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長官司管轄區域及黃氏土司家世淵源考

黃 旭，彭建兵

（興義民族師范學院政治與歷史學院，貴州興義562400）

黃道長官司，在貴州思州府東北約一百二十里， 地處湖廣入黔之要沖，扼黑苗、紅苗等部落進據漢地之咽喉，是一個地理位置重要，具有較大影響的土司。該長官司初置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原名黃道溪軍民長官司，隸屬思州安撫司，張坤重首任司職，歷經四代，因兄弟爭襲而被廢。明洪武五年(1372)，黃道溪與野雞坪等處軍民長官司合并而為黃道溪蠻夷長官司，司治茅坡寨(今玉屏侗族自治縣茅坡村)，屬思州宣慰司。同年，黃文聰因功授務程龍鰲蠻夷長官司，司署設長嶺（今玉屏侗族自治縣長嶺村衙門）?！昂槲涠迥辏?392），務程龍鰲、平岳溪、都坪等蠻夷長官司并入黃道溪蠻夷長官司，司署移治武陵坪 (今萬山區黃道侗族鄉平溪寨)”。[1]P425同時，改黃道溪蠻夷長官司為黃道溪長官司，屬湖廣承宣布政使司。設正長官二員，黃、劉二姓長官輪掌司務，準許世襲。永樂十一年(1413)，黃道溪長官司改屬思州府。清順治十五年（1658），改黃道溪長官司為黃道長官司。民國四年（1915），黃道長官司被廢。

乾隆年間，黃道長官司正長官黃之鉞及其父黃卷牽入震動全國的偽孫嘉淦奏稿案之中，從側面反映了黃道長官司在當時西南地區，尤其在黔省所具有的政治影響。以往學界對黃道長官司關注較少，本文重點考察其管轄區域及黃氏土司家世淵源，以求教于方家。

一、黃道長官司管轄區域

《元史》記載：“西南夷諸溪峒各置長官司，秩如下州，達魯花赤、長官、副長官，參用其土人為之?！雹佟对贰肪?1元至元十八年（1281），以黃道溪一帶置黃道溪軍民長官司，管理轄區內諸峒蠻。黃道溪發源于今江口縣民和鄉，流經岑鞏縣、玉屏縣侗族自治縣，由西北向東南匯入舞陽河，形同黃道與天赤道相交，故名黃道溪。[2]P178明代關于黃道長官司之轄地并無確載，其方位也語焉不詳。清康熙《思州府志·區域志》記載：“黃道溪司，東南二面抵沅州及平溪衛界，西抵平溪衛及本府都坪司界，東北抵銅仁府及本府施溪司界?！盵3]P484這只是大致說明了其轄區范圍。

史籍文獻對于黃道長官司編戶的記載比較混亂?！洞竺饕唤y志》記載黃道溪長官司編戶二里?！蹲x史方輿紀要》記載黃道溪長官司編戶一里。今《萬山特區志》依據古志記載“都坪司撥出后，黃道司編為平岳、茅坡、龍鰲三里，各分十甲?！盵1]P47古今地方志均未對黃道長官司編戶具體數目等有關情況詳細記載。編戶記載的語焉不詳是與封建時期中央王朝“化外苗疆”治理政策密切聯系的?！皩τ凇饷缃?，這里的苗戶既未納入國家冊籍，又不向政府交納賦稅。盡管這些地區已劃入府州縣的轄境，但并未進行最基本的管理，而成為一個特殊的地區?！盵4]作為思州府所轄土司，由于流官在管理層面的不及，如編戶掌握、賦稅征收等，黃道長官司轄區范圍之闕載亦是可以理解的。關于黃道長官司的編戶問題，我們贊成鄭德詡先生的說法，黃道溪長官司原轄茅坡一里，又并平岳溪、務程龍鰲、都坪（后劃）長官司，所以，黃道長官司有茅坡、平岳溪、務程龍鰲三里，并不是所謂的一里或二里。[2]P178盡管如此，后人據此還是對黃道長官司轄區范圍作了一些描述與分析。楊斌在《〈譚圖〉明代貴州地圖正誤》一文中指出，思州府所轄四司，即都坪峨異溪長官司、都素蠻夷長官司、黃道溪長官司、施溪長官司，轄地范圍相當于萬山區及岑鞏縣。[5]《萬山特區志》認為黃道長官司轄地在今萬山區黃道侗族鄉和玉屏、岑鞏、鎮遠等三縣的部分地區。[1]P425還有專家認為黃道長官司相當于縣級機構，轄龍鰲、茅坡、平岳溪三里，即岑鞏縣水尾鎮和玉屏侗族自治縣的朱家場、麻音塘、長嶺、彰寨、田坪、亞魚等及萬山特區的部分地區。[2]P178這些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史料記載與現實狀況相結合的基礎上的。馬強《土司歷史地理研究芻議——以西南地區土司地理為主的考察》一文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土司轄區作為一種特殊的地方政區，應該重視其有關歷史地理問題”。[6]我們對黃道長官司轄地進行實地考察，采取與地方相關史料相結合的方法開展。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黃道長官司的管轄區域并不固定，而是時有變遷。明清至民國時期，黃道溪長官司轄地有幾次重大變動，現將其變動原因及結果列表1如下：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黃道長官司管轄區域有六次重大的變動：其一，合并野雞坪，轄地控制范圍擴大；其二，屯兵設衛，納周邊之土以為給養，其目的是為了控制湖廣入黔之要道，以防地方民變；其三，四司并入，轄地擴大五倍有余，有抑制思州宣慰司田氏土司之嫌；其四，撥出都坪。永樂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司改土歸流，設思州府，以流官治之。為防地方土司坐大而撥出都坪長官司，以分散黃道長官司勢力；其五，改衛置縣，進一步削弱黃道長官司勢力，使朝廷勢力深入其統治轄區腹地；其六，設省溪縣。土司制度作為封建遺存已不適應當時政治制度，因而廢除。中央政權因時對黃道長官司轄區范圍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變動，形成“犬牙之相制，土流之兼設”①嘉靖《貴州通志》卷1的局面，其目的是為了把其轄區實際影響力控制在中央政權掌握之中，使其更好地服務于中央政權的有效統治。

表1 明清至民國時期，黃道溪長官司轄地幾次重大變動

黃道長官司轄區范圍之變遷，是與歷史時期“改土歸流”聯系在一起的。作為“新辟苗疆”之部分，黃道長官司自然與“改土歸流”有關歷史事實聯結。但關于黃道長官司轄地，學界一直都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一般認為黃道長官司的轄地在今萬山區和岑鞏縣一帶。我們根據田野調查和查閱當地與周邊明清時期地方志及相關史料，考證出黃道長官司轄地有六次變動，不能以一個時期的轄地而下結論。如果非要給出結論，我們應該選出最為穩定的時期作為標準。黃道長官司轄地從明永樂十二年（1414）到清雍正五年（1727），三百余年的時間，是最為穩定時期，其大致范圍在今貴州省銅仁市萬山區、玉屏侗族自治縣、黔東南州岑鞏縣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縣一帶，轄區面積約1024平方公里。

黃道長官司管轄區域的變動也為后來的區域界分帶來了一定影響。從上表1知，黃道長官司與玉屏縣轄地呈犬牙交錯之狀，只有黃道長官司撥出之地，并無撥入之地。以至于民國時期玉屏縣、晃縣與思縣地界，插花地和犬牙地眾多，后經幾次對以上三縣進行合理勘界，才較好地解決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本文關于黃道長官司管轄區域及其變遷之分析，將為編繪土司歷史地圖、深化土司歷史地理等研究項目的開展提供較為可信的資料。

二、黃氏土司家世淵源

（一）土司世系

本文作者之一為黃道長官司正長官黃氏土司后人，查閱族譜時發現族譜已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毀而不知去向，現僅存十七世祖黃濤為承襲土職時所呈頂輩宗支圖及供狀殘頁，凡八頁，除個別字跡不明外，整體上清晰可辨。該文獻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黃氏土司先祖因功授土職以及十六代承襲狀況等內容?，F輯錄如下表2：

表2 貴州思州府黃道溪正長官應襲黃濤頂輩宗支圖

狀供：

濤，現年一十六歲，系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一世祖黃裘，于吳元年隨師將弁帶兵歸降洪武，于洪武元年隨正總兵、江陰侯領兵征討云南上、下剖洞。于洪武三年內病故。

二世祖黃文聰，于洪武三年領兵攻打黃蓮溪、獅子巖，復平古州、八萬、銅關、鐵寨、九溪一十八洞等處地方，殺獲多功，議敘題授黃道溪正長官司。復征香爐巖，獲功。于洪武五年正月內欽奉朝命，頒降印一顆，設立本司。黃文聰將門任授，世襲正五品正長官職事。文聰于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內病故。

三世祖黃子芳，系文聰嫡長親男，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內承襲，至永樂十一年內奉禮部頒賜黃道溪正長官司印信一顆，發領掌管襲替，于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內病故。

四世祖黃玉，系子芳嫡長親男，于宣德元年五月內襲替，正統十三年四月內病故。

五世祖黃受鼎，系玉嫡長親男，于正統十四年襲替，成化十年八月內病故。

六世祖黃清，系受鼎嫡長親男，于成化十一年三月內襲替，正德三年四月內病故。

七世祖黃顯昌，系清嫡長親男，于正德四年二月內襲替，嘉靖二十三年內病故。

八世祖黃蛟，系顯昌嫡長親男，于嘉靖二十四年四月內襲替，隆慶元年四月內病故。

九世祖黃天奇，系蛟嫡長親男，于隆慶三年六月內襲替，萬歷六年十月內病故。

十世祖黃鴻，系天奇嫡長親男，于萬歷七年十月內襲替，萬歷二十三年十月內病故。

十一世祖黃大順，系鴻嫡長親男，于萬歷二十四年二月內襲替，萬歷四十三年七月內病故。

十二世祖黃誥，系大順嫡長親男，于萬歷四十五年二月內襲替，天啟三年因病告致。嫡生長子黃金印年幼，不能承襲。天啟四年八月內申詳，將族祖黃鳳孫男黃桂芳代理司務，順治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病故。

十三世祖黃金印，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沿襲前職，其永樂年間頒發印信一顆，于順治四年十一月□□□□赍赴辰州申繳，平南大將軍恭順王藩前訖。順治十五年四月內恭逢大清朝開閣，祖金印倡首投誠，蒙經略閣部洪批準給照，有招撫告示，招民復業，仍管司事，順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病故。

十四世曾祖黃恩榮，系金印嫡長親男，年方五歲，難以承襲，蒙本府胡申詳批準，責令堂叔黃金鼎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代理司事。曾祖恩榮于康熙二年奉兵部具題，頒給號紙，準襲前職?？滴趿耆露巳辗顨J頒黃道溪蠻苗長官司印信一顆，曾祖恩榮接領掌管任事?？滴跏暾聝葏悄媾逊?，勒追號紙、印信，另頒偽札偽印?？滴跏拍晁脑聝?，奉本朝王師征討。十四世祖恩榮于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倡首，親赴沅州軍前投誠，呈繳偽札偽印。蒙提督貴州全省軍門趙頒給遵照，發有招撫告示。曾祖恩榮招民復業，后招齊集，又催辦各營采買軍需。又蒙行令督催，大運糧夫，親赴江口?？滴醵晔聝确畋繌皖C給號紙。照舊管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奉頒黃道溪蠻苗長官司印信一顆，到曾祖恩榮掌管任事?？滴跛氖晔聝确钪颊鹘思t苗。貴州提督統師前進。曾祖恩榮應付夫役，搬運軍裝，毫無違誤。迨大師深入，苗地各處糧米，見地方初開，皆畏苗勢猖狂，不敢前進。曾祖恩榮冒死督夫挽運，親押運至龍絞洞苗巢，接應往返無虞，前后所用人夫答應俱周。于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內以支病告休，請將十五世伯祖黃卷襲替。于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奉部頒給號紙一道，十五世祖黃卷承襲?？滴跷迨四?，大師入滇，黃卷奉行買備馬匹，催運糧草，前至波州接應無誤。又自雍正七年清理苗疆，挽運軍糧十余次，往返無虞。雍正十三年，復因逆苗猖獗，督領部勇游巡，敵御保固地方，以及復運軍糧，安設臺馬，隨營接濟，絲毫無誤。奉部議敘，隨帶軍功紀錄二次。乾隆七年，因年老衰病，難以供職，詳請休致。

第十六世堂叔黃之鉞，系卷嫡長親男，于乾隆八年奉部頒給號紙襲替。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于恭奏事案內，因之鉞之父黃卷抄看逆詞，之鉞焚毀不首。奉憲恭革問罪，遷徙貴陽省城安插，所有親子弟侄，依例一并遷徙。

黃濤系黃之鉞谷居堂侄，例應承襲土職，前因年甫三歲，未合承襲之例，是以請將黃之鐔先行代理土務。今黃濤年例相符，例應襲替，并無攙越冒襲等狀，理合證明。

上述頂輩宗支圖及供狀，凡八頁，是研究黃氏土司家族歷史的重要材料，特別是較為詳細的世系傳承關系，是關乎黃濤能否襲職的重要說明。這應該是有關地方官員向朝廷匯報，證明黃濤具有合法襲職資格的相關材料。凡土司承襲，承襲人須將頂輩宗圖、親供、地方官并領封土司印甘各結以及原領號紙，詳報督撫。由督撫具題請襲。[7]P966該呈狀首頁右下角，第一行“貴州思州府黃道溪正長官應襲黃濤頂輩宗支圖”處有長方形官方紅色鈐印，其他各頁左或右下角均有此印，但官印字跡模糊不清，有待考證?！巴了境幸u之人是否符合條例，能否承襲，必須以此為依據?！盵8]其史料價值甚高。從頂輩宗支圖可知，黃濤承襲后，子崇格襲職；崇格之后，子耀日襲職。耀日襲職一事與《清實錄·宣宗實錄》卷八十一所記相符?！耙压寿F州思州府屬黃道正長官司黃崇格子耀日襲職?！雹佟肚鍖嶄洝ば趯嶄洝肪?1此后至民國四年司廢，傳世文獻再無黃氏土司襲職記載。清康熙《思州府志》卷二《職官志·土司》記載黃道長官司襲替史事，黃文聰于明洪武五年（1372）開始任正長官到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黃卷襲職，三百多年時間里黃氏土司襲職十四任。[3]P495-496龔蔭先生據此對黃道長官司史事予以輯錄。[7]123據調查，銅仁市玉屏縣田坪鎮長嶺村今存黃濤嫡長子黃崇根之墓，墓碑標明“黃道溪正長官黃公崇根之位”?？芍?，崇格襲職之前，其長兄崇根曾任正長官。據頂輩宗支圖、供狀和黃崇根之墓，結合《清實錄·宣宗實錄》等史料佐證，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之任職，始于二世祖黃文聰，從而我們可以將黃氏土司襲職推算至第十七任黃崇根、第十八任黃崇格、第十九任黃耀日。由此明洪武五年（1372）至清道光五年（1825）黃氏土司襲替大致情況為：黃文聰→黃子芳→黃玉→黃受鼎→黃清→黃顯昌→黃蛟→黃天奇→黃鴻→黃大順→黃誥→黃金印→黃恩榮→黃卷→黃之鉞→黃濤→黃崇根→黃崇格→黃耀日。其中第十七世黃濤之子崇根、崇格先后任職正長官，黃氏土司家族世系傳承據此也可推算至十九世。由于歷史原因，黃氏土司家譜被毀，道光五年之后襲替之事則不甚了了，有待進一步探索。

關于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襲替過程中“代理司務”之事。黃氏土司有的正長官在任職期間“因病告致”而應襲子嗣年幼等原因，從而出現暫由族人代理土務的情況。十二世土司黃誥任職期間因病告致，嫡長子黃金印年幼尚不能襲職，乃由十世祖黃鴻之弟黃鳳之孫黃桂芳代理司務。十四世祖黃恩榮，金印嫡長子，年幼不能承襲，由其堂叔黃金鼎代理司事。十七世祖黃濤因年幼而由族叔黃之鐔代理司務。上述頂輩宗圖與供狀敘述了黃濤年紀達到襲職規定而例應襲替之事?！洞笄鍟涫吕肪砦灏侔耸庞涊d：“康熙十一年題準，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準承襲。未滿十五歲者。督撫報部，將土官信印事務，令本族土舍護理；俟承襲之人，年滿十五，督撫題請承襲?！雹凇洞笄鍟涫吕肪?89《大清會典》卷十二記載：“如有子而幼者，或其族或其母能撫孤治事，由督撫揀委，至其子年及十五歲再令承襲?！雹邸洞笄鍟洹肪?2關于土司之襲職，兵部、吏部的相關規定基本一致?？梢?，黃道長官司承襲過程中“代理司事”之情形是符合明清時期土司承襲制度有關規定的。

（二）族源分析

據現存頂輩宗支圖、供狀以及有關地方志等史料記載，關于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之家世源流，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

1.江西漢人說

據十七世祖黃濤供狀，稱其系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又據至今保管頂輩宗支圖及供狀的黃氏土司后人黃洪國介紹，黃氏族源江夏堂，明初，先祖裘公于江西吉安府吉水縣親率子弟隨太祖朱元璋從征黔地，立戰功數次，由于去世較早，乃由二世祖黃文聰承繼功勛，后授黃道溪長官司正長官，遂定居于此。據筆者考察，這一說法有待商榷。

明洪武到永樂年間，中央王朝為加強對西南地方土司的控制，首先在軍事、經濟方面實施“調北征南”、“調北填南”政策，推行衛所制度，征調長江中下游大批漢人遷入思州，屯兵建衛，撥民下寨，使思州漢族人口大增，而軍籍和填籍的移民大多來自江西。到清康熙年間，思州府“四土司境內大半俱系流戶，流寓者倍于他郡?！盵3]P532至雍正、乾隆年間，強令苗民易服改裝，以“熟苗”充漢籍，“生苗”改漢姓，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思州“土人”被迫放棄土著身份，行漢家之禮?！盀楸苊饷褡迤缫?，建立人身依附關系，思州府屬民在其修撰族譜時，隱其民族成份，把同姓謂為同宗同籍，托籍江西者甚多?！盵9]P121至此，思州府的民族結構以漢族居多。

明清時期，除了在軍事、經濟方面對西南地方土司進行控制外，在文化上也進行滲透，使西南少數民族學習漢文化，興儒學，習禮教。為使土司統治逐漸符合明朝官吏管理規范，以便更好地效力朝廷，弘治十年規定:“以后土官應襲子弟、悉令入學，漸染風化，以格頑冥。如不入學者，不準承襲?！盵10]P7997由于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習得漢族先進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慢慢地把自己的身份認同為漢人。此外，今人編《岑鞏縣民族志》提及黃氏土司祖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11]P74但對這一說法，編者并沒有予以考證或說明。

2.本地土人說

《李開先全集》言：“黃道長官司仡佬黃顯昌，自弘治以來，不遵王化，今亦攜妻子迓君於途?！盵12]P720這里“仡佬”二字表明了黃氏土司土著身份。仡佬又稱仡僚，是峒蠻之稱呼，聚居于辰州路、沅州路、靖州路、思州宣慰司等處。[13]P274《炎徼紀聞》記載:“峒人，一曰峒蠻，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盵14]P60何岳光在《百越源流史》中指出，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之先祖為烏滸蠻的一支黃峒蠻黃氏的后裔，唐時因反叛被征剿，四處散逃，其后成為了侗族大姓。[15]P242明初，這些侗民，因征調有功或稱臣入貢，被授為長官司長官，隸屬于貴州衛。[16]《貴州省志·民族志》認為黃道長官司為十三個侗族土司之一。龔蔭《中國土司制度》、《中國土司制度史》等論著均認為黃氏土司族屬為侗族。[7]P966

頂輩宗支圖及供狀中的土司世系源流與《中國土司制度史》、《岑鞏縣志》等文獻中對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世系傳承的記載，略有不同，特別是有關始祖的記載。今《岑鞏縣志》載：“至元十二年（1275），以縣地置沿江安撫司?？と它S原銘（又稱元銘、元明）任安撫使，其后裔世襲黃道長官司到民國四年裁廢?！盵17]P112在今《岑鞏縣志》和《萬山特區志》二志中，均把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的一世祖定為黃原銘?！包S原銘，郡人，才智過人，民苗親附，以薦任沿江安撫司安撫使?！盵3]P532吳元年（1367），“思、沅兩界軍民安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雹佟睹鲗嶄洝ぬ鎸嶄洝肪?2其二志認為黃原銘為首任沿江安撫司安撫使。如果黃原銘從元朝至元十二年任職，到朱元璋吳元年歸附，那么這其中的時間跨度長達九十二年之久。為此，我們認為黃原銘并非首任，至于何時任職，待考。由于沒有直接史料證明黃原銘與黃氏土司之間的關系，但能證明黃原銘為當地土人之領袖，所以，在《中國土司制度》、《讀史方輿紀要》、《清史稿》等文獻中皆以黃文聰作為黃氏土司的一世祖。

頂輩宗支圖、供狀中始祖黃裘的行跡存在史實模糊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考證。

其一，是否降明。吳元年（1367）戰爭大事件，東吳之亡、方國珍降朱元璋以及朱元璋滅陳友定。這三個事件發生地均不在江西吉安府。始祖降明之事在供狀中已經說明，是事實，但不能確定其具體在東吳、方國珍還是陳友定三個陣營中，抑或為當地之土豪，隨何位將軍歸降。所以，始祖黃裘降明之事待考。

其二，是否征滇。洪武元年（1368），江陰侯吳良于江南一帶練兵，并無征討云南之事。所以一世祖參戰經歷無從考證，不足為信。

其三，是否平叛。洪武五年（1372），廣西蠻夷反叛。朱元璋命江陰侯吳良收復古州、八萬諸洞（今貴州黎平、榕江和錦屏一帶），平左右兩江及五溪之地，殲敵于清洞、崖山及銅關、鐵寨?？滴酢端贾莞尽酚涊d二世祖“黃文聰，明洪武三年帶兵攻打黃連溪、獅子巖，復平古州、八萬等處有功?！盵3]P495洪武五年功授務程龍鰲蠻夷長官司。為此，與江陰侯產生交集的應當不是一世祖，而是二世祖。

其四，始祖與黃元明是否為同一人。黃元明和黃裘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吳元年歸附，二人是否為同一人或有所交集，待考。

我們認為，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族源應為當地土著侗族。黃道長官司黃氏土司家世淵源緣起于明初，裁廢于民國，在歷史上存在了五百余年時間。黃氏土司元末之前即已在思州生活，為本地土著侗族，經數代努力，在思州本地、貴州全省乃至西南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慢慢成為當地土人領袖。而后，為擺脫當時歷史背景下“土人”身份的不利影響，于是附會或者虛設一個由江西征黔而來的始祖，從而獲取事實上的“漢人”身份，以方便轄區統治。這在明清時期各地土司歷史發展過程中均有所表現?！耙庠诒砻魍凉偌易逖y上是‘高貴的’‘正統的’‘合法的’‘受到朝廷認可的’?！盵18]黃濤的供狀也切合了這一土司歷史文化的特點。

黃道長官司及其黃氏土司作為元明清至民國時期貴州土司歷史文化的一個縮影，反映了區域性土司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情況，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索西南土司相關歷史問題提供了新的材料及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