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摸魚兒》詞旨新說

汪 洋

(貴州師范大學 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貴州 貴陽 550025)

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此為宋詞名篇，膾炙人口。梁啟超譽之為“迴腸蕩氣，至于此極。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飲冰室詞評》)本詞上闋描摹暮春景色，寫惜春、留春、怨春，向來少有異說。下闋抒情，多用典故，隱微透露詞旨，歧說頗多?；蜓詰n國家：南宋朝廷茍安投降，國勢難以維持?；蜓愿猩硎溃撼屑樨嫐?，詞人如屈子“忠而被謗”。近現代學者多將二者結合，認為南宋朝廷茍且議和，致使國勢日蹙。同時，朝中“投降派”對詞人進行讒毀。以上說法皆自成理，卻難言準確，原因在于并未細考當時史實。本文箋證辛詞下闋，另立新說：《摸魚兒》之作，與辛棄疾中年仕宦經歷密切相關；詞人抒發的人生感慨源于當時朝中“道學之黨”與“功利勢力”之間的黨爭；詞中對宋孝宗聽信讒言的指責并非事實，從而引起皇帝的不悅。以下結合辛詞、史料，考證之。

一 釋“蛾眉曾有人妒”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用漢武帝陳皇后典故：陳皇后失寵幽居長門宮，期盼武帝再次召幸，而約定的“佳期”一再延誤?！岸昝荚腥硕省?，語出屈原《離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言小人讒毀。詞人顯然以陳皇后、屈原自擬，謂孝宗聽信讒言，將自己斥逐疏遠。如此，南宋人謝枋得之說便值得特別注意。謝枋得《唐詩選》卷二：“辛稼軒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讒險，遂賦《摸魚兒》?！绷簡⒊瑢Υ颂岢霎愖h：“先生被劾之多，當在湖南、江西帥任中，賦此詞時猶未也。疊山殆追述而未詳考耳?！?《辛稼軒先生年譜》)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從其說，理由亦同。此外，謝氏此說為論辛稼軒者所普遍援引，但皆無深入分析。以下考辨謝說。

其一，詞人賦《摸魚兒》，時在淳熙六年(1179)暮春，辛棄疾四十歲，自然可言“中年”。乃至于該年前后稱作“中年”，亦無不可。其二，辛棄疾被彈劾的情況，并非皆會載之史籍。其三，謝枋得言辛棄疾被彈劾“凡一十六章”，為確數，非數十之類虛指，應有所本。其四，據謝枋得《同會辛稼軒先生祠堂記》，謝氏與辛棄疾之孫辛徽頗有交往。又據謝枋得《宋辛稼軒先生墓記》：“枋得儻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恤典、易名、錄后、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后錄公言行于書史，昭明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之勸?！毙翖壖餐砟暝c韓侂胄北伐之役關系密切，故韓死后，其政敵對辛棄疾多有彈劾。古人修史，一般以前代國史為基礎，進行編次、修訂等工作。元修《宋史》，宋度宗之前事跡多仍宋代國史舊文。檢視《宋史》中韓侂胄、史彌遠等人傳記，韓侂胄入《奸臣傳》，而對史彌遠諸多回護。則國史中必然對參與韓侂胄北伐之人如辛棄疾，也頗多詆毀。謝枋得所言“公之冤”，當指此，故謝氏有“改正文傳”之說?！端问贰ば翖壖矀鳌分形囱孕翖壖才c韓侂胄北伐的關系，卻有謝枋得為文祭辛的記載，又寫道：“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辛棄疾)少師，謚忠敏?！奔又x枋得曾任史館?？?，具修史便利，則《墓記》中所說“改正文傳”之類的工作應已完成，《宋史·辛棄疾傳》的傳記文字或即本之于謝氏所錄辛棄疾言行。由上述可知，謝枋得對辛棄疾生平十分了解，其評《摸魚兒》之言應有其來歷，抑或源于辛徽之口，應屬可信。其五，淳熙六年(1179)七月，辛棄疾于湖南轉運副使任上進《淳熙己亥論盜賊劄子》：“但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顧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薄澳陙聿粸楸娙怂荨闭c“娥眉曾有人妒”相契?！澳陙怼?，謂數年以來?？梢姶疚醭跄暌詠?，朝中一直有人攻擊辛棄疾，亦與謝枋得所言“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相合?？傊?，謝說極為可信，《摸魚兒》之作與辛棄疾中年仕宦經歷密切相關。

二 釋“君莫舞”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言縱然陳皇后可以千金買賦，也無處傾訴自己的相思悲苦。亦即是說君王恩寵不再，無由得訴?！熬?，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君”指飄蕩的柳絮，實謂讒毀自己的小人。用玉環、飛燕之典，表面上說她們雖然榮寵一時，卻也難逃被殺，化為塵土的命運。實則在告誡，乃至詛咒讒毀者。那么“君”的具體指向，便成為理解本詞的關鍵。詞人用“舞”字形容柳絮漫天飛舞，可知讒毀者處于政治得意中，是朝中當權者。

上文已證謝枋得之說可信，則《摸魚兒》并非詞人因一時、一事而作，是較長時間內一己心境的展現。那么，讒毀辛棄疾的當權者是誰呢？考察辛棄疾賦詞前后數年朝廷執政者的任免情況：淳熙二年(1175)九月，與辛棄疾關系密切的葉衡罷相后，龔茂良以參知政事行丞相事。淳熙四年(1177)六月，佞幸曾覿與其黨羽謝廓然相勾結，罷黜龔茂良。龔罷后二日，孝宗任命王淮為參知政事，而未見任用丞相的記載。此后朝廷當用王淮以參知政事行丞相事，因為當時朝中只有王淮一位參知政事。淳熙五年(1178)三月，史浩任右丞相，至十一月罷。其后，趙雄任右丞相，直到淳熙八年(1781)八月罷職。細考史實，當時朝中存在著“道學之黨”與“功利勢力”之間的激烈黨爭。史浩、龔茂良正是“道學之黨”的代表，而辛棄疾屬于“功利勢力”，其被“讒毀”正是黨爭所致。

“道學之黨”，指南宋高、孝、光、寧四朝的政治朋黨，他們由道學士大夫及其同道組成?！肮麆萘Α边@一名稱見于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一書，沈氏言道：“要求‘內修政事’、伸張‘公議’的道學勢力與以近幸為核心的功利勢力之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有時甚至到了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地步?！睂W界甚少使用“功利勢力”這一名稱，本文認為將之與“道學之黨”對舉，可以較為準確地概括孝宗乾道初年至淳熙中期的黨爭情況，故用之?！肮麆萘Α庇僧敃r的功利型士大夫與佞幸集團組成，他們與“道學之黨”的黨派分野既是內外政策的不同，也是權力之爭。

在當時最大的政治問題——“恢復”上，“道學之黨”主張緩行?！端问啡摹肪矶纳弦蝹Y《中興龜鑒》云：

考之當時，端人正士如黃通老、劉恭父、張南軒、朱文公，最號持大義者。而黃通老入對，則謂“內修政事而外觀時變”而已。劉恭父自樞府入奏，則謂“復讎大計，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蔽墓愿m上封章，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茍為大言以迎上意?！蹦宪幾試懒暾賹?，則謂“金人之事所不敢知，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笔菙倒?，豈遽忘國恥者哉？實以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之時，仗義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余，風氣沉酣，人心習玩，必吾之事力十倍于紹興而后可。不然輕舉妄動，開邊啟釁，恐不至遲之開禧而后見也。

引文中“黃通老”乃黃中，“劉恭父”為劉珙，“文公”指朱熹，“南軒”是張栻，數人皆是當時道學之代表人物?！奥∨d和議”后，鑒于數次北伐失敗以及國力不足，“道學之黨”在北伐問題上變得謹慎，主張內修外攘，強調國內政事修明是出兵恢復的前提，欲于內政方面進行大變革，以富國強兵，最終北伐，收復河山。內修外攘是當時有識之士的一致看法。與“道學之黨”主張緩行不同，朝中還有另外一群士大夫，以虞允文、王炎、趙雄、葉衡、蔣芾等人為代表，他們主張相對激進的恢復策略?！端问啡摹肪矶南隆缎⒆诙贰扒廊?1167)十一月”條云：

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蓖杏羞M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修政之功哉？”珙曰：“……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于《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于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幸之所為也。上深然之。

劉珙是朱熹早年老師劉子翚從子，其學來自劉子翚，而劉子翚學《春秋》于胡安國。劉珙具道學傳授淵源，屬“道學之黨”無疑。他也認為復仇雪恥是國家“先務”，但主張內修政理有十年之功，方可言北伐。引文中尚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召對時有“同列”不同意劉珙緩行之說，此人為誰？“輔臣”自是執政大臣無疑。查《宋史·宰輔表四》，當時執政大臣只有陳俊卿、劉珙、虞允文三人。陳俊卿曾反對張浚倉促北伐，數次薦朱熹入朝為官、與道學中人關系密切，激烈反對佞幸。且據《宋元學案》，陳俊卿頗具道學淵源：陳俊卿是胡安國同調葉廷珪弟子，而胡安國私淑二程；又是林光朝的講友，林學于陸景端，而陸受業于尹焞。由此，陳俊卿屬于“道學之黨”無疑。所以，此次召對與劉珙異議者必是虞允文。他于乾道五年(1169)八月任右仆射兼樞密使，為孝宗委以恢復重任。執政之后，虞允文推行了不少恢復措施，如派使至金國祈請陵寢地，實則要求金國歸還中原一帶土地；設置江、浙、京湖、兩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進行理財。朱熹稱這些措施是“小利近功”(《答張敬夫書》)，他與陳俊卿、張栻、呂祖謙等人激烈反對這些做法，陳俊卿、張栻因此而罷職、調外任。

第二，劉珙論周宣王中興，“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強調以格君心之非來改善政治、移風易俗。這是道學的根本政治理念，與道學思想一致。程頤《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讓宋神宗“省己之存心”，強調君主施政的動機，須“持王者之公”，克制“徇其私欲”之心。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上書孝宗云：“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瓌t圣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痹谥祆淇磥?，天下事無不如志的前提是，存天理、去人欲?；謴褪鹿χ怀?，其根本原因在于孝宗內心天理之不充，即“內圣”沒有完成。道學在政治上也強調“正心誠意”，而皇帝尤該如此。進一步講，這一政治理念就是道學一直強調的“義利之辨”“王霸之辨”。朱熹、陳亮之間的辯論，世所皆知，朱熹認為：管仲雖然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但他是出于利欲之心，是霸道而非王道。以功利出發的政治是壞的，是“以人欲行”。這是“道學之黨”反對激進恢復策略的理論基礎?！吨熳诱Z類》卷一三三《夷狄》：“孝宗即位，銳意雪恥?！藭r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如王公明炎、虞斌父(允文)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著輒敗，只志在脫賺富貴而已?！敝祆湔J為，虞允文、王炎等人主張激進的恢復策略，是以功名富貴作為目的?？傊?，“道學之黨”在主張內政修明的同時更強調君主的道德修養，行政發令的義利之別。

“道學之黨”反對激進、功利的恢復策略是與反對佞幸相糾纏的。孝宗寵任的佞幸有曾覿、張說、龍大淵、甘昪等。他們或是潛邸舊臣，或是皇親國戚，或是內侍。這些人被道學士大夫呼為“小人”，認為他們“有生以來，自朝自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朱熹《與臺端書》)。佞幸依附皇帝，為皇帝服務，是皇權的代表。其政治主張必然與皇帝相同，即激進的恢復策略。主張激進恢復策略的執政大臣，大多都與佞幸關系密切，這既是重功利實效的思想傾向所決定，也是因為皇帝寵任佞幸，他們必須得有所妥協，甚至勾結。

“道學之黨”與“功利勢力”自乾道初年至淳熙中期的十數年間，斗爭激烈，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事例：乾道二年(1166)，陳俊卿劾佞幸曾覿、龍大淵，二人被調外任。乾道五年(1169)、六年(1170)，汪應辰、陳俊卿因不同意派遣使者向金國乞請陵寢地，與虞允文意見不和，先后被調外任。淳熙四年(1177)，曾覿勾結謝廓然，罷免龔茂良。在雙方斗爭中，孝宗皇帝多偏向“功利勢力”，其中原因不外三方面：第一，孝宗在個人感情上更信任佞幸；第二，孝宗施政崇尚實際，厭惡道學“正心誠意”之說；第三，孝宗一向羨慕唐太宗外攘夷狄的彪炳功業，汲汲于恢復中原，對于緩行恢復的主張無法贊同。他甚至比虞允文等人更為激進，如乾道八年(1172)九月，孝宗將虞允文自左丞相調任四川宣撫使，命其至四川出兵北伐，孝宗則同時于東面北進，“期以某日會河南”，最終因虞允文言“軍需未備”而作罷。淳熙七年(1180)夏四月，朱熹憤怒地上書孝宗說：

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

朱熹所言或有夸大之處，卻反映出以下事實：第一，言佞幸使孝宗“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于功利之卑說”，實則批評孝宗不從正心誠意出發，而以事功作為行政動機，亦即批評激進、功利的恢復策略。第二，部分執政大臣與佞幸關系密切，甚至出自其門下。第三，朱熹的激烈態度表明，“道學之黨”與佞幸、宰執交互一體的“功利勢力”之間壁壘分明、勢同水火。

朝中兩黨相爭如此，辛棄疾未能置身事外，因為他屬“功利勢力”。首先，辛棄疾的思想以兵家為主，不具道學思想，其對儒學典籍的涉獵不過是古代文人的基本修養。此點閱辛棄疾詩文，便一目了然。其次，由《九議》可知，辛棄疾反對“明日而亟斗”，主張“無欲速”“先定規模而后從事”，同時也認為朝廷遣使至金國祈請陵寢地的做法，是“計失之早”。這與“道學之黨”的主張頗多一致，卻有根本的不同。同在《九議》中，辛棄疾主張實行“除戎器，練軍實，修軍政，習騎射，造海艦”等強兵措施，認為“兵待富而舉，則終吾世而兵不得舉矣”。在他的計劃中，“若規模既定，斷以三歲而興兵”。換言之，辛棄疾并不認同“道學之黨”主張的“十年生聚”的恢復策略，他對朝廷的恢復措施予以批評，卻并非反對其策略。其三，最重要的是，辛棄疾與“功利勢力”之間關系密切，集中體現在其與葉衡的交往上。據《宋史》卷三百八十四《葉衡傳》：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庳摬抛阒?，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于曾覿云。

葉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孝宗任命他為宰相自然是看中其具有的杰出軍事才能。據引文，葉衡任宰相后確實在恢復上對孝宗有諸多貢獻。辛棄疾《洞仙歌·壽葉丞相》有“遙知宣勸處，東閣華燈，別賜仙韶元夜”“好都取山河獻君王”二句。前一句言孝宗對葉衡的信賴，后一句寫葉衡全力輔佐孝宗的恢復大業。由此，葉衡屬于主張激進恢復的“功利勢力”。與此同時，葉衡之進用由佞幸曾覿推薦，出自其門下?！端问贰ぴ]傳》云：“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是二人者，皆覿所進也?！庇纱?，葉衡之于“道學之黨”也算是壁壘分明了。

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葉二人相識于乾道四年(1168)，辛棄疾時任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通判，葉衡任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兼提領措置營田，治所也在建康。乾道九年(1173)冬，辛棄疾因病離任滁州知州，沒有任何差遣。次年，葉衡任江東安撫使兼建康留守，即辟辛棄疾為江東安撫使司參議官，并“雅重之”。葉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辛棄疾對此十分欽仰，其好友周孚《寄幼安》云：“向時金華翁，與君嘗服膺?！比~衡是金華人，“金華翁”即指葉衡。正因二人皆重實學，才會相互欣賞。本年十一月，葉衡任宰相，“力薦辛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宋史·辛棄疾傳》)?！傲λ]”二字不可放過，足見葉衡在辛棄疾此次遷轉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淳熙二年(1175)六月十二日，辛棄疾以倉部郎官出任江西提點刑獄，節制諸軍進擊賴文政的茶商軍。上年十一月，葉衡出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朝廷此時未設左丞相)，為兩府長官。此次辛棄疾得到施展才華的機會，自是出于葉衡推薦?！独m資治通鑒》便明言“辛酉……以倉部郎中辛棄疾為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捕茶寇。用葉衡之薦也?！苯藴纭安枭誊姟睂π翖壖驳氖送局陵P重要，葉衡可謂辛棄疾的伯樂。對于葉衡，辛棄疾以師事之。周孚代辛棄疾所寫《代賀葉留守》中言：“自惟菅蒯，常侍門墻，拯困扶危，韜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誨，何以報淪肌之恩？”從“常侍門墻”“提耳之誨”“淪肌之恩”等詞句可知：辛棄疾出自葉衡門下，當無可疑。

淳熙二年(1175)九月十七日，葉衡因湯邦彥彈劾罷相，其后由龔茂良、王淮、史浩、趙雄先后執政。龔茂良主張恢復不可輕舉，與道學中人關系密切，立朝與佞幸曾覿等勢同水火。淳熙三年(1176)六月，龔茂良薦朱熹入朝，為佞幸所抑。淳熙四年(1177)六月，龔茂良被罷免也是曾覿與其黨羽謝廓然所為。由此可見，龔茂良屬“道學之黨”。王淮欣賞辛棄疾的才華、其婿與稼軒“素善”、淳熙末期還欲幫助辛棄疾起復，足見其與辛棄疾關系頗佳。史浩于隆興時期反對張浚北伐，其后贊成“道學之黨”內修外攘的策略。當政期間，史浩大力舉薦道學之士，也屬“道學之黨”。至于趙雄，他為虞允文所薦，因論恢復得遇于孝宗，從此青云直上，并于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越次任宰相，屬于功利士大夫。前文已述，辛詞以“舞”者喻淳熙初年以來“讒毀”自己的朝中當權者，則“舞”者只能是龔茂良、史浩等“道學之黨”。此處應特別指出：淳熙后期，辛棄疾改善了同“道學之黨”的關系，與朱熹、陳傅良、王自中等人皆有密切交往。但在本階段，辛棄疾與“道學之黨”的關系處于緊張狀態。淳熙十年(1183)，陳亮《與辛幼安殿撰》云：“四海所系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個伯恭在中間撋就也?！薄瓣╆┤弧闭?，齟齬貌也，正是朱、辛二人關系緊張之描述。

思想、政治主張的不同，固然是辛棄疾為“道學之黨”彈劾的緣由，而與葉衡之間的親密關系才是其主要原因。葉衡出自佞幸曾覿門下，而辛棄疾出自葉衡門下，嚴于分別正邪的道學之士，必將辛棄疾視為異類而加以彈劾。辛棄疾“漕移湖南”，同僚本有兩次餞別。一次是“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辛棄疾賦《水調歌頭》(折盡武昌柳)，另一次便是王正之單獨為詞人餞行，詞人賦《摸魚兒》。王正之，即王正己，淳熙元年(1174)為葉衡推薦出仕。葉衡罷相后，王正之被彈劾落職，后因孝宗保全而起復。因同出葉衡之薦，王正之與辛棄疾政治上屬于同黨，關系密切。正因如此，王正之才單獨設宴為辛棄疾餞行，而辛棄疾才會在《摸魚兒》詞中表現出對“道學之黨”的指責，《水調歌頭》則只言離情之苦、羈旅之勞。此外，辛棄疾的“歸正人”身份也是其被“讒毀”的重要原因?！暗缹W之黨”一直反對孝宗皇帝保護、優待、重用“歸正人”的政策。孝宗即位之初，朝廷對“歸正人”問題進行過辯論，史浩正是朝中反對招納“歸正人”的代表。朱熹甚至說：“今之病根在歸正人?！?《朱子語類》卷一百十)由上文所論可知，《摸魚兒》詞所作之前數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朝中皆是“道學之黨”執政，史浩還于淳熙五年(1178)三月至十一月任丞相，則辛棄疾“歸正人”的身份自然是其被攻擊的因由。

須特別指出，淳熙五年(1178)三月，辛棄疾被召為大理少卿，其時史浩初任宰相?！蛾惲良肪矶杜c石天民斗文》：“辛幼安、王仲衡俱被召還，新魁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薄靶驴奔词泛?，是否可以因其召回辛棄疾而認為二人是同黨呢？恰恰相反?？疾礻惲習胖械娜宋铮和踔俸饧赐跸?，與辛棄疾一樣是“歸正人”，不屬“道學之黨”；“伯恭”乃呂祖謙，“君舉”是陳傅良，石天民是陸氏門人，此三人皆屬“道學之黨”。其時，朱熹也經史浩薦舉出守南康軍(今江西星子縣)。由此可見，史浩復相之初薦舉之人包括道學、非道學兩方面的人物。據《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孝宗六》“淳熙五年五月”條云：“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笔泛茝拖嗖痪眉聪蚧实郾砻髯约骸氨M公道，庶無朋黨之弊”。其收召辛棄疾正是為了向皇帝表明自己不結黨，亦可證辛棄疾不屬“道學之黨”。

三 釋“斜陽煙柳”

對“斜陽煙柳”數句的解讀，羅大經之說影響深遠，《鶴林玉露》卷一：

辛幼安晚春詞“更能消幾番風雨”云云，詞意殊怨?！靶标枱熈敝?，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

“未須”一句出自程顥《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作“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表現出詩人隱居洛陽的閑適心境。羅大經指出程顥詩與辛詞末尾“斜陽煙柳”數句不同，可謂有識。又說該句在漢唐會有“種豆種桃之禍”?！胺N豆”典出《漢書》卷六十六《楊惲傳》，楊惲罷官后作《報孫會宗書》，其中有詩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注云：“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薄胺N桃”，典出《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劉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睏?、劉二人皆是因諷刺朝廷而惹禍。由此，羅大經認為辛詞結尾意在譏刺朝廷政治不清、奸諛當道。后人引申此說，乃有因茍安求和而“國勢危殆”“不絕如縷”“日薄西山”等說法。自民國以來，此類說法更是成為學界主流。

而仔細考校當日情狀：孝宗即位之初，汲汲北伐。遇符離之敗，又迫于高宗壓力，不得不與金達成“隆興和議”。其后，孝宗調整內政，積極為北伐做準備。乾道、淳熙時期，宋金關系平穩，國內政治較穩定，史官言孝宗乃“南宋諸帝之稱首”。當代史家的研究也認為，孝宗一朝是南宋最好的時期。所以，朝政荒亂、國勢危殆之類說法，沒有事實依據?；蛟唬涸~人不能超越所處時代，憂慮國勢，并非不可。答曰：辛棄疾不知身后事，但對宋高宗時期的情狀定然了解。朱熹紹興三十一年(1161)所作《與黃樞密(祖舜)書》言道：“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余年，朝政不綱，兵備廢弛，國勢衰弱，內外空虛?！闭f宋高宗茍安求和，致使國事日蹙，應無問題。而孝宗時期，國勢各方面較高宗中后期皆有上升，且孝宗為北伐積極準備，辛棄疾此時想來不能將“不絕如縷”“國勢危殆”之類形容加之于孝宗身上。

既然“斜陽煙柳”非言國勢，則其意何在？愚以為，本詞結尾主要表現詞人的思鄉情緒。證據有三：其一，辛棄疾這一時期的詞作頗多懷鄉之情，時時寫道 “江南游子”“依劉客”“今為客”“長為客”。其二，辛棄疾友人趙善括有和詞《摸魚兒·和辛幼安韻》，其下闋言：“新燕舞，猶記得雕梁舊日空巢土。天涯勞苦，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壁w善括是江西隆興(今江西南昌)人，于宋高宗紹興后期便出仕為官，此后宦游各地，時任鄂州(今屬湖北武漢)知州。詞中寫新燕猶記舊日雕梁、“天涯勞苦”，言自己久客不歸、宦游羈旅之苦。末尾正寫望故鄉不見，而傷心落淚。其三，古人有登高懷鄉之傳統。如《詩經·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北阋浴盎ㄩ_兩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寫了妻子對游子的思念以及游子登高望鄉。再如王粲《登樓賦》寫道“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表達的也是身處荊州的王粲懷念中原故土。崔顥的《黃鶴樓》則更為直接地說“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毙猎~《小序》說：“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則本詞作于小山亭宴席之上。既名小山亭，自然在小山之上，是高處。再看辛詞“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闭?，高也；“倚欄”必然遠眺。此時于山上倚欄眺望，只能看到煙柳斜陽。結合前文所述，辛詞抒發的正是望故鄉不見，而自傷老大、美人遲暮的身世之悲。

既然詞尾并非譏刺，那么孝宗的不滿便應當源于辛詞中的“怨”：下闋前三韻，隱喻孝宗聽信小人讒惡，從而疏遠自己。這才是“詞意殊怨”的所在?；蛟S這是詞人的一時感慨，卻與事實不相符合，孝宗頗為不悅正源于此。首先，孝宗對“歸正人”實行保護、優待、重用的政策。正如辛棄疾《九議》中所說：“朝廷規恢遠略，求西北之士，謀西北之土?！逼浯?，張端義《貴耳集》云：“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比藙t有辛棄疾，王佐?！贝藯l記載至少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時人認為辛棄疾受到孝宗重用和欣賞。再次，辛棄疾對孝宗的知遇之恩也是有敘說的。其淳熙五年(1178)所作《水調歌頭》(我飲不須勸)云：“毫發皆帝力，更乞鑒湖東?！薄昂涟l皆帝力”正是說自己的一切皆是孝宗賜予。而同《淳熙己亥論盜賊劄子》中“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這樣的話語相參讀，則“毫發皆帝力”，并非虛言。淳熙八年(1181)秋，辛棄疾賦《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詞中抒發其歸隱志愿，末了卻言：“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痹~中辛棄疾對孝宗的信任，豈不是正從另一角度說明孝宗對辛的照顧么。淳熙二年(1175)以來，朝中對辛棄疾攻擊很多，而他直至淳熙八年(1181)歲末方才罷官，亦當是孝宗保全之故。由此，孝宗一直對辛棄疾十分賞識、多所保全，而詞中頗有怨言，則孝宗不悅亦是常情。

余論

論述既竟，稍作引申。第一，通過對《摸魚兒》詞旨的重新考察，可以對這一時期的其他辛詞內涵有不少新認識。如淳熙五年(1178)暮春所作《水調歌頭·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馬卿、趙監、王漕餞別，司馬賦〈水調歌頭〉，席間次韻。時王公明樞密薨，坐客終夕為興門戶之嘆，故前章及之》云：

我飲不須勸，正怕酒樽空。別離亦復何恨，此別恨匆匆。頭上貂蟬貴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誰雄？一笑出門去，千里落花風。 孫劉輩，能使我，不為公。余發種種如是，此事付渠儂。但覺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風月，此外百無功。毫發皆帝力，更乞鑒湖東。

淳熙五年(1178)三月，辛棄疾以大理少卿被召回臨安(今浙江杭州)，此時史浩復任丞相，重新執政。本詞即作于同僚為辛棄疾餞別的離席上。因正值王公明(炎)去世，故詞人在上闋(“前章”)言及了王炎之死與“門戶之嘆”?！邦^上貂蟬貴客”以下三句是說：得志的“貂蟬貴客”與“麒麟高?！敝械娜氯?王炎)，到底“誰雄”呢？即謂二者皆不免化為塵土，是對門戶之爭(黨爭)的否定。下闋中，“門戶之嘆”的塊壘使得詞人的激憤噴涌而出?！皩O劉輩，能使我，不為公”，典出《三國志》卷二十五《辛毗傳》：“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于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唬骸团c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薄皩O劉輩”，以魏明帝時“制斷時政”的劉放、孫資，指代當時執政的史浩?！坝喟l”以下說：我已經年老體衰，爭名奪利的事讓爾等為之?！白硪黠L月”就是我的功名。我的一切皆是皇帝(孝宗)給予的，還是向皇帝請求歸隱林泉吧。辛棄疾雖得以召還臨安，其心中卻沒有絲毫欣喜，因為史浩召回他只是為了向皇帝表明其“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詳見前文)“道學之黨”與“功利勢力”的斗爭，依然激烈。下闋表現的正是詞人深處黨爭的激憤和無奈。再如淳熙七年(1180)所作《賀新郎》(柳暗凌波路)下闋云：“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庇脛⒂礤a因參與王叔文“永貞革新”而遭貶的典故，言詞人當年為黨爭所累。其筆鋒也指向“道學之黨”。

第二，長期以來，論者往往強調辛棄疾的“歸正人”身份使得他受到歧視，朝廷以“傖荒”遇之。實際上，孝宗汲汲恢復，推行了積極的“歸正人”政策，辛棄疾因此而頗受重用。表現有三：其一，紹興三十二年(1162)辛棄疾南歸，被授予右承務郎、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簽判。這一任命與當時得中狀元后授予的官職相當，可謂超常的禮遇。其二，乾道四年(1168)，辛棄疾改任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通判。據鄧廣銘先生考證，此職極有可能是添差。由上文可知，“添差”正是此時朝廷對“歸正人”的優待政策。其三，孝宗熱衷北伐，“獎用西北之士”(《宋史·王希呂傳》)，重用功利士大夫，辛棄疾因此而頗得恩遇。此點前文已有論述，故不贅言。

第三，近現代學者大都將辛棄疾仕途上的波折歸之于朝中“投降派”的排擠。而事實上，歷史并不能夠作如此簡單地描述?！暗缹W之黨”雖然主張緩行恢復，卻不能武斷地稱之為“投降派”；“功利勢力”積極北伐，也有措置失宜處。辛棄疾受黨爭影響，雖不無政治主張不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黨派之間的權力之爭。淳熙八年(1181)歲杪，辛棄疾為王藺彈劾罷官，也是黨爭的體現，因為王藺也屬于“道學之黨”。此非本文所能盡述者，留待另撰他文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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