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技術變遷路徑與轉型績效關系研究
——基于中國制造企業的實證分析

楊瑛哲，黃光球，鄭皓天

(1．國家電網西安供電公司 人力資源部，陜西 西安 710032;2．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710055;3．國家電網陜西電力科學研究院 客服中心，陜西 西安710048)

一、引 言

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和科技創新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新挑戰，中國企業迫切需要通過轉型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中國制造業曾依靠資源優勢在國際競爭中獨占鰲頭，但近年來卻由于粗放型發展模式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制造企業應朝著高科技、精細化方向轉變，借助技術變遷解決現實問題并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是轉型的主要路徑。多數的中國制造企業正經歷著從 OEM到 ODM再到 OBM的轉型過程［1］，依托技術升級能實現成本下降、產品服務升級、渠道提升等轉型目標［2］。

轉型的最終目的是使企業獲得持續的贏利能力。Jones等人的研究表明，技術創新、技術升級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且不同的技術創新方式或技術來源對企業績效影響的機制和程度不同［3］。制造企業是轉型績效研究的主體，通過提升企業技術能力、創新能力、業務能力獲得企業績效是現有研究的主要思路。李召敏等引入大量企業案例，采用統計學的思想和方法對技術轉型和企業績效的相關性進行了檢驗［4］;孫早等指出，企業 R＆D投入與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5］。同時，技術獲取模式能夠影響企業績效，基于自主研發的技術升級對創新績效的作用最顯著。若采用技術引進或購買的方式進行技術升級，則R＆D投入對創新績效起反向調節作用，或不能導致績效增長［6－7］。組織變遷與創新績效密切相關，組織和人員結構的轉變影響企業技術能力的提升，從而影響企業績效［8］;組織轉型與企業高管團隊和員工培養息息相關，技術和管理創新也是提升績效有效的方法［9］。

瀏覽現有文獻發現，現有技術變遷路徑和轉型績效之間關系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對技術創新和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很多，但是幾乎沒有文獻對技術變遷和轉型績效進行研究，也就是說，技術變遷并沒有作為影響轉型績效的主要因素而引起廣泛關注;對技術變遷采取“黑箱”處理，沒有深入探索技術變遷對轉型績效的作用機制;對轉型績效內涵的界定比較紛雜，對企業績效、創新績效、轉型績效沒有嚴格區分，更多的是從財務指標如ROA、ROE、EVA的單一維度衡量轉型績效;盡管使用 AHP、ANP等方法對企業變革過程的績效進行評價，但并沒有指出技術變遷與轉型績效間存在何種關聯。

基于此，本文將技術變遷作為企業轉型的主要路徑，對其過程進行分析和描述，探討技術變遷各因素與轉型績效的關系和影響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以中國制造企業為研究對象展開實證研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驗證技術變遷對轉型績效的貢獻，將現有研究層次由概念模型拓展至實證討論，并進一步對技術變遷和提升轉型績效提供參考和建議。

二、技術變遷與轉型績效的理論假設

(一)技術變遷與轉型績效的理論分析

信息時代對企業行為的分析更趨于系統化和工程化，因此，本文認為應運用系統的思想對企業轉型進行闡述。Adner和Kapoor認為系統視角的企業是復雜的、高度集成的系統，其組成要素有業務流程、組織結構、人員和支持技術等［10］。當企業系統中的要素同時發生徹底轉變可稱之為企業轉型(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本文由此將企業轉型定義為:由內外環境變化而引起的，受競爭力下降或價值缺失而驅動的企業系統構成要素的深層次轉變。它包括企業生產、流程、組織、管理等多個維度的根本變化，是動態的、多層次變化。

根據Abernathy和Clark的研究，技術是影響企業轉型最主要的動因，企業可以通過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技術升級等方式實現企業轉型［11］。技術進步是指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提高，它既包括物化部分，如新設備和工藝的應用，也包括非物化的管理技術的提升。技術創新是立足于微觀層面上的，它是具有顯著優越性的技術進步行為綜合后的結果，能產生企業經濟效益。技術升級與企業升級的概念相對應，是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積累到一定階段的成果［12］。

與以上三個概念不同的是，技術變遷強調一種動態演化的過程。它既可以表現為技術自身的發展變化，也可以表現為新舊技術之間的更替。以往研究中，技術既可以是影響企業績效的關鍵因素，又可以作為引導轉型的主要驅動。但是，技術無論是作為動因或方法，都是以一個整體形式對企業轉型產生影響，這種研究模式并不適用于轉型的技術變遷路徑探索。本研究是對企業技術變遷路徑影響轉型各維度變化效果的研究，需要以動態視角分析轉型過程。因此，本文以技術變遷來定義轉型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技術變遷運行對企業轉型績效的影響。

(二)制造企業技術變遷的過程分析

2015年以來，中國推出“中國制造 2025”、“互聯網+”、“兩化融合”等戰略，力求通過技術創新推動轉型升級，推動互聯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13］。由此可見，中國制造企業轉型的基本原則是通過技術變遷邁向更具獲利能力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經濟領域。結合以上的理論分析，本文將技術變遷定義為:企業由于自身在所處行業的競爭能力降低和競爭優勢的衰退，通過新技術的引入或舊技術升級，促使企業管理方式的變革，進而改變企業戰略或提升核心競爭力的行為。

將轉型中的技術變遷分解為兩個部分:業務技術和管理技術。制造企業的業務技術變遷(Business Technology Change)是指企業改進現有技術或由外部引入新技術改進舊產品或創造新產品的過程。該層面的技術變遷過程是制造技術、生產流程、服務方式的變遷。管理技術變遷(Management Technology Change)是指企業為配合產品技術變遷而實行的一系列新的管理辦法、管理手段、管理模式，使組織結構、人員構成、管理體系發生改變的過程。在轉型過程中，兩個層面的技術變遷是同時進行的，本文由此構建了業務(B)與管理技術變遷(M)并行的技術變遷(TC)模式，以下簡稱BMTC模式。BMTC模式下的技術變遷內涵如圖1所示。

圖1 BMTC模式的技術變遷內涵

BMTC模式中兩個層面下屬的各單元的轉型活動是并行開展的。實際過程中的技術變遷運行具有分階段和分層次的特點，總體由計劃階段和實施階段組成，由不同的職能部門承擔。制造企業的變遷意愿來源于按照時間序列進行的技術模仿、累積和技術引進或創新，技術引進是較容易的方式，而自主創新是獲得價值鏈升級的根本途徑。該階段中存在的多重循環和反饋使各活動交叉進行，最終促成了企業的技術變遷方案。方案立項前的工作是各部門權衡方案的費用、潛在效益與風險，并修訂正式的實施方案。

進入實施階段，首先是制造技術變遷和組織結構重構的并行開展。生產流程整合依賴這兩個環節的成果，新的技術和設備正式投入使用前要有改進、試制等過程。人員結構變動始終貫穿以上三個環節，人員是整個轉型機制運行的主體。當新的技術進入綜合集成運營階段后，企業即將構建新的服務方式，它是企業生產的決策支撐，也是獲得新型競爭力、新利潤點的根本來源。管理體系應用后轉型將進入再學習、再調整的循環，企業理念和文化也將實現變革，并完成價值鏈的整體升級。在企業系統整體升級的過程中，還需要及時反思過程，不斷調整現行的轉型方案，發現其中的問題或改善的方向。技術變遷引導產品、服務升級和創新，最后使企業獲得更大的轉型績效。這里的企業轉型績效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以財務績效為代表的轉型財務績效，二是由技術變遷而引發的企業行為、能力的升級，即技術變遷績效，它屬于企業的非財務績效。

(三)理論假設的提出

1．業務技術(B)

(1)制造技術與轉型績效

以往研究表明，制造技術的提升與企業績效之間有直接關系:先進技術的應用經由質量管理活動提升企業績效，再作用于領導、員工間接影響管理過程提升績效水平;企業信息化建設能提高組織的IT吸收能力，從而促進內部知識轉移，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技術升級不僅能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更能提升企業業務流程和創新的效率，使企業利用當前市場機會或者開拓新市場和新技術的機會來抓住增長機遇，獲得新的競爭優勢;技術創新對企業技術能力與企業績效發揮部分中介作用。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制造技術變遷與轉型績效之間有待檢驗的假設。

H1a:制造技術變遷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

H1b:制造技術變遷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

(2)生產流程與轉型績效

生產流程是業務流程中的重要環節，它的提升為業務流程帶來績效并影響企業績效。一套配備了先進技術的生產流程系統可以保障企業業務流程的效率和利潤能力，并為企業交貨、風險管理、營銷創新等提供支持。自動化工藝及先進的服務讓生產流程更具效率，能在第一時間滿足同步變化的消費需求。解決了傳統流程中的諸多問題，通過互聯網實現互聯互通和綜合集成，用智能化生產促使企業能力提升，實現精益、提升企業績效。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生產流程改善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

H2b:生產流程改善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

(3)服務方式與轉型績效

傳統的創新關注產品開發，但這可能帶來產品趨同性或投資收益遞減。另外，單純依靠技術升級經常出現企業戰略、產品及市場需求不匹配的情況。為避免上述情況，應將服務等非技術內容納入轉型的內容。信息技術將貫穿設計、制造、營銷的全過程，為生產提供輔助決策支撐，搭建電子商務平臺，向客戶提供更精確和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現有產品的營銷模式，獲得新的利潤增長。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3a:服務方式轉變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

H3b:服務方式轉變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

2．管理技術(M)

(1)組織結構與轉型績效

使組織結構適應轉型的需要，企業的獲利能力才能大幅提高。組織結構決定企業績效，組織結構橫向變遷對企業創新績效起到相當大的影響作用。信息技術植入有助于企業的扁平化發展，并繼續向網絡化升級。在提高組織溝通效率的同時，使企業員工挖掘自身潛能，在企業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實證研究發現，組織結構規范化對于企業績效產生正效應，而組織學習中的探索性學習、應用性學習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關系。它們均對企業績效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兩者結合的二元組織是提升績效的最佳途徑。組織資本是企業前瞻性形成的基礎，并推動經營績效的提升，而結構慣性會造成惰性，對企業績效形成負面影響。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4a:組織結構重構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

H4b:組織結構重構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

(2)人員構成與轉型績效

與組織結構相適應的是人員構成變化。轉型需要員工的認同和積極參與，員工責任感積極影響企業經營績效。企業員工自愿自發、堅定踏實地承擔責任和任務，使企業轉型獲得強大的助力和持續發展后勁。人員的消極情緒對轉型的成敗產生影響，引導并充分給予學習培訓機會不但能夠有效改善企業管理中的低效問題，信息化、多能工人員數量的增加更是未來企業向網絡化轉型的基本資源保障。組織文化、關系導向型戰略領導等因素對組織績效產生積極影響。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5a:合理的人員構成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

H5b:合理的人員構成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

(3)管理體系與轉型績效

管理體系是企業組織和管理制度的總稱，內外部環境變化情況下，制造業管理體系的升級圍繞商業模式創新展開。創新的管理體系是技術與管理的集成，是企業生產過程中資源的重新配置，而業務流程再造是提高企業綜合效益的保證。管理體系是支持企業價值獲取、價值實現的基礎，結合先進的信息技能，企業績效將有效提升。一方面，質量管理體系的運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管理水平，影響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績效;另一方面，商業模式的創新孕育了全新的盈利方式。同時，管理體系和機制涉及企業的價值觀、人員行為準則和方式以及內部各種利益關系。企業文化是企業核心能力的重要內容，是企業競爭優勢的基礎。大量成功的案例證明，企業通過企業文化重塑和管理體系轉型，實現企業績效迅速增長。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6a:管理體系再造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

H6b:管理體系再造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轉型中的中國制造企業為研究對象，在大量搜集和整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企業發展規劃院(http://www．chinacdp．com/)發布的轉型經典案例和相關成熟量表形成問卷的基本框架。問卷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企業基本信息、技術變遷調查和轉型績效調查。采用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結合測量轉型績效，在測量技術變遷引發的財務績效變化即轉型績效的同時，考慮技術變遷對企業經營和行為產生的影響，即技術變遷的績效。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對5位企業家和5位學者進行深度訪談，結合建議和技術變遷熱點話題進一步修改和調整調查內容。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效度和因子分析保證調查問卷的準確性和數據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對象

由于研究內容具有復雜性和專業性，因此選取的樣本企業要充分具備轉型特征，且參與問卷的對象應承擔企業轉型的部分工作并能夠客觀地對企業情況做出研判。選取具有轉型代表性的制造企業為研究樣本，其具有研發、生產、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創新的生態環境、高知識密集、產品和技術生命周期不斷縮短的特點。調查對象是高層管理者和轉型的主要參與成員，能夠準確反映企業轉型的真實情況。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取多途徑的問卷發放，共發放400份，給熟悉或經學校引薦的企業發送電子郵件進行問卷發放和回收，共發放問卷270份，剔除缺失或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182份;向學校歷屆MBA班成員共發放130份問卷，回收128份，有效問卷120份。兩種途徑最終獲得有效問卷302份，有效率達75．50%。樣本具有較廣泛地域和行業代表性，技術變遷特征也與研究要求相符，可以認為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為了便于描述，本研究采用字母代表相關變量的名稱，制造技術(MT)、生產流程(WF)、服務方式(SM)、組織結構(OS)、人員構成(SC)、管理體系(MS)、轉型財務績效(ETP)、技術變遷績效(TCP)。采用Likert五級量表，其中1表示企業現實與該說法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表示一般符合，4表示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四、假設檢驗及結果

本研究采用SPSS21．0軟件對調研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和信效度檢驗。在確認問卷結構合理、數據可信的前提下，使用 AMOS7．0軟件，依照樣本數據結構和研究假設，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并運行，對技術變遷與轉型績效的假設進行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樣本數據的分布特征是研究方法選擇的依據。本研究使用非參數估計的K－S檢驗來分析樣本數據的分布特征，判斷樣本的總體是否服從某一理論分布。一般的，顯著度＞0．05可以判斷數據服從正態分布，檢驗結果中的樣本統計量在0．2左右，在0．001水平上顯著。

同時，為避免實際情況分布相反的情況，繼續對樣本的偏度和峰度進行統計，全面評價樣本的分布特征。結果顯示，樣本均值處于5．3左右，偏度值基本為負且介于－0．6～0之間，表示可以接受且基本具有正態分布的特征。大部分數據的峰度值介于0．1～0．7之間(標準為 ＜8，遠遠滿足正態分布的要求)。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以判斷問卷數據基本吻合正態分布的特征，可以使用用于正態分布的各種統計方法，能夠進行下一步分析。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量表的開發建立在成熟量表之上，并結合專家訪談進行適當的修改，這在一定程度上使量表具有較好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利用Cronbach’s α系數對樣本信度進行測量，同時考慮數據的相關系數(CITC)，用于進一步凈化測量指標，其標準為 ＞0．35。使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提取對問題項進行精簡，其中KMO指標和Bartlett檢驗可以測試數據的有效性。一般只要數據顯著性較高，且KMO＞0．7，則說明數據的效度較好。本研究信效度檢驗結果見表1，因篇幅限制，表中僅列出各題項要點。

表1 信度和效度檢驗

首先進行信度分析，標準Cronbach’s α系數為0．899，遠大于0．7的標準，說明樣本整體可靠性較高。技術變遷 MT、WF、SM、OS、SC、MS 6 個維度及轉型績效 ETP、TCP的所有問題項 CITC值都 ＞0．35，說明問卷設計的內容較為合理，題項與各指標的相關程度高。另外，項目刪除的 α系數都 ＞0．8，表示數據的穩定性很好。

進行效度分析，技術變遷各樣本的 KMO值為0．914，顯著度為 0．000，說明樣本數據有效，可以進行因子分析。對技術變遷的25個題項和轉型績效的8個題項進行檢測，運用最大方差法對數據進行旋轉迭代，選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以0．6作為判斷因子載荷的標準。9次迭代后技術變遷析出了6個因子，能夠解釋總方差的 72．046%。由于 Q7、Q14、Q22因子載荷的最大值 ＜0．6，因此將這三項刪除。再次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KMO值提高(0．917)且在 0．01水平上顯著，6個公因子對變量的總解釋得到了優化(74．698%)。轉型績效KMO值為0．947且顯著，說明樣本結構較好，可以進行因子分析。三次迭代后析出了兩個因子，對變量的總解釋程度達73．632%，說明量表維度的劃分正確。

(三)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Spearman和 Joereskog提出了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SEM)，它能夠進行一種驗證性的因子分析，透過事實數據分析假設模型的正確性［14］2－3。它能同時處理多個因變量，并考慮因子結構和因子關系。依照上文的分析，企業轉型績效是由技術變遷的運行決定的，而轉型績效和技術變遷都必須通過多個相應的顯變量來體現。因此，本文選擇結構方程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上文對數據的預處理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信效度分析，以使數據完全滿足模型的要求。

1．初始模型分析和假設檢驗

使用AMOS7．0軟件，依照樣本數據結構和研究假設，構建初始模型并運行，得到變量的路徑系數、擬合系數等結果，初始結構模型見圖2，其中 e1至e30分別表示內生、外生變量的誤差項，err1至 err2為誤差變量;Q1～Q25為技術變遷各維度的評價指標，Q26～Q33表示企業轉型績效的評價指標。

圖2 初始擬合結構模型

圖2由技術變遷的6個維度和轉型績效的2個維度構成主要框架，顯示了測量因子(指標)間的關系。模型運行時，使用設置殘差項的方法消除了所有的內生變量間、外生變量間的相關關系。觀測變量對因子的因子載荷最小值為0．6，各誤差項的值均為正，表示模型的界定正確。初始模型的驗證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初次擬合結構模型和假設檢驗值

表2中，多數路徑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正且達到顯著，說明大多數的理論假設得到了支持。但是，制造技術與企業轉型績效的路徑系數為－0．333，原假設沒有得到支持。服務方式對轉型績效的路徑系數為0．105，管理體系對轉型績效的路徑系數為0．085，由于兩條路徑的影響顯著度不高(0．09、0．089)，這兩條假設也沒有得到支持。

盡管模型數據和假設基本保持一致，但模型的擬合指數并不理想，RMSEA、CFI兩項沒有達到要求(見表3)。這說明模型還需要釋放一些變量條件或刪除路徑達到優化模型的結果，需要進一步修正模型。

表3 初始模型適配度檢驗

2．模型修正

使用逐漸進入法，對于表2中的 C．R值，按照絕對值從小到大的順序逐個刪除。每刪除一條，運行一次程序，直到刪除完所有絕對值小于1．96的路徑。最終，刪除 ETP←SM、ETP←MS兩條路徑，建立 e8和 e9、e19和 e20、e23和 e24關聯，使模型中所有路徑的 C．R值大于1．96，都達到了顯著水平。修正模型見圖3，修正后的模型路徑分析見表4。修正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得到了優化，且都已經達到標準(見表5)，故認為修正后的模型為最終模型。

圖3 修正的結構方程模型

表4 修正模型和假設檢驗

表5 修正模型的適配度檢驗

五、主要發現和討論

表6是對假設驗證結果的匯總。從結果來看，絕大多數的研究假設得到了支持。但是，ETP←MT間的路徑系數為負，與上文的假設相反，ETP←SM和ETP←MS兩條路徑也沒有獲得支持。

表6 假設驗證結果

1．制造技術變遷對轉型績效的影響(H1a、H1b)

制造技術變遷對轉型財務績效有負向影響。導致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主要通過合作、并購等途徑更新原有技術。引進技術的前期投入較大，且存在很高的轉化成本。同時，企業將這些技術轉化為高競爭的產品可能存在一定障礙。

制造技術變遷對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影響，說明企業可以通過增加創新投資提升技術能力，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引導企業信息化升級。然而，由于TCP←MT的路徑系數值較低(0．145)，說明技術市場化進程存在一定的障礙。企業技術吸收、積累能力還有待提升，這是解決制造企業“高投入、低效率”和核心技術缺失等問題的關鍵。

2．生產流程改善對轉型績效的影響(H2a、H2b)

生產流程對轉型財務績效和技術變遷績效有正向作用。兩條路徑系數分別為0．398和0．238，可以推斷生產流程改善對企業系統的整體升級具有重要的戰略性作用。流程技術的自動化、信息化發展是企業轉型的主攻方向。IT手段應用為生產流程的“供應鏈協同”轉變奠定基礎，同時創造企業核心技術能力，實現柔性化生產，顯著提升企業轉型績效。

3．服務方式轉變對企業轉型績效的影響(H3a、H3b)

服務方式與轉型財務績效間的路徑不顯著，原假設沒有獲得支持，說明企業服務方式轉變對財務績效的影響較小。該結論有悖于企業“服務化”的轉型方向，對制造業轉型部署發出警示。一方面，服務化戰略可能提高顧客忠誠、提升企業滿意度，并由此產生可觀的市場績效;另一方面，“產品 +服務”損害了企業產品的差異化競爭，對經營績效產生不利的影響。其可能的原因是，當前制造業服務化主要以改善產品的附加服務為主，這是企業營銷策略調整的表征。企業在選擇服務內容上對服務和產品的嵌入性考慮不足，并未將產品和服務進行整合，尚未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轉型。

服務方式對技術變遷績效的積極作用得到了驗證。隨著全球化競爭和需求多樣化，服務方式的智能化變革是必然方向。信息交互、網絡平臺的搭建為精細生產和個性化服務提供支撐，是企業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途徑。

4．組織結構、人員構成的優化對轉型績效的影響(H4a、H4b、H5a、H5b)

實證結果顯示，組織結構和人員構成的優化積極影響轉型績效。轉型過程中這兩個環節是協同發生的，轉型的價值活動，如新技術的采納、加工、產品商業化過程，很大程度依賴員工參與和組織內部的協調。組織結構扁平化、網絡化轉變使價值信息通過企業數據平臺快速傳播，對提升業務流程效率至關重要，它是企業績效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企業家和高層團隊在轉型中具有相當的引導作用，組織激勵能夠顯著地降低轉型風險，使企業快速獲得轉型績效。創新能力較強的員工能快速理清技術變遷的思路，幫助企業順利完成轉型。

5．管理體系再造對企業轉型績效的影響(H6a、H6b)

管理體系路徑的顯著度過低，說明該變量對轉型財務績效的意義沒有獲得肯定。目前，制造企業轉型處于初級階段，多數企業仍集中資源在技術升級階段，轉型尚未推進至管理體系環節［15］。由技術生產到服務化再到管理體系的轉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形成標準化、專業化的管理體系并創造績效需要更長的時間。

相反的，管理體系對技術變遷績效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路徑系數0．589)，其原因是，管理體系變革或商務模式轉型是一種理念或文化的轉變，這與技術變遷的績效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家工信部多次強調，兩化融合體系是制造企業轉型的根本內容，是培養新型制造能力和形成新的盈利模式的主要突破口。只有在這樣的管理體系下，企業才能夠獲得較高的技術利益。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在整合企業轉型和技術變遷理論的基礎上，闡述制造企業技術變遷過程和運行機制，構建了技術變遷—企業轉型績效的理論模型?；?02份中國制造企業的問卷數據，使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了技術變遷路徑對轉型績效的影響，獲得了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結論。具體結論有:技術變遷是企業轉型的主要路徑，它對于企業技術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在很大程度上積極影響轉型績效;制造技術變遷對轉型財務績效有負向影響，說明企業技術跟隨的發展存在較高的轉化成本，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升;服務方式轉變對轉型財務績效有消極影響。制造企業“服務化”升級對產品與服務的嵌入性考慮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差異化競爭能力;管理體系再造對轉型財務績效的正向影響沒有獲得肯定，實現制造企業整個體系的全面升級尚需時日。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各行業轉型部署不盡相同，本文研究對象是制造企業，對轉型和技術變遷的認識較為片面;由于缺乏技術變遷的成熟量表，相關題項設計只能參考內涵相近的量表;企業轉型的長期性決定了企業在某一時期的決策和行為并不完全一致，調查數據僅能反映特定時間內企業的轉型表現。未來應進一步探索轉型過程的復雜機制，持續跟蹤轉型期企業動態和數據變化，盡量采用客觀性較強的方法完善研究體系。今后，我們將研究領域拓展至其他行業，如近年來獲得較多關注的服務業和房地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