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杜廷廣

大約2500多年前，在古希臘發生了一場著名的戰爭，戰爭的一方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方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經過27年（公元前431—前404）的慘烈較量，戰爭以雅典的失敗而告終，但取勝的斯巴達一方也并未享受到勝利的果實，盛極一時的希臘文明自此逐步走向衰落，甚至對后世的世界歷史進程也造成了長遠影響。但這場戰爭成就了一個人、一部著作，即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為戰爭的親歷者，修昔底德以求真求實的客觀態度，簡潔流暢的語言，為后人記述了幾乎整個希臘城邦均卷入其中的“世界戰爭”的過程，他所闡發的思想，尤其是對于戰爭爆發前因后果的探尋和分析，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尤其在今日國際政治關系領域中還頗有影響，“修昔底德陷阱”一語即“脫胎”于他和他的著作。

Ⅰ

對于修昔底德其人，留下的資料極少，而且大部分來自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零星信息。只知道他是雅典人，大約生活在公元前600—前400年，公元前424年擔任過雅典將軍，負責保衛戰略要地安菲波利斯。據說由于指揮不當，馳援不利，致使安菲波利斯落入敵手，后被誣陷為叛國罪遭遇流放20年?！恫_奔尼撒戰爭史》大部分內容都是在這期間完成的?！拔以诙碌哪挲g親歷了整個戰爭，乃專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戰事是如何確切展開的。恰巧我在指揮安菲波利斯戰事后遭流放20年，能了解到雙方的行動，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羅奔尼撒方面的行動，而且我有閑暇認真考察它們?！辈贿^該書最初并無名字，書名是后世人添加的。之所以冠以“伯羅奔尼撒”之名，大概是西方人偏愛民主國家的雅典，而不是“貴族統治”的斯巴達的緣故，“多少體現了近代人親雅典的立場，因為它的意思含有伯羅奔尼撒人發動戰爭的意味”。

為何要撰寫這樣一部著作？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話說：“在這次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我的歷史著作，相信這次戰爭史一個偉大的戰爭，比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任何戰爭更有敘述的價值?！彼哪康氖窍胱屓藗兞私膺^去所發生的事件，有益于將來，不是滿足人們一時的好奇心，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修昔底德是從戰爭起始時開始記述的，并試圖記敘至戰爭結束，但他并未完成自己的全部計劃，他的記述至公元前411年時戛然而止，而不是戰爭結束時的公元前404年，原因不得而知。戰爭后續幾年的情況是由其他人續補的，最著名的是希臘另一位偉大的史學家色諾芬撰寫的《希臘史》。因而，修昔底德的歷史是一部未完之作。

然而，我們無法否認該書的價值，它在西方史學史一直占據至高地位。由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我們得以了解了2000多年前這場波瀾壯闊的戰爭，清楚了希臘文明何以日漸衰落，后起的羅馬帝國何以輕而易舉地使希臘人俯首稱臣，決定了西方社會的進程和走向。再者，就史學本身而言，修昔底德的歷史觀、史學觀在西方史學史上堪具篳路藍縷之功。修昔底德記敘伯羅奔尼撒戰爭，形成西方長期以來以軍事政治為主題的史學傳統。他擯棄神性，否認神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用理性主義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看重人的力量，從人力、財力等方面闡釋戰爭勝敗的原因。他堅持對于史料進行分析和判斷，不會“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聽到后，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由此其著述便有了更高的科學性。正因如此，19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勛爵寫道：“我毫不遲疑地宣稱修昔底德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p>

Ⅱ

修昔底德留給后世的不只是“伯羅奔尼撒戰爭”，還有最為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修昔底德并不是滿足于僅僅記敘戰爭進程，而注重的是分析戰爭的起因，探討歷史表象背后的東西，給后人以垂訓。他不認為雅典和斯巴達發生沖突的原因是某種偶然事件，而是有更為深刻的根由。他寫道：“至于他們破壞和約的原因，我首先說明記敘雙方爭執的理由和他們利益沖突的特殊事件，使每個人都毫無問題地知曉引起這次希臘大戰的原因。但是這次戰爭的真正原因，照我看來，常常被爭執的言辭掩蓋了。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弊詈笠痪湓挶划敶绹鴮W者演繹成“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即是近年來頗有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靶尬舻椎孪葳濉边@一概念最早見于1980年美國軍事作家赫爾曼·沃克的一篇論文，后來被美國政治和外交學界所接受，逐漸演變為國際關系領域的“鐵律”。自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媒體頻頻出現，國人才漸漸熟悉這一概念。2015年美國學者格拉漢姆·阿里森再次發文《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會走向戰爭嗎？》，他考察了16世紀上半葉到現在的近500年間，16組有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案例，其中有12組陷入了戰爭之中，只有4組成功逃脫了“修昔底德陷阱”。如19世紀末的德國和英國，20世紀發展起來的日本，最終都引發了大規模的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因此，在阿里森看來，如果從歷史上看，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崛起大國與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之間的戰爭似乎“難以避免”。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首先，這樣的比附本身就是不恰當的，中國不是雅典，美國也不是斯巴達。美國號稱“自由民主”國家，而古代的雅典恰恰是民主國家，且不說美國對于中國的錯誤認識，僅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美國學者的自相矛盾之處。再者，回到修昔底德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如上述，修昔底德認為戰爭爆發的原因是由于雅典的強大，使得斯巴達感到了危險。問題是雅典的強大為何對斯巴達構成了危險，而斯巴達為何對雅典的強大產生了恐懼。公元前5世紀，在希臘歷史上有兩次規模較大的戰爭。公元前490—前449年的希波戰爭，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希臘人聯合起來戰爭了波斯帝國，另一次即是希臘的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本是一衣帶水的盟國，為何外戰甫一結束即反目成仇，兵戎相見？修昔底德記敘到，波斯戰爭后，雅典人采取種種手段，不斷擴張他們的帝國，斯巴達知道雅典勢力的擴大，但由于國人的性格，國內事務纏身，并沒有予以制止，但到最后，雅典開始侵略斯巴達的盟國了，支持斯巴達國內民眾的叛亂，斯巴達感覺到不能再容忍了，遂決定全力發動戰爭，消滅雅典的勢力。且不論修昔底德的論述正確與否，但無論如何在這里可以清楚看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源自修昔底德，而是脫離了修昔底德，甚至談不上曲解，完全是西方學者的杜撰，其目的無非是借用修昔底德，借助歷史，來增加其觀點的可信度。

然而，修昔底德在著作中表達的對于民主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觀點仍然對后世影響很大。對于雅典的所作所為，修昔底德并不是贊同的，甚至對之提出了批評，作為一個雅典人，這是難得可貴的。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應具備的根本品質——客觀公正。在他看來，雅典企圖稱霸希臘的野心對全希臘構成了威脅，因而，“輿論的情感大致是傾向于斯巴達一方面的，尤其是因為他們宣布了他們的目的是解放希臘”，人心所向，似乎注定了戰爭的結局。盡管如此，也不能忽視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敘述的強權政治觀念對于后世西方社會的長久影響，可以說理解了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強權思維。在雅典人為他們的壓榨、侵略同盟國的行為和擴張政策辯護時，修昔底德記述到，雅典自認為不愿意放棄帝國并沒有違反人性，因為“弱者總是被強者所統治，而且我們認為自己值得擁有如此權力”。強權思維在另一方斯巴達那里同樣顯而易見，它同樣建立并牢牢控制著自己的同盟，不容他人染指，若非雅典的強大，或許早已成為斯巴達的腹中之物。這或許是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在今天令人苦澀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