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興起》書評

一、作者及寫作背景

道格拉斯.諾斯，美國新經濟史的先驅者，開創者和抗議者.他開創性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諾斯建立了以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為三大基石的“制度變遷理論”，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如諾斯所言，在某種方面，本書試圖成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事實上，他做到了，從《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年出版至今，近半個世紀以來，對當下仍有借鑒作用。

二、全書結構框架：

全書條理清晰，層次分明，每一章都分若干小節，從人口、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進行分析。以公元10世紀到公元16世紀、公元16世紀到公元18世紀這兩個時間段的經濟發展史為論據，通過對比法國、西班牙的失敗與荷蘭、英國的成功進一步闡述了中心論點，即有效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其中，作者重點關注人口的增長和所有權的發展變化，以這兩個因素為線索，在對比中彰顯出了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闡明了經濟組織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這一中心論點。作者一開始就開宗明義的提出論點：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為了證明這一論點，諾斯提出以下幾條論據：首先，西方的興起以經濟的增長來衡量，而經濟的增長以“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來衡量，并且表現為社會總收入大于人口增長。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發展關系密不可分。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成過程中，人口增長與人的獨立和自由是經濟增長的兩個關鍵外部因素。其次，經濟增長的原因是“為經濟創新提供刺激”。投資的刺激在于獲得回報，而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市場擴展。再次，“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最終決定經濟增長。西方興起的原因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發展。作者認為，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而這種刺激正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真正的經濟增長意味著社會總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長得更快。因此，人口增長和所有權是衡量和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往提出的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本身。最后，在商業領域，自由和平等主要是自由競爭，平等賺錢。在中世紀專制王權權和宗教特權的雙重壓力之下，經濟的發展緩慢而有限。到了近現代，文藝復興強化了自由的意識，宗教改革強化了平等意識。自由意識強化致使專制特權被弱化，平等意識強化致使教權被弱化。因此，相對而言，民權得到強化。

三、歷史的發展與產權的演變

十世紀時，是中世紀的起步時期，封建主義和莊園制度在西歐社會出現并緩慢發展，但是由于此時大量的土地尚未被開發，土地相當充足，當一塊土地被占用時，總是可以有更多的土地去開發和利用，因此，土地利用的所有權無需也無意去被發明。但是為了防止受到北歐海盜、穆斯林、馬扎爾人乃至土匪等的搶劫團伙的威脅，莊園制度應運而生，莊園經濟包含三種基本要素：擁有土地、保護的職能、勞動的角色。隨著人口的持續增長，莊園制的繼續存在和發展的進程被阻斷了。

十一、十二世紀是中世紀的鼎盛時期：大量邊疆土地被拓殖、人口增長迅速增長、城市興建或者復興、貿易和商業的發展，促使了市場制度的不斷完善，市場體系逐步建立。諾斯指出，人口自然增長的高速度只有在未開發土地大量存在的條件下才有可能，貿易的發展也隨著莊園之間曠地的拓殖而日漸繁榮，人口的增加使市場擴大，從而降低了交易費用，使得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職業出現專門化，促進手工業和各種服務業的出現，并促進了新動力源的廣泛利用，當時的技術革新雖然很有限但已經在整個地區得到廣泛應用。而這種種現象又反過來使得人均收入增長，社會生產率得到提高。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人口過多和局部報酬遞減則降低了農業生產率，只不過這一影響至少一定程度上被邊疆運動和三埔制的有限采用抵消罷了。

十三世紀，代表中世紀的成熟期。顯然是一個大幅度增長的時代，是歐洲在經濟上真正覺醒的時期，是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都發生變動的時期，也是商業貿易擴張的時期。邊疆運動雖已終止，但人口的增長并未因此而終止。集市的出現和發展、契約協定的不斷成熟、以及其它制度協定的產生等一系列的制度創新降低了交易的費用，為生產力的增長提供了助推器。然而，從十三世紀后半期到十四世紀前半期，瘟疫的蔓延給西歐社會乃至整個人類帶來了壞滅性的打擊，人口銳減。

十四世紀后半期，人口開始重新增長，此時，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已經瓦解。

四、成功與失敗

意大利的失敗主要是由于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為經濟大發展提供穩定的政治環境，政府不能提供公正與保護這兩大社會公共產品?？唆敻衤f過，“政治穩定和產權保護是保證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結束后才完成統一的意大利，很顯然在面臨強鄰法國在英國的入侵和競爭時，意大利分散的諸城邦是根本提供不了足夠的安全和保護的。而法國的失敗在于集中后的王權過于強大，它剝奪了三級會議的征稅權，同時實行嚴格的王室檢查制度，檢查特別是通過行會來實施。該制度雖然維護了法國商品的良好聲譽，卻也極大地限制了生產的發展。

荷蘭的成功在于它是一個移民國家。荷蘭開放的兼容各地移民，并且平等對待他們，無論是新教徒還是基督教徒，甚至是被迫害被驅逐的猶太人，在這里都能尋得一塊安身之地。隨著人口的聚集，各地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創新制度也被帶入到荷蘭，比如起源于意大利諸城邦的匯票、銀行等商業技術和手段，荷蘭從而迅速發展起來。同時，荷蘭主要以商業、海上運輸業為主，農業很少，所以城市化比例很高，從而避免了農業效率提高緩慢對整個經濟的滯礙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荷蘭成為西方第一個出現“經濟增長”的國家。商業革命出現在荷蘭，而工業革命出現在英國也不是偶然的。這得益于英國擁有一個完善的自成體系的國內市場，同時與荷蘭較早采用最新的管理方式相比，英國則最早確立了完善的所有權。英國也經歷過皇權強大的時期，但與法國的三級會議不同，英國國會對稅收的征集有很大的發言權，國王被迫自己尋找收入養活自己，僅僅依靠微薄的王室莊園的收入自然是難敷所用，于是國王開始以轉讓特權來換取歲收。而后來國會將習慣法逐漸轉變為法律，固定下來，特權轉讓越來越受到限制，于是以專利權代之。專利權的出現保證了具體發明人預期收益的實現，從而進一步刺激技術革新。

作者簡介：程潤霞，女，漢族，甘肅省通渭縣人，現就讀于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2016級世界史專業。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