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SSR和EST-SSR標記的鯽6個群體遺傳結構分析

甘寶江 龐美霞 俞小牧 童金茍

(1.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淡水生態與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武漢 430072； 2. 中國科學院大學， 北京 100049)

鯽屬(Carassius)隸屬鯉科(Cyprinidae)中的鯉亞科(Cyprininae)， 該屬通常被劃分為3個種: 黑鯽(Carassius carassius)、鯽(Carassius auratus)和銀鯽(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Bloch)。目前的研究表明， 黑鯽主要分布于中歐、東歐， 亞洲西伯利亞勒那河和我國新疆； 鯽主要分布于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1]； 銀鯽因其多倍體起源[2]、獨特的多重生殖方式[3]， 已逐漸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物種[4]， 其廣泛分布于亞歐大陸[5]。鯽有三倍體銀鯽和二倍體鯽之分[6]， 在我國分布很廣泛， 擁有的地理種群繁多， 遍布我國各大湖泊及水系， 且擁有很強的環境適應能力。在不同水系環境中生活的鯽， 其形態、行為、生活史、體色、肉質等方面出現了一定的變異和分化， 展現出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因此， 鯽在我國淡水生態系統和水產養殖中占據重要地位， 對其進行種群遺傳多樣性的研究具有較大的理論和應用價值。

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結構是物種長期生存的關鍵因素， 包括對環境變化的適應[7]， 并在野生動物保護和管理中發揮關鍵作用。通過對物種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結構的分析， 可以確定哪些種群應該被優先保護[8]， 而且其分析結果可以反應物種或種群的進化歷史， 估算其進化潛力和育種能力， 為保護稀有或瀕危物種資源提供參考， 還可以為魚類經濟性狀的改良和種質資源的保護奠定基礎[9]。目前， 在水產動物遺傳學研究中常使用的遺傳標記主要包括線粒體DNA (Mitochondrial DNA， mtDNA)、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隨機擴增多態性DNA (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擴增片段長度多態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小衛星DNA (Minisatellite DNA)、微衛星(Microsatellite DNA)、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以及表達序列標簽(Expressed Sequence tags， ESTs)等[10]。由于各種遺傳標記的特性各不相同， 它們適用的遺傳學研究領域也不盡相同。其中微衛星標記(也稱簡單重復序列， 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由于其具有穩定性好、多態性高、數量豐富、呈共顯性遺傳且廣泛而均勻地分布于基因組等優點， 已被廣泛應用于水產動物的遺傳多樣性及遺傳結構分析[11—14]。

SSR按照其來源可分為基因組SSR (G-SSR)和表達序列標簽SSR (EST-SSR)。其中G-SSR標記來源于基因組序列， 一般通過經典的構建與篩選基因組文庫、微衛星富集、省略篩庫和數據庫搜索等[15]方法進行開發， 該類標記極少能定位到基因上。EST-SSR標記則來源于轉錄序列， 可以定位到相關功能基因上， 因此， EST-SSR標記可以檢測種群基因功能的遺傳多態性， 而且能夠在近源物種中進行跨種擴增[16]， 相較于G-SSR標記更有助于提高標記輔助育種的效率[17，18]。近年來， 利用多種分子標記對鯽群體遺傳多樣性已進行了初步探討， 如蔣芳芳等[19]利用形態學標記、細胞學標記、mtDNA標記及轉鐵蛋白等標記分析了二倍體和三倍體鯽群體的遺傳多樣性； 楊林等[20]利用轉鐵蛋白和同工酶對銀鯽克隆系親緣關系及遺傳多樣性進行了分析。然而， 利用微衛星標記分析鯽野生群體遺傳多樣性的研究鮮有報道。

本研究分別利用8個FIASCO (Fast Isolation by AFLP of Sequences Containing Repeats)微衛星富集技術開發的G-SSR標記和8個本實驗室開發的ESTSSR標記， 以來自黑龍江、長江、奉化江及淮河水系共6個鯽野生二倍體群體作為研究對象， 通過全自動DNA測序儀分析技術對這些鯽野生群體進行遺傳多樣性分析， 目的是為開展鯽種質資源的遺傳評價和保護以及鯽經濟性狀遺傳改良等基礎和應用研究提供群體遺傳學參考信息； 2種不同來源的微衛星標記的遺傳多樣性分析和比較結果， 也為鯽或其他魚類微衛星標記的開發和分子遺傳分析與應用提供一定的指導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材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6個鯽野生群體(圖 1、表 1)樣本于2006—2016年分別采集于黑龍江水系的鏡泊湖(JPH，n=45)和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的九河鄉(JHX，n=35)， 奉化江水系的寧波(NB，n=41)、長江水系的牛山湖(NSH，n=34)和太湖(TH，n=40)， 及淮河水系的洪澤湖(HZH，n=36)。每尾樣本魚剪取尾鰭約0.5 g浸泡于無水乙醇中保存備用， 采用經典的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組DNA[21]。

1.2 倍性鑒定

圖 1 鯽6個群體的采樣點示意圖(用五角星表示)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for six Carassius auratus populations of China (the star dots stand for sampling sites)

表 1 本研究中所用的鯽樣本信息Tab.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six crucian carp populations used in this study

參照Mishina等[22]利用微衛星標記鑒定鯽染色體倍性的方法， 本實驗室篩選出能高效、準確地鑒定鯽倍性的微衛星標記[23，24](YJ0004、HLJYJ018、HLJYJ029、HLJYJ049)， 并用流式細胞儀檢測結果進行了驗證(龐美霞等， 未發表資料)。本文對采集的共計231尾鯽復合種樣本的基因組DNA進行上述4個SSR位點的PCR擴增， PCR產物用10%的非變性聚丙烯酰氨凝膠進行電泳分型， 用溴化乙錠(EB)對凝膠進行染色， 并用JS-A380凝膠成像儀(上海培清科技公司)掃描并拍照。統計每個個體在每個位點上的等位基因數并判斷鯽樣本的染色體倍性。綜合4個位點的等位基因數目信息， 只要有1個及以上位點上同時出現3個等位基因則認為該個體是三倍體(或稱為六倍體)鯽； 從中挑選出二倍體(或稱為四倍體)鯽野生樣本進行后續的群體遺傳學研究。鑒定結果發現二倍體鯽個體總計180尾， 占總數的77.6%。其中， JHX、JPH、NSH、NB、TH、HZH的二倍體鯽的樣本數分別為32、31、27、30、36和24尾。

1.3 引物選取及PCR擴增

本研究使用的G-SSR標記來自于已發表的8個HLJYJ微衛星標記[18]， EST-SSR標記來自于本實驗室根據鯽EST序列設計的8個GCE微衛星標記(未發表的數據)， 每對微衛星標記的正向引物5′端使用FAM或HEX熒光染料進行標記。

PCR反應總體積為15 μL， 反應混合物包含以下組分: 36—60 ng模板DNA， 0.48 UTaqDNA聚合酶， 1.5 μL 10×PCR buffer， 0.48 μL dNTP (2.5 mmol/L)， 0.48 μL正反向混合引物(各2.5 μmol/L)， 11.22 μL滅菌去離子水。PCR擴增條件如下: 94℃預變性5min； 擴增32個循環， 每個循環94℃變性35s， 48—60℃退火35s (退火溫度見表 2)， 72℃延伸40s； 72℃終延伸10min。PCR產物采用3730型DNA測序儀(ABI， USA)測序分型， 微衛星熒光引物合成以及PCR擴增產物測序分型均由武漢天一輝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1.4 數據統計及分析

使用GeneMarker 2.2軟件讀取3730型DNA測序儀測序結果， 進行微衛星片段大小的統計。利用軟件PopGene 32[25]計算觀測雜合度(Ho)、期望雜合度(He)、等位基因數(Na)、有效等位基因數(Ne)以及Nei’s遺傳距離[26]。Microsoft-toolkit插件計算多態信息含量(PIC)。根據Nei’s遺傳距離， 使用MEGA 4軟件[27]對6個鯽野生群體進行聚類分析。Arlequin 3.1軟件[28]計算各群體間的分化系數Fst， 同時用于進行各群體的哈迪-溫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e quilibrium)檢驗。進行多重比較時， 概率的顯著性水平需要進行Bonferroni校正[29]。利用分子變異分析(AMOVA)方法[30]計算群體遺傳結構， 利用Structure 2.2[31]軟件中的貝葉斯方法[32]混合模型來構建群體遺傳結構圖。

2 結果

2.1 微衛星位點多態性及群體多樣性分析

統計8個G-SSR標記在所有鯽樣品中的多態性信息發現8個G-SSR (HLJYJ028、HLJYJ075、HLJYJ120、HLJYJ033、HLJYJ048、HLJYJ029、HLJYJ124、HLJYJ049)的Na和Ne分別為9—31和4.7—20.2， HLJYJ124位點Na最小(9)， HLJYJ028最大(31)。8個G-SSR位點的He、Ho以及PIC分別為0.789—0.953、0.659—0.878和0.757—0.948， 而8個EST-SSR (GCE092、GCE489、GCE359、GCE416、GCE451、GCE460、GCE464、 GCE474)的Na、Ne、He、Ho以及PIC分別為12—35、4.1—22.4、0.756—0.958、0.511—0.906和0.726—0.953。在HLJYJ引物和GCE引物中分別檢測到173和155個等位基因， HLJYJ和GCE微衛星位點的平均Na、Ne、He、Ho以及PIC分別為22、12.9、0.769、0.893、0.879， 19、9.5、0.728、0.870和0.855。G-SSR和EST-SSR標記均為較高多態性的位點， 對比發現，HLJYJ微衛星位點的各平均遺傳多樣性參數均高于GCE微衛星(表 3、表 4)， 表明鯽EST-SSR標記多態性稍低于G-SSR標記。

6個鯽野生群體(JHX、JPH、NSH、NB、TH、HZH)在各位點的多樣性詳細信息見表 4。在共計180尾樣本中， 共檢測到328個等位基因， 其中黑龍江水系JHX和JPH群體分別檢測到194和188個等位基因， 奉化江水系NB群體檢測到212個等位基因， 長江水系的NSH和TH群體分別檢測到211和232個等位基因， 而淮河水系的HZH群體檢測到210個等位基因。利用G-SSR和EST-SSR檢測每個群體的平均Na和平均Ne分別在12—15、7.6—10.6；11—14、5.5—7.7變化(表 5)， 各個群體的平均He、平均Ho以及平均PIC分別介于0.816—0.896、0.739—0.869和0.786—0.864； 0.801—0.867、0755—0.856和0.761—0.833。2種微衛星標記在6個鯽野生群體中的檢測結果均顯示， 屬于黑龍江水系的JHX和JPH兩群體的各平均多樣性參數都相對較小， 表明黑龍江水系群體遺傳多樣性偏低； 而淮河、奉化江與長江水系鯽野生群體間遺傳多樣性無明顯差異。

2.2 群體間的遺傳結構

AMOVA分析發現， 群體間的遺傳變異占4.47%，群體內的遺傳變異占95.53%， 說明鯽遺傳變異主要來自群體內部個體間。8個G-SSR在6個鯽群體的遺傳分化分析結果顯示， 鯽群體間Fst值介于0.008—0.085 (表 6)， 表明各群體間存在不同程度的遺傳分化。隸屬黑龍江水系的JHX和JPH兩群體間Fst值較低， 而這2群體與其余水系群體間的Fst值均較高。其中JPH與長江、奉化江和淮河水系的群體兩兩間Fst值為0.060—0.085， 遺傳分化均極顯著(P＜0.01)；JHX群體與奉化江、長江和淮河水系的群體兩兩間Fst值為0.044—0.081之間， 與NSH以及NB群體間的Fst值達到了0.081和0.060(P＜0.01)。位于奉化江水系的NB、長江水系下游的TH和淮河水系HZH兩兩群體之間Fst值較小(0.008—0.017)， 而這3個群體與位于長江水系中游的NSH群體間Fst值則相對較大(0.028—0.040)。利用軟件Structure2.2對群體內的各個體進行混合模型分析(圖 2)， 本研究選取K值為2—6， 重復計算20次， 根據公式ΔK=m([L″K])/s[L(K)][33]計算出最佳理論群數ΔK=2。假設K=2時， 可以明顯看出6個鯽群體分屬于2個類群，其中來自黑龍江水系的JHX、JPH群體與其余水系的群體間的遺傳結構分化明顯， 聚為一個類群， 而其他群體相對獨立為另一類群。各個鯽群體間的Nei’s遺傳距離介于0.203—0.701(表 6)， 以TH和HZH群體之間的遺傳距離最小， 而JPH與NSH群體之間的遺傳距離最大， 遺傳距離與地理距離之間成正相關關系。依據計算出來的Nei’s遺傳距離(表6)對6個鯽群體進行了聚類分析(圖 3)， 發現來自黑龍江水系的JHX與JPH群體聚為一枝， 其余群體聚為另一大枝， 該分枝中長江水系下游的TH、奉化江水系NB與淮河水系的HZH群體聚為一枝， 再與位于長江水系中游的NSH群體聚為一大枝。

表 2 本研究中所用鯽微衛星標記的基本信息Tab. 2 Information of Carassius auratus microsatellite markers used in this study

表 3 16個微衛星標記的遺傳參數信息表Tab. 3 Genetic parameters at 16 microsatellite markers

利用8個EST-SSR計算6個鯽野生群體間群體間Fst值、Nei’s遺傳距離分別介于0.203—0.701和0.117—0.683(表 6)， 貝葉斯分析根據公式ΔK=m([L″K])/s[L(K)][33]計算出最佳理論群數ΔK=2。與G-SSR分析結果相比， 基于EST-SSR標記的UPGMA聚類分析和貝葉斯分析也將6個鯽群體劃為兩大類群: 黑龍江水系群體， 奉化江、長江和淮河水系群體(圖 3)， 盡管EST-SSR與G-SSR標記的Fst值、Nei’s遺傳距離數值不同， 但兩類SSR標記揭示了相似的鯽群體遺傳結構和分化格局。

3 討論

3.1 鯽野生群體遺傳多樣性

一般來說， 微衛星位點的核心重復次數至少為5次才可能檢測出遺傳多態性[36]， 而且重復次數越高， 其等位基因數也就相應越多[37]。本文所使用的16個SSR標記的核心序列重復次數均在5—31次(表2)， 在6個鯽群體中的多態信息含量(PIC)介于0.725—0.953， 表明它們均為高度多態性座位[38](PIC＞0.5， 表 3)。PIC是反映群體遺傳多樣性的度量之一， 其數值與基因豐度成正相關[39]。在本研究中， 2種來源的SSR被用于鯽群體遺傳多樣性的研究， 在不同水系來源的6個群體中均檢測出較高的多態性(表 4、表 5)。賈志英等[40]利用12個微衛星標記對黑龍江水系6個鯽野生群體進行遺傳多樣性分析發現， 平均PIC為0.596—0.648， 其鯽群體遺傳多樣性相較本研究中黑龍江水系2個鯽野生群體偏低； 魯雙慶等[41]利用9個微衛星標記對4個鯽群體研究發現， 平均PIC為0.530—0.670， 同樣低于本研究中的6個鯽群體遺傳多樣性。這些PIC差異可能是由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使用的微衛星標記的種類和具體位點不同；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同分辨率的檢測方法所產生的遺傳多態性差異[42，43]。與傳統方法的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后銀染顯色相比， 使用DNA測序儀檢測到的等位基因數要比前者多得多。例如， 利用相同的8個微衛星標記研究草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us)群體遺傳多樣性， 李家樂等[44]利用測序儀分型檢測技術和付建軍等[45]利用傳統聚丙烯酰胺電泳技術所檢測到的等位基因數分別為7—12個和2—6個。本研究還發現利用2種不同來源微衛星標記， 均發現黑龍江水系鯽群體的各遺傳參數明顯低于其余3個水系。在利用微衛星標記研究黑龍江、長江和珠江水系草魚[45]、鰱(Hypophthalmichehys molitrix)[46]群體遺傳多樣性時， 不同作者也發現黑龍江水系這2種魚類的群體遺傳多樣性偏低。產生以上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黑龍江水系位于高緯度地區， 由于餌料及氣候環境等[45]因素造成魚類資源比較匱乏； 而長江水系水面大、餌料豐富和氣候環境適宜等使其能夠容納更豐富的魚類資源， 因而長江水系魚類群體具有較高遺傳多樣性。Nevo[47]也認為微衛星等分子遺傳標記的多態性位點數目與環境溫度呈正相關。李思發等[48]進一步證實同種魚類不同種群的多態位點比例有隨緯度的升高而降低的趨勢， 黑龍江水系魚類種群遺傳多樣性相對較低。

表4 六個鯽群體在16個核微衛星位點的多態性信息Tab. 4 Major statistics of the analysis at 16 Carassius auratus microsatellite loci

3.2 鯽群體結構

群體遺傳分化系數Fst是反映群體間遺傳分化程度的常用指標， 數值越大則表示兩群體間的遺傳分化程度越高[49]。一般認為，Fst值在0.05以上時群體間的遺傳分化程度達到中等或顯著性[50]。本研究中8個G-SSR標記檢測群體間基因分化系數顯示(表 6)， 來自黑龍江水系的2個群體與其余水系的所有群體兩兩間Fst值介于0.044—0.085， 均達到或接近于中等程度的遺傳分化， 表明黑龍江鯽群體與其他水系群體間的遺傳結構存在較明顯的差異。李思發等[48]在對長江、珠江、黑龍江的鰱、鳙(Aristichthys nobilis)和草魚原種種群的生化遺傳結構與變異的研究中發現， 同種魚在不同水系種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生化遺傳差異， 尤其是黑龍江水系群體與其他水系群體差異最大， 與本研究結果相似。這可能是因為黑龍江水系群體處于相對獨立的邊緣地區[51]， 與其余水系群體形成地理隔離導致生殖隔離所致； 來自長江、奉化江和淮河水系的群體兩兩間Fst值均小于0.05， 屬于輕微程度的遺傳分化或無明顯分化， 這是由于這些水系之間存在一定的連通， 或由于地理距離較近存在人為遷移和運輸因素，導致屬于這些水系的魚類群體之間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聚類分析也顯示(圖 3)， 黑龍江水系兩群體單獨聚為一枝， 其余水系群體聚為另一枝， 表明鯽群體間遺傳距離與群體間的地理距離成正相關。王偉偉等[52]發現相近的斑鱖(Siniperca scherzeri)地理群體之間的遺傳關系較近。楊慧榮等[53]對珠江和長江水系赤眼鱒(Squaliobarbus curriculus)線粒體DNA D-loop分析后， 也發現相近的地理群體的遺傳結構相似。這些研究均支持較大的地理距離與遺傳距離正相關的結論。

表 5 六個鯽群體的平均遺傳參數Tab. 5 Mean genetic parameters in 6 Carassius auratus populations

表 6 六個鯽群體間的Fst值(對角線下方)及遺傳距離(對角線上方)Tab. 6 Nei's genetic distance (above diagonal) and pairwise Fst values (below diagonal) among 6 Carassius auratus populations

圖 2 六個鯽群體個體在不同假設K值的遺傳結構Fig. 2 Genetic structure of assuming different K values for individuals of six Carassius auratus populations

圖 3 基于Nei’s遺傳距離的6個鯽群體聚類圖Fig. 3 The dendrogram of the six Carassius auratus populations based on Nei’s genetic distance using UPGMA method

迄今還未有同時利用G-SSR和EST-SSR標記對同一種魚進行群體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結構研究的報道。為了進行比較研究， 本研究分別利用8個GSSR和8個EST-SSR標記對6個鯽野生群體間進行貝葉斯分析和聚類分析發現(圖 2、圖 3)， 基于ESTSSR與G-SSR標記的UPGMA聚類分析和貝葉斯分析結果相似， 兩類SSR標記揭示了相似的鯽群體遺傳結構和分化格局。此結果與丁西朋等[54]研究GSSR和EST-SSR標記在柱花草(Stylosanthes)種間的遺傳差異研究結果相同； 孔令鋒等[55]基于G-SSR和EST-SSR標記研究野生和養殖的太平洋牡蠣(Crassostrea gigas)遺傳多樣性時， 2種標記的聚類分析結果不一致； 這有可能是太平洋牡蠣中的養殖群體經歷近交、選擇和遺傳漂變[56]而導致群體多樣性下降， 無效等位基因的存在以及稀有等位基因流失等原因造成的。

3.3 鯽野生群體G-SSR和EST-SSR多態性比較

SSR的核心序列重復單位以2個核苷酸為主，少數為3個核苷酸的重復， 極少數重復單位為4個或更多個核苷酸[35]。本研究所使用的G-SSR標記核心序列是三或四堿基重復， EST-SSR標記中只有1個為四堿基重復， 其余7個均為兩堿基重復。動植物微衛星標記的研究表明: 在一般情況下G-SSR標記的多態性要明顯高于EST-SSR標記[57]， 在小麥(Triticum aestivum)[58，59]和太平洋牡蠣[55]的遺傳多樣性研究中均是如此。其原因主要是因為GSSR標記主要來源于基因組的非編碼區段， 而ESTSSR標記則是來源于編碼區內或靠近編碼區[60]。在物種進化歷程中， 位于編碼區的EST-SSR標記相對穩定、突變幾率小[61]。本研究結果中G-SSR標記的平均PIC僅略高于EST-SSR標記的平均PIC(表3)， 這可能是由于以二堿基為主的8個EST-SSR標記平均重復單元次數為13.5， 而以三、四堿基為主的8個G-SSR標記平均重復單元次數為18， 重復單元為兩堿基的微衛星標記具有較高的突變率， 其次為三堿基和四堿基以及復合型重復類型的微衛星標記[62]。

EST-SSR標記的優勢在于其作為基因的一部分而擁有特殊功能的等位基因[63]， 其側翼序列在物種之間高度保守， 相對于基因組來源的SSR標記，EST-SSR在物種之間有較好的通用性[64]； ESTSSR標記具有突變率低且較穩定的特點還可被用于重建較為久遠的進化事件[60]； 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 越來越多EST-SSR標記將會被發掘和利用[65]。因此， 研究EST-SSR標記與功能基因的相關性， 不僅可以檢測近緣物種該功能基因的多態性， 還可以構建魚類的遺傳進化史。多態性較低是EST-SSR標記的特性之一。本研究根據EST序列設計的GCE359微衛星標記是一個重復單元為四堿基、重復次數多達31次、呈現較高水平多態性的EST-SSR標記， 這表明提高EST-SSR標記多態性還是有跡可循的?？赡芴岣逧ST-SSR標記多態性的方法包括: (1)選擇EST-SSR標記時， 盡量靠近3′或5′端非翻編譯區段， 因為基于這些區域的位點變異性可能較高[65]； (2)改進分析手段(例如等位基因分型采用DNA測序儀分析技術)； (3)盡可能利用3個或4個以上核苷酸重復以及重復次數高的位點， 可有效提高EST-SSR標記的多態性。

本研究通過對6個鯽群體的遺傳分析， 發現鯽野生群體整體上具有較高的遺傳多樣性， 但黑龍江2個群體遺傳多樣性明顯低于其他水系； 由于地理隔離， 來自黑龍江水系的鯽野生群體遺傳結構與其余群體(長江、淮河、奉化江)分化顯著。另一方面， 盡管EST-SSR標記的多態性略低于G-SSR標記，但這兩類SSR標記揭示了相似的鯽群體遺傳結構和分化格局。EST-SSR標記反映了基因轉錄部分的遺傳多態性， 通常代表著某種基因功能的變化，因此若將其與之相關的功能聯系起來， 將會在轉錄組圖譜的繪制、功能基因的發掘和利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本文的這些研究結果將為鯽種質資源的保護和利用以及評價EST-SSR標記在魚類群體遺傳學研究中的價值提供新的參考信息。

致謝:

感謝本實驗室的馮秀、劉海洋、王新華、劉雪麗、周穎等以及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李新輝研究員實驗室為鯽樣本采集和分子遺傳分析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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