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圈”：一個非營利機構的誕生與成長

鄭亦然

鬧鐘定在早晨8點，睜開眼，聽到室友已經在衛生間，決定再賴一會兒。10月的紐約，神秘又任性。今天有點冷，如果忘記戴帽子和圍巾，早晨和傍晚的路途會需要透支一些意志力。9點15分，從地鐵A、C線二十三街的出口鉆出來，開始長達4個街區的“競走比賽”。全紐約的“競走選手”，雖說最出色的都集中在中城區，但切爾西的也并不遜色。邁開步子，大腿帶動小腿，全速前進，幾個月來我也練就了面不改色疾馳的本領。到達第十大道，往北拐入二十八街，在哈扎設計的嶄新且未來感十足的高級公寓旁邊的老樓里，上至4樓。不管再如何躡手躡腳，老舊的木地板都會應著你的移動聲聲作響，通知所有人。除此之外，四周很安靜。Weegee在哪兒？四顧一望。一只碩大的橘貓露出孤傲的目光緩緩地擺動著屁股移步過來。我在光圈基金會（Aperture Foundation）實習的每一個早晨，幾乎都如此開始。那是橫跨了2016-2017年的半年。

如何簡單又準確地向攝影圈外的人介紹“光圈”一直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但這也正是“光圈”的魅力所在：它身份多重，實踐領域廣泛。

首先它是一本雜志。1951年，包括米諾·懷特（Minor White）、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和南?！ぜ~霍爾（Nancy Newhall）在內的一群攝影師、寫作者在一個攝影研討會相聚，確認了創立一本嚴肅的、針對攝影的新出版物的需要。次年，第一期《光圈》雜志誕生，由米諾·懷特擔任主編，起初在舊金山，后隨著懷特的工作調配，搬到了紐約上州的羅切斯特。最早的《光圈》雜志是一本本分的、不會超出你想象預期的攝影雜志。黑白印刷，干凈簡約的版面，以展示攝影作品為主，輔以一些學術文章。話題的中心，集中于探索攝影的可塑性，例如對相機的探索或影像與配文（caption）的關系等。偶爾還會有單獨針對某一個攝影藝術家的特刊出現?！豆馊Α酚瓉淼牡谝粋€歷史轉折點，是在1963年正式注冊成為了一個非營利機構，隨后，懷特的學生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E. Hoffman）成為出版人以及執行總監，把《光圈》推往了一個更廣的版圖。用懷特的話來說，是建立起一個新生命。此處實應把書名號去掉，因為自此以后，光圈就不僅僅是一本雜志的刊名了，它開始作為一個以攝影為關注點的出版社，出版攝影書。這些一開始就保持了水準和影響力的合作包括：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的《靈光閃現》（The Flame of Recognition）、黛安·阿勃絲（Diane Arbus）的《黛安﹒阿勃絲：光圈影集》（Diane Arbus：An Aperture Monograph）》（保持了光圈最暢銷歷史紀錄的書）、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的《吉普賽人》（Gypsies） ，以及介紹了哈里﹒卡拉漢（Harry Callahan）作品的同名影集，等等。起初編輯部同時負責著雜志和攝影書的出版，隨著做書需求的增加，書就和雜志分開，單獨形成了一個部門。后來，越來越多的輔助性部門開始建立，光圈基金會也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頓有了自己的三位一體的實體門店、展覽空間和辦公區域。

當我還沒資格推開辦公室的門之前，我幻想過，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最重要的攝影出版機構之一，每年保持著四本雜志和十幾本書產量的“光圈”，一定擁有著一個龐大的團隊吧？然而當我對美國非營利組織的了解日益深入后，我自覺戳破了這個幻想的泡泡。我意識到，歷史長短和社會影響力大小，與一個機構的規模并不一定正相關，這個觀察適用于美國的大部分非營利機構。三角藝術協會（Triangle Arts Association），一個位于布魯克林DUMBO區的非營利機構，長期組織藝術家駐地項目和公共論壇，成立將近40年，與多個國際機構有長期的合作關系，也就只有兩個全職員工和四個短期實習生。所以當第一天，我的上司妮可領著我，從“光圈”的門店穿過展覽空間，推開那扇虛掩的、實際應該和墻面合為一體的白門，走進“光圈”的“后花園”辦公區的時候，我反倒有些驚喜：這比我想象中的大，也好看很多呀。

木質的地板和家具有厚重的年代感，目測300平方米的室內空間，被巧妙地分隔成辦公區、會議室、藏書區、倉庫、休憩區和一間小攝影室。地形之復雜，是要我打印出前人留下的地圖，貼在桌前每天參考的程度。整體空間里的動線是以環形的曲線為主，自動地劃分開不同部門的區塊，同時增加了空間的距離感。是的，經過60多年的發展后，光圈基金會才擁有了現在稍微完整的體系和規格。具體細分的部分總共有十二三個之多。妮可領著我，繞著圈，鉆進一個一個部門的區塊里，把我一一介紹給在座的同事。

雜志部在辦公主區最靠西的地方，占據著大窗戶，由麥克領著三人團隊，獨立完成著每年四刊的所有出版任務。攝影書部門的主要編輯萊斯利·馬?。↙esley Martin）和丹妮絲·沃爾夫（Denise Wolff），則分別占據著北邊靠窗的墻，由她們各自的助手圍繞。在兩大編輯部的中間，零散分布著其他支持性的部門，比如：展覽部，負責策劃、實施與出版書籍相關的展覽；教育部，負責組織籌劃面向公眾的工作坊和講座；發行部，負責書籍在美國及歐洲的發行事務；發展部，負責籌錢，通過會員制度、政府支持、個人或團體捐贈和慈善晚宴等方式。最后，兜兜轉轉離開辦公主區，往北邊去，依次經過萊斯利和丹妮絲的獨立隔間，就到了一片相對開闊的區域。這里有寬大的工作臺，有辦公室里最好用的打印機，是設計部、數碼部、校對部，以及妮可、納生和我3人共在的出版部的分享區域。

要說整個空間里最多的，還是書，目之所及處都是書：迄今為止光圈發行過的所有雜志和攝影書、別的雜志社或出版商送來的書、每年的攝影書比賽提交來的參賽書，以及許許多多來歷不明的書。辦公區內大部分的書都有電子記錄，每一個職員都可以自由借閱這些不對外開放的書籍典藏。這不得不說是我認為光圈成員最大的福利，若每日不翻閱完幾本書都不舍得回家。

光圈是如何決定每年要出版哪些書的？這是人們最常問到的問題之一?；卮鹚娜丝峙峦韧桃煌炭谒?，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復雜，并且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問題。每幾周，光圈的重要成員們都會開提案會議，總監以及編輯們分別提出自己想負責的書的方案，可以具體到書的設計初稿、預算和市場目標，等等，接受其他部門負責人的反饋意見，進行討論，最后由集體決定該提案的生死去留。這是最基本的程序。然而，由于光圈是非營利組織，這代表著資金往往是一個軟肋，它牽動著其他各項決定。光圈出版的每一本書，都需要單獨有一個籌集資金的程序，而資金的來源多種多樣，有時若是合作性質的，那么也會因此反向決定一個項目的誕生。如此一來，自由度便成了一個曖昧的話題，到底能出版什么樣的書，除了要考慮那些擁有長期固定合作關系的藝術家之外（這些人幫助光圈樹立了品牌，也是名聲和品質的保證），還要考慮是否有別的基金會、美術館有合作項目的意愿（這就省卻了前期籌集資金的煩惱），也要考慮最直白也是最重要的問題：這本書會不會暢銷、能賣多少。

在不熟悉非營利機構體制的環境里，人們容易有一種誤解，就是既然是“非營利”，何必要在乎著賺錢呢？事實上，應該不難想象，一個機構要保持長期的、順利的運轉，離不開大量的資金支持和各種形式的贊助。而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相對“找錢易”的環境里，一個非營利機構要生存下來，實現其生生不息的理想，除了積極申請各方支援之外，更重要的是構建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一個健康平衡的生態。光圈就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實現這一點，雖然直到今天為止也不敢說是高枕無憂了（事實上仍舊危機四伏著），但從它優雅地堅挺了60年的事實來看，它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參考。在今天無需掩飾的事實是，單純依靠出版，尤其是攝影這個相對小的領域，是難以維持生計的。就好比一個全職的藝術家，也難以單靠出售作品來填飽肚子，更成熟穩健的做法，是增加收入來源的多樣性，即所謂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任何穩健的理財都是一個道理。

那么光圈具體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比許多非營利組織都幸運的是，光圈可以賣書，且每年都會有一些暢銷的幸運兒。其次，光圈基金會也擁有會員制度。會員享受購買書籍的優惠政策，可以免費參加簽書會或工作坊等特殊活動，且只有會員能夠參加夏日大展（Summer Open），獲得在光圈的展覽空間展出作品的機會。會員所交的年費以及雜志的訂閱，能帶來一定的固定收入。另外，光圈還擁有著一些獨一無二的資源，可以帶來額外的收益。這需要回溯到上世紀60年代左右，霍夫曼在南?！ぜ~霍爾的介紹下結識了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保羅·斯特蘭德（Paul Strand），兩人開始了深厚且長久的友誼?；舴蚵苍鳛椴哒谷伺c費城美術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合作，長期致力于推廣和保存保羅·斯特蘭德的傳奇作品。在斯特蘭德去世后，他的遺孀更將他所有的作品和檔案，全權交由光圈基金會代理。這對光圈來說，是一份沉重的責任，也是一筆不小的財富。

斯特蘭德的作品集也是光圈最早推出市場的限量攝影作品。說起來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但光圈除了賣書之外，也像一般畫廊一樣賣一些限量的印制品（Prints）。和一般畫廊不一樣的是，光圈并不簽約任何的藝術家，而僅僅是被慷慨捐贈原作，或擁有售賣這些作品的權利。如果你想買裝裱好的藝術品，你可以在官網上瀏覽到庫存里的所有信息，然后預約一個時間和它們近距離接觸。另一點有別于大多數畫廊的地方是，光圈并不執著于凸顯作品的珍貴與稀有這件事。盡管也擁有一些攝影歷史書里一定會出現的原作，例如保羅·斯特蘭德和愛德華·史泰欽（Edward Steichen）的作品，但總體上來說，光圈顯然更希望販售的東西能面向大眾，讓更多人能擁有。去年的圣誕節，光圈就新推出了一個大型的馬格南攝影作品的限時優惠活動。8 ×10的小尺寸，帶裝裱，附簽名，不超過100美元，是屬于窮學生都會忍不住確認下銀行余額再沖動購物的心動價格。

高而精還是平而廣，是兩條截然不同但都能成立的道路，也是許多機構的決策者首要甚至反復在思考和抉擇的事情，這個選擇也一直沒有離開過光圈作為一個機構最核心的自我定位問題。為了實現自負盈虧的目標，在發展其他收入來源的同時，如何最大化出版項目—這個“主要矛盾”的收益，仍是關鍵所在。從我的觀察來看，光圈聰明的地方在于，它不視“高而精或平而廣”的選擇為對立的選擇。當你不把這二者斷然當作二元論、一個蹺蹺板的兩端的時候，世界或許就能開闊一點。

當年的霍夫曼有自己的一套行而有效的經營哲學，他找到攝影書普遍被接受的范式并把它在專業領域內做到最好、傳播到最廣，但他的商人嗅覺同時也告訴他，攝影書歸根結底是商品，最好的宿命是在大眾領域被廣為流通和接受。萊斯利·馬丁，作為當時光圈編輯部里的年輕力量，和霍夫曼有著不同的觀點，她相信存在著這樣一個收藏人群，他們對精良制作的、堪稱藝術品而不僅僅是一本書籍的攝影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霍夫曼離開光圈之后，萊斯利果斷復刻了細江英公的《鎌鼬》并限量發行，日語、英文各500本，售價250美元。要知道，那是在2005年，這個決定需要膽量。令人意外的是，此書一經發行，很快搶售一空，創造了一個佳話。至今，這本翻閱起來極具儀式感的書，仍然擺放在萊斯利辦公室里最顯眼的位置。

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光圈出品的書都一樣令人興奮，值得瘋搶來收藏。市場擅長給人驚喜，就像當初沒人敢拍胸脯保證《鎌鼬》的熱銷一樣，讓人為之傾倒的優秀作品也會迎來預期之外的失敗?！案叨笨倸w來說都是一個高風險的投入，所以如果能用“平而廣”來養活自己，從而給未來的“高而精”提供可能，是不是也是一種兩全其美呢？在光圈的時間越長，我就漸漸轉變了一開始看到那些我認為與光圈形象不符的—關于寵物狗、圖書館或街頭時尚的書時，主觀放大的失落心情。在光圈的每一個編輯都有自己的鮮明特點，每個人負責的項目風格也很不一樣。萊斯利·馬丁出的書總是最對攝影書迷的口味，執行董事克里斯·布特（Chris Boot）擅長出版會受到市場追捧的暢銷書，丹妮絲·沃爾夫則喜歡策劃集合類的大選集。你可以武斷地由此總結：這就是每個人審美的差別吧！但是站在機構的角度考慮，你會開始理解，一個健康的身體需要不同的器官來保持運作的道理。

也許現在你能體會到些許光圈的掙扎。如果“高而精”的風險是吃不飽，“平而廣”的風險是失去往日的高水準和自己的品位，那么兼顧二者的難度就在于如何找到這其中的平衡，穩健的同時保持自己的定位。在符合市場口味的同時，抓著一把尺子，確保光圈的出品能不負眾望。一個靈魂人物的存在便必不可少了。如果說霍夫曼是讓光圈扎根在土壤，那么萊斯利就是讓光圈成為了它今天在人們心目中的樣子的人。

萊斯利·馬丁并不是學攝影或藝術相關出身，她只是和許多人一樣，在高中修讀了攝影暗房相關的課程，就自然走上了這條路。起初她熱愛拍照，但很快發現，她并不一定要成為創作作品的那個人，只要能接觸到作品就足夠有趣。在畢業之初，萊斯利選擇了只身去日本，一邊通過教英語賺取生活費，一邊接觸日本的攝影文化。那三年在日本的經驗和積累，給她未來的編輯和出版生涯埋下了伏筆?；氐郊~約后，她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入光圈，后正式成為編輯，現為出版人和創意總監，其間雖經歷了一些小插曲，也短暫離開過，但她大部分的職業生涯都奉獻給了這同一個地方。她對光圈的貢獻數不勝數。除了和最頂尖、最有才華的藝術家們合作，創造了一本又一本讓人難以不珍藏的攝影書之外，還作為引薦人將包括杉本博司、川內倫子在內的許多日本當代攝影藝術家帶入美國，并保持了長期的合作關系。今年，還會有和畠山直哉的合作，非常值得期待。另外，她也促成了和法國合作的攝影書獎，每年以報紙的形式發行兩期免費的攝影書評，給后輩搭建舞臺。

在一個行業里，能找到一個仰望的標桿，對青年人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為工作密切往來的需要，出版部和編輯部挨得很近，走5步就到。同期進行的書的項目很多，只是進度各有不同，而出版又面臨著時間和期限的壓力，所以工作氛圍時常是緊張的。萊斯利的工作量就更是難以想象，在同時處理兩到三個出版項目的時候，每周四要坐火車去耶魯授課，同時處理大堆的會議、寫作、獎項點評、采訪，還要和藝術家們以及不同的圈子保持溝通、發掘新的作品。她兼顧著如此多的身份和責任，這些壓力卻沒有把她變成脾氣乖戾的魔頭。她不急不慢，走路如此，說話也是如此，不袒露過多的情緒。她帶著強大的氣場，散發的光芒卻也不刺人。在我剛來的第一周，對眼前雜亂的工作任務還一頭霧水、自己都說不清“我是誰？我在哪兒？”的時候，她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其實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她完全可以用“你”或“唉”帶過，或直接布置任務，但她卻準確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再細心地給我交代好工作，確認我都聽懂了。每一次工作交接后，她都會和我禮貌地說謝謝，以致于我不得不事先準備好10種不同的回復方法，以防自己每次只能呆板地重復說“不客氣”。在光圈工作，是專業、高效，又富有人情味的。

作為出版部，我們的任務就是把書從概念實現成實體。具體則是包括：確定裝幀方式和紙張的選擇、印刷校色、控制預算、監督進程，等等。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和多方溝通完成，包括和編輯部、藝術家、設計師，還有印刷廠。原本平凡的工作內容，都會因為一次次的溝通，產生一些腎上腺素可以飆升的時刻。如果要套用古老的“我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句式的話，那大概就是：我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我能這么近距離地參與到這些名字自帶放大和粗體效果的人的書的制作中去，而我的名字還將出現在內頁。我收到過川內倫子寄來的作品原樣，看到她極小極秀麗的字跡。我也給曾經看她作品看出眼淚的亞歷山德拉·山圭娜緹（Alessandra Sanguietti）寄過包裹，關注著她在法國的新創作，了解到在法國如果不獲得本人的文字許可，就不能發表對方的肖像，因此我們不得不在書中給一些肖像“蒙上了眼睛”。

若要說一個小高潮，莫過于當我們知道史蒂芬·肖爾（Stephen Shore）會到辦公室里來親自查看印刷校色的進程。我幾乎能聽見一整個辦公室的尖叫聲。好吧，也不是所有人，見怪不怪的妮可就不動聲色地盯著電腦繼續回復著郵件—這還掀不起她的波瀾。我和納生，都還是存著粉絲心態的辦公室新人，提前半小時就坐不住了，整理桌面、看看時間，以此往復，直到前臺打來電話通知人到了。肖爾穿著風衣，戴著學者風格的眼鏡，白色的頭發微卷垂到耳下，由萊斯利陪著走來。和每個人握過手后，直切工作正題。由于色彩空間的不同，RGB的圖片電子檔文件在平版印刷的時候需要轉換成CMYK的色彩格式，其中產生的色彩偏差需要肉眼識別并且校正過來，這是出版部平日的一項重要工作。肖爾這次來目的就是驗收第一版的成果。在工作臺上，納生一張張地給肖爾看我們校對過的圖，有厚厚一整疊，每張圖大致停留4秒，萊斯利站在一旁，觀察肖爾的反應。他看得很仔細，卻也比預想中隨和，并沒有緊皺的眉頭，偶爾給出一點簡單的意見，納生挑出被點名的不合格品，整個過程很快就結束了。走的時候，肖爾在辦公室里拍了好幾張照片說要發Instagram，是的，這個大攝影家非常熱衷Instagram，并且還饒有興致地和納生討論起為什么那個叫“Lux”的修圖功能這么強大。送走他后，萊斯利長舒了一口氣，才返回到她的桌前。在光圈，一本書的誕生大概需要半年的時間，不算上后期的出版和營銷，要十幾個不同角色的人的合作。每印出一本書，我們都會把它放在出版部的書架上，占領兩三厘米的寬度，大半年的時間也就那么薄薄的一本。所以當看著滿滿一墻的書時，沉甸甸的感覺會自然爬上來，這是在出版機構工作最大的成就感。

我對光圈的感覺，經歷過不同的變化，有最初的仰慕，有初到的新奇，也有接近現實后的失望，但深入其中參與并思考之后，最終是帶有驕傲的敬佩和欣慰。一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自發形成的團體，成形之后需要維持，維持之后需要成長，成長包括自我糾錯，去到比預想中更遠的地方。單單從雜志來看，《光圈》完美地做到了這一點。從最初一本簡單、純粹、以攝影為主題的雜志，演變成一本以攝影為媒介，來探討社會議題的雜志。它的野心和視野，都在不斷拓寬。近年來的每期主題都直打人心：探討女權、走近非洲的藝術機構、在美國大選結果揭曉之后發行《美國命運》（American Destiny），以及2017冬季刊的《未來性別》（Future Gender）討論酷兒文化和性別的多樣認知。更特別的，是首次嘗試雙封面設計的《視界與公正》（Vision & Justice，2016夏季刊，討論黑人話題），創造了光圈發行雜志的歷史上第一次加印的輝煌歷史（是的，你沒有看錯，《光圈》雜志加印還從未有過）。

而作為一個非營利機構，光圈除了有穩定的出版計劃，還有豐富的展覽、座談會、工作坊，在各種社交媒體上擁有大量且穩定的讀者，還每年兩次為美國乃至國際的攝影圈挑選新生力量。在物理空間、二維平面和虛擬網絡里，聯結起不同的社群，聯結起作品和觀眾，聯結起人們。此類種種，人們可以因此聚集、交流、發聲、發現，才可謂是最終擁有了一個理想的平臺。光圈的未來猶未可知，也沒有人能預測。從經驗來看，它的發展走向重度依賴于領導的個人，如果換了一班人，甚至一個人，也許就會面目全非。但樂觀來看，就算沒有等到下一個能改寫歷史的人出現，也許光圈自身的機制，能發展成熟到有自我維系和自我調整功能的那天。

攝影的歷史很短，當代攝影的歷史更如是，即使擁有較長歷史的非營利組織，也仍需在日新月異的當代藝術語境下，不斷推翻過去不再適用的經驗，保持更新和探索。時有人說著喪氣話，抱怨難有明天，但堅持的也大有人在，奇跡也還在發生。這何不是有趣的挑戰？

（作者為旅居于紐約的視覺藝術家、雜志出版人）

本文所有圖片均由作者拍攝，除有時間標注的照片外，其他照片拍攝時間均為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