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敦煌大漠的癡魂 常書鴻故居尋跡二

“破釜沉舟”

1943年2月20日，六個跌跌撞撞的背影和一支駝隊在鳴沙腳下出現，從蘭州到敦煌1200公里的距離，常書鴻一行六人整整走了一個月零四天。

初到敦煌時，石窟的慘象令常書鴻倍感辛酸。在回憶錄中，他這樣寫道：“寶藏被劫已經三四十年了，而這樣一個偉大的藝術寶庫，卻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護，就在我們初到這里時，窟前還放牧著牛羊，洞窟被當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脫落的壁畫夾雜在殘垣斷壁中，隨處皆是。我不勝感慨，負在我們肩上的工作，將是多么艱巨沉重?！泵鎸@種情況，他暫時放棄了畫畫，義無反顧地干起了既非藝術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員工作。

原本拿畫筆的手開始揮動鐵鍬，常書鴻開始帶領大家清理積沙、修筑防沙墻。為了禁止人們隨便進入，破壞林木和進出洞窟，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圍墻。沒有經費來源，常書鴻不斷地給國民政府打報告，可是半年過去了，仍毫無音信。常書鴻只好給梁思成發去電報，請他代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回電，告知“接電后，即去教育部查詢，他們把責任推給財政部，經財政部查明，并無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預算，只有一個國立東方藝術研究所，因不知所在，無從匯款?！憋@然，是財政部的官員不知道“敦煌”為何物，把它誤為“東方”了。經過梁思成的奔走，經費終于匯出。

為方便研究人員進入洞窟，開始洞窟的編號和普查，逐漸開展重點壁畫的臨摹。但多數洞窟當時上不去，他們就使用一種相當危險的名為“蜈蚣梯”的獨木梯。臨摹時，常書鴻喊著號子，一幫年輕人一齊用力，將蜈蚣梯豎起來，臨摹的人爬到梯子的頂端，將畫板、畫架、顏料箱、水瓶、水罐——用繩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蠟燭，摩頂放踵，一站便是半天……

敦煌的生活是非常艱辛的。常書鴻特別喜歡喝咖啡，甚至把從法國帶回的咖啡壺也帶到了敦煌，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成的咖啡，因為沒有糖，而水卻是成的。那時敦煌的老百姓首先要解決主糧的生產，很少種蔬菜，常年都是成韭菜。肉要從城里買來，來回五十幾公里，牛車要走十幾個小時，牛又要休息，就是一天一夜，加上戈壁灘上的太陽一曬，肉很快就臭了。

常書鴻剛到敦煌的時候，張大千和謝稚柳還在。后來謝稚柳先走了，張大千臨走時送給常書鴻一幅《蘑菇圖》——一幅手繪地圖，標示出在窟前哪兒長著蘑菇。蘑菇，就是美食了。并對常書鴻說，“我們先走了，你卻要在這里無窮無盡地待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

痛苦的背叛

忍受著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書鴻就這樣和最早有志于敦煌藝術事業的人員一起，開始了艱苦的拓荒。常書鴻到了敦煌后，寫了很多信給妻子陳芝秀，希望她帶著孩子們早點過來。雖然妻子帶著孩子如約而至，但已經在法國適應上層社會生活的妻子，無法接受這樣粗糙和簡陋的生活。

1945年，妻子以去蘭州治病為名出走，丟下兩個兒女。妻子走前，常書鴻還寫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顧她，直到出發后他才得知，原來妻子不堪忍受敦煌這種修道士般的生活，打算不再回來了。他策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灘上，被在玉門找礦的地質工程師救起。常書鴻在小旅館里躺了兩天兩夜，浙江的老鄉聞訊來看他，告訴他別去找了，他們拿出一張報紙，上面登著一張離婚申明，申明人正是他的妻子陳芝秀。

如此突然的消息，對常書鴻來說，像是一個血淋淋的玩笑，曾和自己一起漂洋遠渡法國求學，經歷了種種磨難的結發妻子，最終成了陌路。

不懈的堅持

幾個月后，抗日戰爭勝利的消息傳到了敦煌，常書鴻則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紙電文：“抗戰結束，百廢待興，國家重建，資金有限，從即日起，撤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蔽罩娢?，常書鴻淚流滿面。學生們一個接一個地向他告別。常書鴻無從挽留，他深知經費已經斷絕，每個人都思鄉心切，熬了這兩年，已屬不易。

女兒常沙娜說，她至今還記得那個人去樓空的夜晚，空蕩蕩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親、弟弟，還有兩個工人。萬籟無聲的夜，常書鴻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手持一支蠟燭，走進熟悉的254號洞窟。燭光中，墻壁上的“薩堙那太子舍身飼虎圖”他曾經看過無數遍。佛的前身薩埵那是古印度的王子，他看到山崖下即將餓死的老虎母子，就縱身跳下懸崖。此時大地震動，風云變色，他用自己生命的結束換來了老虎生命的延續。此時，張大千的話又在耳畔響起。常書鴻想，如果守在這里真是一場無期徒刑，那他的刑期才剛剛開了個頭，絕不能就這么走了。

常書鴻決心放手一搏，去重慶求援，臨行前，常書鴻把家里能賣的東西全都賣了，作為路上的資費?！皟深^毛驢上分裝著我們一家的簡單行李，我騎了一頭，沙娜摟著嘉陵騎著另一頭。時序已是初冬了，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楊樹全都赤裸著兀立在風沙中，落葉連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結冰的大泉宕河上飛旋飄舞。敦煌這時分外清冷和孤獨，在朦朧的晨霧中顯得灰暗而沉悶?！边@一段文字，引自常書鴻的自傳《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寫的是他從敦煌迢迢萬里返回內地求援的境況。

到重慶后，常書鴻奔走相托，陳寅恪、梁思成、徐悲鴻等一批“敦煌衛士”全力相助，紛紛在報紙上寫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常書鴻輾轉找到了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傅斯年當即決定把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中央研究院的一個分所，解決經費、編制、材料、設備，還撥給他一輛十輪大卡車。

當常書鴻帶著一雙兒女的身影再次出現在戈壁時，留守的兩個工人哭了。

回到敦煌，常書鴻招兵買馬，幾年間，郭世清、劉縵云、霍熙亮、段文杰等幾位后來名垂敦煌史冊的工作者，紛紛加入了莫高窟保護的隊伍。臨摹、維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漸恢復并走上了正軌。1947年秋，常書鴻和李承仙組成了新家庭。

守護敦煌

1948年夏秋，常書鴻帶著敦煌研究的各專題五百多幅臨本在南京和上海舉辦了一次展覽，蔣介石、于右任、孫科等許多國民黨要人都前來參觀。這時研究所又重歸教育部，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下令將這批臨品全部送到臺灣“展出”。常書鴻察覺到其用意，沒有執行，而是將所有臨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帶著子女，悄然回到敦煌，這個讓他魂牽夢繞的地方。

1949年9月28日，常書鴻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紅旗。1950年9月鄭振鐸發來急電，請常書鴻立即攜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籌辦敦煌文物展覽。經過5個月的籌備，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覽在午門隆重開幕。

常書鴻回憶說，周總理也親自去看，問到了大家的情況。常書鴻說，敦煌主要是沒照明，上洞子都得每人拿著個蠟燭，或者拿著煤油燈，一個手端著燈，一個手就在那畫。后來，展覽結束，就運來了一部發電機，終于結束了八年多暗無天日的日子。常書鴻第二任妻子李承仙回憶說：“他那天高興極了，今天電燈來了，到洞子里畫畫去，一個洞子一個洞子地跑去看?？戳艘院笏透嬖V我，他說我到了藏經洞去看了，那個仕女給我講話了，給我笑了。我說怎么回事啊，他說我看她跟我笑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常書鴻患老年失憶癥。盡管那時他住在北京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24號的高干樓里，享受著部級待遇，還掛著許多頭銜，但在人們拜訪他時，常書鴻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話題總是：“為什么要我住在這個屋子里？為什么把我弄到北京？為什么不讓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還要住我那個土房子！”在北京的寓所墻上，掛著一幅他臨摹的敦煌壁畫，是一幅十六國時期的飛天圖，畫風蒼勁有力，飛天周圍的空白處有上百位朋友和晚輩的簽名，乍一看去，宛若飛天撒出的花朵…一

1994年，常書鴻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根據遺囑，他被葬在莫高窟前的一塊沙地上，守護著對面的敦煌莫高窟。

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曾數次來中國，并與常書鴻進行了多次深入交談。

池田大作與常書鴻有過一段對話，池田問：“如果您能轉世，您將選擇什么樣的生活？”常書鴻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世。假如真能轉世，我還做常書鴻，還去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