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貨車》中的象征藝術分析

內容摘要：《夜行貨車》是臺灣作家陳映真寫于1978年的短篇小說。小說以跨國公司為背景，講述了公司財務部三名職員林榮平、劉小玲與詹奕宏之間的愛恨情仇，也展現了特殊歷史背景下跨國公司對當地雇員物質及精神世界的影響。小說從題目到每部分的標題都由帶有象征性的名詞構成，隨著故事的發展、敘事的深入這些帶著定語的名詞逐漸形成具有豐富象征意義的意象。作者意圖通過這些表意之像去點醒那些為了名利而失去本心的迷茫者，使其意識到自己是“長尾雉的標本”，攜著那溫柔的女性，奔向代表著改變、和解與認同的歸宿夜行貨車。

關鍵詞：陳映真 《夜行貨車》 象征

《夜行貨車》是臺灣作家陳映真寫于1978年的短篇小說。小說以馬拉穆國際公司下設的臺灣馬拉穆電子公司為背景，講述了公司財務部三名職員林榮平、劉小玲與詹奕宏之間的愛恨情仇，也展現了特殊歷史背景下跨國公司對當地雇員物質及精神世界的影響。該篇小說發表的年份正值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以文章《狼來了》的作者余光中為代表的一派將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的文學視為“工農兵文學”，視為“狼”，以表明自己維護“三民主義文學”，企圖在文學方面挑起意識形態的論戰。作為鄉土文學作家代表的陳映真在被抨擊之列，即便如此，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寫作立場。當地經濟乃至文化等對美日等國的依附所造成當地人的精神危機在小說中顯而易見。小說從題目到每部分的標題都由帶有象征性的名詞構成，隨著故事的發展、敘事的深入這些帶著定語的名詞逐漸形成具有豐富象征意義的意象。

一.長尾雉的標本：華麗的死物

小說在J.P.與摩根索先生的對話之中開篇，展開了跨國公司的工作日常。外國管理者肆無忌憚地調笑女職員，說骯臟的笑話，隨口罵人，甚至輕蔑地稱公司所處的臺北營業部為“華盛頓特區”，他們似乎不僅管理這公司，還試圖在自己制定的規則里為所欲為，摩根索的身份不僅僅是這個分公司的管理者，他能夠決定職員的薪水、升遷，無形之中會形成了一種高級對低級的利益鏈條。這就使得身處利益鏈條低端的雇員形成了某種壓抑的性格。正如小說中描繪他的外形神情時寫道“林榮平無奈地微笑著。他是一個結實的，南臺灣鄉下農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間，常常滲透這某種輕輕的憂悒?！盵1]如同約會情人后離開小熱海時看到的那只長尾雉的標本，外表高貴、美艷，實則已經失去生命，只供觀賞。

受雇于跨國公司使得他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提升，也使得虛榮、自私慢慢膨脹發酵。他想“同樣是新車子，福特開起來就是跟裕隆不一樣”[2]，福特是美國汽車品牌，裕隆則是與日本有技術合作的民族汽車工業，開福特車使得林榮平心中產生了極大的優越感。如果這尚屬對汽車品牌的個人愛好，那么接下來的描寫中他無法逃避的摩根索先生“放膽的、惡作劇的笑臉”總是揮之不去在將他自卑壓抑的心理揭開來。在和諧的家庭背后他有個秘密的情婦劉小玲，在劉小玲因為受到摩根索的騷擾向他求助時，他卻懦弱地不敢站出來。對于婚姻他是不忠誠的，對于情婦似乎也只是發泄情欲的對象。為了金錢、地位與事業，他虛偽、自私又懦弱，放棄了心靈中的真，選擇一種被物質蠶食的生活，選擇做一個死氣沉沉的“標本”，即便他西裝革履，在財務部有個官銜，卻仍是被按壓在利益鏈條底端的孤獨個人。

林榮平在跨國公司得到了一定的權力，因此他能夠在維系家庭的同時去日本風的小熱海與劉小玲約會，利用自己的人際關系替女秘書安排離職后的去向，過著體面與奢華的生活；同時又受制于賦予他權力的權力，接受摩根索不尊重中國文化的言語刺激。在接待公司稽查長的宴會上，摩根索不屑地用英語貶低國人崇洋媚外的價值觀時，林榮平選擇了沉默，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想總部說過要讓分公司本地化，早晚會把摩根索調走的，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放棄了反抗，甚至還妄圖阻攔站起來反抗的詹奕宏。陳映真曾形容過殖民體制下當地知識分子占大多數的一種生存狀態：“逡巡于同化與抵抗之間，對殖民者面從腹背，在現實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內心隱密的角落暗藏抵抗”[3]。像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一般，在自欺欺人中依靠公認的社會秩序獲得自己存在價值，依靠別人的認可來安撫自己懦弱、不安的心靈，而實質上還是孤單而可悲的。

二.溫柔的乳房：女性的柔韌

小說女主人公劉小玲身上有著“地勢坤”般厚德載物的寬容，在職場中焦慮不安的男性在她的溫柔里找到些許安撫，而她所經歷的過往又是不幸的，面對新生命的降臨她喜悅與獨立，這樣一個近乎浪漫主義的女性角色正是“溫柔的乳房”所象征的堅韌的女性力量。

在林榮平要為她安排離職后的工作時她拒絕那男人對她的物化行為，拒絕把她當作事物一樣被“安排”。對于她愛的詹奕宏，她溫柔地撫慰這個憤世嫉俗的年輕職員，為他準備生日餐，甚至在受到暴力威脅之后攔住醉酒的他不要騎摩托車。懷上他的孩子后，縱然詹奕宏不相信，由于嫉妒與狂躁開始對女人動粗，她拿起鋒利的水果刀捍衛腹中的孩子，多次表示她可以獨立撫養這個未出世的孩子，讓人感受到她對男人的深愛與對新生命的尊重。親情上，較之名利場上叱咤風云的母親，她更親近那個“一年到頭一襲長綿衫，秋夏一襲單長衫，諸事不問，事兒弄弄老莊，時而寫寫字，又時而練練拳，寫一些易經與針灸學的關系之類的文章”[4]的父親。她日日陪伴多時昏睡的父親，燒毀母親為她準備的花花綠綠的圣誕禮物，可見在一定程度上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者，對名利的鄙薄與對親情的渴望像是天平的兩端，她在親情一端添置了更多熱愛與同情的砝碼。在對愛與真的追尋里她也曾經墮落與迷茫，任性地在不同男人之間輾轉，最終卻是清醒的，同樣面對外國管理者的輕蔑時她選擇追隨勇敢反抗的離職者詹奕宏，放棄了去美國的機會，同詹奕宏一同乘上了南歸的夜行列車。

達斯曼對劉小玲講解沙漠博物館能夠通過現代科學技術、設備去參觀沙漠生物的夜間生活時，她那句“But Mr·Dasmann……”未完的省略，代表著一個女性自信地在眾人面前談論自己的觀點，這與卑縮屈從的林榮平是形成鮮明對比的，也與在場敬畏、局促向西方老板敬酒的Davis形成對比。她的美不僅來源于她“云云的頭發”、修身衣裙，更來源于她的知性，與外國人交往的不卑不亢。不同于那個充滿生機與生命的沙漠博物館，劉小玲的沙漠帶著她成長的思緒，從中學時代“寂靜的、白色的、無邊的沙的世界”變得能夠習以為常地凝視，也許過去的孤獨在她看來已能坦然面對。相較于小說中兩個男性角色在性格上的軟弱、敏感與糾結，劉小玲反而在柔弱的身軀上迸發著堅韌的女性力量，包括施與男性的安全感、抉擇的果斷、無畏的母性以及敢于正視自己內心的勇氣。

三.夜行貨車：和解的歸宿

小說的結局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劉小玲追上了奔出大飯店的詹奕宏，詹奕宏為她帶上了準備多時的景泰藍戒指，在幻想駛向南方的夜行火車中進入尾聲。夜行貨車是小說的標題，也是貫穿全文的一個意象，文中的描述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現實中他得知劉小玲將要離開她移民美國時他憤怒地走上街道，被平交道的貨車攔住去路。這次真實出現的呼嘯而過的貨車提供了這個意象的形狀，長長的、阻擋他沖動思緒的事物。在之后的插敘描寫中講述了他初識劉小玲時一同乘坐夜車回到南方鄉下的經歷，這里雖然不是貨車，卻給夜行貨車這個意象賦予了黑暗中穿行的狀態，在那次坐夜車的過程中車內的燈光是柔和的，兩人的對話是悠閑平靜的，劉小玲向他坦誠了自己多年來白色無垠沙漠的夢境，他在附和，雖言不及意，卻在行駛的列車上慢慢走進了劉小玲的內心世界，那里不再是她感情的流浪，而是一種可以凝視、坦然面對的無瑕歸宿。更重要的是過去的那趟夜行火車駛向的目的地是他的故鄉，那種結伴而歸的幸福是不言而喻的。也因此出現了第二次對意象的描述，詹奕宏在每每思念劉小玲的時候黑色、強大、長長的貨車便出現在回憶與幻想之中。它意味著他能與劉小玲結合，離開跨國公司，離開臺北，不要去美國，而是回到南部故鄉。

劉父是“曾經活躍在民國三十年代的華北過氣政客”，來臺灣之后卻不問世事。詹父曾經在動亂中妄受牽連，開始縱欲醉酒，婚后短暫振作又因金融波動破產，抱怨生活到老。父輩在20世紀40年代都因歷史變革遭受挫折與不幸，而三十年后成長起來的后代又同樣擁有著煩憂的生活經歷。父輩間未能相識、相互理解的遺憾在后輩身上得以實現。正是因為無論本省人還是外省人他們有著文化認同，才能在宴會上同時拍案而起。詹奕宏用臺語說“在蕃仔面前我們不要吵架”，意在告誡林榮平，也在喚醒屈從于不尊重中國文化的西方老板腳下的畏縮靈魂。這也是劉小玲最終放棄移民去美國，愿意與詹奕宏回南部鄉下去的直接原因。那黑暗中行進的貨車，與“懸著溫馨、豪華的吊燈的餐室”形成對比，盡管夜色深沉夜行貨車一定是有清晰的路線圖和目的地的——“只有兩條小街，一出了小街便銜接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原的故鄉開過去”[5]。故鄉縱然平凡，卻有文化認同，逃離了壓力，獲得平靜的生活。雖然尾聲只是詹奕宏的幻想，或許有人認為這結局富有浪漫主義，《夜行貨車》所講述的更多的是“娜拉的出走”，問題意識的出現，利用跨國公司這個特殊的經濟集團形式作為背景，去點醒為了名利而失去本心的迷茫者，使其意識到自己是“長尾雉的標本”，攜著那溫柔的女性，奔向代表著改變、和解與認同的歸宿夜行貨車。

參考文獻

[1][2][4][5]陳映真.忠孝公園 [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92、93、105、122.

[3]趙剛.戰斗與導引：《夜行貨車》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6：101-128.

[6]張成德.顯示出靈魂的深來——讀臺灣作家陳映真的《夜行貨車》[J].名作欣賞，1981，10：65-67.

[7]文達.《夜行貨車》的語言藝術[J].當代修辭學，1989，9：19-20.

（作者介紹：卜哲媛，鄭州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