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江河、影像與記憶

鄭梓煜

一個攝影師，要拍攝一條蜿蜒數千公里的江河，與它廣袤流域上的自然生態、風物人事，這種“狂妄”的想法如何成為可能？就像尤金·史密斯曾經告誡過的：為一座城市造像是一件永無止境的事情.雖然他自己飛蛾撲火般地投入了對匹茲堡的拍攝，但在他內心深處，似乎認為這終究是一件徒勞之事。

更何況是一條江河呢？

這樣一個“狂妄”的想法，是在2016年2月的大理，王景春、郭現中、陳杰、吳俊松和我，五個人商量了兩天定下來的。在此之前，這四個中國報道攝影領域各有成就的資深攝影人，加我一個編輯，已經以“極光視覺”之名成立了一個視覺深度原創機構，想要在媒體經濟江河日下的大潰敗中，為嚴肅的“影像社會調查”探一條新路，所要做的是媒體已經無意也無力去支持的長周期、大體量、深挖掘的攝影選題。

1998年，剛剛從武漢大學畢業分配到南方報業的王景春，趕上了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也拍下了他那幅最早的“成名作”—一個攝影記者滿布泥漿的下半身，還有那緊抓著相機而青筋凸起的手。這幅照片極具象征性和感染力，既是那場巨災的側記，也成了攝影記者這個職業極佳的符號。更為特別的是，多年后回看，王景春攝影生涯因此與“水”結下不解之緣。他拍了“大海中的一條船”，拍了“大運河”，也拍了蓄水前夕的長江三峽。不久后他成了新組建的《南方都市報》視覺中心的掌舵人，統領一支包含四十余名攝影記者、十余名圖片編輯、二十余名美編的團隊。如此，到一線拍照片慢慢變成奢侈的事情，直至十余年后他終于出走，要回歸一個攝影師的本分，與“水”再續前緣。重走三峽，成為首選的計劃。

本想著四個人各自尋一條線索，討論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步轉向，記不清誰最先提議：既然是致力于挖掘深度大題材，何不四人合力在“江河”上做一篇大文章？于是便有了這“一人一江河”的大計劃。這個選擇，自然不僅僅是因為王景春的念念不忘，而是因為“江河”之于當下，是一個極具涵蓋力、豐富性、話題性、迫切性的問題。

人類文明孕育于大河流域，江河是文明的起點，是生命的母體，是時間的隱喻，也是變遷的見證。中國的西南，便是一片孕育江河的福地，金沙江、長江、岷江、大渡河、瀾滄江、怒江……江河山川之壯美，古今詠嘆者不知何幾。

子在江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人們以為流逝的僅僅是時間，而江河是亙古不變的存在。但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不僅因水之變幻莫測奔流不息，還因人類活動對江河山川的影響正在急劇加速，曾以為萬古不易者，可能在旦夕間改變，隨之改變的還有綿延千年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文歷史遺跡。

江河山川都在變，以我們始料不及的速度與方式，記錄成為一種使命。這個項目的總體設計，是由四位攝影師，分別對長江三峽地區（王景春）、金沙江（陳杰）、怒江（郭現中）、瀾滄江（吳俊松）這四條江河流域所做的影像考察，每位攝影師擇一條河流而親近之、記錄之、讀解之；以敬畏心，以憂思懷，以緊迫感。

綜合起來，這是一個中國西南江河自然、人文、歷史的切面式記錄，每個人的側重點和方法也各有差異。但總體而言，這不是純粹傳統的新聞/紀實攝影項目，區別首先在于去事件性，即并不以某一具體事件去切入和引導，而是從日常性視角切入，用行走中的影像去呈現著幾條江河流域中的自然、人文和歷史景觀，尤其是正在發生的急劇變遷。

確切而言，我們關注的不是純自然意義上的江河，我們并不希望這場拍攝耽溺于濫情甜膩的風光，又或者單純的趕上、懷舊與訴苦，而是希望有一種更平和也更有人文深度的視角去闡釋它，包含對這一區域因河流所形成的特殊的人文歷史、自然、信仰與日常生活的一些細膩觀察。某種程度上，江河不過是行走的線索，是思考的出發點，也是訴說的憑借。

對于王景春而言，拍攝“三峽”是一場久別重逢，盡管一切已是地覆天翻，故人故地常常蹤跡難覓。但正因如此，十幾年前，蓄水前夕的那次攝影的沉浸式記錄，對于今天而言，更顯彌足珍貴。那是膠卷相機服務于新聞業的最后時光，當我把二百多卷底片的小樣一一看完，恍若隔世之感撲面而來。

這種屬于上個世代的工作方式完整地留存了一個攝影師的全部秘密，每一次騰挪進退，斟酌取舍，每一次靈光閃現與低級錯誤。而且，這種已經被產業“淘汰”的成像方式，如此貼切的應合了巨變前夕的最后一瞥，底片上留下的，也盡是被大時代“淘汰”了的風物人事。僅僅十幾年過去，便已有一層屬于歷史的沉重質感在，與如今平靜的水岸邊千篇一律乏善可陳的嶄新樣貌，遙遙對峙。

陳杰也是從媒體領導崗位重回一線的攝影師，從他復出這三年的狀態看來，前面當領導那些年真是被“耽誤”了，他有種只爭朝夕的緊迫感。這個在部隊當過“兵王”，做攝影記者拿過“荷賽”，至今仍能輕松跑一萬米的健將，似乎生而為跋山涉水而來。投入“江河”的選題也是情理之中，因為這幾年環保便是他持續發力的領域。拍攝金沙江，他直溯源頭，在他的鏡頭中金沙江氣象萬千而又飽經磨難。十余次上路，自駕行程達3萬公里，卻并非漫無目的地游走，而是選點精準的穿透。陳杰像一位職業拳擊手，力爭每次出手都直取重點，影像風格上沉穩克制，精致卻非雕琢，脫離了早年很多報紙攝影記者重新聞猛料而輕影像品質的慣習。

作為攝影記者，郭現中很早便表現出對大題材、硬骨頭的超常興趣，而且不止是興趣，他還有突破重重障礙完成拍攝的能力。某種程度上他改變了傳統媒體分工格局里攝影記者由來已久的配角地位，成為“視覺深度報道”的踐行者?！兑呙缰畾憽芬l的關注至今余波未了，但無力感常在。北上財新之后，建團隊帶新人，在一份專注政經新聞的刊物上每周一期攝影專題已扎根兩年有余。但危機感揮之不去，這種高成本的“硬攝影”似乎在整個媒體江湖的翻騰中被無可奈何地邊緣化，某次舉國矚目的大事件采訪歸來，他不無悲憤地說：現場數十個記者，只有我拿著相機拍攝，其余盡是拿著自拍桿搞“直播”的。首倡成立極光視覺的想法，便是對這種邊緣化危機的回應。這次的“江河”項目中，郭現中對怒江心往已久，那是西南最后一條自由奔騰的大河，但真正拍攝起來也因此吃盡苦頭，幾次雨季塌方造成長達幾個月的斷路。怒江之行對郭現中無疑是一種歷練，怒江的怒，怒江的險，怒江的壯美與貧窮，質樸與空靈，讓郭現中的影像也因此變得細膩起來，在過往的“硬新聞”之外，多了一份日常的柔韌。

吳俊松是攝影記者里一個勵志的傳奇，早年當通訊員，爾后靠作品硬生生在高手林立的南方報業站穩了腳跟，成為專攻深度選題的攝影記者，一次拍攝計劃能寫兩萬字，無關文采，細致使然?！肚嗖罔F路》《中國制造》《山寨》等作品成就了他的名聲，他也是最早一批把“轉型”付諸實踐的攝影記者，導演式的創意拍攝、視頻、紀錄片，他逐一嘗試。為了籌措拍攝資金，他甚至玩了一把眾籌。因離開南方后西進云南，幾年下來，當他接下瀾滄江的拍攝，似乎已有半個主場的優勢，照例拿出詳細的拍攝計劃，從地理、歷史、人文、宗教一一列開去，拍攝因而胸有成竹。

然而，這注定是一場掛一漏萬的記錄，但是作為一種行動，一個開始，一次不棄涓滴的努力，如果能借此提供一種反思性的視角，便已足深思。實施這一拍攝計劃，并非真的有戰天斗地的狂妄，相反，只有誠惶誠恐之感。正因知此局限，一個“江河影像·個人記憶”的計劃正在醞釀中，激發和資助年輕攝影師關注身邊的“江河”，可以是偏微觀的、個人記憶的作品。江河作為鄉土的一種象征，在當下面臨的問題是普遍性的，既是生態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每一條被改變甚或消失的河流，也是被侵蝕了的個體記憶空間。影像所能捕捉的，之于江河本身，終歸滄海一粟，但是由此激發起的個人記憶的影像書寫，卻是任何時候都彌足珍貴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