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偏西

基于對當下中國社會問題與歷史深層次淵源的探尋，從拿起相機的那一刻起，我就將鏡頭對準了中國西北普通生命的方方面面，期望關注并探討歷史上權力與民眾、英雄與凡人的復雜關系。在我看來，歷史可以被看成時間、空間與人類之間彼此塑造的過程。在人類文明孕育的漫長史詩中，每一個章節都散發著人性的光芒，它們仿佛是由無數逝去的生命轉化而成的能量，是一種可以發光發熱的物質，彌漫在西北無垠的大地之上，閃爍在百姓民眾生活的細微之處。我在生活中所截取的每一個瞬間，它應該都是有記憶的，而且都應該是一種樸素情感的迸發，是一次自我體溫的無畏散發，并希望能夠把文明曾經的沮喪與希望，編織到現在的基因密碼里。

這無疑是一個自然生成的連續性的拍攝項目，沒想到時間竟跨越了三十多年，其中“西北偏西”感念的生成，是我對周遭人群現實生活的莊嚴提煉，是對歷史延續過程中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諸多形態被人為擠壓、變異后的追問，是地域差異和意識曲解濃縮后的現實生活，是宏觀背景下西北蕓蕓眾生的命運方位，是落后地區有別于發達地區的“時間差”。這里呈現的作品，是我對三十年所拍照片的一次嚴肅選擇，希望能梳理成一個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網狀結構，用“社會地形學”將“歷史骨刺”深藏其中。在共時性方面，它的整體結構是一種“點狀構成”的集聚，是更加開放的視野里不同點上的那些瞬間；在歷時性方面，它又是一個線性的發散組合體，是對自己三十年生命歷程所框取影像的對等提煉，期望有一個長時段的、歷史性的個體生命體驗維度和意識覺醒厚度。在這兩方面，我嚴格遵循自己的表達初衷，更希望它能超越對人和事的簡單追蹤和記錄。因為，在我的攝影理念里，“精神戰勝了機械，將機械獲得的精準結果詮釋為生命的隱喻”（本雅明）。在我拍攝的這些照片里，被拍攝者在生活中苦心經營的面具被我無情地摘掉了，這才有機會讓我和觀者一起，看到活生生的、具體而單純的我們。

如今，漫長的歷史細節和生活瑣碎歷歷在目，我們曾經擁有過的激情與渴望、曾經觸摸過的徘徊與躊躇、曾經譜寫下的樂章與詩篇、曾經被感動的喜悅與淚水，似乎都有幸被視覺化。再環顧我所關注的這個區域，中國西北偏西處的太陽依然如故，戈壁大漠上冬日的寒冷仍然如舊，絲綢之路鼎盛時期的駝隊仿佛仍在眼前穿行，邊塞古城兵戶人家的背影在典籍野史里挺拔偉岸。眺望寂寥的遠方，中亞腹地的羊群依然要在無垠荒涼的高原上苦苦尋覓，戈壁荒漠上的牧羊人依然要在寂寞凄涼的孤獨中死死守望，祁連山和天山上的積雪仍然會在冬夏的交替中積聚消融，黃土高原和北方高原上的旱塬戈壁仍然會在四季的變換中春綠秋黃?，F實生活告訴我們，自然規律不會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社會進步不會因一時的無奈而停歇，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存空間，但可以選擇對待生活的態度。美好難忘的生活、義無反顧的日子、令人感動的時刻、催人淚下的瞬間，都是歷史，都是史篇，都值的追憶，都應該封存。所以，在這里我只是一個平常人心平氣和的講敘，它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常態生活，是中國在構建強盛大國初期，基礎部分的自由放置與隨意擺放。但它無疑也是一次對生活空間的回溯與穿越，是一個影像采集者在歷史長河中的艱辛游歷與真誠奉獻，它將承載著厚重深刻的歷史抵達明天，為將來的人們評價今天提供某些可能。歷史文化還告訴我們，在科學技術不斷發達的時代，在開放、進步、文明的社會，如果我們與昨天的歷史文化發生了斷裂，那么再強調我們今天的時代文化還有什么意義呢？而歷史是由人撰寫的，有很多人不一定有機會被寫進歷史。所以，當一次跨度需要十年甚至幾十年的拍攝仍在進行時，某個時段下的選擇與判斷，其實也只是這個特定空間或語境下的傾向性選擇與判斷，其中所表達的是否得體恰當，或有無意義就另當別論了。但因為它是作者的內心選擇與判斷，于是在這些平常影像的游歷中，人們曾經的尷尬與沮喪、齷齪與彷徨、無奈與木訥仿佛呼之欲出，人們過去的不懈與堅韌、痛苦與悲傷、喜悅與微笑似乎又再昭示著什么。

其實，我拍這些照片的初衷，也只是想在視野所能觸及到的生存空間里，真實地記錄周邊人的平常生活，盡可能地體現出這些人的精神和物質層?？蓢@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所形成的強大慣性，不是踩一腳剎車就能止住的。在這種慣性的作用下，這個區域以落后于發達地區十年乃至幾十年的差異，體現在周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才自然而然地與這些尷尬和無奈不期相遇。需要強調的是，我的影像中所表現的人和事，是我平時所見的生活常態，我并沒有刻意。我之所以傾心關注普通民眾的悲歡離合和喜怒哀樂，是期望社會進步的步伐加快，是渴望普通人的生活能及早得以改善。因為，我鏡頭所及的生存狀態，毫無疑問也是我的生存狀態。

我還以為，真正的紀實攝影因簡單實在而高級可信，它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標記，留給即將路過的后來者。在我的認知世界里，紀實攝影一定是個體生命對生活的獨立認知，它與榮譽和利益無關，只與生命和心靈有關。它還應該是作者對生活的獨立思考與梳理，是一種具有史學高度與歷史意義的事相邏輯，其中包含意味指向的連貫性、線索空間的連續性、視覺語言的統一性、思考批判的客觀性。

在編輯這些影像時，我經過無數次艱難的取舍與判斷之后，刀刻斧鑿般的影像和具體懷舊的細節似乎告訴我，最平實的影像也許就是最有力量的影像，細心的采集加悠長時間的沉淀，會為影像增加厚重感。我仍然忘不了影像里那些渺小而偉大的人們，盡管他們有的已經去了，有的也已不再像以前那樣生活了，但我并沒有忘記他們，我的影像也許會使他們不朽。而且他們的淚水雖然早已被西北風拂干，但當我又一次看到這些影像時，我的淚水便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被記憶催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所有的歷史細節都需要珍藏，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歌頌，所有的人生經歷都不該忘記，所有的故事都應該有機會被講述。

于是，當鄉村教師舉起教鞭的時候、當買菜姑走進照相館的時候、當老教授鼻孔里插進輸氧管的時候、當小山村里為了一對枕巾而不愉快的時候、當老工人尋找工資條的時候……我熱淚盈眶地按動了快門。

點評：

吳平關先生于我亦師亦友。此前拜讀過他2004年出版的小冊子《西北偏西—28個熱淚盈眶的瞬間》。不得不承認，這不僅是一些讓人感動的影像，更是看罷就讓人久久無法釋然、并時不時地“折磨”著我們內心的影像。直到今天他將自己歷時30余年奔走在“西北偏西”這片土地上所記錄、挑選的畫面呈現給我，囑咐我寫點文字時，我知道，難題再次來臨，我無法躲開，不是躲不過“命題作文”，而是躲不過自己的內心，躲不過作品對我的久久逼問。正如羅蘭·巴特在分析照片時說過的一句話，“它的某處擊中了我，刺痛了我?！蔽冶仨毠钠鹩職?，決然迎上前去，表明我的反應。

對《西北偏西》的解讀不是件易事，難在不好給出一個總體的歸納和分類，因為每一幅作品或記錄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社會事件，或提出了一道沉重的歷史或現實問題，或給出了一項嚴肅的學術研究課題，或發出了一種深刻的思索和拷問，或表征了一個時代難以阻止的變遷和“疾病”，或讓一代人的命運濃縮為一個面容和手勢，或表達了一種人類普遍的人性感動……可以說，每一幅作品都是一部大書，這是他的作品難以界定的原因。

好在他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誕生地—西北偏西。由此，我可以不顧攝影界的種種規程，進行一次跨界的解讀試驗：視吳先生為一位充滿憂患意識的社會學家，他對所生活的本土區域社會的長期關懷，他在田野上堅持不懈地進行的敏銳的洞察和影像“深描”（或影像民族志“書寫”）， 從個人、家、村莊、社區、地方區域社會，再到國家，由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的區域史的呈現理路，而他最終要告訴我們的是，借由這一幅幅的“馬賽克”努力拼接出一個西北偏西的“時代面孔”，一個長時段內“西北偏西”這片土地上人類社會生活的真實，一個關于“西北偏西”的“整體性想象”。在這個意義上，或可找到從總體上把握和解讀這些作品的視角和方法，并在此前提下進行相關的分析和意義闡釋。

因此，閱讀吳先生的《西北偏西》，我不太在意他在攝影技術層面“怎么說”，而是考慮他“為什么說”，為什么只是“他在說”，進一步揣摩他借用影像而又超越影像意在“說什么”。如果非要找出一個總結性的答案，那就是他與“西北偏西”融為一體、愛恨交織的深度關系—他太在乎西北偏西了，以至于這個西北偏西成為他自己“一個人的西北偏西”。

每一種類型的藝術作品都有著作者無法前定的多義性。有人曾經做過有趣的“影像試驗”：列出一些圖像讓觀者描述圖上所見，再公布照片拍攝的真正背景。由此可以發現其間有多么大的理解差異。藝術史學者魯明軍在《從單行道到多維度：圖像價值創設的新路向》一文中將圖像的意義創設歸納為三個層面：一是由藝術家在創作前賦予的；二是由藝術家在創作中或創作后賦予的；三是由非創作者的觀看所賦予的。就觀者的闡釋來講，英國藝術史家E.H.貢布里希認為：“我們在看作品的時候往往會投射一些作品實際上并沒有的外加意義。實際上，我們必須這樣做才能使作品活起來?！泵绹囆g史家尼古拉斯·米爾佐夫也認為，“看”并不是相信，而是闡釋。視覺圖像的成敗取決于我們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闡釋他們。當然作品本身的意義包括闡釋的意義還要把握個度，不能無中生有、離題萬里，否則就是桑塔格所反對的“過度闡釋”了。

當我們在力求闡釋作品的一種意義的同時，就喪失了其他更豐富的意義的可能，就會掉進意義的陷阱。因為闡釋者不能“同時踏進兩條河流”，這是個兩難。我的意思在于，我的這篇從文本后面“挖掘”出來的“潛文本”，僅僅是《西北偏西》可能存在的諸種解讀之一，而非也不可能是其全部，或者是說到了作者沒有“預設”的意義，甚至與作者拍攝和表達的本意相違背—這正是“詞”與“圖像”之間的差異、互補、吸引和張力。

西北偏西，很偏很大，也很復雜。關于西北偏西的影像，可以有無數個角度，若干個版本，而這僅僅是吳平關鏡頭下的“西北偏西”，他的獨立觀察、思考和選擇性記錄，他所截取的想借此說點什么的社會片斷。因為必須承認，即便是在“西北偏西”，仍然存在他未涉足的領域，他的鏡頭未關照到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世間影像，哪怕是西北偏西或足夠小的一隅，這是攝影本身的瞬間和片斷屬性所決定的，也是每一個攝影者的局限，也正是他“偏執”一隅的成就所在，也是經典作品之外我們可以繼續討論的廣闊空間。因為法國攝影家愛德瓦·布巴說過，“一張照片里可以有比攝影師想要的多萬倍的東西?！?/p>

盡管如此，我還要說：他是一個王，也是一介草民，或者柔弱的書生，乃至民間的史家，固執地逡巡在自己的這片疆土上；他用卑微之心、上帝之眼靠近生息在這里的人，靠近他們的呼吸，記錄他們的歡愉、苦難和靈魂，傳達來自這片土地的善良和邪惡；他無能為力卻難以放手，他一次次出發又歸來，他的目光模糊了又模糊，他閱盡了“西北偏西”的滄桑，三十年彈指一揮，飽含淚水的眼睛已然布滿血絲，就有了今天的總結與告別；這是一個盛大的儀式，也是一次溫暖的手手相遞，交接中蘊藏著“西北偏西”的感動和力量，蘊藏著啟示和永恒。

西北，它依然偏西。

吳平關，依然在路上。

選自《誰之西北？還要偏西？》（發表時有刪節）

—張畯（文化學者、藝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