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十）

破解臺灣人的認同迷障

一

大陸朋友在碰到臺灣人的時候，通常會先問：聽說你們臺灣人都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然后還可能再問：為什么呢？你們不都是說中國話、寫中國字、拜中國的神明嗎？而一些比較同情“臺獨”的大陸朋友，或者是一些外國朋友，則可能會說：好吧，他們臺灣人確實是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我們也不要把人家當成中國人，這樣才不會傷了和氣，也才比較禮貌。

我就曾經參加一場在美國費城舉辦的中國文化研討會議，和來自大陸、美國、歐洲等地的學生共聚一堂，當中一位美國朋友在聊天的時候對我提問：“你們臺灣的中國人都怎么看……”旁邊另一位美國人立即插嘴說：“不能把臺灣人稱作中國人，不然他們會不高興?！碑敃r我就直接回答他們：“沒有問題，我是來自臺灣的中國人(I’m Chinese from Taiwan.)?！?/p>

后來，我上“獨派”知名主持人鄭弘儀主持的廣播節目，他一開頭就問我會如何向外國人介紹自己的身份，我同樣回答他，我覺得最適切的講法就是“I’m Chinese from Taiwan.”，既說明了我是中國人，也表達了與大陸不同，是來自臺灣地區的中國人。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和中國人這些名詞，對不少臺灣人而言確實感到尷尬，覺得難以啟齒。多數人大概都認為，這是近20年“去中國化”教育造成的，尤其近20年來，臺灣有不少固定的民調機構，每過不久就會做一次民調，問民眾“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這類的問題，得出來的結果，認同中國人的比例確實逐年降低。因此大多數人都認為，臺灣人對中國、中國人失去認同，就是這20年來“去中國化”教育影響的結果。

2014年，我隨“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第一次見到習近平總書記時，習總書記在會中也和我們分享了他的經驗。他說，當年他在福建任職時，就曾問當地的臺商：“‘臺獨’問題到底嚴不嚴重？”當時臺商告訴他，“臺獨”是不可能的，因為臺灣人平常拜的媽祖、關公都是中國人，臺灣人當然是中國人，不可能和中國切割。

習總書記講完了這個故事后，接著對我們說，如今看來，臺灣經過20年“去中國化”教育，如果再不撥亂反正，恐怕關老爺、孔夫子都成外國人了。

的確，臺灣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化，都還是以中國人自居的，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新聞報道、影劇節目中看得出來。大約在1996年第一次臺灣大選后，李登輝開始有意識地推動“去中國化”的力度，等到2000年陳水扁執政后，臺灣方方面面的“去中國化”達到頂峰，留下的遺毒，至今不但無法清除，而且繼續擴散。

然而，我們能夠簡單地認定，臺灣人之所以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低，就都是因為這20年“去中國化”教育造成的嗎？如果說，兩蔣時代對臺灣人灌輸的是大中國教育，那么從蔣介石到蔣經國近40年的大中國思想，為什么在之后短短的20年內，就幾乎土崩瓦解了呢？

這幾年來，旺旺中時集團也開始就臺灣人的認同問題進行民調研究。有意思的是，他們的問法和過去幾家民調機構的問法不同，他們直接認定受訪者一定就是臺灣人，然后再問：“身為臺灣人，你認不認為自己也是中國人？”如此的問法，避免將“臺灣人”和“中國人”對立起來，得到的結果，似乎愿意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又變高了。

大陸朋友也許會納悶，臺灣人對中國、中國人這些詞的認同，竟可以是如此撲朔迷離，難以理解。有的時候，臺灣人非常強烈地要和中國切割；有的時候，臺灣人又會很自然地在生活中隨口說：“我們中國人傳統上就是……”

到底要怎么去了解臺灣人這種奇怪又特殊的情結呢？很多學術著作都對此有過分析，但幾乎用的都是艱澀難懂的學術語言，讓人愈讀反而愈不理解。因此，為了讓一般對臺灣有興趣的大陸朋友，可以更容易理解這種復雜的認同問題，我發展出了一套我獨家的說法，用來解釋臺灣對中國的認同迷障，而一切得從20世紀70年代說起。

二

20世紀70年代對于臺灣來說，是個非常特殊的年代。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先是爆發了大學生“保釣”風潮，而后就是退出聯合國，以及美國最終也離臺灣而去。

先說“保釣”風潮，起自美國在1970年片面宣布將釣魚島私下授受給日本。此一事件先是激發了海外臺灣留學生的義憤填膺，而后從海外一路延燒回臺灣的校園，在大學生之間掀起了“保釣”的風潮。當時在臺大校園里，還有學生懸掛起五四運動時羅家倫創作的知名對聯：“中國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被殺戮，不可以低頭！”

然而，就在隔年的1971年，便發生“退出聯合國”事件，精確地說，應該是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的承認改變，從臺北移轉到了北京。此后國民黨當局便面臨了骨牌式的“斷交”風暴，最終到了1978年底，連美國也改承認北京政府代表中國。

在這樣特殊的20世紀70年代，臺灣學生從“保釣”的激情，進而產生對于臺灣未來何處去的困惑。當時主要的路線有三：一是堅持捍衛“中華民國”，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二是認為應該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和平統一；三是不要“中華民國”，也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共內戰與臺灣無關，臺灣應該宣布“獨立”。

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前，第三條路線乏人問津，知識圈的辯論主要集中在前兩條路線。也因為如此，“保釣”陣營也分裂成左右兩派，兩派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卻不能合作抵御外侮，反而內斗起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則是“左統派”與“臺獨派”合作斗爭國民黨，然而也從這次事件后，“臺獨”勢力開始壯大，“左統派”與“臺獨派”逐漸分道揚鑣。

20世紀70年代的三條路線，基本就是今天臺灣“左右統獨”板塊的前身，構成了臺灣人對中國認同錯亂的背景。然而，除了這三條路線的政治困惑外，還有同時在文化界發生的文化困惑，更能說明后來臺灣人對中國認同的迷障。

三

同樣在20世紀70年代，臺灣的文化界也發生了一件大事，后來的人稱之為“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的起源，最早是因為當時出現了一批鄉土文學作家，如黃春明、陳映真等人，主張文學作品不應該都去描述那些達官貴人的風花雪月，而是應該關心臺灣土地上的小人物。

1949年以后的臺灣文壇，最先盛行的是“反共懷鄉文學”，內容主要講述希望回到大陸的思鄉之情，以及“反共”的政治傾向。60年代后，又興起了以白先勇為代表的“現代文學”文風，主要效法當時歐美流行的現代主義筆法，描寫現代社會人們心靈的空虛。

但是，這些文學在鄉土文學作家眼中，根本是遠離群眾，因為當時臺灣根本才剛剛從農業社會要進入工商業社會，哪來那么多現代社會的憂郁呢？

以白先勇最著名的小說《臺北人》為例，白先勇在書中敘述了一批像是竇夫人、錢夫人這些落魄的國民黨貴族，在逃難來到臺灣后，繼續追憶當年在南京的梅園新村聽戲的美麗場面，憑吊那些消逝的風光歲月。但對于鄉土文學作家來說，他們對這些遠離群眾、風花雪月的題材沒有興趣，他們更有興趣去關心臺灣底層的小人物，在受到美國文化入侵后，生活上的改變及受到的沖擊。

本來，這不過是單純對文學題材的不同興趣，但國民黨當局立即意識到，鄉土文學所倡導的接觸群眾、關懷基層、反映社會等，和左派文學非常接近，國民黨當局非常害怕，像這類帶有左派意識的文學，將來會成為共產黨的喉舌。尤其當時大陸才剛經歷“文化大革命”，國民黨當局更加害怕，“文革”的斗爭風氣會在臺灣興起，于是決定展開對鄉土文學的批判。

吊詭的是，國民黨抬出來批判鄉土文學的理由，卻是捍衛中華文化正統的大帽子。在這樣的論述下，等同于只有國民黨欣賞、接受的文學，才能是中華文化的正統，而那些關懷底層人物的鄉土文學，就成了中華文化的異端。

如此一來，原本只是單純的左右斗爭，一下子變成了國族之爭。不認同國民黨權貴作風的部分鄉土文學作家，在國民黨的打壓下，轉而承認自己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而是臺灣草根的代表，主張拋棄大中國，認同臺灣土地。

本來在日據時代的臺灣大地主及“皇民化”階級，因為國民黨政府來臺，搶走了他們原本的權貴地位，而對國民黨早就懷恨在心。他們本來也該受到左派的鄉土文學作家批判，卻因為國民黨打壓鄉土文學，使得大家都找到了“國民黨”這個共同敵人。既然國民黨在臺灣代表中國，那么反國民黨就要反中國，最后就成了“臺獨”。

諷刺的是，國民黨支持的文學，真的就能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嗎？其實國民黨喜歡、贊詠的那些現代文學作品，根本就是歐美的文風，又或者是迎合國民黨權貴的品味，卻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代名詞。

白先勇描寫國民黨貴族在南京、上海風光歲月的游園驚夢，被認為是中華文化正統，那么何以訴說臺灣底層的故事，就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呢？

某種程度來說，國民黨這么做，反而把階級問題異化為國族問題，原本因為日本殖民遺留下來的“臺獨意識”，正好從這里得到了養分?！爸袊倍值脑捳Z權，在當時的臺灣完全由國民黨壟斷，無形中也就使得反國民黨的力量，很容易就走向“反中”乃至“臺獨”。

四

最后，你也許會說，可是現在的國民黨，好像也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了？

答案的確如此，但主要的原因，卻是因為“中國”的話語權，后來又被另一個國民黨自己反對的對象所搶奪，那就是中國共產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在國際社會獲得承認，國民黨雖然繼續堅持自己代表中國，但底氣卻愈來愈虛。

到了1991年，已經執政的李登輝，宣布結束“動員戡亂”，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也不再和大陸在國際上爭奪中國代表權。也就是說既然搶不過你，干脆我就不做“中國”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剛好在臺灣先后代表了“中國”的概念。本來，許多人因為不滿國民黨的威權與權貴作風，或者因為國民黨和自己有利害沖突，因而也不認同國民黨代表的中國。后來，則是原本捍衛國民黨的忠貞分子，以及多數受國民黨教育認同“反共”的民眾，在中共逐漸取得國際上的中國代表權后，對中國的認同也開始動搖。

骨子里視日本為祖國的李登輝，始終夢想由日本領導“東亞共榮圈”，妄想中國會崩潰。在他任職期間，巧妙地結合了“反國民黨”與“反共產黨”兩種情結，將這些情緒統統引導成“反中”意識，并配合“去中國化”教育加深對中國的反感，再用似是而非的本土化大旗加以包裝，正好使民進黨從中得利，在短短的12年間就打敗了國民黨。

也就是說，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看似只有20年的“去中國化”，背后其實累積的是“反國民黨”與“反共產黨”的兩大能量。在這樣的“去中國化”浪潮下，堅持中華民族大義的新黨，便被李登輝結合民進黨，聯手打成中共同路人。

至于多數原本捍衛國民黨的忠貞分子，幾乎都選擇向“去中國化”浪潮屈服，他們認為既然“中國”已經被中共搶走了，那就也沒必要再強調自己是“中國人”，不必再那么認同中國了。尤其這批國民黨的忠貞分子，很多是冥頑不靈的“圖騰派”，他們說不清楚自己追隨的理念是什么，只知道效忠關于國民黨的圖騰。

在他們心里，“中華民國”遠高于“中國”，“反共”還比“民族大義”更重要。因此，他們甚至會說自己是“中華民國”，不是“中國人”。對他們而言，寧可永遠偏安，也要死守早已被“臺獨”偷梁換柱的圖騰，聊以自慰。

總結來說，討厭國民黨的人討厭“中國”，因為認為國民黨代表“中國”；而反共的一群人也討厭“中國”，因為他們覺得“中國”被中共代表了?！爸袊边@兩個字在臺灣，就這樣無端地被近乎所有人討厭。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被西方帝國主義奴役久了，產生嚴重的民族自卑感，最后就表現在對中國的歧視，認為中國是落后的、不文明的。

最早在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便出現了一批幫著洋人欺壓自己同胞的二毛子，他們自認為受到了洋人的文明教化，反過來歧視其他同胞。臺灣在日本殖民50年后，也出現一批以做日本人為榮的“皇民化”分子，認為自己接受了日本現代化的文明訓練，看不起連自來水都沒見過的國民黨低階士兵。然而，當時絕大多數的臺灣人其實也都非常貧窮，鞋子都沒得穿，在以宋美齡為代表的國民黨權貴眼里，這些臺灣人也都沒有文明。等到20世紀80年代末臺灣普遍都富起來了，再又一起嘲笑大陸人沒有教養、就算有錢也不懂禮貌。這些一個又一個自認為貴族的群體，其實不過都是被西方資本主義物化的產物，都是被西方價值觀馴養的大奴才而已！

曾經有一位女老師，還是1949年從大陸來臺的外省人二代，在談起國族認同及兩岸關系時，竟然這樣對我說：“等到‘他們中國’和美國一樣文明了，再來叫我做中國人！不然我們臺灣比他們還文明，誰要跟他們統一？”我當時就想，這完全就是謬論，當年那些革命志士所處的中國，絕對比今天更貧窮、更破敗，但他們反而更加愛國，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了祖國拋頭顱、灑熱血！對于臺灣現在普遍的這種論調，我只能說，要切割中國可以有一百種理由，但就是不能說服我。

因為我有堅定的信仰，我知道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我們不靠霸權侵略弱小，我們有和而不同的中華文化，這才是真正的文明！

今天要破除臺灣人的認同迷障，只有從歷史的高度展開論述，認清中國正處于現代化的轉型階段，仍在追尋一條最適合中國人的發展模式，包括中國人定義的文明。過去走過的道路已經證明，絕不能直接將西方的模式照搬照抄。其中，國共內戰的紛擾，正是中華民族在追尋復興的道路上，對于救國道路的不同見解，只是后來逐漸迷失，成為了全然的權力爭奪。

臺灣人不應為此自絕于中國，我們反而應該去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和大陸的中國人一起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努力，在過程中互相發揮正面的影響，同時也可彼此借鑒，創造出我們中國人的中國模式。這才是臺灣人真正該走的一條路，一條擁有無限發展空間的統一之路。

自信走出未來

我完成《自信走出未來》這篇文章，是在2009年8月，當時我人正身處上海。還記得那時我剛從臺大畢業，已經考上了政大研究所，要到9月中旬才開學。因緣際會下，先是跟隨政大隋杜卿教授率領的參訪團，在江南一帶游歷，然后又一個人在大陸待了近兩個月，拜訪了上海、南京、廣州三個與民國歷史關系密切的城市，并且與多個大陸網友見面。這兩個月的旅行，成為我一生難以磨滅的青春記憶，也是我第一次深度地接觸大陸的市井小民。

當時，正值馬英九上臺執政不久，兩岸剛剛實現三通的時候，正是臺灣和大陸之間春暖花開的蜜月期。同時大陸也才在一年前舉辦過奧運，整個社會呈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那時臺灣懷抱中華民族情感的知識分子，幾乎也都對未來極為樂觀。

文中提及的楊日青教授，便認為統一自能水到渠成，然而如今再回首這句話，似乎低估了許多仍須跨越的艱難險阻。兩岸之間最深層的認同問題，仍然必須解決，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差異同樣無可回避，必須正面與“臺獨”論戰，提出反“獨”促統的完整論述。我當時以為，可以借由文化的交流化解兩岸多年的歷史恩怨，看來也是過于天真了。

我至今仍忘不了那兩個月在大陸的時光，尤其是我第一次在大陸搭乘長途火車，從上海一路到廣州，遠遠超過臺灣從南到北的距離。那是我第一次在火車上睡臥鋪，一邊讀著唐德剛寫的中國近代史，忽然覺得自己就在見證一個時代。

7年后的今天，大陸人民似乎比當時更加自信，而臺灣人卻愈來愈沒有信心，只能以不可理喻的自大來掩飾無可救藥的自卑。臺灣島內的氣氛，從馬英九上臺時的大陸熱，演變成如今“天然獨”的天下。

猶記2014年11月29日，臺灣地方大選落幕，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競選民意代表，開票結果未能當選。競選總部里，我的助選人員不僅因為我的落選而傷心，更因為藍營慘敗如喪考妣。我當時就告訴他們，其實不必這么難過，因為這只是國民黨政權在臺灣氣數將盡，但我們的中華民族卻是一天比一天壯大。

2008年馬英九當選，不代表“臺獨”勢力就此終結，反之，如今“臺獨”氣焰囂張，也可能只是回光返照。這條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本來就是與霸權主義的長期抗戰，愈接近黎明的最后階段，往往也就是最黑暗的時候。

2010年世博會就要在上海拉開帷幕。160年前，挾帶船堅炮利強向中國扣關的大不列顛，曾以水晶宮向人類炫耀工業革命的豐碩成就；160年后，曾為帝國主義列強盤踞的中國上海，也要向世界展現繁盛的現在與未來。

上海，這顆20世紀初最閃亮的東方明珠，20世紀30年代令文人又愛又恨的欲望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抗戰時期淪陷的孤島，以一座橫跨大江兩岸的黃浦大橋迎接我們這群來自臺灣的大學生。坐在大巴上，聽著向導說起那年鄧小平來滬、行經大橋時，眼見當時上海殘敗破爛的景象，不禁感嘆：我們對不起上海人民。并做出指示：希望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這句話，奠定了上海建設往上翻的基礎。

在緊要的關頭，鄧小平大刀闊斧，銳意改革，足見其果斷與決心。

聽一位大陸教授說，剛剛開放外資的時候，反對聲浪如洪水滔天，就是到了推動中國加入WTO的節骨眼，負面意見仍不絕于耳。中國人對待外國企業，首先想到的是過去100余年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這種受害者的心理，像愈合不全的傷口，偶爾仍要隱隱作痛。

然而，自從北京奧運以來，我們逐漸看到：中國大陸，從民間到官方，還是漸漸走出了這種情緒。整體而言，大陸上下彌漫的是一股坦蕩向前的自信氣氛。

相對來說，臺灣近來則顯得自卑，喪失了往昔那種氣概，從而無端地以自大來掩飾畏懼的心理。

同行的同學告訴我：這樣的交流感覺真好，不會特別在意誰是臺灣學生、誰是上海學生，于此當下，就只是一群在校園里求學的學生，一同哼著周杰倫、陶喆歌曲的年輕人。

音樂的力量是無遠弗屆的，那種震撼，足以穿透時間與空間，超越政治與文化的藩籬。記得在參訪南京總統府時，我穿過一道小門，逐步朝蔣介石辦公室所在的大樓前進。瞬間，鄧麗君的歌聲竟就這么傳來，毫無預警地，在我的耳邊飄蕩。我們身處的地方，曾是大清兩江總督府、太平天囯天王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國民政府、總統府，并一度在1949年后作為江蘇省政府的所在地。如今，她又恢復了國民黨遷臺前的名字——總統府。這樣一幢見證近代中國歷史恩怨的建筑，在鄧麗君溫婉細膩的嗓音中，此間的朝代興衰、政權更替，都變得愈加五味雜陳了。

開幕晚宴上，一位當年在“二二八”后移居上海的臺灣人后代，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自我介紹說：“我叫鐘國嶼，名字是爺爺取的，意思就是中國美麗的島嶼——臺灣?！边@個名叫鐘國嶼、暑假后準備升讀大二的男生，人極熱情，與臺灣學生很快打成一片，卻對近代海峽兩岸的政治、歷史糾葛一無所知。他對我“學長、學長”地叫，特愛唱流行歌，跑來跟我合唱《千里之外》，又與我同房的臺灣同學在閉幕會上搭檔表演。

兩岸之間若能多些人像他這樣拋卻政治意識，多些文化、情感上的溝通與交流，該是多么令人向往！

初下飛機的幾個小時間，我們一行乘著磁浮列車進入上海市中心，四時許，未見暮色，便首先安排到了上海石庫門建筑群改造的新天地。晚間，緣于我用餐時與幾個上海同學的邂逅，我們這組便跟隨他們的向導一路由陜西南路再度逛街來到新天地。大伙拎著大包小包的戰利品來到新天地一家主打老歌演唱的酒吧，正契合我這個酷愛懷舊氛圍的青年。我拿起筆在紙上點了幾首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歌曲，眼前一位優雅的小姐正佇立臺上深情地演繹著。

此次交流行程的安排，上海待得最久，南京及揚州、蘇州的江南名園則都只待上一天，來匆匆、去也匆匆。盡管如此，南京作為曾經的民國首都，還是對我這個來自臺灣的青年學生別具意義。上海同學講：“南京總有股化不開的陰氣?！蔽耶敃r答道：“日軍侵華在此就屠殺了至少30萬中國人，怎能不陰？”其實，南京自六朝便飽經戰亂，歷代建都者皆國祚不長，清末太平天囯之亂更是元氣大傷。人們說，是秦始皇偶然發現了金陵城暗藏王氣，派人斷了南京的龍脈，從此便出不了真命天子，一路走上了悲慘的命運。我雖不曉風水，但回頭再望總統府，真有種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慨嘆！

南京城的王氣卻仍是可感受到的。當你搭乘游艇在上海浦江上游覽時，你所見到的是如同香港維多利亞港、帶著濃重資本主義氣味的萬國建筑博覽會；而當你佇立在南京中山陵頂端俯瞰大地，一股威風凜凜的王者之氣便油然而生。行前，導游阿浦哥不斷地提醒要蓄備體力、補充水分，使我以為爬中山陵將是一場多么艱難的任務；真正與鐘國嶼一同登上頂端后，覺得也就這么回事了。循著當年連方瑀穿著高跟鞋一級一級踏過的臺階，我來到中山墓穴前鞠躬，仰望屋頂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雕刻。

青天白日滿地紅，在大陸，只有一些特定的地點能夠看到。中山陵是一處，總統府也是一處。門外旗桿上目前是空無一物了，60年前的渡江戰爭，解放軍就是從這換了旗。蔣介石辦公室樓上，昔日的會議廳中，則仍保持了當年的擺設。

當我們要進入蔣介石辦公室前，看到中庭的穿堂兩側各擺放了一幅油畫。左邊的畫是孫中山站在中央，周圍簇擁著無數追隨革命的志士，背后是一幅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秋海棠國土。這幅畫在臺北中山紀念館、政大國發所辦公室都有相同的版本。同一個地方，右邊的畫繪的則是1949年解放軍易幟的歷史現場。同一個場域，不同的符號，撞擊出現代中國在20世紀最水火不容的兩大意識形態。

我時常在想，兩岸是否能拋開政治的符號，本著中華民族的大胸襟，如同此次活動名稱──“華夏情，文化行”，重新看待諸多今日困擾我們的問題？

來到大陸，講起兩岸，難免又要陷入統獨的混戰。楊日青教授在閉幕晚宴上說得好：“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最后終歸一統，但如今要統一，時機還不成熟，不如留予歷史，待日后水到渠成?！迸_灣與大陸分隔分治一甲子，政治制度不同，生活習慣不同，互相幾乎不了解，近年來又因政客炒作誤會日深。唯有從民間交流做起，化解歧見，增進認識，如此則降低戰爭機率，促進海峽和平。由此看來，則楊日青、隋杜卿兩位帶團老師，可謂積大功德矣。

我們的足跡，最后又回到了上海。幾天前，在浦江旁的餐廳用餐時，有幸與隋老師同桌，聽著老師侃侃而談全球化時代人們應具備的格局與雄心。臺灣對開放大陸學生來臺留學一事，至今政策模糊搖擺，充分顯示了對于對岸挑戰的恐懼，更遑論以優秀的教學品質、自由的風氣去影響大陸年輕一代了。

夜深了。中共一大會址的建筑，依然佇立著；因世博會整建而封鎖的外灘上空，依然縈繞不已的，是一個民族亟欲在世界舞臺上復起的壯志豪情！

2009年8月12日，凌晨二時，

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