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外史》：文明進程下的心靈之殤

戚 萌

新作《心靈外史》是石一楓在社會問題小說領域積極探索的又一力作，他這次直接將文學的觸角滲透到當下國人隱秘的精神世界中，巧妙地用一虛一實兩條線索暗合“生存危機”與“信仰危機”兩大主題，揭露了在文明進程的異化下國人的生存危機與心靈之殤。

一、“社會問題意識”驅動下的理性哲思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應，包含著作家對于特定時代和社會的冷峻思考以及對于這個時代社會中以人為視角中心的獨到審視。作家的寫作，既是自身內心書寫的外化形式，也是對于社會問題意識的某種表達，這種社會問題意識的敏銳可能直接影響作家洞察社會和剖析社會的深度，更是決定了其小說是否具有深刻性的重要影響因子。社會問題小說之于我們也并不陌生，在現代文學的發軔期就有魯迅這樣的開山祖師為我們帶來了很多優秀的社會問題小說，隨后接踵而至的20世紀20年代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寫作、到30年代茅盾等作家的“社會剖析小說”，再到后來的抗戰文學、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等，作家以敏銳的洞察力完成了對于社會矛盾的捕捉和社會問題的審視，從而促成了一部部不朽的文學經典。但是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之后，這種文學中暗含的社會問題意識逐漸被淡化，尤其在網絡文學、大眾文化等“快餐式”文學的強烈沖擊之下，純文學因其不具有太大的娛樂性和商品性而往往成為了被束之高閣的“小眾”，很多作家都已迷失在大IP時代所帶來的巨大直觀利益中，在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探討漸漸流于表面之時，我們不禁要思考以嚴肅文學為代表的社會問題小說又該如何為自己發聲？

石一楓的長篇小說《心靈外史》在這個問題上給了我們一份比較滿意的答卷。不同于早期石一楓從自身經歷出發而進行的“大院文化”回憶式的青春書寫，更不同于他在敘述話語中對于王朔“頑主式”戲謔語言的酣暢模仿，石一楓近幾年的作品在滿嘴“京片子”和字里行間的挑釁諷刺與油嘴滑舌背后，實則暗藏著作者本人對于這個怪力亂象時代的文化反思，很多評論家都敏銳地發覺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石一楓與王朔分道揚鑣并且主動回歸傳統現實主義陣地的創作傾向。誠如石一楓自己所言：“我文學的觀念這幾年變得越來越傳統了，好小說的標準對于我而言就是：一，能不能把人物寫好？二，能不能對時代發言？”長篇小說《心靈外史》正是石一楓篤行這一文學觀念的力證，同時也顯示出他向“社會問題小說”領域進行的又一輪深刻的思考與探索。他將目光敏銳地聚焦于社會底層個體生命所面臨的生存危機與精神困境中來，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掙扎于生活泥淖卻負隅頑抗的小人物，他的創作轉型同時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青年作家對于當下社會紛繁亂象的冷峻觀察與深刻思考，尤其在當下這個如火如荼、談“股”論“金”的浮夸年代，這種對現實社會有著深刻體察的問題小說更是顯得難能可貴。孟繁華先生就曾對石一楓近年來小說創作的轉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贊譽：“我認為青年作家石一楓是新文學社會問題小說的繼承者，他不僅繼承了這個偉大的文學傳統，同時就當下文學而言，也極大地提升了新世紀以來社會問題小說的文學品格，極大地強化了這一題材的文學性?！?/p>

《心靈外史》這部社會問題小說中勾連著虛實兩條線索，實線主要由“我”與無親緣關系的“大姨媽”之間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恨糾葛以及各種怪力亂神的奇葩事件貫穿而成 ，虛線則是來自作者對人們“想要相信什么但卻沒得可信只好逮著什么信什么”荒謬悖論的靈魂叩問。小說中以“大姨媽”為支點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個離奇古怪的神秘世界：由鼻頭上長著黑瘤的“大師”所引領的氣功世界、由操著唐山口音的“溫莎侯爵女繼承人”所鼓吹的傳銷世界、由半路出家的“劉瞎子”所推崇的家庭傳教世界?！按笠虌尅钡拇蟀胼呑佣驾氜D于各地各色打著“信仰偉大”旗號的組織中，以至于“我”的父母偷偷用盡方法阻斷我倆的往來，生怕“腦子壞掉”的“大姨媽”再作出什么影響“我”前途的壞事。但在“我”的心目中，她善良、勤勞、樸實，與“我”雖無親緣關系卻視若己出，她會給“我”做最好吃的河南燴面，在別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十幾歲還只會尿炕的“傻球”時，她不惜花大價錢帶我去“氣功大師”那里看?。m然無用），甚至將唯一的看病機會留給了我。在她的身上“我”體會到了在親生父母身上都找尋不到的家庭溫暖然，然而“大姨媽”卻深陷于渴望相信什么又沒有終極信仰的痛苦怪圈之中，最后幾近于癲狂之態，而終于走向了自我終結的極端之境。細細品讀《心靈外史》這部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它不同于《世間已無陳金芳》和《營救麥克黃》中所流露出的底層關照，甚至超越了《地球之眼》中對于道德的無限追問，《心靈外史》直指當下在文明進程異化發展之下國人精神信仰嚴重缺失的社會問題，告別了以往作品中“犬儒主義”橫行的扭捏作態和面對失敗插科打諢的卑瑣心態，石一楓這一次對于作品深度的挖掘和作品主題意義的深化顯示出了少有的果敢和氣概，充分展示了在“社會問題意識”驅動下作家心靈內化的理性哲思。

二、“盲信”與“無信”：當下國人的心靈之殤

毋庸置疑，從《心靈外史》命名中我們能看到其向作家張承志的長篇小說《心靈史》的致敬，并且我們也能夠看到二者皆是跟心靈、信仰緊密相連的作品，但不同于張承志激情書寫下為信仰赴死的哲合忍耶，《心靈外史》凸顯的是“我”與“大姨媽”關于信仰的一次人性回歸。石一楓極盡筆墨而刻畫的“大姨媽”是當下社會現實中“盲信”的人物典型，她由于無知而不斷的變幻信仰，然而任何一種所謂的“信仰”都沒有拯救她于水火之中，最終反而陷入了由“盲信”而帶來的無盡痛苦中?！按笠虌尅鄙钕葸@些“瘋狂的信仰世界”并非源于某種功利心態，其實她只為了圓自己做母親的一個夢想，她不斷的變換所謂的“信仰”，是因為：“我的腦子是滿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須得相信什么東西才能把心填滿?！囊豢站蜁?，就會孤單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壓根兒就不配活著……”

石一楓借“大姨媽”之口尖銳地揭露了一個社會問題：由于國人信仰缺失而導致的“盲信”問題。正是因為國人沒有什么精神信仰與心靈寄托，所以當遇到無法跨越的苦難時，像大姨媽這樣沒有文化的中年婦女才會一次次地上當受騙，企圖在這種荒唐的組織中尋求內心片刻的安寧與解脫?；蛟S只有在“大師”對大姨媽“發功”之時，她才會覺得自己的生育問題會得到順利解決，活著才有希望；也或許只有在“蟲蟲寶”這樣的非法傳銷組織一聲聲振奮人心的“我行！我一定行！我必須行！”的口號中，她才會重拾對生活的信心，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更或許在“劉瞎子”蹩腳的重復著《圣經》之時，她才會認為眾生平等，之前受過的苦終會消失。在這里，石一楓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反諷敘事的深厚功力，在反諷的背后我們品讀“大姨媽”這個人物形象之時，讀者的直觀感受經歷了由滑稽、可笑到憐憫、悲涼再到質疑、反思。我們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盲信”何來？我們的民族自古以來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在二十世紀初的東西方文明強烈碰撞之后，屬于中國古代宗法自然的“儒釋道”也都漸次退出了歷史舞臺，這樣便進入到了某種信仰真空的時代，像“大姨媽”這樣的人自然也就陷入了“飄落成飛蓬”（李白《東武吟》）靈的漂泊中來，才會導致“盲信”的后果。那么在當下中國人們普遍陷入了享樂主義物質權力至上的怪圈之時，人們的精神空虛信仰缺失，我們又是否亟需具有真正“精神”“信仰”意義、真正可以和永恒、博愛、神圣關聯起來的崇拜對象？同時我們還應該反思的是，當初具有祛除矇昧、照亮世界的啟蒙精神在現如今又在何處呢？

石一楓在小說中不僅書寫了“大姨媽”由于“盲信”所帶來的極盡癲狂之態，更是在小說中設置了一些潛藏于文本之后的灰色人物，即“無信仰”的人。小說通篇都在敘述“大姨媽”的“盲信”問題，似乎那些滿嘴仁義道德有“信仰”的人特別面目可憎，然而反觀小說中那些“沒有信仰”的人：為了暴斂信眾香火錢而假意修建廟宇的李無恥、為了隱瞞礦污染真相而私自設置路障的地方武裝勢力、為了非法集資而組建“蟲蟲寶”和氣功大會的犯罪團伙……小說中有太多這樣的人，作者甚至懶得給他們取名。與“大姨媽”的盲信無知恰恰相反，這些人不信任何“教”，在他們的眼中只有金錢至上的利益關系網。古今中外的“怪力亂神”在這片土地上大開宴席，而但凡敢于信口開河、胡作非為的江湖術士都能在此分得一杯羹。因為他們現在經歷著的正是史上最為癲狂的經濟狂飆突進的時代，城市正在迅速的發育、蛻殼、破繭而出，讓人覺得如果不在這個時候撈上一筆“外財”都對不起這個狡黠的世道。

《心靈外史》如題是書寫和關照人類心靈的故事，但石一楓并沒有像以往一樣以“犬儒主義”的敘事風格來消解一切崇高，起碼在他的筆下，當大姨媽對著荒蕪大地悲鳴痛哭之時，楊麥相信她信仰的真誠。也正如石一楓所言：“我們這些無信仰者絕對沒有資格嘲笑、憐憫小說中‘大姨媽’的精神狀態，因為誰更可悲還說不定呢?！毙≌f中從一開始“大姨媽”對“我”的救贖（帶“我”去氣功大師那里看?。┑健拔摇睂Α按笠虌尅钡木融H（去傳銷窩點做臥底企圖帶走大姨媽），直到小說最后“我”給心理醫生彭佳億打通電話，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所有文本本身都是“我”對于彭佳億關于“大姨媽”這個人的回憶傾訴而已，或許“我”才是一直需要大姨媽來救贖的那個人。在這里信仰似乎最終達到了某種統一，不論是“盲信”抑或是“無信”，其實都是當下國人心靈荒蕪的一種表現而已。石一楓這種巧妙的藝術處理手法，既有評論家王春林先生所認為的“像魯迅先生致以遙遙的真切敬意”（《狂人日記》），同時，也是將小說的整體境界提升了一個層次，正是在這種真實與虛妄之間，作者給讀者留出了一片巨大的思考空間，達到了“此處時無聲勝有聲”的美妙境界。

三、文明進程異化下的隱秘敘事

作為一部優秀的社會問題小說，石一楓想要通過《心靈外史》所揭露的社會問題絕不可能僅僅停留在題目中昭然若揭的“心靈”層面，他一定渴望將“大姨媽”書寫成為社會大潮中一滴可以折射世間百態的水滴，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重新回到小說中，便會發現暗藏在小說“心靈主題”背后更憂憤深廣的關于中國鄉村在文明進程異化下的隱秘敘事?！缎撵`外史》的敘述時間跨度長達近半個世紀，但是對于歷史中的諸多關鍵的社會運動作者卻沒有刻意強調，而是十分巧妙的利用信件、回憶等諸多方式穿插在了“大姨媽”幾次不同的“信仰事件”中。但其實石一楓在一開始設置找尋“大姨媽”所居住的村莊時，就已經埋下伏筆?！皠傄簧下肪团龅搅硕萝?，一眼望去，收費站附近擠滿了‘紅巖’和‘斯太爾’……這種形態的交通堵塞通常發生在鄂爾多斯、大同、神木之類的城市，由此也可以推測本縣是怎樣興旺繁榮起來的——無非是地底下挖出了什么寶貝?！倍凇拔摇睅捉浿苷劢K于尋找“大姨媽”到住所之時，才發現之前的種種猜測似乎已經成真，屬于“大姨媽”居住的家園已經稱得上是哀鴻遍野，村子中有一多半的住戶門口都掛著白對聯，死人的速度甚至遠遠超越了民間書法家手寫挽聯的速度，至于死人的原因，毫無疑問地與開礦有關，不知是哪種有毒的化學元素從礦上“潤物細無聲”地融進了水里、土壤里，造成了如此讓人驚愕的后果。

這一次石一楓并沒有像以往作品中所奉行的“犬儒主義”一樣，他將自己鋒利的社會批判鋒芒對準了在社會改革期唯利是圖的人們，更對準了某些地方政府利欲熏心而啟動的“帶血的GDP”政績項目。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迅速發展，標榜著“現代化”的文明進程像吞噬細胞一樣蔓延擴大甚至達到了某種“異化”的程度。這種“異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層次，一是個人生命體征的異化。很多沒有能力搬走的村民只能繼續生存在“大姨媽”所在的村子里，但是他們都得了十分嚴重且怪異的骨骼病，手上“疙疙瘩瘩地鼓了許多大包，卻不是老繭，而是從骨頭節里凸出來的，擠得手掌都變形了，如同沒上漆的根雕?！蔽覀儫o法想象在村子中只能通過雙手才能獲得財富的農民是怎樣度過他們的后半生，更加無法想象每天他們是如何忍受著這種身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二是生存環境的異化。從前山清水秀的小村莊如今卻變成了一個無人敢居住、到處貼著白對聯的“鬼城”，嚴重的水污染、土地污染已經讓曾經美好的家園變得支離破碎。三是政治秩序的異化。小說中 “我”的身份是一名北京記者，按照常理來講，在社會中應該沒有什么事情可以難倒記者與警察的，如果已經發展到如此境地，只能說明這背后隱匿的巨大關系鏈條已經十分龐大，牽涉的問題也是十分嚴重的了。然而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所帶來的民生問題在當地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都會十分默契的對此事“三緘其口”，警察甚至一次次善意的提醒我“真沒必要去”“去時別說你是報社的”。在正常的政治秩序中，記者與警察應該都是代表著社會的正義面站在同一陣地中，而在小說里。這種政治秩序卻儼然已經達到了一種悖反的荒謬邏輯。在這種邏輯背后，不禁讓人思考又是何人能夠給這些警察如此大的權力膽敢這樣置老百姓的生死問題于不顧呢？

誠然，對于現代化的孜孜追求是所有國家和民族不懈努力的大方向，我們無意否定現代化對于中國鄉村的解構，但不得否認的是，這種西方文明強有力的沖擊波，必然會給自成一體的鄉村世界帶來難以承載的精神隱痛，但是為了經濟發展，為了所謂的GDP，卻又不得不沿著這條不歸路一路狂奔。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中國處于這種巨大的社會歷史轉型期，市場經濟泥沙俱下，在帶來了時代快速進步和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使中國進入到了貧富差距懸殊、社會階級分化、道德觀念滑坡的怪圈。而石一楓透過“大姨媽”這個掙扎于社會底層的人物，更是讓我們感受到愈是繁華喧囂的年代，對于個體的逼仄感就愈發的強烈，時代的浩瀚從某種程度上更加印證了個體生命的渺小和悲哀。石一楓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一點，并且用青年人特有的眼光來審視了這一段當下社會中存在著的巨大的卻又習焉不察的社會問題，他用如此巧妙又引人入勝的情節，暗含一明一暗兩條線索、兩種主題，希冀用繁復的故事來引出社會生活的復雜，呈現我們內心深感不安又無能為力的問題與困惑。這篇小說的厚重不僅僅體現在其洋洋灑灑十幾萬字的篇幅上，而更在于它所兼具的關涉人類生存與心靈的兩大主題以及透過文本所呈現出的作者品格、社會意識、個人創作技巧的理性哲思。

對于“社會問題小說”領域的不斷探求顯示了石一楓高超的創作格局與寬廣的思想維度，更顯示出他對于傳統的致敬、對于回歸現實主義的土壤的勇氣。石一楓近幾年的作品始終像一盞燈一樣燭照社會的黑暗之處，他認為“當被社會結構和生存狀態所決定的世俗層面的價值觀不那么善良，不那么符合人性的時候，也就是文學入場之時”，“我仍愿意將文學比喻為燈。文學作品是燈，文學精神是燈，好的作家本人也是燈。不只反應生活，而且照亮生活，我們的夜路也將明亮起來?！币虼四呐逻@盞燈比較孤獨，或許只能像探照燈一般劃過黑暗，剩下的還是茫茫的混沌世界，但起碼石一楓一直在路上，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會沿著傳統現實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