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政：一場走向歧路的現代化

于秋潔

摘 要：《上海警察》一書是魏斐德根據美國中情局1970年公布的一批檔案所作的一部上海史研究著作，書中以上海警政改革為切入點，通過對上?！氨砝铩钡母鱾€階層、各類矛盾的分析，試圖解釋作為國民黨治下重要城市的上海是如何在暗涌之中進行一次次的改良嘗試。而本文主要對《上海警察》一書所探討的問題進行深刻評析與介紹。

關鍵詞：《上海警察》 警政 現代化 矛盾

《上海警察》為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教授“上海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系統式、全景式地講述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1927—1937年間，中央政府是如何試圖依靠中國的警察力量在上海建立一套適應近代化城市的管理機制，以使上海成為其展現自身的政治舞臺而進行一系列嘗試，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政權與各種政治力量進行抗衡與協作的歷史。書中詳實的史料、縝密的思辨與生動的記敘性描寫無一不令人贊嘆，堪稱一部上海警察研究的開創性著作。事實上，這部著作一經出版，確實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注目，甚至在美國掀起了一場上海史研究的熱潮，“從西部的伯克利、斯坦福、洛杉磯，到東部的哈佛、康奈爾、哥倫比亞，都有一批學者從事上海城市史研究”[1]。

然而，魏斐德教授在創作這部《上海警察》之前，長期以來都是作為一位明清史學家而為人熟知，何以忽然將視線投向上海史？結合魏斐德在《上海警察》中的序言與其夫人梁禾之言，大致可將原因歸結為三點：其一，上海擁有極其復雜的歷史，民國時的上海是一座集國際矛盾、派系斗爭、階級沖突等多重矛盾于一身的“魔都”，這對學者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其二，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了一批二戰時期的上海警察局檔案，這些新史料的披露為從事上海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其三，上海在迅速走向現代化的同時也在迅速失去自己的歷史，找尋城市的“本土性”勢在必行。大約正是出于這幾點考慮，魏斐德教授開始了《上海警察》的創作。

那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旨在回答怎樣的問題呢？首先，必須一提的是，這部書的書題雖被翻譯為“上海警察”，但其英文原名卻是“Policing Shanghai”，即“對上海的管制”、“維護上海的治安”。按其英文原名來看，這部書實際并非僅在就警察而論警察，而是一部以上海警政為著眼點的上海城市史。而它所要回答的問題正是現代警察制度在上海的現代化建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在警務改革下中國的政治生態是如何變遷的。正如前文所提及的，1927—1937年間的上海是一座各類政治勢力、多種階層、地上地下兩個社會等同時并存的復雜都市。那么，魏斐德教授是如何一步步對這樣一個內部關系錯綜復雜的問題進行剖析的呢？作者選擇從上海市的背景講起。20世紀以來，上海市始終都是一處亂象叢生之地。伴隨著外來入侵者的到來，眾多“新奇”的低俗文化污染了上海的大眾文化，犯罪由此不斷滋生，而治外法權的存在又為種種犯罪行為提供了中國政府無法插足的庇護所。此外，黑社會組織青幫的存在、鴉片的走私使得這座城市愈加復雜。然而，上海的警政卻始終不盡人意，盡管政府對警察隊伍進行了改良與更新，但員警們卻仍以其惡行而臭名昭著，并不能真正維持城市的治安。

雖然紛亂不斷，但上海確實是一座擁有特殊重要性的城市。上海特別市成立大會上蔣介石曾發表講話：“上海特別市，乃東亞第一特別市，無論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無不以上海特別市為根據。若上海特別市不能整理，則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即不能有頭緒?！盵2]顯然，在統治者眼中，上海應作為全國城市的榜樣標志而存在，這就使在上海建立新的城市秩序、重新實現對上海市的控制成為必要任務，而這無疑需要一支現代化、專業化的警察力量。于是，在市長的帶領下，上海特別市發起了一場對警察體系的改革，以期實現對上海的現代化管理，“為最終收回租界鋪平道路”[3]。隨著吸納來自北方的新員警、配備最新式武器裝備、進行專業化訓練、建立合理的指揮系統與軍事紀律、以及學習西方與日本的巡邏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逐步實施，城市秩序明顯改善，國民政府對上海市的控制能力得以提升。然而，中國政府的這種試圖以警察改革名義收回國家主權的行為隨即引起了帝國主義的高度警惕。同時，這場警察改革本身還存在種種隱患，例如領導層頻繁更換帶來的腐化低效、警察職責的過于寬泛等等。其中最為突出的矛盾當為警察執行法律與維持秩序職責之間的沖突，由于二者的無法調和，當權者迎來了第一次抉擇。

維持秩序或是加強執法？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犯罪率面前，這個問題很快有了答案。跑馬、跑狗、花會，形形色色的賭博在泛濫；不同國籍的娼妓行走于城市的各個角落；軍方與幫會聯合控制鴉片貿易等等；這些罪惡的存在使得警察試圖將職責轉向通過對犯罪的控制來維持社會秩序。而在這些罪惡之外，共產黨與其他一些政府敵對力量的存在又是當權者所無法容忍的，于是公安局與軍方、租界警務處展開了合作，大量精力和資源被集中于政治情報和反間諜工作之中，維持社會治安的職責相比之下變得無足輕重，這是領導人做出的第二次選擇。但這一選擇無疑也嚴重挫傷了公安局的民族主義熱情。既然上海警察們的工作重心轉向鏟除政權的政治威脅，那么，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第三次抉擇隨之而來——先反共還是先抗日？由于上海是中國共產黨勞工運動的中心，因而上海公安局選擇將注意力集中于鏟除“赤色分子”上，這使得恢復警權、防范非政治性犯罪等任務被忽視。盡管政府試圖避免與日本的沖突，但日本人仍對上海發起了水陸兩路的攻擊，“一二八”事變由此爆發，對上海警政造成了嚴重打擊，迫使公安隊伍將軍事化置于正常執法之上。此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蔣介石希望實現警察國家化的努力與上海流氓試圖躋身中產階層而導致的警察地方化互相交融，使得警察與罪犯、愛國主義與恐怖主義之間的界限難以分清。同時，蔣介石一面倡導禁煙一面將毒品交易壟斷在政府手中的“兩面派”行為不斷滋生犯罪與腐敗，徹底損害了公安局為恢復上海市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終，伴隨著日本的第二次襲擊，上海的一切政治組織徹底淪陷，這場試圖以警務為著力點推動現代化的嘗試終于以失敗而告終。

縱觀上海警務改革的始終，我們不難發現改革的初衷實際是非常良好的，但它生長環境的復雜與艱難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做出一次又一次的抉擇，而每做出一次選擇，便離實現上海的現代化管理愈遠，并最終走向失敗。

總的來看，《上海警察》無疑一本是非常具有閱讀價值的著作。首先，這本書中敘述的歷史是一段連續的歷史，無論是華界或是租界、地上社會或是地下社會、上流階層或是流氓群體、警察或是罪犯，都同時位于緊密交織、聯系密切的網絡之上；此外，國民黨的警務改革有著期望治理好上海的美好初衷，但卻招致了極壞的結果，這與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而享有的一系列治外法權有關，與清帝國瓦解后出現的種種亂象有關，亦與1937年日本的入侵等因素有關?？梢哉f，《上海警察》中描述的所有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個事件、群體之間都具有一種連續性與相關性。事實上，這也是魏斐德教授長久以來的治史思想，其弟子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道，在魏看來，“中國的歷史是環環相扣、延續發展的，中國的歷史從未停滯過、從未斷裂過，中國的歷史一直是動態的、鮮活的”[4]。

其次，《上海警察》雖然屬于史學論著，但卻不乏文學作品般的生命力，擁有大量的記敘性描寫。如在講述中共叛徒顧順章是如何走向末路時，書中寫道“顧順章漲紅了臉，對郭德基做了一個無禮動作，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挑釁地說：‘你敢碰它嗎？”[5]。這無疑是一段非常偏向文學性的描寫，與大多數冰冷嚴肅的歷史學術研究截然不同，非常靈動鮮活。眾所周知，歷史與文學屬于兩個陣營，前者要求嚴謹性，而后者強調想象力，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因而許多學者在從事歷史創作時往往會對文學劃下嚴格的分界線，以保證研究成果的客觀性。反觀《上海警察》，魏斐德教授并未將文學拒之門外，而是找到了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平衡點，謹慎的把握著筆下故事的構思、細節、節奏、過渡等因素，使其既富于趣味又不失真實。另一方面，在書中的一系列記敘性描寫中很少會摻雜作者的評論或定義，而是留給了讀者充足的思考空間，使讀者自動在腦中實現“歷史重演”的畫面，從而盡可能接近真實地理解和把握歷史。這正如魏斐德教授自己所說，“歷史通過盡可能精準清晰的形象而不是定義，盡力提供一個準確無誤的陳述?！盵6]

再次，《上海警察》的創作完全是建立在極廣的文獻閱讀量和大量的考證工夫之上的，這一方面證明了魏斐德教授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歷史學家，另一方面無疑為后世的眾多學者樹立了治學態度的標桿。結合本書的“鳴謝”與文末的“參考文獻”來看，魏斐德教授援引的資料包括檔案、機關報刊、史著、小說、傳記 等等，分別收藏于中國、美國、英國的二十多處圖書館、檔案館之中。單就這些資料的收集難度來說便已十分驚人，何況還要一一進行閱讀考察。這種探索求實的精神著實令人驚嘆，而作為后世讀者的我們在感慨之余亦不能不向作者嚴謹認真的研究態度學習。

然而，白璧有玷，未可忽視，《上海警察》固然堪稱一部史料詳實、思辯縝密的范式性上海史研究著作，但卻依然有其不足之處：

首先，《上海警察》的?？辈粔虻轿?，書中存在多處數據錯誤與誤字。舉例來說，1932年下野的蔣介石重新上臺時任命了新的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與公安局長溫應星，書中對溫應星做了簡單介紹：“溫應星，1887年出生于廣東西寧，時年48歲”[7]，這無疑是個問題很多的句子。第一，溫應星生于廣東新寧而非西寧，兩地相差萬里；再者，1887年生人在1932年時應為45歲，而書中卻寫其為48歲。類似的錯誤書中還存有數處，作為一部本應以嚴謹為特點的歷史著作來說，這樣的錯誤是不應該存在的。而且由于我們在進行閱讀時并不能見到《上海警察》的英字原文，因此有時易受譯文中的?？卞e誤影響，著實為閱讀帶來一些不便。

其次，作者在全書的結尾中提到國民黨未能實現的掃除社會的混亂現象、實現社會的現代化管理最終由共產黨成功實現了，但在這種有效的強制性機制的背后卻是一種極權主義傾向，“不是‘煉獄之國，而是‘圍墻、隔離、制度、法規、說教構成的強權之網，其核心就是蓄意把人變成馴服工具?！盵8]然而，以這種說法來解釋共產黨對上海的成功管制似乎是有失偏頗的。在對上海市進行現代化管理的嘗試中，除了社會大背景的差異之外，共產黨區別于國民黨得以成功的關鍵實際在于共產黨能夠實現自我控制并響應廣大群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正如陳毅在講話中所說，“我們的負責同志與大家同甘共苦，我的口袋里連一張票子都沒有”[9]。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給予共產黨政權的更多是一種信任與支持而并非是馴服的態度。

總的來看，《上海警察》以警務改革為切入點對1927—1937年的上海社會政治進行了深入考察，其考證之詳實、思辨之縝密、敘述之生動著實令人贊嘆，書中雖然亦存在些許瑕疵，卻不失為一本值得深入閱讀的好書。

注釋：

[1] （美）魏斐德著，章紅等校譯.上海警察：1937—193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

[2] “上海特別市成立大會蔣介石‘訓話”，《申報》，1927年7月8日。

[3][5][7][8][9] （美）魏斐德著，章紅等校譯.上海警察：1927—193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3，334，245，381，380.

[4] 周錫瑞，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國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訪周錫瑞教授[J].歷史教學問題，2009（4）.

[6] （美）魏斐德.梁禾編.講述中國歷史（下）[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