

——：譯者姿態理論與中華文化外譯——以王際真英譯《阿Q正傳》為例?！堆嗌酱髮W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18）：33-39。

[---. “Theory of Translatorial Hexis and Chinese Culture Export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Chi-chen Wangs Our Story of Ah Q.”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 1（2018）： 33-39.]

王海龍：《從海到海：哥倫比亞大學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Wang， Hailong. From Sea to Sea：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Moder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07.]

Wimmer， Natasha. “The U.S. Translation Blues.” Publishers Weekly 21（2001）： 71-74.

夏志清：王際真和喬志高的中國文學翻譯。董詩頂譯?！冬F代中文學刊》1（2011）： 96-102。

[Hsia， Chih-Tsing. “Chi-Chen Wang， George Kao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Dong Shiding.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1（2011）： 96-102.]

Yannakopoulou， Vasso. “The Influence of the Habitus on Translatorial Style： 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the Case of Yorgos Himonas Rendering of Hamlet into Greek.”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Gisella M. Vorderobermeier. Amsterdam & New York： Brill & Rodopi， 2014.163-182.

張生：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念論略?！豆饷魅請蟆?017-12-27（13版）。

[Zhang， Sheng. “On Core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angming Daily， December 27， 2017. 13.]

趙?。宏P于“社會翻譯學”的再思考?！段靼餐鈬Z大學學報》1（2013）：109-112。

[Zhao， Wei. “Revisiting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2013）： 109-112.]

責任編輯：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