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土地、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研究

馮國帥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武漢 430073）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744127億元，年均增長率接近10%。庫茲涅茨和錢納里認為，隨著經濟增長，社會經濟結構也會發生轉變，其中兩個基本結構轉變最為重要：一是工業化，即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結構轉變；二是城市化，即人口持續不斷地從農村向城市遷移[1]。

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979年以來，中國城市化率從17.92%上升到57.35%。然而，中國的城市化過多依靠土地性質變化和產業升級，機械地提高人口數量而忽視了人口質量。從社會層面看，農村勞動力遷往城市，但融入不足，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新遷入城市人口的“半城市化”現象嚴重[2]，城市邊緣地區遺留大量“城中村”。同時，粗糙、過快的土地城市化進程，造成了嚴重的人地矛盾。不平衡的城市化進程，導致社會收入差距不斷增大，城鄉之間甚至城市內部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城市社會問題日益突出。

一、文獻綜述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其所實現的城市化程度存在正向關系[3]。國外學者將研究重點集中在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Annez和Buckley通過對1960—2000年間每10年的全球跨國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各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之間呈顯著的對數線性關系，城市化是生產率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4]。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國內學者重點研究中國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特點。李強發現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直接決定了政府動力、市場動力與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動力三者之間的差異，中國城市化的特殊之處在于，由于經濟目的性的驅動，城市化的政府動力更為強大，中國的城市化也表現出跳躍式發展的特征，直接表現為各地的開發區、新區新城如雨后春筍般涌現[5]。由于集聚效應，人口和經濟會自然地向大城市集中，經濟的發展會推動城市化進程，同時城市化反過來推動經濟增長。李秀霞、王金營認為中國城市化、工業化與經濟增長水平之間是雙向互動關系，城市化能夠實現外部性經濟，成為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同時城市化水平也取決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6-7]。

實現城市化的路徑不同，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也不盡相同[8]。一些學者從城市人口規模角度出發，研究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差異。Vernon、Henderson認為，雖然一些城市在過去幾年有大規模人口流入，但總體上仍是城市數量眾多、城市規模不足。如果在現有城市基礎上合理地實現城市擴張，人口流入帶來的城市壓力則會得到解決[9]。徐群、程毅也認為，在農村向城市大規模轉移人口的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從低效率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中脫離，為城市建設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資源，這是中國城市化迅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10]。然而，如何促使農村人口真正做到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依然是困擾城市管理者的一個問題。聶華林、韓燕、錢力認為，在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規模擴張的過程中，由于戶籍制度等門檻的存在，遷入人口融入城市受限，人口城市化質量較低[11]。

進入新世紀后，土地財政推動城市規模擴張，刺激了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者從土地城市化出發，研究中國土地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特殊性。一方面，農業的集約化、科技化和產業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農業用地，為城市化提供了穩定的土地資源[12]；另一方面，土地要素的重新評估導致了土地財政的產生，催生了宏觀經濟不穩定因素[13-14]。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土地擴張，推動土地城市化，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但土地的供給特性和跨期分配效應導致宏觀風險增加，土地價格上漲過快導致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揚，進而引發生產成本和城市的生活成本快速上揚，阻礙了人口城市化，去工業化特征明顯[15]。同時，用地性質的變化并未與城市基礎設施相匹配。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相應的配套設施建設滯后，導致土地城市化發展質量不高。

在產業城市化層面，學者們重點研究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根據佩蒂-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越小，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程莉、周宗社發現由于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中國非農產業比重上升，產業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影響關系[16]。丁守海研究鄉鎮企業后發現，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中國城市化產生促進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鄉鎮企業分散經營的特征制約其生產效率，阻礙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17]。

從現有研究文獻可以發現兩點不足：其一，雖然已有的文獻較為全面地研究了城市化發展的路徑，但并沒有綜合研究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產業城市化三者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二，沒有注意到2008年這一重要時間節點前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變化。本文將基于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綜合研究三種維度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同時以2008年為界觀察2008年前后這一影響結果的區別，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提供更為全面的依據。

二、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本文利用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的經濟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對人口、土地、產業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解釋三個維度的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該模型的基本假設包括：只生產一種產品，這種產品用于消費或者投資；該模型考慮資本折舊；規模報酬不變；兩種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按照邊際生產力獲得勞動報酬；價格和工資靈活；充分就業；勞動力與資本可以相互替代；存在技術進步，表現為勞動效率的提高。

依據索洛模型，在時刻t，經濟中的有效人均資本為：

取對數為：

兩邊同時求導得到：

假設s代表邊際儲蓄率，δ代表資本折舊，n代表人口增長率，g代表技術進步率，則有：

因此有：

以上（1）至（5）模型可簡化為sf（k）=k′+nk，從中可以得到兩層含義：一是人均資本擁有量的增加量k′，即“資本深化”；二是用于為每一新增人口提供平均的資本nk，即“資本廣化”。經濟中的全部儲蓄轉化為投資后，一部分用于提高人均資本擁有量，另一部分則用于為新增人口提供平均數量的資本。

因此，根據索洛模型，人均儲蓄的增加需要依靠兩種途徑：其一是勞動力數量增加，使得資本總量增加；其二是技術進步使得人均資本增加，導致資本總量增加。前者只能使經濟增速暫時上升，最終回歸穩態，后者則會使經濟增速長期上升。在長期增長中除了要有資本積累、技術進步，教育和訓練水平更為重要。結合當前中國實際情況，可以發現，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經濟結構在進行改革，主導產業正從資源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的第二產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第三產業轉移，服務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經濟的發展更多依靠創新驅動而非生產要素量的增加。

經濟增長是城市發展的條件，而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由索洛模型可以得到，勞動力的增加會導致經濟增長，但單純的勞動力數量增長并不會使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反而由于經濟增長滯后于勞動力數量增長，導致人均資本存量下降，即在城市短期內資本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單純人口數量的增加會使人均資本擁有量下降，同時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滯后和城市內部生態循環弱化，使得經濟無法長期增長；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直接導致土地價格的上漲，同時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增加了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宏觀經濟的房地產化和城市居住成本上升阻礙了經濟增長；在產業結構層面，經濟長期增長取決于技術進步，非農產業為追求更高的經濟利益，會在空間上選擇配套更加齊全的城市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促使城市部門的生產日益產業化和專門化，但是產業城市化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增大，拉開了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三、城市化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面板數據模型

面板數據模型的選擇通常有三種形式，即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混合效應模型。在面板模型的選擇方法上，應先利用F檢驗選擇混合模型或固定效應模型，然后再利用霍斯曼（Hausman）檢驗確定選擇隨機效應模型或固定效應模型。在本文中選取2001—2016年數據，對變量進行霍斯曼檢驗和F檢驗，最后選取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以上分析，構建如下面板回歸模型：

式 （6）中，i和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變量gdpgrowth用來衡量經濟的增長速度，選取2001—2016年中國各省份GDP增速。pop是人口城市化水平，用城市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land表示土地城市化水平，用城市建成區面積占城市面積的比重表示。eco用來衡量產業城市化水平，采用非農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表示，βi（i=1，2，3）分別是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產業城市化的系數。c為常數項，經濟增長除受上述三種維度城市化的影響之外，必然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由于宏觀數據無法全部列出，因此歸入μit殘差項中。

為消除異方差影響，本文采用面板廣義最小二乘估計法（EGLS），為解決存在的自相關問題，加入AR（1），對模型進行優化。同時，本面板數據中的個體數量大于時間跨度，從現有的實證文章看，尤其是在估計省級面板數據時，通常的方法是使用面板矯正標準誤（PCSE）方法處理復雜的面板誤差結構，對回歸系數的標準誤進行修正。

（二）數據來源與設定

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研究的時間跨度為2001—2016年，由于西藏的數據比較特殊，缺乏一致性，本文采用中國大陸除西藏外的30個省份的相關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經網數據庫等。

由于所使用的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為消除可能產生的自相關性和異方差性，同時使數據更為平滑， 對變量gdpgrowth、pop、land、eco進行了自然對數變換，對數變換前后不改變原序列之間的影響關系。變化之后的變量分別用ln gdpgrowth，ln pop，ln land，ln eco表示。

（三）格蘭杰因果分析

為了確認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本文首先采用了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滯后期的長度對檢驗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本文中只列出滯后長度為2的檢驗結果，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全國經濟增長與人口、土地、產業城市化格蘭杰因果關系

由表1可知，人口城市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格蘭杰檢驗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顯著，土地城市化在顯著性水平為10%時顯著，經濟增長與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之間存在顯著的Granger因果關系，因此可以證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有明顯影響。

（四）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1.全國及東中西部各省比較分析。表2是2001—2016年全國及東中西部各省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估計結果。

表2 全國及分地區2001—2016年回歸結果

如表2所示，人口城市化層面，東部回歸系數為-2.37，中部為-1.21，西部則為0.72。經濟長期增長依靠資本深化，即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東部在經濟發展進程中，經濟增長速度與勞動力增長速度并不協調，經濟增速落后于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速。雖然人口城市化的程度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市民整體的融入程度差，出現嚴重的“半城市化”問題，勞動力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使得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中部地區經濟結構單一，并且大部分省份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過度依靠大宗商品和初級產品，忽視了人力資本的投入，尤其是教育水平的提高。西部地區的人口城市化則朝一個更為健康的方向發展。根據索洛模型，在其他外生變量相似的條件下，人均資本低的經濟體人均資本提高更快。西部地區的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擁有后發優勢，這得益于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和“一帶一路”的政策支持，西部積極承接中東部轉移的產能，充分利用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有效勞動力數量增加，經濟增速與人口城市化增速相協調，人均資本量快速增加，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

如圖1所示，在土地城市化層面，全國及中東西部地區的差別不大，土地城市化對經濟增長有較弱的負影響，表明政府投資的大規?；A設施建設，沒有對經濟增速產生實質影響，反而由于政府的盲目投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經濟效率下降。由于政府投資的偏向性，造成城市內部不同群體之間差距的進一步增大，社會矛盾加深。

圖1 三維城市化系數對比折線

就產業城市化而言，東部地區的產業城市化作用明顯高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則為負數。經濟發達的地區，其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經濟結構的變化，東部地區最先實行改革開放，最先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第二產業成熟且完善，第三產業蓬勃發展，農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產業城市化的作用明顯。相比較，中部地區重工業發達，但是工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如服務業，產業城市化所起的作用較弱。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化則對經濟增長起反向作用，說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全國范圍內，雖然近些年來經濟增長迅速，但是二、三產業已經達到一個較高的比重，產業結構升級速度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對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

2.全國省際不同時間段比較分析。表3是2001—2016年、2001—2007年、2008—2016年基于全國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估計結果。

表3 全國分時間段回歸結果

從2001—2007年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產業城市化的影響不顯著，人口城市化的影響系數為1.34。在金融危機前，中國的人口城市化與經濟發展還能夠保持較為協調的發展步伐，人口城市化的速度稍慢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人均資本擁有量上升，人口城市化朝健康的方向發展。從2008—2016年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與2001—2007年結果相比，人口城市化的系數轉正為負。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速下降，城市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眾多中小企業倒閉，失業率由2007年的3.76%急劇上升為2008年的4.36%，到2016年已升至4.585%，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并不匹配，人均資本占有量下降，人的核心作用弱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東部地區以產業升級為核心的經濟改革，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土地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的變化趨勢類似，城市土地的擴張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3.東部11省份不同時間段比較分析。表4是2001—2016年、2001—2007年、2008—2016年基于東部11省份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估計結果。

表4 東部省份分時間段回歸結果

2001—2007年期間，只有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系數為3.43。從經濟增長的動因上看，經濟增長依靠產業結構升級。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其發展主要依靠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支持以及投資，其實際投資總額由2001年的20814億元增至2016年250025億元，產業城市化作用顯著。由于投資增加和勞動力集聚同步進行，人均資本并沒有顯著提升，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2008—2016年相應的回歸系數變化明顯，產業城市化的系數上升至17.52，對經濟增長產生巨大影響。由于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所依靠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難以為繼，倒逼中國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的變化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動力。人口城市化系數為4.37，與其他時間段相比有明顯改善，這一時期，世界經濟環境疲軟，貿易條件惡化，虧損企業數量由2007年314個上升至2008年481個，同時產業結構升級，高素質人才流入東部，而更多的低素質勞動力隨著產業轉移回流中西部地區。對于城市整體而言，勞動力素質上升，人均資本上升，經濟增長的速度比人口城市化增長速度快，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升級和高素質人才引進，共同促進技術進步，使得經濟長期增長。

4.中部8省份不同時間段比較分析。表5是2001—2016年、2001—2007年、2008—2016年基于中部8省份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估計結果。

2001—2016年期間，產業城市化系數1.11，對經濟有促進作用，人口城市化-1.21，對經濟增長有阻礙作用。2001—2007年，只有產業城市化在5%水平上顯著，且對經濟增速有負面影響。中部8省中，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等是資源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和湖北省等是工業大省，河南省、安徽省等為人口大省，這為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提供了便捷的條件，工業產值迅速增加，非農產業比重的增速快于經濟增速。中部省份人口大省居多，經濟增長帶來的人均資本增長并不明顯，人口城市化的影響不顯著。2008—2016年期間，人口城市化與產業城市化的影響均顯著，其中人口城市化系數為-3.6，阻礙經濟增長，產業城市化為4.85，極大促進了經濟增長。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大宗產品市場持續低迷，依靠資源和重工業的中部省份普遍經濟下滑，中部省份被迫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可以發現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是對于人口城市化而言，經濟增速明顯下滑，在人口自然增長率沒有較大變化的情況下，人均資本存量減少，對經濟增長有阻礙作用。

5.西部11省份不同時間段比較。表6是2001—2016年、2001—2007年、2008—2016年基于西部11省份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估計結果。

2001—2016年期間，人口城市化的系數為0.72，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土地城市化與產業城市化的系數均為負，其中產業城市化更為明顯，為-1.21，對經濟增長有阻礙作用。2001—2007年，人口城市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明顯。西部地區輸出廉價勞動力，同時政府主導下的人才向西部流入，廉價勞動力流出和高素質勞動力流入，使得人均技術資本得以上升，表現為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反觀產業城市化，西部地區尚處于工業化發展初期，偏向重工業的產業升級會喪失初期發展的優勢，產業結構的調整會對經濟增長有阻礙作用。到2008—2016年，只有土地城市化有顯著影響，其他兩種維度喪失顯著性。西部地區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主要依靠政府投資，技術研發和教育發展的資本投入下降，西部地區“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僅占全國的18%和21%，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落后，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作用減弱，人才吸引力下降，人均資本存量沒有明顯變化，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喪失顯著性，同時由于區域功能定位和資金限制，產業結構的變化也不明顯，產業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喪失顯著性。

表6 西部省份分時間段回歸結果

四、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理論模型表明，一個區域的經濟增長依靠資本積累、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其中資本積累和人口增長只能使經濟暫時增長，而技術進步會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城市化進程，是人口、資本、技術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從短期來看，經濟的增長要依靠人均資本量的提高，因此必須提升人口質量，增加城市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依靠技術進步，需要人才引進，技術創新，推動高質量的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結果，產業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先導因素。從實證結果來看，土地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明顯，這里不再贅述。分區域而言，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依賴明顯強于中部和西部，而西部地區得益于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和中東部地區的對口幫扶，人口城市化正面影響更為明顯。以2008年為界，對三大區域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東部地區人口城市化的作用顯著上升，由此推斷這是勞動力流出和人才流入雙重作用的結果，產業城市化作用更為明顯。金融危機后，東部地區更加重視經濟結構質量提高，雖然非農產業比重沒有很大變化，但由于技術進步，實現了經濟增長；中部地區人口城市化影響系數由正變負，其原因是人才大量外流。以中部省份湖北省為例，在校人數占比由2008年19.5%下降到2016年16.2%，說明其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外流的問題，而產業城市化的變化則與東部地區原因類似，產業結構調整產生有益作用。西部地區在金融危機后受到沖擊，政策優勢下降，人才吸引不足，人口城市化與產業城市化喪失顯著性。

從實證分析中可以發現，當前人為地、盲目地通過拆遷改造等機械性的方式，加快土地流轉，加速土地城市化進程，并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在2008年之后，中國經濟環境嚴峻，東部依靠優越的教育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大力推動人才培養和人才引入，平均人力資本提升，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中西部則由于經濟競爭力下降，人才流失嚴重，人口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反向變化。

（二）對策

中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時期，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城市化過程中更應當注重人所發揮的核心作用，以提升人口質量為核心，依靠技術進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注重提高人口城市化質量。東部地區應集中力量，培養高素質的勞動力，努力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勞動力資源浪費；中西部地區應當改善政策環境和經濟環境，努力留住人才。在人才培養方面，應當加快教育體制改革，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教育公平，真正使得勞動力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實現城市的優質發展。

第二，遵循市場規律，加快推進體制改革。要打破現有的不合理戶籍制度，在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把握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妥善處理農民工的市民化和新增遷入農村人口市民化的問題，逐步解決目前嚴重的“半城市化”問題，實現城市的協調發展。

第三，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和污染性產業，提升產業的科技含量，支持技術進步，在城市化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尤其是城市生態環境和公共衛生的維護，實現城市的綠色發展。

第四，大力推行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設，普及城市的文化教育，提升城市中各群體的幸福度和認同感，合理進行財政收入分配，使城市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