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成因及內生性問題研究

【摘要】貨幣政策對銀行不良貸款的影響是多面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貸款不良率的上升，緊縮的貨幣政策也不一定就能降低銀行貸款的不良率。因此對貨幣政策和銀行貸款不良率二者的準確分析，有助于貨幣當局對貨幣政策進行更好的宏觀調控。本文通過定性分析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及影響不良貸款率因素之間的互動機制，找到了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內生性問題。

【關鍵詞】商業銀行 不良貸款率 內生性

一、引言

2012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下調和結構調整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告別過去兩位數增長模式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經濟正處于轉軌陣痛期，區域結構、產業結構、收入結構嚴重失衡，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對我國銀行業不良率帶來了嚴峻挑戰。截止2017年6月末，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16358億元，不良貸款率1.74%，從圖一可以看出，自2003年中國銀監會成立并要求各商業銀行披露不良貸款及不良率以來，我國的不良貸款余額成V字形走勢，并伴有兩次政策性剝離后斷崖式的下降，中國經濟2012年結構調整，落后產能被擠出，不良貸款出現激增，自2016年初開始不良貸款增長趨勢有放緩跡象。說明我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已初見成效，各大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渠道拓寬；盡管不良貸款2012年后激增，但不良貸款率自2003年后幾乎成下降趨勢，2012年后略有抬頭，但增長比較平穩，一方面是因為貨幣超發致使銀行信貸投放沖動，整體信貸資產增長勢頭明顯快于不良貸款增長，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推進，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投資需求拉動信貸有效投放。盡管我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金融傾斜逆轉態勢勢不可擋，就目前資本市場發育程度而言，直接融資在定價成本、時間的沉默成本不會比傳統信貸具備多少優勢，社會融資中信貸仍占據很大比例。在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下，信貸資產形態向下遷移成為大概率事件，不良貸款不斷累積，勢必對我國整體金融系統性風險發生帶來更大挑戰。所以，通過充分挖掘新時期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成因深層次研究，找到不良率內生性問題，具有較大的實踐意義。

二、文獻評述

Minsky（1997）指出，借款者比銀行擁有更多的信息，他們更清楚貸款資金的真實用途，更清楚投資項目的風險情況。由于逆向選擇，高風險客戶更愿意承擔較高的融資成本，銀行出于盈利性考慮在一定風控范圍內有較大概率放款給客戶，最終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增加。La Porta（2002）指出，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因素的影響，國有企業有政府作為擔保，且能夠經常和銀行保持良好關系，因此銀行對其資質評估的信息成本也比較低。相反，非國有企業由于缺乏政府的信用背書，并且在經營上也存在諸多不規范的問題，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導致銀行對其資質評估成本上升。所以銀行更愿意對國有企業提供貸款支持。樊綱（1999）指出，國有經濟“三位一體”是我國國有銀行產生不良貸款的重要原因，政府部門通過干預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放貸或者是展期，進一步增加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因為很多國有企業在企業經營的同時，也承擔了很多政府安排的社會責任，導致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利潤下降甚至是虧損，再加上政府對金融資源的掌控，使得銀行有強烈的傾向對國有企業發放貸款，用于彌補地方財政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支出，銀行對企業的貸款也變相的成為了一種對地方財政的支持手段。政府對于虧損企業會提供財政補貼，貸款支持等措施（Kornai，1980）。這在一定程度也會帶來相應的企業管理層道德風險，國有企業的虧損在無法辨別政策性還是商業性的情況下，全部由政府進行事后補貼和保護，這個被稱之為“預算軟約束”。對國有商業銀行管理者來說，他們無法全程監督獲得貸款的國企對資金的使用情況，也不能參與管理改善國企的經營情況、減少虧損，面對虧損企業，最終還是會發生無力償還貸款的情況。同時由于政府的干預，銀行為維護良好的銀政關系，也不能、更不會隨意停止對虧損國有企業的繼續放貸。這種“預算軟約束”下的信貸行為均不以市場為導向的。毛瑞寧（2002）指出監管缺失也是造成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重要原因，銀行內部的績效考核體系使得銀行管理者有更多的放貸激勵，從而產生操作風險，最終影響銀行的信貸質量。其次，我國企業融資渠道單一，通過銀行進行間接融資是主要方式，因此當企業發生經營風險時，這種風險就主要向商業銀行傳導，造成銀行不良貸款上升。貨幣政策是我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手段。當信貸收緊時，企業融資成本上升，獲得信貸資金的可能性減??；當信貸放松時，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資金，融資成本也會下降。面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企業會擴張經營戰線，增加投資意愿，投資、購買資產，從而提升資產價格，銀行貸款也會增加。當貨幣政策由寬松轉向緊縮時，企業也會把資金配置到預防性功能上，收縮經營戰線，減少投資，導致資產、產品價格下降，企業收益下降，使得銀行不良貸款增加的風險上升

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成因分析

（一）國有企業、商業銀行政策擔當與不良貸款生成

一方面，改革開放后我國國有企業歷經數次改革，由于存在政策性負擔（林毅夫等，2004），不論央企還是地方國企大多承擔了政府社會經濟職能。這些職能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政府政策執行職能，產業政策往往由政府部門發布，國有企業實質充當了政府產業政策的直接實施主體；二是宏觀調控引導職能，政府的對于宏觀經濟的調控除了借助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形成預期，同時也需要借助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引導及控制；三是社會公共服務參與職能，一方面，政府各部門無法進行社會必需公共產品生產，國有企業往往充當了政府為社會提供具有正外部性公共產品職責，當然，還包括宏觀調控目標充分就業、社會福利等。另一方面，很多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至今仍然承擔了部分政府財政職能，各級政府在制定其行政管轄區政策時通常會對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出各種傾向性的政策要求，比如支持創新創業及小微企業、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等，但是，政府的支持經濟發展的政策有多大效果并無確定性結論，銀行承擔了大部分政府財政政策穩增長的職能，進一步模糊了政府與銀行之間主體責任以及風險收益邊界（白重恩，2016）.由于政策擔當的長期存在，國有企業和銀行預算軟約束問題尤其突出，銀行與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問題受到政策因素干擾，大量低效國有企業獲得銀行信貸強力支持，處于破產邊緣的國有企業仍受到政策性輸血救助。轉軌時期，地方政府為地方國有企業提供隱形擔保，與民營企業爭奪有限的金融資源，民營資本被以銀行支持下的國有企業轉嫁的社會資本所擠出，存在嚴重的負外部性，埋下了系統性的風險隱患。

（二）績效考核、政屆更替與不良貸款周期性

將中國政府與不良貸款更迭周期時間作為對照，從1994年至今，中國政府經歷了5屆政府，三次不良貸款峰值恰恰出現在每屆政府前半期，不良貸款第一次峰值出現在1999年即第九屆政府第二年（1998年-2003年初），第二次峰值出現在2003年即第十屆政府第一年（2003年初-2008年初），第三次峰值出現在現任政府就職后的第三年即2016年（2013年初至今）。經濟增長是歷屆政府班子政績考核主要指標，GDP的增長意味著官員政績好，提拔晉升成為大概率事件。地方政府主要官員施政過于短期化，只顧在任期內做出業績，所以傾向更多的資源用于投資、招商引資等活動，而忽略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等長遠戰略。中國政府歷來習慣“需求側管理”，每屆政府都是上臺后就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進行短期刺激，以推進增長。由于政策時滯性存在，政策刺激的風險往往推遲暴露，往往出現在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后。不良貸款形成機制了類似“閉環”的內生路徑依賴，受政府換屆、更替的影響，重復演繹著萌芽-加劇-峰值-處置-縮量-萌芽的周期性循環。

四、影響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因素的互動機制及其內生性問題

（一）宏觀經濟波動與貨幣政策

宏觀經濟波動與貨幣政策是一種“對偶關系”好比一對孿生兄弟如影隨形，貨幣政策出現都是逆經濟周期以熨平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為目的，一般規律：宏觀經濟基本面向好，經濟增長，通貨膨脹抬頭，貨幣當局通過緊縮型貨幣政策來抑制需求，從而控制通貨膨脹率，這時經濟增長率放緩，有通縮跡象，貨幣當局采用擴張型貨幣政策刺進需求，已達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的。

（二）宏觀經濟波動與商業銀行不良率

宏觀經濟波動與商業銀行不良率兩者的關系是一種“自我循環”的路徑依賴。這種“自我循環”表現為：宏觀經濟下行（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采購經理人指數等指標連續數個月下滑）必然牽扯多個行業，如房地產、有色等周期性較強行業，處在這些及相關上下游行業的企業必然營業收入大幅縮水、利潤下滑，甚至虧損乃至資金鏈斷裂，致使銀行貸款無力償還，最終貸款形成不良。企業貸款形成不良后，有的企業破產重整，有的企業主干脆跑路，必然導致大量員工轉崗或失業。本來我國內需消費就是天然不足，在“理性預期”的加速作用下更加不敢消費，這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和消費都在收縮，更加重了經濟下滑。故而宏觀經濟越下滑，銀行不良率就越高，銀行不良率越高，宏觀經濟就更下滑。

（三）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不良率

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不良率是一種“非對稱性”關系。處在一個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里（2008年、2009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較少，不良率也比較低，但在緊縮的貨幣政策環境下（2006年、2007年），不良貸款余額較高，但不良仍然較低，甚至呈逐年下降趨勢（圖一）。表現為這種“非對稱性”關系的原因是我國的國際貿易收支連續多年順差，外匯占款規模較大，貨幣供給逐年攀升，削弱了貨幣政策有效性。緊縮型的貨幣政策只能“價控”不能完全“量控”，故而變相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成為常態。從圖一可以看出幾分端倪，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隨時間推移成V字形走勢，而不良貸款率成單調遞減趨于平緩。

（四）宏觀經濟波動、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不良率三者間關系

按照宏觀經濟基本面好、差，貨幣政策松、緊，商業銀行不良率高、低組合一共有8種組合方式，但只用兩種組合是成立——（經濟基本面好，商業銀行不良率低，貨幣政策緊），（經濟基本面差，商業銀行不良率高，貨幣政策松）。經濟基本面好，商業銀行不良率低，勢必有通脹風險，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既助于穩定物價，又不會提高商業銀行不良率；經濟基本面差，商業銀行不良率維持一個高企狀態，此時寬松貨幣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資，凈出口，在貨幣超發的狀態下，貨幣增速遠高于不良貸款形成速度，商業銀行不良率趨穩或下降。

綜上，宏觀經濟波動、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不良率生成具有一定的內生性。

五、政策建議

第一，運用一切手段持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實證分析表明經濟增長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抑制作用，一方面，政府應擴大內需，刺激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以堅定的決心并輔以相關政策支持創新驅動，吸引全球人才投身中國創造，激發實體經濟動能，讓人才流、資金流回歸實業，持續助推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

第二，加快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市場出清?；谒綘I企業整體效率高于國有企業，改變國有企業充當地方融資平臺職能的路徑依賴，減少非市場化的政策擔當。國有企業改革是解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治本之策，未來，無論是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還是借鑒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市場化方向下的充分競爭是國企改革的必由之路。

第三，保持貨幣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審慎性。中小企業在貨幣緊縮時風險承擔的社會福利損失不容低估，受沖擊程度影響遠遠高于國有企業，這種非對稱性效應引致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轉向時要有針對性，不能冷火雞式緊縮貨幣政策，以免對中小企業影響失調，堅持宏觀審慎原則，保持貨幣政策的從容、穩健和適度。

第四，抓緊建立企業風險承擔監測、評估體系。包括農業銀行在內所有商業銀行盡快建立企業風險承擔監測、評估體系，保持貨幣政策調控的前瞻性，我國當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應納入風險監測體系，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企業投資過熱，形成風險關聯動時，一旦經營失利，多米諾骨牌效應會使經濟大幅波動，所以企業風險承擔和監測、評估體系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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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重恩，不應用行政手段要求金融去支持實體經濟[OL] 中國財經，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60612/3761844.shtml2016 -06-12.

作者簡介：淡燚（1971-），男，漢族，云南景洪人，武漢大學高級工商管理碩士，現供職于中國農業銀行云南省分行，研究方向：商業銀行經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