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僧人彥熙創作作品年代考

魏睿驁

摘 要： 敦煌寫卷中彥熙的作品保存較少，主要為兩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樓廳》及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此兩篇乃西行取經僧人所作，關于其創作年代，學界仍不太清晰。通過分析，我們認為《常定政事樓廳》當寫作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初春；《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當寫作于長興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間。

關鍵詞： 彥熙 P.3276V P.2605 年代

敦煌僻處中國的西北邊陲，遠不及中原地區的繁華興盛，卻有特殊條件。就地理環境言：位居甘肅河西的突出部位，正是從中國前往亞洲內陸的出口，古來即為中西交通要道、胡漢雜處之地，就歷史背景言：自漢魏以迄隋唐，長期經營西域，敦煌為其主要的根據地，乃成為河西地區的重鎮。敦煌的文化發展，受其特殊的地理、歷史因素影響之故，孕育出獨特的內涵：不僅顯現中原文化的特質，而且雜糅西域文化的特征。以莫高窟為主所存留的古代敦煌文物，內容豐碩，既有精美的壁畫、雕塑、建筑等藝術杰作，更有埋沒久遠，數百年來無人知曉的五萬余件文書，以多種語文記錄下中西文化的結晶?，F存敦煌寫卷中取經僧人彥熙的作品，便是這方面的兩篇重要文獻。其作品為我們了解當時敦煌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一、作品介紹及錄文

敦煌寫卷中彥熙的作品保存較少，主要為兩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樓廳》和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敦煌寫本P.3276V《常定政事樓廳》無撰寫人署名及撰寫題記。序文稱：“西天取經賜紫沙門彥熙奉臺旨，謹序述云爾事已矣?！敝撐漠攲購┪跛?。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伯希和劫經錄：“3276佛說佛名經卷第九。背有結社修窟功德記一篇、雜齋文六篇、常定政事樓廳一篇?！盵1]283施萍婷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介紹，P.3276正面內容為《佛說佛明經卷第九》；背面第一部分為《結社修窟功德記》，根據署名乃杜節度押衙所作；背面第二部分乃為六篇雜齋文；背面第三部分乃為《常定政事樓廳》[2]275。敦煌寫本P.3276背面所抄文字，從字體上看應屬于一人抄寫，書寫字體非常潦草，難以句讀。特別是《常定政事樓廳》，撰寫內容與P.2481V《建常定樓記》記述為同一建筑常定政事樓廳的不同作者撰寫的文體。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王重民和施萍婷兩位先生只錄標題及撰寫人。P.2605觀其內容乃為贊頌性質文章，所包含的時間信息較少，關于其圖版可參照《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6冊第210頁[3]210。為了方便論述，現只將P.2481V《建常定樓記》移錄于后，以資參考：

P.3276V《常定政事樓廳》：常定政事樓廳。常定政事樓廳之新制，述在龍集于奮若者，履春冰之未釋，侃侃之鴻儒也；飲太漠之希夷，恢恢之上善也。出忪民之宮聲。王庭之論鼓，為大法將也。恭惟又周之亞夫，一輪藻鏡，昆侖山頭；萬里山河，孟津源上。玄域煙月，當獬豸之腹心；投筆星郎，掌金蟬之館龠。文房辟于東序，武庫扃于西郊。有豫章之長才，協親躬之妙略者，即我敦煌郡三臺。新制政事樓廳，當奇時乎。天縱九聰，宿高五聽。仿三都之辛（新）樣，六府之鮮葩，匠敷龜頭之樓廳，參龜背之神算。賓席二雅，檐楹迎瀚海之云；羽翼三端，欄楯布交河之霧。磐矴秀柱，廓長春不朽之秋；綠棟紅梁，兆豐年稔歲之代。壇壓六丑，欽伏四野。丹雘合璧，近壯于華夷；赭綠綺疏，遠扇于皇風。蔥左無雙，隴右唯一。停飡暇寐，慮刑濫于無辜；移晝長駒，恐藏奸于狡吏。遂得游民懶婦，歸耕織絹之勤；飲食重衣，蘇伴生芽之兆。孰認穹廬之后，落笑單于之前。不獨我譙國公之胸懷，豈非齊魯之大道歟？實繇三荒不惑，利絕一途。身命彌芳，龍集千千載貴；益命（？）轉厚，鳳歷萬萬年榮。不才洛京左街福先寺講唯識、百法、因明論，習修文殊法界觀，西天取經賜紫沙門彥熙奉臺旨，謹序述云爾事已矣[4]361-362。

二、創作時間考

鐘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中有P.3276V《常定政事樓廳》的錄文，認為P.3276V由于其內容價值較小，因此學術界對其研究不多。施萍婷先生僅僅收錄卷名，并未作過多介紹。季羨林在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中未將該篇文書收錄。鐘書林、張磊通過將該篇文書與P.2481V《建常定樓記》相對比，認為將其歸為“記”類文體當合適，并且進一步認為該篇文書當寫于曹氏歸義軍政權統治時期[5]628-629。P.2605內容均為《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一文，其作者在該文開篇即有交代，即敦煌僧人彥熙。兩文雖作者相同，但屬于不同時期的作品。P.3276V文中有“譙國公”出現，而P.2605中則有“憔國大王”的尊稱。譙郡是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氏家族的郡望，因此可知《常定政事樓廳》乃為曹氏歸義軍某節度使稱“譙國公”時所作；《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乃是曹氏某節度使稱“譙國大王”時所作。

目前學者們對這兩篇文書的關注度還不多，關于該文書的研究，主要有王志鵬的論文[6]67-72。王志鵬先生通過對照，認為P.3276V文末僧人的法號與P.2605文章開頭所述作者一致，認為兩篇創作撰寫的時間當相差不遠，均應在曹議金或曹元忠統治時期。筆者認為關于此兩篇文書的創作年代還可進一步精確。P.3276V《常定政事樓廳》的寫作時間，敦煌釋門彥熙其實在文中已有暗示。文章開頭有一段關于時間的隱晦表述，指出該文創作于“龍集于奮若”的初春時分，此時敦煌境內的冰雪還未消融?！褒埣痹诠糯妨现谐１挥脕碇复攴?。例如《癸辛雜始·后集》龍有三名條云：“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段恒憽匪感且?，《莽銘》乃易置為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為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疊指太歲，其誤甚矣?！盵7]102《全唐文》第二百二十七卷張說《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載：“夫人穴于兆之甲，大夫竁于域之庚。今龍集戊申，將返葬故國?！盵8]1370“龍集”即代表年份，那么此文的創作時間當體現于“奮若”一詞。根據《漢語大辭典》的解釋，“奮若”即為“赤奮若”的簡稱，是指太歲在丑的年份。在一些史料中也可找到其身影，《史記·天官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日天晧。黯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注曰：‘言陽氣奮迅。若，順也?！盵9]1316《淮南子·天文訓》亦載：“太陰在丑，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盵10]267可知《常定政事樓廳》當寫作與某丑年初春時分。釋門彥熙在文中稱某曹氏歸義軍節度使為“譙國公”，據榮新江先生研究，曹氏歸義軍時期，稱“公”或“令公”的共兩位，即曹議金和曹元忠。其中曹議金于天成三年（928）至長興二年（931）年稱令公。長興二年始稱大王；曹元忠于顯德三年（956）至六年，稱令公。約建隆三年（962），稱太師令公。自乾德二年（964）起直到去世以后，在太師令公之外，又進稱大王[11]129-130。查陳垣先生《二十史朔潤表》可知，在曹議金稱令公階段，為丑年的只有天成四年（929）的己丑年。曹元忠稱令公的后周顯德三年至六年、宋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均無丑年；宋乾德二年至其去世，只有一年為丑年，即乾德三年（965）的乙丑年[12]114-118。因此可知P.3276V《常定政事樓廳》當撰寫于天成四年（929）或乾德三年（965）。

文中還有一處仍然值得我們注意，P.3276V《常定政事樓廳》中在敘述釋門彥熙功德時，曾在文章開頭敘述其曾經在洛陽福先寺內講述經文?！奥寰敝?，可以幫助我們判斷這篇P.3276V《常定政事樓廳》的撰寫時間。從文中可知彥熙曾經是洛京福先寺的一名僧人，而其何時由洛京赴敦煌，文中沒有記載，因此我們無從知曉。但其赴敦煌之前所講經的福先寺卻在史料中多有記載。根據記載我們可知，福先寺是唐代洛陽地區有明的佛寺。宋王溥撰《唐會要》卷四十八載：“游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福先寺?！盵13]848《唐會要》中雖出現三個寺名，實是福先寺在不同時間階段的不同稱謂，實為一寺。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無畏傳》：“（開元）十二年（724），隨駕入洛，復奉召于福先寺譯《大毗盧遮那經》?！盵14]20同書卷三《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天后復加鄭重，令住東洛福先寺譯佛境界、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盵15]43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福先寺：有水碾，四輪齊轉?！睹嬘洝罚焊Ｏ人聟堑佬嫷鬲z變，有病龍最妙?！杜f書·德王裕傳》：‘昭宗至雒下，一日幸福先寺?！盵16]162徐松《元河南志》云：“教義坊，唐后有武后母榮國夫人宅，后立太原寺。武后登上陽宮，遙見之，輒凄感，乃徙于積德坊?！盵17]26福先寺在洛陽的具體位置史書中仍有出入，經辛德勇先生進一步考證認為：“積德坊即游藝坊所更名……更名后的魏國寺或福先寺一直是在積德（游藝）坊，《河南志》等系福先寺于延福坊當誤?！盵18]135洛京，即洛陽。唐時東都，又稱為神都或洛都。后梁時以唐東都為西都?！缎挛宕贰ち罕炯o第二》：開平元年“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為。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為濟陰王。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19]13?！杜f五代史》記載同。到后唐莊宗即為后，以洛陽為都城?！顿Y治通鑒》卷272后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條記載：“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盵20]8905后唐時始以洛京見之于史籍?！杜f五代史·莊宗本紀第四》：“（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子，詔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獻太微宮，二十四日朝獻太廟?！盵21]419《新五代史·職方考第三》中對洛陽在歷代中的地位總結得更加清晰，記載洛陽在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時均將其作為都城，李唐王朝時將其作為東都，后梁時將其作為西都，后唐時候將其稱為洛京，后晉、后漢、后周均將其作為西都[22]737。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洛陽稱“洛京”當在后唐時期。彥熙在P.3276V《常定政事樓廳》中稱“洛京左街福先寺”可表明其當為五代后唐時期人，其來敦煌當為曹議金統治時期，而非曹元忠的北宋時期。因此，結合以上論證，可知P.3276V《常定政事樓廳》所撰寫年代的丑年當為后唐的天成四年（929）初春時節而非乾德三年（965）。因此，P.3276V《常定政事樓廳》中的“譙國公”當為“譙國令公”之誤。關于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的寫作時間，文中所能利用的信息不多，其中“即惟敦煌郡憔國大王之禪位焉?！敝兄白S國大王”可茲參考。據榮新江先生考證，因曹元德、元深均無大王稱號，所以在964年曹元忠稱王之前，敦煌文書中的大王均指曹議金[23]105。兩篇文書同屬一人所作，又自后唐天成四年（929）到宋乾德二年（964）其間相隔三十五年，時間跨度較大，因此不太會到曹元忠稱大王時期。長興二年（931）曹議金開始稱大王，一直到清泰二年（935）年曹議金去世。所以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中稱曹議金為譙國大王，當撰寫于長興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間。

此兩篇文本的內容，一篇為歌頌敦煌名樓（常定政事樓），另一篇則完全為歌功頌德之作。敦煌遺書中釋門彥熙作品保存不多，目前僅此兩作，且均為贊揚之作。這使得我們不得不產生思考，敦煌出土文書中也不乏此類贊揚性作品，例如P.5981《智嚴巡禮及》云：“大唐同光二年三月九日時來巡禮圣跡，故留后記?！盤.3564《莫高窟功德記》：“偶因巡禮，屆此仙巖，層層啟愿，燃燈肈肈，惟懺禱祝?！盵24]470等。但考慮到僧門彥熙此行的目的是西行取經，敦煌又是其步入西域的最后一站。西域地區由于其干旱缺水的自然環境，因此經常使得行人望而生畏、難以通行，“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磧，乏水草，人難行”[25]2995。并且經常也會出現行人因口渴或迷失方向等原因而命喪沙漠的情景，“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26]1847。佛法乃金口之圣說，為萬世之常法。要想起到教化的功用，就不得不借助憑借，佛教的憑借即為言教。佛經正是佛法的載體，“上契十方諸佛所說之理，下契一切聽經眾生的根機”。佛經的翻譯和傳抄乃是佛教自天竺傳入中土大地一直堅持的基準。典籍中關于五代時期西行求法的僧人事跡還很多，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僧人智嚴，其西行求法途中，曾于后唐同光二年到達敦煌地區。僧人們雖早做好了經歷萬苦以求真經之心，但是面對此等惡劣環境的事實，使得他們也不得不心聲寒意，因此僧門彥熙不得不在敦煌地區久作停留，做好充足的準備。通過對此兩篇文本內容的分析，筆者認為正是僧門彥熙為了刻意迎合當時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而作。目的是想獲得歸義軍節度使的接濟幫助，使自己得以安全順利地完成西行任務。但此次釋門彥熙出敦煌后經由何路到達天竺，在天竺地區停留多久、從天竺地區帶回何種經書等問題，由于史料記載的缺乏及自己學識的限制還無法弄清，有待以后進一步探索。但分析其中原因似可找到一絲線索。五代時期戰亂頻繁，中原王朝對國內局勢尚且自顧不暇，更不會將過多精力關注在僧人西京求法之上。不會出現像當年玄奘求取真經歸來之時，受到李唐王朝熱情招待一般。也在于當時，晚唐五代時期印度佛教發展已經步入末期，即使僧人彥熙最終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印度地區，其收獲不大可想而知，因此不被史籍注意也在情理之中。

三、結語

敦煌寫卷中彥熙的作品保存較少，主要為兩件。即P.3276V《常定政事樓廳》和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此兩件文作雖屬同一作者所作，但兩者創作年代有所不同。關于P.3276V《常定政事樓廳》的創作時間確定，首先通過對文中“述在龍集于奮若”“譙國公”的分析，認為當創作于天成四年（929）或乾德三年（965）。接著對文中稱洛陽為“洛京”的認識，筆者認為該文書當寫作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初春，而非乾德三年（965）。關于釋門彥熙另一篇作品P.2605《敦煌郡羌戎不雜德政序》的時間界定，主要是通過對文中“譙國大王”的稱呼，認為當寫作于長興二年（931）到清泰二年（935）間。以上是筆者關于此兩篇文書創作時間的論證，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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