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幸福明天

陳禮村 鄭美金 薛文彬 林江波 柳良金 周傳馨

2018年，“只有奮斗的人生，才稱得上幸福的人生”成為全民共識。于此語境之下，提高個稅起征點，既是切實減輕民眾稅負，裨益內需型社會建設，更是助力“奮斗得?！钡膬r值兌現，讓人民真正感受到“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勞動增加收入、邁向富?！?。公眾多年的期待，終將成為現實。

財政部已論證方案

近年來，提升個稅起征點的呼聲一直存在，也確實納入了政府議程。

2017年的政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肖捷就表示，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不過，2016年兩會期間，時任財政部長樓繼偉曾表示，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征點是不公平的。

“起征點，精確地說，是工薪所得減除的費用標準，聽起來就比較別扭，我們實行的是分項征收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只是對工薪所得有一個基本費用減除標準?！彼e例說：“簡單地提高起征點是不公平的，一個人的工資五千元錢可以過日子過得不錯，如果還要養孩子，甚至還要有一個需要贍養的老人，就非常拮據，所以統一減除標準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項下持續提高減除標準就不是一個方向?！?/p>

“對一個月收入5000元左右的職工，在大城市基本上算是低收入者?！?017年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南嶺村黨委書記張育彪認為，在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方面，建議從3500元提高到至少5000元以上。

去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認為，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黃奇帆建議，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

肖捷去年指出，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人所得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建議個稅以家庭為納稅單位

2018年2月27日，農工黨中央向全國政協提案建議，加快個稅改革降低撫育成本，提高生育積極性，個稅以家庭為納稅單位，生二孩可退稅。

提案認為，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而人口政策發揮作用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但現行個人所得稅在降低居民育兒支出方面存有一定缺陷。

提案還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為個人，未考慮居民整個家庭的收支狀況，這不僅違背了稅收的公平原則，也不利于減輕育齡家庭的經濟負擔，另外從目前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看，無論是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還是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項目，這些項目的費用扣除中均沒有單獨的育兒支出項目，按照當前“一刀切”的稅制設計，不考慮實際贍養系數，“全面二孩”實際上提高了居民的稅負水平。

2018年2月26日，致公黨中央的一份《關于建立以家庭為單位計征所得稅的提案》則建議，參考國外或中國香港等地建立以家庭為單位所得稅計征制度，為此要合理確定家庭計稅制的起征點及稅率。

該提案認為，目前個人所得稅計征制度不能有效發揮稅收在社會分配中的調解機制，未能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特別是隨著國家放開“二孩”政策，按照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因夫妻收入懸殊或家庭孩子、老人多而可支配的人均收入差額巨大。

致公黨中央、農工黨中央都在提案中指出，隨著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目前的個稅計征制度應有所改變。

去年兩會期間，財政部長肖捷曾在新聞發布會上就個稅改革問題，表達過對“二孩”家庭的關注。

肖捷介紹，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總的思路是個人所得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他透露，改革方案的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比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還將考慮制定另一項新的政策，就是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如有關“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會考慮在內。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專項扣除項目也要予以考慮。

個稅起征點

調到1萬算不算高

人民基本生活費用支出不得征稅，是國際通行的個稅征收原則，也是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即公眾俗稱的起征點）的由來。

中國設置3500元的個稅起征點，是對這一原則的認可。據學者王長勇介紹，中國個稅的“起征點”以不低于“城鎮職工每月人均負擔的消費支出”為標準，計算公式是：起征點>城鎮職工每月人均負擔的消費支出=（全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贍養系數）/12，贍養系數=家庭總人口/家庭就業人數。

2010年，城鎮職工每月人均負擔消費支出為2211.5元，當年贍養系數為1.97；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445元，即使不考慮“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贍養系數的上升，2017年城鎮職工每月人均負擔消費支出已經上升至4013元，明顯高于現行免征額3500元。

而從2011年到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金額從15160.9元，上升至24445元，累計漲幅高達61.2%。若起征點同比例上調，則需調整為5642元。

此前，全國工商聯認為免征額應提高到7000元，人大代表董明珠更是認為應提高到1萬元，他們提出的免征額是不是高了？不一定——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很可能被低估。

在政府進行統計時，居民可能不愿填報一些灰色支出，如就醫、上學和求職方面支付的禮金、擇校費、贊助費等，這會造成消費支出低估。

更重要的是，城鎮居民的住房消費支出也被故意低估。201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2010中國人均居住消費支出為111元，一時間輿論大嘩。

這個數據是怎么來的？原來在統計居住消費支出時，統計局只算實際的現金支出，包括：水電燃料費、住房裝潢支出、維修用建筑材料支出、租賃房租、取暖費、物業管理費和維修服務費等。

而公眾關注的購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虛擬租金（包括購房首付款的存款利息、抵押貸款的還本付息支出等）并未包括在內。再加上調查樣本中，自有住房戶比重超過80%，于是就產生了如此讓人幸福的數據。

這種標準之后也沒怎么變：2013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費支出為1745.1元，合每月145元；2017年為4107元，合每月342元。

不要說大中城市，就是在稍好點的小城市，每月340元恐怕不夠租房，更不夠還房貸，但這么荒謬的消費支出數據，是確定個稅免征額的重要依據。

安居客的統計顯示，2017年上海的人均房租為每月2678元，二線城市如成都為每月1008元。我國的個稅起征點全國統一，如果以一二線城市身背房貸者，或租房者的基本生活支出為依據，起征點定為每月1萬元，確實不算高。

過去一提到提高起征點，就有學者說“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征點不公平”，更公平的做法是由分類稅制轉向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稅制，即綜合考慮納稅人的各項收入和支出，家庭負擔，所在地域等因素調整個人稅率。報告中提到的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即是綜合計征的嘗試。

綜合計征方向正確，但也要考慮現實國情。一方面，綜合計征對稅務系統的要求很高，目前稅務部門征管系統均未與公安、工商、銀行等部門實時聯網，難以準確掌握納稅人各項收入信息，大規模綜合計征的條件不成熟。

另一方面，由于稅改進展緩慢，個人所得稅淪為工資稅，失去了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是工薪階層的一大痛點。

難道綜合計征條件不具備，一直維持3500元的起征點，對工薪階層就是公平的？

個稅改革當然不是簡單的提高起征點，但理應包括根據居民消費支出增長，對起征點進行動態調整。拿綜合計征當外交辭令，遲遲不肯提高個稅起征點，有與民爭利之嫌。

更何況，即使稅務機關掌握了納稅人的各項收入信息，綜合計征也面臨著效率和公平的考驗。美國的個人所得稅是以家庭為單位綜合征收，將公平作為首要原則。除對各種所得進行綜合征收，實行超額累進稅率外，還有各種稅前扣除，扣除也充分考慮了取得收入花費的成本和代價。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各種壓力集團的游說與博弈之下，聯邦個稅稅制照顧各種利益訴求，變得越來越復雜，各種免稅項目、調整、扣除、免征與抵免多如牛毛。

繁復的報稅也成為美國人的沉重負擔。白宮的一組數據顯示，90%的美國人需要專家幫他們報稅，納稅人每年花在稅法合規上的時間高達60億個小時，合規成本高達2620億美元。不少低收入者對稅法不了解，又雇不起專業人士，反而無法享受減稅優惠。

此次中國直接提高個稅起征點，符合現有的征管水平，干脆利落地回應了工薪階層的期待，值得點贊。

應考慮降低最高邊際稅率

提高個稅起征點，是眾望所歸，但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可能有人并不贊同——個稅有“劫富濟貧”功能，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會弱化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

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指出，稅收調節功能取決于稅收收入規模，只有收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調節功能才會發揮作用。我國個稅的比重很低，調節功能很弱小……“幾乎是不可能促進分配的公平的”。

我國工薪所得最高邊際稅率為45%，中國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與發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與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不僅稅率低，而且有各種抵扣項，如美國39.6%的稅率在稅前抵扣后，最終負擔的實際稅率在25%左右。

過高的邊際稅率，不僅難以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還有不少危害。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指出，過高的邊際稅率讓高收入群體有很強的的避稅動機，如采取“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錢在企業、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高稅率并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2016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7.7%，遠低于發達國家30%、發展中國家15%左右的水平。

此外，過高的邊際稅率也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阻礙居民擴大消費支出、制約消費升級，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壯大。

也許有人會問，個稅起征點提高，邊際稅率降低，個稅如何發揮調節收入的作用呢？在過去個稅改的討論中，這個問題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提高對富裕人群財產性收入的稅收征管能力——絕大多數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征收體系中，征收的對象和稅基都是所有收入，且不把主力放在勞動所得上。

如此，才是真正的擴大稅基，發揮個稅“劫富濟貧”的作用。無視居民消費支出的真實水平，無視個稅淪為工資稅的現實，以“公平”的名義，維持較低的個稅起征點，不僅無益于個稅改革，還會讓工薪階層的不公平感越來越沉重。

不過提高起征點容易，合理扣除困難。事實上，關于個稅改革的口徑與共識早已相對統一，即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優化稅率結構、完善稅前扣除等。但這一切工作，有賴于很多必不可少的前提。循序漸進、分步實施，從起征點和扣除項開始，“坐以論道”總不如“起而行之”。從這個意義上說，立足于減負效能的個稅起征點調整，更可能是個稅改革的積極信號。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痹谶@個唯變不變的新時代，以減稅為利好的稅制改革，或是政府釋放暖意的信號，或是行政贏得公信的砝碼?？傊?，一片點贊聲中，政府承諾增益的是這個社會最“穩穩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