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向何處去
——長篇小說《變革》 對大學校園“審丑”的呈現

⊙吳 可［北京大學中文系、國際批評理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歷史上，高校往往被視為開啟民智、救亡圖存的薪火之地，也是“新人”培養孕育之所。在對高校歷史的回望與書寫中，既有史傳一類的歷史敘述，亦有小說的想象與建構。就后者而言，江蘇作家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17年女作家陳衡哲首先寫出了白話短篇小說《一日》，表現了留美大學生一天的生活，自然而富于幽默感；1928年陳白塵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漩渦》，真實地再現了校園里的生活；特別是20世紀40年代錢鍾書先生的《圍城》，以三閭大學為背景，對宦海腐朽、政界無能、學術賣弄和社會墮落等進行了揶揄諷刺，揭開了大學校園內的亂象、知識分子心靈中的丑陋，開創了中國大學校園題材小說“審丑”的寫作方向。這一傳統被1949年以后當代文壇的作家們予以承繼和發展。隨著社會、思想等因素的影響和催化，“審丑”在作家們的筆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如江蘇曉風的《弦歌》 《儒風》 《靜水》，葛紅兵的《沙床》，格非的《欲望的旗幟》，黃梵的《第十一誡》，宋浩浩的《雙山》，裴文的《高等學府》《文人》，尹平的《變革》，等等。它們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視角表現了象牙塔神話崩潰后校園的種種亂象，以及校園之外的大社會、大時代乃至人性的弊病?！笆崂硇聲r期以來的大學校園小說，揭示出學院知識分子異化的現實、獨立存在的校園文化中比較灰暗的一面，透析新時期大學校園小說中的文化價值演變，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學校園，揭示并反思校園文化生活”①。本文以南京審計大學副校長尹平教授的長篇小說《變革》為具體研究文本，通過細讀，看看其呈現的是怎樣的校園“審丑”，又是如何呈現的，并反思可能存在的問題。

一、領導者在運籌管理上的失職

和其他校園小說的教師視角、青春視角不同，尹平的《變革》以坐落于江南S省省會的津海工商大學為視點，以教育管理者的視角，即“校長”一角，透視校園文化，全景式地展現了當下大學的管理生態，兼及教學生態、學習生態并以鳥瞰的方式全方位地予以審視——正所謂“大有大的難處”。

（一）急于擅權專權

2009年4月前，還是津海工程學院副校長的何曾進被S省委任命為津海工商大學校長。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改革的“強人”。就其性格、作風而言，作品中有一段話很好地做了詮釋：“凡認準的事，何曾進都毫不猶豫出手，即使鋌而走險也在所不惜，他就這個說一不二的性格。過去當副院長，角色受限，不是想干什么都能干得起來、都能干成，他與領導的看法經常相左，何曾進不論對錯都我行我素，從不委曲求全，這種過分張揚和自我肯定的個性，讓一把手和周圍的許多人感到不快，得罪人當然就是必然的和普遍的現象?！保?9）何曾進的權力在津海工商大學黨委書記陳棟國到齡退休，S省委讓何曾進接任校黨委書記兼校長后，達到了巔峰，成為真正的“強人”——“何曾進黨政一把抓”（226），“很快何曾進的意志變成了黨政班子的意志，變成了學校的紅頭文件，變成了學校政策和制度，變成了師生員工的行動”（104）。然而，“強人”的改革容易用力過猛，甚至陷入獨斷專行，走向另一種不切實際的好大喜功，比如不顧學校發展實際，在前任校長建設一期新校區背負五個億債務負擔的情況下，還多少有點期盼省府買單的幻想，要急于上馬二期工程，結果民怨迭起。在引進海外人才時，同樣不顧本土博士的怨聲，獨自說了算，結果導致校內教師的憤怒：“為什么總是墻里開花墻外香？為什么總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難道這就是津海工商大學的人事管理理念？對自己人總那么兇神惡煞，對外邊人就彬彬有禮，本土教授和博士在校內吃不開，到了校外卻吃香得狠，等到人拍屁股要調走了，才幡然感悟那是人才！留人留心，津海工商大學好多老師早就心寒??！”（303）

高校的改革是需要的，這是共識，亦越發演化為一種政治正確。何曾進正是高舉改革的大旗，下了猛藥、用了雷霆手段，以至于把自己都逼迫得成了同事眼中的“工作狂”。但從實效與民情來看，何曾進推行的改革仍然沒有擺脫“大基建、大換血”等硬砸資本投資的老路?？墒?，在政府無力擔起投資的重擔之際，社會資本便以各種名目、方式進入高校，并綁架高校成為資本的博弈場。某種意義上，何曾進最后被告發而接受省紀委調查，也確實與校園后勤資本的再配置有直接關聯?；蛟S，正如作者尹平賦予他的名字“何曾進”一樣——既是一個疑問句，“何曾有過進步？”也可能是一個追憶往昔的過去時，“曾幾何時還是進步的”。改革的目的自然是要向前進，但推行的改革者卻頭頂“何曾進”的名號，這或許也顯示出作者尹平對改革及其前景的一種懷疑，或至少是充滿擔憂。

（二）放縱任人唯親

何曾進剛調任津海工商大學校長不久，欲把過去在津海工程學院“鐵三角”的另兩位，曾在他力薦下留校后當上校黨辦副主任的曹眾和任商學院副院長的程凡調入。之所以要調入，倒還不是出于小利益集團的個人目的，而是出于“強人”也難敵眾手，需要有得心應手的具體行事之人幫忙貫徹、推行“強人”意志。但不可否認，在外人眼中，這三人確實捆綁成了利益集團，以至于曹眾、程凡都是何曾進的“化身”——所謂“三位一體”，“過去在津海工程學院，現在在津海工商大學，你們已經成了我何曾進的化身，盡管你們不這樣看，但人家這樣認為，所以不用授權，你們已經代表了我，代表了我們”（99）。這“三位一體”便成了津海工商大學的基本權力結構。然而，調人的手段多少有點鉆政策的空子之嫌：“但是對于調原部下入津海工商大學，侍其左右，委以重任，有悖于干部政策。領導干部調動原下屬工作人員不得隨調，這是慣例，也是原則……何曾進哪能不明白，但是他堅持認為這不是下屬隨調，而是人才引進，欲調入的兩人不僅是中層干部，而且是教授、副教授，其中一人還是剛畢業不久的博士，所以不要用‘調動一詞，取之于‘引智’”。（49-50）如此變換修辭之后，在建設高水平、一流學科等改革名義下，曹眾和程凡加入“強人”政治就顯得非常名正言順了。在校長何曾進的安排下，曹眾任黨委和校長辦公室主任，程凡任人事處處長，“兩人鎮守學校行政指揮中樞和人力資源配置中心，把住這兩大隘口，可以監控津海工商大學教學、科研、服務和管理運行全程。何曾進覺得這樣部棋，可保津海工商大學大事無憂，免于后院起火”（51）。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搞一言堂、小集團的官本位思想。何曾進為了政治目的，搞“自我設計”，他擅權專權，以權謀私，以權壓眾。這又是典型的官僚行為?！按髮W正在異化為以官僚機構模式運轉的另類機構”②?！岸S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政府部門實行了公務員制度，在這樣的總體形勢下，大學的官本位管理不但沒有退縮，反而不斷被強化和擴大，這就更突顯了大學官本位問題”③。

從符號層面看，“眾”和“凡”的加入，看似寓意改革走的是群眾路線，注重的是校園民生問題，但實際上除了利益集團化、脫離民眾之外，何曾進還有另一層的想法：“這樣的安排，何曾進明著說，對朋友也算有所交代了，如果撇下兄弟不管，獨自異地做官去了，將朋友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日后誰還敢跟隨我做事呢？不論津海商大還是工程學院，不論白道還是黑道都是這個理兒?！憋@然，這就離改革更遠了一截，而像是梁山好漢的哥們義氣，是江湖做派。由此，不由得令讀者質疑“強人”推行的改革的成色，還是一顆紅心嗎？

（三）狠刮形式之風

象牙塔內的形式之風盛行，從大的方面說，大學強調的是規模發展而不注重質量提升；從領導人的政績觀看，往往看重外在形式，缺少對內涵建設的聚焦。當官要有政績，憑政績以考核官員的能績，決定他們的升遷。當校長亦如是。盡管《變革》中的何曾進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向上爬的政治野心，但仍然免不了急功近利。原因很簡單，他需要外在的、形式的東西來為他的改革成功背書——否則他將失去主政的合法性，而也唯有外在的、形式的，比如新校區二期建設，才是可以速成的。于是乎，改革與證明改革成功的成果陷入了惡性的封閉循環。在這樣的情況下，校園變成“工地”，“隨著校園內建筑圍擋的增多，施工工地的增加，校園美麗的環境被破壞，污染與日俱增，游走于校園內的閑雜人員越來越多，施工車輛橫沖直撞，給學校治安和管理帶來莫大隱患，老百姓的抱怨情緒更是有增無減”（151）。也就成了必要的“犧牲”。甚至于學?，F金流枯竭，無力購買正常的教學科研期刊、數據庫，連教師節日福利都差點難以發放。顯然，這樣的“大發展、大基建”并非量力而行，盡管從長遠來看，可能是戰略意義的，但著眼于當下，這樣的改革竟要以全校師生勒緊學術、生活的雙重褲腰帶，則不禁令人懷疑，這樣的眼下還能否支撐到許諾的“烏托邦”未來？也無怪乎學校老師會批評，“基建將學校僅有的一點家底都耗空了。建這、建那，卻就是不建民生”（151）。毫無疑問，改革需要有烏托邦的愿景，只有在此愿景的召喚下，才能動員力量，但如果脫離了民生，烏托邦只能是空洞的形式。

形式上的另一大亮點就是津海工商大學成立五十五年的校慶。校慶本是一個梳理校史、挖掘歷史文化內涵，凝聚校友等社會力量的重要契機。但過分看重校慶，甚至將其當作一次改革成果的展示，則容易淪為一出吹捧大戲。何曾進一門心思籌辦校慶，正因為“那是一出奉獻給領導和全社會的重頭大戲，是津海工商大學辦學成果的總檢閱，是他執政近五年來的成績報告單，是里程碑和載入校史的天字工程，就是一號工程，頭等大事——何曾進在中層干部大會上如是說”（353）。小說最后寫到校慶晚會臻于高潮，何曾進留住風水大師，以“驚喜”的欲望煽起了體育場萬人的狂熱，也誘發了何曾進“除了我何某人，還有誰能創此偉業，不能說絕后，但能夠空前”（356）的內心膨脹，甚至是自我崇拜。于是，改革成了表演，“強人”成了演員。

（四）違背財經紀律

財務是高等學校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容易滋生權力腐敗的核心部門之一，為此，教育部發布了相關的規章。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何曾進到津海工商大學之前，耿正銳做校長時就遺留下來3000萬元“小金庫”。這個燙手山芋現在甩到何曾進的手心上，他感到棘手，回家請教夫人柯沫，“柯沫想了一下說，首先要保密，切莫伸張，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其次，要設法斬草除根”。然而，這個最應該首先被改革的歷史遺留問題，一直拖延到小說結尾都沒有真正解決，相反，何曾進接受省紀委調查正是因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遭到舉報。

“《變革》中還多次提到‘點招’，這已成為高校公開的秘密?！c招’給學生家長帶來希望，也給握有‘點招’權的人太多的發揮余地，分數不夠用錢補”④?！氨M管國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收取與招生相掛鉤的任何費用，但是明令之下還是能找到不少變通的辦法”（84），無非是“教育發展基金會”一類的擦邊球。這種修辭的游戲鉆了財務的空子，更違背教育公平的原則，使得教育機會、資源成為一種商品，使高校成為資本角力的舞臺。

（五）虛設管理規章

高校作為特定的組織機構，規章制度的設立自有特定的內容。大學校園中的制度文化，包括大學的組織結構以及各種規章制度。比如教學考試，不管哪所高校都有考試，這本是公平競爭的平臺和重要環節，但津海大學的考場卻秩序混亂，有學生左顧右盼、東張西望、交頭接耳，甚至遞紙條、偷偷對答案，監考老師卻視而不見。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老師不愿讓學生怨恨，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規章制度便只得置若罔聞了。當然，除了置若罔聞，或有可能出現冤假錯案。如考試期間于根平作弊，女生小旋被認定為同伙，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但當校長要求糾正通報時，卻有老師認為會影響學校的聲譽需暗中處理。學校規章制度的尊嚴應靠準確科學的執行來維系，冤假錯案是對制度的最大褻瀆。除此之外，權錢利益的腐敗也給管理規章開了道后門。富二代麻姍姍系嚴重作弊和再次作弊，按學籍管理規定應作開除學籍處分，學校領導卻被利益買通，為麻姍姍開脫，讓其轉學，并在轉學材料中隱去作弊和處分情節，沒有留一絲痕跡。

在津海工商大學這一“強人”政治的高校，所謂管理更多是領導者思想的單向輸送，高屋建瓴卻細致不足，期許美好卻實施有難，或有出現上有政策而下有對策。這都是改革路線脫離群眾之故。此外，高校在組織人事、教學管理、行為活動等方面均有系統的制度規范，具體的落地實施卻漏洞百出。傳達室的登記流于形式、校史館的管理員擅離職守、違禁電器私拉亂設……一方面歸因于管理水平與員工素質，另一方面則是學校制度系統有故障。高校管理是一門學問，作息安排、考勤紀律、值班巡查等雖是規章制度的細枝末節，特定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是問題的關鍵，所謂積重難返，規章制度的設立與實施從小處著手，方能以小見大?！爸贫茸鳛橐环N規范人行為的方法，具有剛性，是一定范圍內和特定時間內每個人都要遵守的。更具有強制性、工具性和時效性”⑤，津海工商大學的各項規章制度與貫徹執行背道而馳，形成極大的反差，恰恰是對學校管理者的打臉和管理活動的無情諷刺！

（六）任由弄虛作假

談到科研，津海工商大學分管教學科研的副校長寧振舉說道：“教師的科研有急功近利之勢，淺嘗輒止，過分強調快出成果、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追求數量和規模，而精品不多、特色不顯，標志性和有影響性的成果較少，科研中浮躁、弄虛作假等現象時有發生，僅去年一年被舉報的教師涉嫌抄襲、剽竊事件就達三次之多?！保?3）科研與教學的矛盾主要與當前量化評價體制關系密切——雖批評之聲不斷，但尚無更好替代之法，小說中何曾進的諸項改革也未能對此開出實際藥方；另一方面也與“大擴招”不無關系——師生比例一直緊張?！按髮W科研活動對教學的指導意義毋庸置疑，但科研至上、輕視教學的短視行為卻是在背叛高?！瞬排囵B’的莊嚴使命”⑥，結果往往導致教學、科研兩敗俱傷?？蒲械某晒h比教學的成果更容易資源化、資本化、權力化，被壟斷集中到少數所謂“學閥”手中，從而滋生諸多潛規則。一如史生榮長篇小說《大學潛規則》中，門亮申請的項目是通過現已是財政廳副廳長的老同學于利明與科技廳的劉處長搭線才拿下來的；朱雪梅二百九十萬的經費是與車處長的肉體交易獲得的，等等?！霸诂F實生活中，原本生存于象牙塔中的學術卻在漸漸失去往日的純潔”⑦，“學術問題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愈演愈烈，學術‘生病’了，若每個大學人都還對這種現象冷眼旁觀，不積極整治，那么學術造假、學術腐敗、學術垃圾終會把整個學術的靈魂掏空，那么高校的文化建設體系也最終會坍塌”⑧。

除了高校內的弄虛作假，也多有高校相關行業的以假亂真。比如《變革》中的EASC公司，津海工商大學與該公司合作多年，每年支付價格不等的咨詢服務費,EASC公司于年底向學校呈交咨詢報告并向社會定期發布相關調查數據。EASC看似獨立的第三方信息，實則是變現的大數據——這些資訊被學校廣泛、經常地引用，成為學校申報項目、申請獎項、總結回顧、展覽宣傳等方面的重要素材，但如果想要保持美好的聲譽和發展勢頭就得與公司長期合作，一旦關系破裂，各項指標便迅速變臉，那么公司就見錢說人話、不見錢說鬼話了。這種被粉飾的、虛假的辦學業績與聲譽僅僅靠金錢維系。這樣，學校為了面子工程，不惜采取跑項目、買版面等非常手段，名曰校、刊合作共建，相互之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的綁定。

二、施教者在教學心理上的失衡

“大學教師是文化的傳播者和創造者?，F代大學的性質決定它不僅傳授高深知識，而且還擔當著創生高深知識的社會文化使命”⑨。在“創生”方面，如上所述，在目前高校對教師的考評機制下，教師不得不放下身段，想盡辦法鉆營投機。從“傳授”層面考量，很多教師心理上失衡、情懷不再。就如《變革》中描寫的：“學校重引進、輕培養，重海外、輕國內，重科研、輕教學，重文憑、輕業績?！保?02）在追求高校世界一流化的過程中，“換血”是有必要的，但改革應該處理好土洋之間的關系，否則，就會爆發“土著”教師的不滿：“什么海歸？你們知不知道，有的人在國外混不下去，才打出愛國、回家創業的旗號，投入國內大學的懷抱。有的人在國外犯了事被革職才流落回國。這些人在國外本是垃圾，卻被我們捧為至寶?！保?02）盡管這是玩笑之語，但確實反映出“土著”教師的心理失衡，被擠壓到了生存的邊緣，“津海工商大學好多老師早就心寒??！”（303）甚至更極端，“換血”被追溯到了血統論、階級論的話語邏輯—— “身份論在‘文革’后就廢棄了，沒想到如今津海工商大學重拾‘文革’遺風。海歸，成分好，血統高貴，根正苗紅，僅憑一個名銜就是紅五類，可以捧上大位，所有政策大門多對他們敞開著，吃香的、喝辣的。我們土生土長的就是‘黑五類’了，就得往后站，后娘養的？凡事都另眼相看！不具公平競爭待遇！”（301）激烈的言辭，其實反映出的是校內土洋老師之間資源配置的失衡。在如此背景下，廣大“土著”教師由此產生“自卑”心理，“大批年輕教師已無心戀教，都忙著出國讀博，忙著寫論文。他們向海歸們看齊，寫的論文既不服務于社會，找不到實踐用武之地，又不反哺教學，無病呻吟，孤芳自賞，為了科研而科研，為了名利做科研。而教學質量每況愈下，上課在應付差事，真是誤人子弟，這叫謀財害命！”（302）我們說教育是講信仰和理想的，教師需要情懷，但同時教師也是一種現代職業，需要生存和生活。只有教育信仰，才能有信仰教育，只有用教育理想才能實現理想的教育。讓教師有尊嚴地教學、有尊嚴地生存，才能在浮躁的學術風氣里堅守底線，求索真理。

另外，也要看到有些施教者在道德上的失位，也就是德不配位。如津海工商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小旋在院長蔣興中引薦下欲報考津海大學潘教授的研究生?？墒沁@個年逾半百、瘦骨嶙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蓄著絡腮胡子的教授卻在小旋單獨登門拜教的時候，“先是語言暗示，發展到語言挑逗，再就是動手動腳起來”（335）?！啊液芟矚g你這野妹子的味道。你若依了我，考研自無問題，’說罷欲行非禮”（336）。這既是所謂師德師風的問題?！鋵嵏歉咝Ｐ詣e權力政治的問題，是法律的問題。一如近來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進入高校，既掀起了陳年舊案，又揭開了當下丑陋現狀，即高校性別權力關系尚處于近乎“無法無天”真空的狀態。這本應也是高校改革的題中之義，可惜的是，早些時候出版的《變革》只是點到了，但沒有更深入展開。

三、受業者在為人處世上的失當

在這個日益技術化、物質化的時代，在所謂“拼爹資本主義”的時代，高校大學生表現出“小確幸”的生活態度、“小時代”的價值取向，或者“喪文化”的頹廢美學，也并不奇怪。正如《變革》 中管理學院的學生于根平，家境貧寒，在別人享受美好大學時，他從大一開始就在校外打工，送快遞，發廣告，做家教，刷盤子，看孩子，做保潔，什么沒干過？他已超前擔負起家庭的重擔，并接受了“拼爹”血統論的自我規訓：“當今社會權力和金錢當道，這兩樣東西我和我的家庭一樣沒有，一丁點也沒有！父母除了給我軀殼，什么也沒為我打造好。當今，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是弱勢群體難，有人難，有人不難。什么自主就業？不就是拼爹、拼官、拼錢嗎？不就是關系哲學嗎？不就是金錢外交嗎？我們師哥考取行政事業單位，哪一個不是父母鋪路？師姐們考進銀行，哪一位不是父母打前站？沒有關系門都沒有！刻刻苦苦考大學、辛辛苦苦讀大學，讀出來首先面對的就是加入失業大軍?！保?3）所有這些悲憤之言都濃縮在了作者賦予他的名字“根平”二字之中——某種意義上，平凡的出身、普通的家庭，已經是青年頹喪的“原罪”。這種“原罪”遠比土洋之爭的血統論更為致命、更為底層，因為它幾乎不可更改。

階層的固化，上升流動性的枯竭，使曾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幻象破滅，新的“讀書無用論”泛起，“真理”與“求知”成了這個時代最冷的笑話。于根平的個案很典型，只能玩世不恭，只能犬儒地活著。這不僅表現在個別學生，而是反映在一類弱勢和容易被忽視的群體身上。它折射出當下高等教育的諸多弊病以及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巨大隱憂。如前所述施教者不能安心教學，認真投入教學，課堂上學生或昏昏欲睡，或玩手機，或看快餐文學，或左顧右盼，盼下課鈴早點敲響。以課外閱讀為例，津海工商大學是一所財經類大學，而對財政、金融、財務、會計、審計等主流業相關的書籍少有人問津，不論借出還是歸還的書籍，大多嶄新如初。而閱覽室又上演著搶座位的“情景劇”。他們閱覽的都是非專業書籍，文學、音樂、美術、美容、性愛、體育、軍事、影視……正如分管學生工作的魏薇副校長所云：“學生既不看《水滸》，也不看《三國》，古典名著太長太老調，他們一是上網，二是喜歡讀舶來品和二、三流作家的言情小說，是西式快餐化的俘虜?！保?4）

隨著世俗化的沖擊，網絡、電影、電視、出版物、音像制品等大眾傳媒的快速發展使得世俗文化日益浸染大學校園。一些低級庸俗的作品，特別是外來的品位不高的流行歌曲、詩歌、言情小說、影視等，以調侃式、娛樂性見長而缺少人文精神的“快餐文化”在各種媒體和文藝作品中泛濫，嚴重侵蝕著校園文化，導致一些青年學生在價值觀上出現迷惘、困惑，思想混亂，道德理想黯然失色，審美情趣逐步退化蛻變。再加上校園學風失重，考風不正，這種內外結合使得一些學生如迷途的羔羊，整日渾渾噩噩地游蕩在校園，尋求感官刺激，收獲所謂的“愛情”。高校的校園似乎充斥著青春荷爾蒙的躁動，大學生活動中心、山坡上、草地邊、教室里，到處有談戀愛的人。更有甚者，在公共場合置若無人，貼身而坐、摟成一團、狂放曖昧?！蹲兏铩分泻卧M在任職之前“微服私訪”津海工商大學的校園，在山坡的石板路上遇到讓他看不下去的一幕：一對學生模樣的男女不顧路人在那調情，“‘哎喲，討厭，討厭嘛！’女子嗲聲嗲氣尖叫聲，特別的響。循聲而去，十米開外的石凳上一對學生模樣的男女正貼身而坐、摟成一團，那女生將紙袋里的爆米花一粒粒喂進男生的嘴里，男生則將爆米花吃去一半，另一半又吐出填入女生的口中，吃著吃著，那男女的四片嘴唇就緊緊對吸、牢牢地膠合在一起了。熱吻中男生將女生壓在身下，一只手正去解女生衣扣，欲伸手進去，不住地亂摸亂搓……”（5）亦如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校長魏薇說的：“這種事情校園里天天發生，只要存心去看，滿目瘡痍??！”（240）青春的戀愛本是校園中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無論是在“致青春”一類的校園寫作中，還是在像《變革》這般揭露校園弊病的小說中，戀愛往往都成了某種奇觀化、病態的東西，甚至被形容為女生“二次投胎”的手段。這固然戳破了某些真實，但似乎又形成了一種模式化的寫作套路，不禁令人懷疑，校園是否存在“自然主義”的面目？

四、反思

《變革》這部小說模仿的主動行動是改革，但小說的題目卻沒有使用政治色彩濃郁的“改革”一詞，而是用了頗為中性的“變革”。換言之，文本世界中的改革是正確的，是必然的前進方向，出問題的只是改革過程中的措施、人事。改革也是“強人”何曾進入主津海工商大學的全部合法性來源。對于改革，何曾進下過自己的定義：“改革是資源重新配置、利益的重新分配，必定引發矛盾，有時會釀成沖突，甚至激烈沖突?！保?02）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改革的宏觀方案，其實質仍然是“大基建、大換血”的老路。而且，高校至少還有其意識形態等領域，并不完全能被資源、利益等生產力、生產關系方面的改革所涵蓋。事實上，在何曾進的“強人”治校下，所謂改革本身也有其意識形態的一面，而對這一面，小說的敘述者并沒有自覺地、建設性地反思，如果有的話，也是更傾向于暴露。如果硬要追問津海工商大學改革的動力何在？直接的導火索顯然是小說開頭因為人禍而燒起來的兩場沒有人員傷亡、只有一定經濟損失的“大火”。根據文本，這兩場火“不算‘重大’，且火勢剛起，在消防車趕到前，明火就被師生全力控制住”，但“經過媒體事后那么一炒作，火勢、災情、損失就被放大了”（2）。在此情況下，老校長引咎辭職，何曾進“臨危受命”。從這樣的開頭看，改革并非高校內部的自覺，亦沒有前后歷時的線索，而是外部輿情的倒逼——某種意義上，使得改革從一開始就沾染上了危機公關的色彩。這不禁令人追問，如果沒有這兩場“大火”，津海工商大學還會發生改革嗎？將改革建基在偶然性的事件上，似乎就回避了對改革必然性的思考。當然，這可能也是作者一種有意識的反諷策略。但這種有意識可能需要進一步在文本中予以明確。就目前來看，對改革的反思力度有限，這使得小說的深度相對缺乏。

或許，作者的意圖本就更側重于揭露改革過程中的丑陋現象，而并非反思。這在這本小說封面標題的“變革”二字有所暗示—— “變”字做了水平翻轉，似鏡像一般，而“革”字卻保持不變。一正一反、一鏡像一本真，應該是隱含了作者的價值判斷與結構方法，即至少一半是在鏡像式的呈現。因此，作者是有現實主義的追求與關懷的，但在處理上尚有簡單化的嫌疑，表現在小說的故事性上就是生動不足、細節不足。而“變”字中紅色的一點，或許也暗示了在黑底色的中間仍然存有紅心式的人物。事實上，主推改革的“強人”何曾進也并非反面人物，相反，正面性要居多。

在這本小說封面的標題之下，還有一行小字“和現在的大學教授相比，方鴻漸、趙辛楣等，都是很單純善良的讀書人”。這顯現出作者有意識地互文錢鍾書的《圍城》，可能也有意識地要接續諷喻社會、針砭時弊的傳統。相較《高等學府》《文人》等小說而言，《變革》從管理、施教、受業層面反映了當下大學校園大學人的困境、困苦、困頓乃至困惑的狀態，“鞭撻了寄生于其間的種種浮榮與丑惡”⑩。這種審丑的書寫，“正是眾多大學校園小說特別是江蘇作者自《圍城》獨有的幽默冷峻的風格的存續和擔當。因為這種擔當不僅是一種‘暴露’，更是對校園正義回歸的呼喚！”?因為這種暴露能夠引發人們更加的痛定思痛。這種審丑更加激發人們更多的警醒和反思，加強了小說的社會批判功能，讓人們站在理性的高度更完善地看清和認識社會，對社會具有指導或批判的作用。如魯迅先生曾說自己的寫作是為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那么在這樣一個物質的時代，一個祛魅的時代，對于黑暗的冷峻書寫，不就是對光明的殷切呼喚嗎？”?

① 吳延生：《大學校園精神價值演變 校園主流文化建設應對——大學校園小說帶來大學校園文化發展的思考》，《安徽文學（下）》，2018年第 1期。

②③ 王英杰：《大學危機：不容忽視的難題》，《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 3期。

④ 吳延生：《江蘇“大學敘事”的文化抒寫及地域特征》，《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

⑤⑨ 劉剛、王文鵬、陸俊杰：《多維大學校園文化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第74頁。

⑥ 俞世芬：《一幅學校生活的“清明上河圖”——評曉風的中篇小說創作》，《南方文壇》2016年第5期。

⑦⑧ 吳可：《世紀前后大學題材小說對大學校園問題的探討》，《名作欣賞（中）》2015年第2期。

⑩ 劉永：《尹平教授長篇小說〈變革〉賞析》，《會計之友》，2015年第8期。

? 吳延生：《新世紀頭十年大學校園小說創作“亂象”谫議——兼及江蘇視野》，《安徽文學（下）》2018年第8期。

? 韓春燕：《校園生活的另一種書寫——關于孫春平的“校園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