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湖北省水災與國民政府水政研究

李力

摘 要：1948 年湖北省爆發了特大水災，這次水災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它引起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后果。究其原因，無非是水政、救災措施的極度缺失。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后來的數年及數十年后，湖北省同樣遭遇了如1954年和1998年的滔天洪水，但在救災過程中卻爆發了巨大的與洪水抗爭的偉力，將損失控制到了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今天，我們重新審視與研究1948年湖北省水災的成因、救災及善后等問題，仍具有一定的史學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1948年；湖北??；水災

中圖分類號：K2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18）03-0011-06

湖北省以水而揚名，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湖北既得益于水，又受害于水。在三峽大壩建成之前，湖北省的每個城市幾乎都受到洪水的重點“眷顧”，防洪成為了這些城市的重點工作。

湖北省三面環山，中間低平，其主體又位于長江中上游與漢江中下游地帶，過境水量極大，承受了來自兩江尤其是長江上游的絕大部分洪水，歷史上稱之為“云夢古澤”、“洪水走廊”。因此，氣候上一旦遇到冷鋒或暖鋒有較大的異常時，成千上百條河流幾乎就會在同一時間達到汛期，洪水奔騰而下匯集于平原湖區，使大部分縣市受到洪水的威脅。在堤防上，湖北的主要城市大多是以堤護城、以堤為命的城市，到民國年間，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個沿江的堤防體系，但大多數堤防單薄矮小，抗沖擊力不強，加之設計上的缺漏、經費的短絀，很多堤段年久失修，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湖北省的荊江更以“萬里長江，險在荊江”而著稱于世。大水一旦來臨，當堤防無力承受巨大的水力時，中下游的主要城市及其工業、農業基地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緊靠大堤的江陵縣，有66%的耕地比多年汛期平均水位40.40m低8m以上。[1]8水災也成為了近現代湖北經濟無法取得重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防汛始終是湖北省天大的事。古代有民謠說，“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葉調元《竹枝詞》中也有描述水災造成的巨大損失，“咸寧會館后湖頭，局面恢宏愿莫酬。每日人捐錢一個，一回大水一回丟?！?。

一、1948年湖北省水災概況

據中國旱澇型年表資料顯示，近二百年來長江流域共有4個重洪災期：1848—1870年、1896—1917年、1931—1957年和1980—1999年，而民國時期（1912—1949）的38年中，湖北省共發生水災35次，平均每1.08年就會有一次水災。正處于重洪災期的1948年水災，其水勢大小和造成的災害，均可列位于民國時期湖北省水災榜的前四名（其余3次特大水災分別發生在1931年、1935年和1949年）。

長江流域的洪水根據水災的成因與發展歷時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流域性洪水”，這種情況是長江上游洪水與兩個暴雨的洪水發生遭遇，洪峰疊加，洪量累積，洪峰形態肥胖，洪水持續時間長，洪水量大，水位日上漲率小，1931年的洪水就屬于這一類，整個長江流域幾乎化為澤國；另一種為“集中性暴雨洪水”，這是由于強大的暴雨覆蓋在上游或中游面積相對較小的區域，或者是某一支流，甚至幾條支流發生強度大的集中性暴雨，從而在支流上或局部區域內發生特大洪水，這種洪水過程歷時較短，洪峰高而洪量較小，水位日漲率往往很大，[2]184但這種洪水對部分地區造成的災害，比全流域性的大洪水還要嚴重，1935年和1948年湖北省水災就是典型的“集中性暴雨洪水”。

1948年洪災發生于6月至9月的主汛期，涉及的主要區域包括：荊江流域的松滋、江陵、公安、監利與石首等縣市，以及漢水流域的漢川、沔陽等縣市。

如圖1所示，1948年入春以來，淫雨連綿，久不放晴，長江、湘江、襄河三水并漲[3]，沙市6至9月降水總量達到697.6毫米，其中6月份降水總量就達412.4毫米。[4]江漢工程局在長江沙市段二郎磯水文站6月中旬至8月中旬的水位均在警戒水位附近，在7月22日水位達到最高水位44.27米，超過警戒水位（43米）1.27米，較1931年和1935年的最高水位43.65米與43.77米尤高。[5] 138—139監利水文站測得最高水位35.33米，超過警戒水位（34米）1.33米。漢口水文站測得7月26日最高水位27.03米，超過警戒水位0.73米（依照武漢關水位變化，結合歷史上防洪記載，武漢防汛有5級水位：設防水位25.00米，警戒水位26.30米，緊急水位27.30米，危險水位28.28米，保證水位29.73米；現警戒水位為27.30米），為80年來第四次超過27.0米。[6]58

湖北省作為八年抗戰的主戰場，元氣業已傷盡[7]，國共雙方在湖北的激烈戰爭也正好在大水災發生期間揭開序幕。這使得國民政府更加無心于河道的整治與水災的防御。于是在湖北省面對這樣大的自然災害時，損失極為巨大。據統計，湖北省遭受水災共計58縣市，被淹耕地15304843畝，占全省面積的30%；災民5966304人，占全省人口的28%；損失糧食達25664314擔，棉花（皮棉）1445068擔。[8]災情之重為1931年和1935年大水后所未有。

如表1所示，位于荊江大堤附近的江陵、監利、公安，漢水附近的漢川、沔陽受災極為嚴重，其中江陵“濱湖各地均成澤國，受災農田估全縣十分之六”，監利“旬日遭暴雨，平地水深尺余，全縣淹沒達十分之七八”，沔陽“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七月三日，全縣大雨，傾盆各垸積水數尺，汪洋一片，禾苗多被淹沒，秋收絕望”，孝感“六月二十九日山洪暴發，水勢洶涌，所屬順河垸、劉家橋、于家垸、葉家壩均被沖潰，大好田禾悉數被淹沒，順河垸、劉家橋兩地受災已達八百余戶”。[7]在交通上，洪水沖潰道路、橋梁，江漢工程局不得不“征雇民船搶修浮橋暫維通車”[9]，鄂北洪水甚至沖毀鐵路，使平漢線中斷十余天。

湖北第一重鎮武漢市也在應劫之列。漢口6至9月降水總量達到666.2毫米，7月23日最大降水量129毫米；漢陽沌口6至9月降水總量667毫米[4]，當時的報紙對災民作了詳細的描述，“全國人士的視線，差不多轉移到長江的水勢上了，漢口的水位日日增高，已經超過了民國二十年同日的水位，大有重演洪水災亂的可能。江漢的人們正日夜的焦灼，在經濟生活逼的人們上吊的時候，卻又提心吊膽的憂患水患臨頭……張公堤上搭起了無數的小茅棚，又破又臟，和成群的災民，映著一片汪洋的洪水，怒濤漫灌，織繪成一幅恐怖凄厲的流離浩災圖?！盵10]江水一度上岸，“江漢路、天津路、車站路一帶道路漫水，諶家磯漬水3尺?！盵11]157農村更是遭到了重創，當時灄口鄉第三保保長王弼臣等人寫給當時湖北省主席張篤倫的水災報告中說：“山洪爆發，桃汛隨來，浩浩滔天，有進無退，以致大小二麥及油菜均遭滅頂之禍。春收淹沒，種子無存，農村待斃，遍地號呼……汪洋勢如奔馬，桑田均變滄海，禾苗盡沒洪流，高低田畝淹沒罄盡……麥稻已先后絕種，即屋宇亦難免漂流，農村危險萬狀，農民束手哀號。往歲之水災猶能逃命，今年之巨劫有死無生，民命難存。萬分緊急，哀鴻遍野，慘不忍聞?！盵3]

在水災的打擊下，許多得不到賑濟的災民被迫選擇了最原始的反抗方式，“土匪”時出，哄搶商鋪、劫奪貨輪的事件也時有發生。貝思飛曾精辟地論述了這種現象，“貧困，總是土匪長期存在的潛在背景，而饑餓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強大動力?！盵12]101948年8月武漢燃料調節委員會駐湘購運處發來的電報就印有“燃水災慘重沿途饑民洗劫船戾戶財務影響運輸”[13]的字樣，天災人禍，一時并起。

二、國民政府的水政

民眾對森林的濫砍濫伐，加劇了水土流失；民眾“與水爭地”，民垸的不斷增加使江流受阻，以鄰為壑、堵支、堵口，使泄洪穴口相繼阻塞?！八冀^非天災，乃由于治水未努力?！盵14]82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造成水患嚴重的人為因素，但最為根本的，當屬國民政府的水政。

（一）貪污腐化

在舊中國，主持和參與修建水利工程的是一項“肥差”。負責修建水利工程的官員往往粉飾欺蒙、克扣侵漁，驕奢淫逸，這種現象史稱“河工習氣”。在堤工中就有“十年知縣不如一任堤董”的說法。民國時期第一個盜用堤捐的是蔣介石，在1930年的蔣閻戰爭中就一次性提走了一千多萬元的巨款，后來又多次將堤款用于向帝國主義購置軍火。上行下效，曾任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將修建長堤的經費拿去做鴉片生意。陳國竑在《荊江大堤堤工瑣憶》中寫有“官肥堤瘦”一段文字，鮮明地反映了這一事實：

“舊時全國貪污腐化成風，荊江大堤的堤防單位自然也不例外，遠的不說，自1945年抗日勝利到1949年民國滅亡，四年時間換了四次工務所主任。每換一任主任必自帶出納、總務等親信僚屬，從中大肆貪污中飽。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以洪某為主任的一伙，其會計李某以權謀私，將職工的工資，放賬于中山路九和布店所開的黑錢莊，每月遲發工資十天，將所得利息全部據為己有。在任14個月，貪污數額折合大米383擔，合當時紙幣4600萬元。又將工程款放賬生息，分給洪某2億元之多。此外，還勾結包商，接受賄路，盜賣防汛器材，據筆者所知，僅祁家淵包商、復興公司經理嚴子卿和涴市夏宏奉營造廠經理夏金連就曾分別行賄5000萬元和3000萬元。李某盜賣麻袋兩次，牟利500現洋。而在這伙人把持下的荊江大堤卻百孔千瘡，四年來所做工程的土石方量則是微乎其微。那時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勝利，美國在遠東菲律賓儲存戰備物資甚巨，擬運中國作為救濟，于是‘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應運而生，湖北救濟分署沙市辦事處也隨之建立，并接收了大批美國面粉。工務所即采取‘以工代賑方式開支修堤工費，其實這點面粉僅夠工務所員工工資已，哪有多余的用放修堤。尤其是民國三十七年（1948）的護岸石方工程中，由私商承包，更是行賄舞弊，丑態百出，真正能用堤上的就要大打折扣了。故直到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時，大堤仍是矮小單薄不堪?！盵15]323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所撥發的工賑費用被大肆地鯨吞，有民謠說：“打三坐五睡八工”，就是地主上堤打傘一走記工三個，坐一坐記工五個，睡一夜記工八個。[16]81修堤的負擔就轉嫁到了貧苦的農民身上。這就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治理河道的一個真實寫照。

（二）人員匱乏

在解放戰爭中后期，國民政府已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經費拮據。湖北省水利工程處不得不大量裁剪員工，“1947年從定編60余人裁為30人，外加長渠留守人員8人。1948年又裁剪為24人，所剩技術人員僅9人?！盵17]37少量而不敷用的治河經費被侵吞挪用，本已捉襟見肘的治河員工又被消減殆盡，治河方面也就不能或不可能有任何大的舉動，結果只能任洪水泛濫了。

（三）機構混亂

民國末年，國民政府在湖北省設有5個水利機構，即江漢工程局、湖北省水利工程處、農林部農田水利第四工程隊、金水流域工程局和漢口水文站。但這些機關單位不相統屬，如隸屬經濟部的江漢工程局，后被劃歸到水利部，又如農林部農田水利第四工程隊隸屬農林部。因水利行政不統一造成的各機關單位事權不一，或機構重迭，而導致彼此推諉責任、行政效率低、糜費公款等現象屢屢發生，嚴重制約了抗災救災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器材缺乏

在城市，“河工習氣”的嚴重程度比地方官員有過之而無不及。1948年堤工?？顡芙o武昌、漢口的防汛費各為20億元（按：撥款時幣制為法幣。1948年8月19日起改用金圓券，規定法幣300萬元，折合金圓券一元）。[18]3-68但按照當時法幣的貨幣購買力指數，100元的法幣在1948年只可以購買五百分之一兩（舊制每斤等于16兩）大米，這樣折算下來，武昌、漢口實際得到防汛費的購買力只值250斤大米。于是在漢口，“下水道年久失修，排水裝置十分簡陋，抽水馬力非常不足”，導致“江水退后，市區內的積水仍無法排出，車站路、友誼街一帶房屋店鋪仍在水淹之中。街面交通靠人力車“過渡”，各家店鋪門前都搭上臨時跳板橋?！盵19]543—544據《中央日報》所載《江水尚未肇禍，漢口已有人遭殃》一文稱：張公堤“堤下的房屋盡入水底，堤內亦有不少積水，漢口防汛當局弄了幾部抽水機在那轟攪，若無其事的悠閑地抽，堤內的水，卻是愈抽愈多，這種癱瘓“既定”的緊急防汛措施，令人不能不為漢市百萬生命捏把冷汗?！盵10]

（五）戰爭破壞

因戰廢水也是1948年湖北省特大水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蓋“大兵之后，必有兇年”，此為事實所必然。[20]286而這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埋下了種子。史料記載，“日軍占領時期，不僅堤防沒有加以培修，還在沿堤到處駐有軍事工程，將堤身挖得千瘡百孔，尤以沙市以上的萬城，以下的觀音寺、馬家寨至郝穴一帶，軍工遍地皆是，汛期中，任其風浪沖刷，迄不得已才行搶護，此間長江幸無大水，得免潰口?！盵21] 34—35在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為了提防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的大軍，也沿堤鋪設路軌、筑碉堡、挖戰壕，挖斷堤身取土石作業，進行依堤防御，使堤防遭到更嚴重的破壞。朱德在《在各解放區水利工作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國民黨軍隊為了抵擋人民解放軍的進攻，“毀壞各種建設工程，特別是以水當兵，借河流作反動軍事的防御工程，大規模地破壞了河防工程和造林、蓄水等防旱防洪設施，除老解放區外，大部地區在我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前，所有橋梁、涵洞、河堤、江岸都被國民黨反動集團肆意破壞，幾無一處完整者?！盵22]271《中央日報》也在不經意間將此透露了出來，“近已商得阮司令之同意，將易家墩月堤上之野戰工事以填覆?！盵10]但國民政府當局卻將水災的責任推卸到了人民解放軍一方，“潛江之江漢區奸匪為我軍圍攻，無處逃竄之時，于十月二日將潛江張截港以西澤口一帶，以及岳口西之黑流等處之堤掘決?！盵8]《漢口報》也有文曰：“共匪滅絕人性，又在沔陽決堤?！盵23]如此自相矛盾，事實如何可想而知。

（六）救濟不力

水災發生后，湖北省政府向國民政府申報了災情，希望能夠減免一定的田賦。而國民政府也同意按原定田賦等“稅額11532288元、征實2998395石、征借1383875石、公糧1383875石、積谷345969石”，減免“稅額約3430280元”，減免“糧額：征實891873石、征借411634石、公糧411634石、積谷102908石?！盵24]但事實上“仍照35、36兩年度成例，征實每元征谷2市斗6升、征借每元征谷1市斗2升，另公糧每元1市斗2升、積谷3升，共征稻谷5市斗3升”[24] 為標準征糧，甚至加征。以嘉魚縣為例，水災后“免征糧41800擔，但是年實際征糧33927擔，比1947年多征12463擔?！盵25]168

國民政府對水災的反應商算及時，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行政院在8月初即決定撥發首批賑款，共計3188.8億元賑濟數處災害（河南宛西匪災，湖北水災、匪災，江西水災，廣東水災，貴州水災），但其中500億元是用來“急賑收復后之襄樊難胞”。[26]事實上，解放軍在1948年7月間發動了襄樊戰役，已經解放了襄陽、樊城、光化、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等城鎮。盡管解放軍隨后撤出大部城市，但亟于進行戰爭的國民政府是否會將這500億元如實發放于民間，恐怕最后依然是用于“戡亂國策”之中吧。

在國民政府下撥賑款的同時，湖北省政府也下撥款項進行救災。但對于浩大的災情仍是杯水車薪，難以為繼。仍以嘉魚縣為例，當年湖北省政府下撥嘉魚縣工賑款15億元（法幣），次年省政府社會處又撥金圓券3萬元。然而對于經濟即將總崩潰的國民政府，在1948年11月初取消限價后，才一個多月每石白米就漲到了1800元（金圓券）。[27]669嘉魚縣水災救濟委員會亦曾不懈努力，呼吁“地方‘仁人君子，能解囊相濟受災難民，但經8年抗戰之余，又罹頻年水災之縣民，能解囊相助的仁人君子又能如之何邪?！盵28]20

受災地區的人民顛沛流離，而國民政府大量要員極力遵行蔣介石制定的“戡亂國策”與“充實財政”的既定國策，漠視民命、賑災不力、貪污腐化等現象層出不窮。情節最惡劣的是發“救災”財?！熬葹摹币獑T大量出沒于賭場與酒樓，揮霍救災款項。湖北省羅田縣縣長汪淼甚至將配撥的3.44億元賑款 “移作辦公及購槍”。[29] 國民政府的水政，無疑是當時社會的鮮明映照。

結語

善治國者必先治水，治水自中國古代起就被視為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豆茏印ざ鹊亍份d，管仲在與齊桓公一起探討治國方略時，進言道：“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薄盎腹唬骸嘎勎搴χf。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盵30]

1948年，國共雙方在湖北正處于膠著時期，由洪水導致的災難使得國民政府治水的諸多弊病暴露無遺，并由此引發了深刻的反思與總結，這勢必對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起到重要的作用。對于救濟災荒而言，治理的指導思想與體制是根本的癥結所在。1948年的大水災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防災思想及其體制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在大水災的刺激及社會各界的推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治理水患擺在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積極加強國家水利工程的建設，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上邁出了新的步伐。

注 釋：

[1] 周魁一、程鵬舉：《荊江大堤的歷史發展和長江防洪初探》，《長江水利史論文集》，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

[2] 湖北水利志編纂委員會：《湖北水利志》，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0年。

[3] 《湖北省政府電呈關于本省水災情形及行政院糧食部的有關電函》，湖北省檔案館藏，LS24-3-2802。

[4] 《1948年各水文測水位、蒸發量、雨雪量逐日統計表——湖北省水利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藏，B-1425。

[5] 沙市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沙市市志》，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

[6]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武漢市志·總類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

[7] 《湖北省民國三十七年各縣水災實錄概況表及民國二十六年各縣水災概況表》，湖北省檔案館藏，LS31-4-102。

[8] 《湖北省水災災情一覽》，湖北省檔案館藏，LSA2.24-15。

[9] 《湖北省各段公路橋梁被水沖毀案之代電呈令附圖表》，湖北省檔案館藏，LS31-10-1267。

[10] 《江水尚未肇禍，漢口已有人遭殃》，《中央日報》，1948年7月14日。

[11]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武漢市志·大事記》，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12] [英]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 《武漢燃料調節委員會及駐湘購運處關于煤炭運輸的來往文件》，湖北省檔案館藏，LS80-1-0459。

[14] 鄧云特：《中國救荒史》，上海書店，1984年。

[15] 荊江大堤志編纂委員會：《荊江大堤志》，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

[16] 周樹勛：《荊江大堤》，水電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江志》總編輯室，《長江志通訊（1984-1986）》合訂本，1984年第1期。

[17] 湖北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北省志·水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8] 湖北水利志編纂委員會：《湖北水利志（征求意見稿）》，湖北省圖書館藏，1988年。

[19] 湖北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北省志·大事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0] 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21] 江陵縣堤防志編寫組：《江陵堤防志》（內部發行），1984年。

[22] 朱德：《在各解放區水利工作聯席會議上的講話》，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 《共匪滅絕人性，又在沔陽決堤》，《漢口報》，1948年10月7日。

[24] 《湖北省各縣民國三十七年度征借征實公糧積谷額征數一覽表和各縣水災匪災實錄》，湖北省檔案館藏，LS24-3-2203。

[25] 湖北省嘉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嘉魚縣志》，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

[26] 《救濟各地水災匪災，行政院撥三千一百余億元》，《中央日報》，1948年8月12日。

[27] 劉克祥、陳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簡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8] 嘉魚縣水利志編寫組：《嘉魚縣水利志》（內部發行），1987年。

[29] 《湖北省政府財政廳（會計處、社會處）、第十五綏靖區等關于救災、禁邪教、賭博、俘糧、人事任免的訓令、代電》，湖北省檔案館藏，LS1-6-0346。

[30] （唐）房玄齡注：《管子》卷第十八，正中書局，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

責任編輯：劉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