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清史編纂二三事
——憶戴逸先生

成崇德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2016年12月，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陳斐訪問戴逸先生時，戴逸先生在他的“借來齋”書房說過：“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清史?！?/p>

我1978年底進入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從助教、講師、副教授，直到教授，逐步成長。1980年前后，目睹了“六五社科規劃”中修清史遇到的難題和挫折。1998年開始，又參與了社會科學界醞釀編修《清史》的各種討論。自此陪侍在戴逸先生左右20年，對戴逸先生這句名言，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

2018年盛夏，依舊是這間很不起眼的小屋子，張自忠路3號，原段祺瑞執政府的院內西小院平房里，酷暑高溫下，我和戴逸先生聊起近期工作，先生懷著對大型《清史》即將殺青的喜悅，和我聊起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往事。

21世紀修清史，從醞釀到啟動，再到即將完工，將近20年，其間，艱難攻關，循序漸進，一切又似乎順理成章。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呼吁纂修清史，苦苦追尋半個世紀之久，了解其中甘苦的，唯有戴逸先生。

戴逸先生今年92歲高齡，精神矍鑠，神采奕奕。其實，論起來戴逸先生是我的師爺，我進入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拜馬汝珩老師為師，從事清代邊疆民族史研究，馬汝珩老師是戴逸先生的學生。之后我又拜李文海老師為師，學習清史，李文海老師也是戴逸先生的弟子。1992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險些離開清史研究所，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中心。記得那年秋天，李文海老師找我談話，他說，戴逸先生委托我和你談談，聽說你想調往社科院邊疆研究中心，還是留下來吧，協助戴逸先生編纂清史。

其實，當時的我并不了解編修清史的意義，李文海老師是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的話肯定不會錯，時隔一年，我擔任清史研究所所長，清史纂修也開始提上日程。

1993—1998年，清史研究所出版學術成果豐碩，完成《清通鑒》22卷、《清史編年》12卷、《清代人物傳稿》6卷、《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9卷。

1998年，教育部啟動“研究基地”計劃，清史研究所被列為第一批“基地名單”。1999年，作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的清史研究所討論科研規劃，學術委員會出現了不同意見，那時清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13人，人民大學在職教師只有戴逸、李文海、郭成康、成崇德4人，其他7人是各高校、科研單位的專家（為龔書鐸、王曉秋、馬大正、朱誠如、鄒愛蓮、張晉藩、馮爾康）。

學術委員會整整討論了一天，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以現在清史研究所教師為主，在教育部立重大課題——“編修清史”；另一種意見認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該報國務院，啟動“國家修史”重大項目。那天的爭論異常激烈，我是那個教育部立項派，不敢相信國家修史的可行性，而戴逸先生則是國家立項修史派，他苦口婆心，詳細講述了從民國初年一代一代人為修第二十五史所付出的艱辛，說明今天啟動國家修史的意義。

那天中午午休時，戴逸先生專門找我談話，勸我慎重處理立項事宜，眼光要遠一些，抓住時機，放手一搏。

從戴逸先生的發言中，大家知道了啟動清史纂修之意義。國家為清史纂修曾多次討論，等待時機。周恩來總理曾委托吳晗考慮制定纂修《清史》的規劃；又責成中共中央宣傳部周揚籌備此項工作。毛澤東、董必武都考慮過國家修史之事。中宣部部長會議，曾決定設立清史編纂委員會，作為纂修《清史》的領導機構，196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命戴逸為所長，李文海為副所長，作為纂修《清史》的執行機構。屢次籌劃，又屢次擱置。

下午，大家統一了意見，準備按照戴逸先生的意見，向國家申報纂修清史方案。

2000年12月，戴逸先生接受《瞭望》雜志社記者采訪時，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時也”（《瞭望》2001 年第 8 期）。2001年3月，李文海、王曉秋分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上提交“纂修《清史》正當時”的提案（《光明日報》2001年3月7日）。

戴逸主編《簡明清史》

2001年3月，人民大學召開有數十人參加的編修清史論證會，大家一致呼吁啟動清史纂修，建議戴逸先生為首席專家，主持修史工程。

季羨林先生辛亥年出生，他第一個發言說：“纂修清史這項工作非常有意義，如果我們今天不完成這工作，我們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后世子孫。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她的歷史完全具備，在世界上第一份，如果到了我們大家這兒中斷了修史的傳統，那是不可以的；可是已經九十年了，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九十年，都沒有完成。所以我們必須完成，義不容辭，沒別的話說?！?/p>

清史學界泰斗王鍾翰先生緩緩道來：“我認為修史可行?，F代的手段不像過去，改稿子是很容易的事?，F在的資料條件也很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一千萬件，其中滿文二百萬件，占五分之一。軍機處錄副檔從雍正年間起一直到光緒年間沒有斷過。檔案的整理，包括臺灣所出的《宮中檔》等等，成績很大，條件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樣。過去對少數民族不重視，現在出了專門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叢書，上百種?！?/p>

四老中任繼愈先生最年輕，當時也已經85歲了，他進行長篇論述后，概括說：“這個工作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前期工程做得很多、很好，《清通鑒》就是很成功的著作，也是我們前期工作的一部分。清代人物傳記也做了很多。把這個算進去，我們的開工不是從今天開始，早已經做了很多。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彼睦蠒乘?，支持纂修清史，會議氣氛熱情洋溢，其間還形成了聯名向中央上書的倡議。

4月6日，《光明日報》刊載文章，報道中國人民大學戴逸、李文海等邀請專家召開會議，一致呼吁盡快啟動纂修清史的工程（《光明日報》2001年4月6日）。

7月，國務院召開若干部委會議，論證清史纂修的可行性和選定項目主持人。大多數部委提議由戴逸擔任項目總主持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金沖及先生說：“戴逸講話聲音宏亮、思維敏捷、精神矍鑠，身體不錯，應該勝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苯逃坎块L袁貴仁也說：“纂修清史要有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教授是無可替代的，75歲是沒有問題的?！?金沖及先生還說：“修清史是戴逸教授多年的愿望，從黑頭發變成白頭發，一直在呼吁纂修清史?！?/p>

2002年8月，在學術界的呼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經過周密的調查和審慎的考慮，江澤民、朱镕基、胡錦濤、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批示下，做出了啟動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決定。

昔者，黃帝將甲子分輕重而配成六十，號曰花甲子。戴逸先生前四十年奔走呼吁，后二十年嘔心瀝血工作，即將完成歷史賦予這一代人的使命。

21世紀伊始，清史編纂殺青之際，戴逸先生更是小心翼翼，他說：“古語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件事快要成功的時候，一定要專心致志、竭盡全力，不能功虧一簣，我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用心、耐心做好收尾工作，不辜負國家的委托與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