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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與地域:賈樟柯電影中的原鄉呈現

2018-11-14 14:07李嘯洋
電影文學 2018年13期
關鍵詞:汾陽原鄉小武

李嘯洋

(北京師范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北京 100875)

一、在場的原鄉:脫域、離散與迷失

作為原鄉,汾陽是賈樟柯的成長經驗,是他原鄉書寫的靈感來源。汾陽呈現的鄉土氣息喚出幽邃的電影視景,成為20世紀90年代賈樟柯的記憶檔案。賈樟柯像一位地方志作家,他讓自己的第一人稱隱身,將攝影機埋伏在民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汾陽逐漸從地方性表述中脫域,轉換成抽象的電影符號,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輻輳點。賈樟柯用電影重現汾陽故地的原鄉舊貌,重組往昔的零碎生活,又顧及時代脈搏與外部環境,用私人體驗來佐證地方記憶。

原鄉敘述省識出諸多現實問題。王德威在《原鄉神話的追逐者》中用時序錯置(anachronism)和空間位移(displacement)來分析原鄉的成因。王德威認為,原鄉關注的不是對原來故鄉的現實主義寫實,而是作者在原鄉圖景喪失后對故鄉的眺望與追溯。原鄉主題從《小武》開始嶄露頭角,電影中的汾陽像魯迅在深冬時節返回的“故鄉”,彌漫著落敗、荒涼的氣息?!氨本┑纳胶退覜]什么感情,我必須回我老家那個山,這就奇了怪了?;厝ゼ亦l山里走一走像看老朋友一樣,北京的山走過去像路過誰家一樣?!辟Z樟柯從北京返回汾陽,以現實主義方式展開《小武》的敘事,探蹤原鄉身份。

作為賈樟柯返鄉書寫的處女作,《小武》與許多返鄉作品不同,它沒有遵從返鄉敘事的慣有路徑:或以桃花源式的想象追緬往昔故里,或感喟都市人情薄涼以期從返鄉歷程中獲得安慰,或感傷于變遷時境將原鄉作為歸隱寄托?!缎∥洹峰漠愑诖箨懳膶W中熟悉的返鄉描寫,它直接陳述在場的原鄉,用原鄉的現時風貌解構鄉愁。原鄉的在場,借助平凡的生活場景展現出來:偷竊、洗澡、娶親、游蕩、搭車、唱歌、拆遷……民間性的、普通的生活場景,構成故鄉風貌的機理。自行車、班車、店鋪、歌廳、澡堂、土炕、街道、警局,借助于縣城生活逼仄的空間,原鄉的空間格局逐漸顯現。

日常生活提供了檔案記錄,也提供了私人記憶譜系。在檔案記錄中,可以看到諸多物像的存在:班車上的毛主席掛像、會唱歌的打火機、被轉移的戒指、案板上的豬頭、粗糲的墻壁……這些物什導出一種民間記憶。德勒茲在《運動—影像》中認為物品和人有真實關聯,這種關聯構成完整的事態。物品自身構成了質—力量,因為與事物的狀態和起因有關。日常生活物品的使用、交換、回憶與復現,構成一種精神性力量,精神性力量直接參與記憶的生產。廣告、標語、年畫、門神、宣傳語、打火機、小飯店……《小武》用日常之物展現、還原出20世紀90年代民間氛圍。

雖然回溯記憶是返鄉書寫的第一步,但僅憑記憶回溯不能構成返鄉書寫的全部?!度五羞b》是《小武》在場原鄉延續,也是對“破壞主題的回應”。作為原鄉書寫的對象,電影中的返鄉主題并不明確,原鄉住民小武和小季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原鄉沒有太多知覺?!墩九_》是一出歷史劇,講述文工團的改革與人的命運變遷。尹瑞娟沒有繼續留在文工團,崔明亮和張軍淪落為走穴的江湖賣唱人,鐘萍在途中失蹤,每個人都在離開原鄉的軌道后變得面目全非。雖然崔明亮們對遠方滿懷憧憬,但最終也未能離開原鄉。

如果將《小武》《任逍遙》《站臺》視為原鄉在場的范本,那么《三峽好人》對原鄉汾陽的表述則非常詭異。一則因為故鄉命題被埋沒在拆遷主題下,二是借尋親主題,在異鄉完成對原鄉的還原與辨識。電影用破碎的婚姻和拆除中的奉節縣城形成原鄉的共同的征兆:遺棄或者挽留。電影中,原鄉被具象化為一對拆散的親人,兩對山西夫妻在異地團聚的背景居然是一座即將成為廢墟之城,原鄉記憶和城市改造對于個體情感歷程的改變,誠如電影中《兩只蝴蝶》的唱詞:“親愛的你慢慢飛,小心前面帶刺的玫瑰?!边@是煤礦工人韓三明安慰前妻麻幺妹的心聲,也是賈樟柯追尋前鄉的隱喻。

時間和空間主題是返鄉書寫無法回避的主題。電影《三峽好人》的主題并非原鄉,但電影未曾放棄對原鄉被邊緣化的思考,無論是汾陽還是奉節,都未從中國語境的敘述中脫域。直至《山河故人》,地方小城汾陽終于逸出了中國表述,進入到全球性的運作空間。汾陽脫胎于賈樟柯的故鄉記憶,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縮影?!渡胶庸嗜恕分?,汾陽既是山西縣城的地方樣本,又與上海、悉尼遙擬并置。電影用人物關系的演次推進來臨摹原鄉的缺席——夫妻分居成為與原鄉脫域的隱喻,母子分離構成原鄉分離的敘事動力。電影將沈濤、張晉生、張到樂三者之間的親屬關系,組織在一個可見性的媒介框架中——電影通過iPad改變了空間關系,用媒介虛擬出一個不在場的上海形象:上海方言、國際學校、iPad、“媽咪”稱謂以及井然有序的留學規劃,電影中的這些規劃構成了對汾陽的概念沖擊。原鄉能保留的記憶,僅僅是一盤麥穗餃子和一串鑰匙。電影用“母—父—子”的人物關系和原鄉的缺席,來呈現精神原鄉汾陽的割裂狀態。

在張晉生那里,原鄉是被放逐的。電影中,有一段鏡頭展了他對汾陽的顧返姿態:張晉生住在澳洲的房子里,桌上擺著手槍、中國扇子、汾酒、茶杯、煙灰缸和兩本舊書。這些物像構成一種顧返性的象征。張到樂沒有故鄉,只有面孔的相似和類似的文化基因。經歷移民和離散,原鄉迷失了。對沈濤而言,“夫—妻—子”關系和“父輩—汾陽—家庭”之間是同一映射關系,這一映射加強了主人公對原鄉的身份認同。梁建軍在煤礦得粉塵病之后,綁縛在他身上的敘事鏈條也驟然崩裂,梁建軍成了堅守原鄉的最后一個人物。

原鄉的在場是通過民間風俗來安排的。沈濤和張、梁之間的記憶,依靠民間禮俗黏合起來:拜關公、送請帖、扭秧歌、吃餃子、放煙火、祝壽……這是1999年的時間場景。民俗提供了集體觀看,電影第七分鐘,展現了熱鬧的民俗場景:春節期間,沈濤在舞臺上表演花傘舞(一種地方秧歌),傘上印著中國郵政的宣傳語。臺上音樂鑼鼓喧天,臺下的觀眾摩肩接踵。在賈樟柯早期電影中能找到這一場景的影像的參照:《小武》中的人群圍觀、《站臺》中的舞臺、《天注定》里圍觀看戲的熱鬧場景。這些源自于民間表演的熱鬧場景,其背后生發出非常詭異的意義:《小武》中圍觀場景披露的是原鄉的目光對偷竊行為的規訓,《站臺》呈現的是改革開放背景下地方經濟的試水,《任逍遙》詮釋了商品化浪潮下原鄉住民的生存語境。

賈樟柯電影往來周折于返鄉主題,《小武》輾轉于故鄉與往昔,《站臺》中崔明亮試圖離開原鄉,《任逍遙》試圖擺脫原鄉的禮俗憑依,《三峽好人》中沈紅離開故鄉去外省尋親,《山河故人》中,張到樂在血緣和地緣上,都與原鄉散佚,這是地方空間進入全球化運作的結果。賈樟柯作為土生土長的汾陽人,原鄉的“根”要從何處尋起?原鄉的坐標在哪里?如何觀照輾轉沉浮的鄉愁?從故鄉到他鄉,移民時代原鄉的序列如何標志?汾陽、大同,直至奉節、東莞、上海、澳洲,電影中空間規劃清晰地辨識了賈樟柯的返鄉書寫路徑,原鄉從最初的陳述者漸漸轉換成被述,原鄉在浩大的地域流動中逐漸裂變出顧返、離散與迷失之態。

二、聲音敘事:環境聲、流行歌與情境互文

《任逍遙》本是一首流行歌的名字,賈樟柯用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來命名電影,別有一番意味。插播流行歌是賈樟柯的電影風格,對聲音的全景式書寫,讓原鄉風貌有了紋理痕跡,這種表述構建出民間,也構建出史詩氣質?!度五羞b》是一部討論自由的電影,它承繼了《小武》和《站臺》對城市和縣城的灰色表述。這里且不討論故事本身,而是意在討論電影中的流行音樂、媒體聲、環境聲(如街道聲)等如何溢出了畫框,構成對原鄉的啟示。

《任逍遙》的前半個小時呈現了多元的聲音文本:摩托聲、唱歌聲、臺球聲、介紹彩票投注的廣播聲、流行歌《任逍遙》、口哨聲、鼓掌喝彩聲、唱戲聲、流行歌《女人是老虎》、旅館里的性愛聲、動畫片《西游記》的聲音、法輪功殘害生命的電視新聞……對商業電影而言,這些環境聲是嘈雜無序的,是無用的。這種無功用性構成了對原鄉生活的原始表:混雜的聲音,排除了商業電影的聲音標準,“聲音給鏡頭賦予時間以線性感”。

法國聲音學者希翁將聲音聆聽分為“因果聆聽(causal listening)、語義聆聽(semantic listening)、簡化聆聽(reduced listening)”。因果聆聽是為了獲得發音原因的聆聽,例如對環境聲與環境的識別;語義聆聽則用來解釋信息編碼與語言。如果說因果聆聽的目的是為了辨識聲音的物理信息,那么語義聆聽的目的就是辨識聲音修辭。語義聆聽可以進行表征、暗示、疊合、襯托、對比、呼應,以此來描述人物在時空中的境遇?!度五羞b》中小季喜歡巧巧,黑社會老大也喜歡巧巧,黑老大在酒吧里扇耳光羞辱小季。小季拎起鐵棍帶領眾人復仇。斌斌勸阻小季,小季魯莽地扇了他一耳光。斌斌告訴小季,黑老大有槍。小季茫然地站進人群,電視正播放“北京申奧成功”的新聞,圍觀者盡情歡呼,外面爆竹聲聲,煙花四起,然而小季和斌斌卻面無表情,他們呆呆地望著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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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聲音的暴力化介入,也在《站臺》中以同樣的手法呈現:鐘萍在醫院做完流產手術,廣播里用莊嚴的男聲播放國慶35周年天安門廣場的閱兵新聞。宏大的國家聲音播送到他們耳朵里,全然是一番悲愴的滋味。

“電影中的聲音主要以人聲為中心,人聲幾乎總是被給予特權,從其他聲音中突出、分隔開來?!睙o論是電視還是廣播發出的人聲,聲音都擴展延伸到畫外空間?!缎∥洹分胁煌5鼗仨懼ㄖ菩麄?、進行嚴打的國家聲,《天注定》中出現了戲曲《林沖夜奔》《玉堂春》的聲音。這兩處媒介聲音的征引,不僅強化了與生活的同步性,也旨在突出主觀聽點?!度五羞b》結尾,斌斌在警局里講述了搶劫銀行而未遂的過程,然后唱起了《任逍遙》:“讓我悲也好,讓我悔也好,恨蒼天你都不明了?!备柙~“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從斌斌口里唱出來,似乎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也似乎道出在原鄉插翅難飛的年輕人的灰色心態。

聲音代表著一種情境,也代表了一種吸引力。流行歌提供了空間線索,也隱匿了時間的游移與交錯。賈樟柯電影中流行歌曲通過轉換與引導,將觀眾帶入情感想象的視域。電影《站臺》中,出現了流行歌《妹妹找哥淚花流》《美酒加咖啡》《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路燈下的小女孩》《成吉思汗》《站臺》……李谷一、鄧麗君、香港歌手、莫斯科音樂,這些混合著不同地域經驗的聲音,交織出政治場域、經濟場域和民間場域,音樂喚醒了原鄉人對遠方的向往,同時也讓另一重時空從不可見變為可見。

《小武》使用了多首流行歌曲來表征人物荒誕的存在境遇。賈樟柯說:“我根據劇情的發展,特意選擇了那一年卡拉OK文化中最流行、最有代表的幾首歌,或者說最‘俗’的幾首歌,尤其是像《心雨》,幾乎所有去卡拉OK的人都在唱這個東西——那種奇怪的歸屬感?!稅劢礁鼝勖廊恕纺菢右环N很‘奔放的消沉’,《霸王別姬》里頭的‘虛脫的英雄主義’?!碑斠魳蜂侁愒诋嬅胬?,音樂就變成一個敞開的聽域。一方面,音樂自身設定了審美情境,另一方面音樂溢出了預設的聲音語境,與畫面進行共同敘事時,預設語境便發生了扭曲。

《山河故人》引用了粵語歌《珍重》。第一次使用《珍重》,是沈濤要在張、梁之間做選擇,歌曲唱詞“突然地沉默了空氣/停在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濕雙眼漸紅/難藏依戀及痛悲”,預示了沈梁分手;第二次使用《珍重》,是沈濤站在高處眺望破敗的汾陽縣城,不知該做何種選擇;第三次使用,是沈濤送別年幼的兒子,火車上母子掛著一副耳機,茫然地聽《珍重》,歌詞從“停在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一直播到“多年情不知怎說起”;《珍重》第四次出現,是張到樂和張艾嘉互相問起來自中國的哪個省份,以及移民澳大利亞的原因。

《珍重》是20世紀90年代歌手葉倩文的經典之作?!墩渲亍返穆曇粑谋?,幾乎可以涵蓋《山河故人》中的特定情境、情節與人物命運。葉倩文的《珍重》預示著人物交會或者離散,也喚起了身份與懷舊空間。電影中,流行音樂具有互文功能,它將原鄉的存在語境醞化為具象化的聲音表述。這種表述直陳歷史,將不可見化為可見,同時“將零散的歷史碎片集結為直觀、連貫、通暢的歷史敘述,同時將其轉譯為一種觀眾可以輕易解讀的文本。雖然這種文本只是在模擬、轉述歷史,卻因其特有的將‘曾在’(le cela-a-été 巴特語)直接呈現于當下的能力,產生了某種與歷史真實的相互競爭的關系”。流行樂奠定了懷舊的語調,喚醒了原鄉的集體記憶。趙靜曾說:“懷舊的時刻是一種準備脫離過去、脫離一切結局和回響的文化標志,為將來的盡善盡美做準備?!薄墩渲亍钒缪萘藨雅f者角色,它是一種文化身份的回響,也是一種過去記憶的追憶。電影里粵語歌《珍重》和英國歌曲

Go

West

形成了鮮明對比。

Go

West

曲調激昂明快,充滿了移民動員與宣傳力量;《珍重》基調傷感,令人抑郁傷懷。這兩首歌征兆了電影的主題:原鄉還是異域?

聲音敘事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敘事機制。電影《天注定》描述了不同地域的幾個人物:山西,主人公大海對村里煤礦被霸占感到非常憤怒,不公正的利益分配迫使他走上告狀之路,他被人用高爾夫球打得頭破血流。這時戲臺上唱起了戲曲《林沖夜奔》,林沖被高衙內逼上梁山,大海也走上了殺戮之路;重慶,主人公三兒在外面殺了人后回家。過完年后三兒搭乘大巴踏上異鄉,大巴車上正放著杜琪峰《放逐》中白紗帳中槍戰的段落;湖北,小玉在賓館值班,桑拿休息室播放著徐克電影《青蛇》,她拒不服從兩個嫖客的要求,憤而用刀殺了二人。當小玉到山西開始了新生活,戲臺上在唱《玉堂春》:“蘇三,你可知罪!”望著戲臺上的蘇三,小玉流下了眼淚。電影借由戲曲情境中冤屈的聲音,嵌套出獨有的視聽景觀。這四則現代性故事包孕了古典俠義、冤屈與抗暴主題,他們與媒介中的古代人物跨時空對應,形成獨有的語境承接。

從歷史到個人,從戲曲和電視劇切入到人物內心空間,聲音的出現經過一系列的美學規劃和視角裁剪。經過選擇的聲音緩慢地、自然地抵達敘事效果。聲音分支將不可見的轉為可見的,它是一種話語生產,“描述特定空間中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的權力關系,也包括對既定知識和歷史的深刻懷疑”。來自于他媒介的聲音在與現時語境形成互文的同時,也在進行修辭。這種聲音敘事模式旨在制造一種肅穆的電影氛圍,它有別于正史敘事,有別于簡單的配樂,而是通過深層次的精神映照來重寫原鄉。聲音的混雜與交錯,使賈樟柯的電影輻射出新的美學維度。其電影聲音擺脫了傳統電影對于人聲、環境聲、音樂的界限區隔,將這三者進行了混同融合,貫通于整個原鄉敘事過程中。

三、觀與被觀:凝視的視覺政體

“他人注視著我就足以使我是我所是了?!彼_特引入“注視”一詞,旨在言明目光注視時的復雜性質。這種復雜,包含了時間、空間與身份互動,制造出新的身份政治。電影《小武》《任逍遙》《天注定》的結尾無不是在他者的注視中完成的,不同的是,《小武》和《天注定》在圍觀中凄然落幕,《任逍遙》是在警察和年輕的匪盜注視中結束。

電影《小武》以公眾圍觀小武被抓做結,圍觀場面頗為醒目,評論家白睿文將之與阿Q上刑場的圍觀場面相提并論。電影結尾小武因偷竊被抓,他蹲在馬路邊,手銬在鐵絲上。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注視著他,他站了起來。越來越多的人過來圍觀他,最后他又無奈地蹲下。這時,畫面上傳來三輪車嘟嘟的聲響。薩特說:“他人的目光向我的方向匯聚,是一種純粹的告誡?!薄敖^不是眼睛注視我們,而是作為主體的他人在注視我們?!彼_特借“注視”,言明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聯?!白⒁暋币辉~不僅指生理學視力,而且指一種社會關系延伸的目力。圍觀不僅界分出社會群體,也令人物發生了身份危機。凝視結構出一種社會關系,同時也在進行一種意向引導。視覺性“使物從不可見轉為可見的運作的總體性。這種總體性既包含看與被看的關系,也包括生產看的主體的機器、機制、話語、比喻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還包括構成看與被看的結構場景的視覺場”。

作為觀看機制生產的重要機器,電視機是賈樟柯電影的重要命題?!缎∥洹酚秒娨暀C重新界定身份與道德的邊界。靳小勇是小武的朋友,金盆洗手前是一名竊賊,他通過販私煙、開歌廳,搖身一變上了電視,成了新聞里的“民營企業家”。電視新聞炮制出靳的企業家身份,這種身份再造直接影響了他和梁小武之間的關系:靳小勇結婚時沒有告訴小武,小武主動送給他的彩禮錢也被退回。兩人當面對質,這件事指陳友誼的破裂,也指陳社會身份區隔。最后電視上播放歌曲《心雨》,靳梁二人在不同的空間收聽到了歌曲里的唱詞:“為什么總在那些飄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彪娨暀C在電影中通過銀幕制造了裂隙,制造美學修辭:這句原本描述男女情人之間思念的唱詞,此刻變成了靳梁二人對友誼的懷念。電影中,梁小武在監管所里看到了自己被公安局抓獲的新聞。新聞里,昔日的好兄弟三兔對小武被抓嗤之以鼻:“像他這樣的害群之馬,就該抓起來!”

電視機用新的視覺政體塑造他者身份,也用媒介秩序制造出了國家想象。賈樟柯的電影里有很多居民看電視的場面,這一場面將國家想象拉入原鄉現場,拉進切實的在地表述中。通過觀看與映照,原鄉空間維度立體起來。非職業演員王宏偉融入觀眾熟知的生活中,電影因此具備了文獻與檔案性質。在看與觀看的視覺政體構筑中,電影構成了對日常生活的仿真。仿真虛擬出另一重空間維度,仿真視像,溝通與關聯出了不同的空間、意義、評價。

《小武》結尾公眾對小武進行圍觀,小武是目光的焦點,他是暴露的;《山河故人》結尾觀眾在看戲曲,戲曲的內容是《玉堂春》里蘇三起解的段落,小玉的在場是匿名的。觀眾對小武的圍觀是現場的,它讓民間輿論直接現身;后者對小玉的圍觀是匿名的,電影觀眾通過小玉的觀看,感知到她的私人記憶和蘇三的冤屈經歷形成共鳴,環繞在她身旁的現場看客則渾然不知。這兩部電影中,一重是現身的民間記憶,一重是隱秘的私人記憶,而后者因女性身份的緣故,再加上看客的麻木,其身上背負的冤苦更為沉重。如此看來,公眾“觀看—圍觀”本身就具備社會話題性,公眾因“差異構成了認同”。電影觀眾通過“觀看—凝視”戲臺上的蘇三,讓集體記憶和私人記憶共同顯現。非常隱蔽的是,《天注定》對于原鄉的地方敘述依然參照“宏大敘述”的范本:蘇三和小玉的故鄉都是大同府的,為突出這種古意,電影特意讓大同古城墻的一角呈現在畫面里。小玉對古人蘇三的認同,既因共同的創傷經驗,又因共同的地域身份。需要警惕的是,這種宏大敘述的參照架構中并無原鄉敘述的位置,原鄉被隱蔽了。換而言之,“地方感和地方知識已經迅速地被大眾傳播所無限復制的經驗取代了”。

“當世界上的某些顯現似乎向我表露了一個注視時,我就在我本身中把握了某種‘被注視’以及它的把我推向他人的實在存在的固有結構?!比绻赝短熳⒍ā分械囊曈X喻像,不難發現電影縫合了地域劃分、動物形象和新聞事件:山西—大?!R匹(新聞原型為山西大同胡文海殺人案),重慶—三兒—鴨子(新聞原型是周克華持槍搶劫殺人案),湖北—小玉—蛇(鄧玉嬌案),廣東—小輝—金魚(富士康跳樓事件)。維特根斯坦說:“邏輯空間中的事實是事件。而圖像呈現邏輯空間中的事態,呈現諸基本事態的存在與不存在?!痹谟^看的互聯之中,動物和新聞隱喻了人的現實處境,同時與既有的故事范本構成語義關聯。社會新聞事件和動物意象的糅合,表達了電影的主題:尊嚴與戾氣。

僅以蛇的喻象為例,《山河故人》中出現了江湖藝人表演蛇藝、《青蛇》和《新白娘子傳奇》片段,電影對原有電視文本的引用,把觀眾帶入到新的敘述場域。德勒茲認為有兩種時間現象,一是作為整體的時間,一是作為間隙的時間。無限擴大的現時變成了整體本身,無限縮小的真題變成了間隙。新的場域對文本碎片的重新整合利用,它既指認當下又指認過去,通過共同的文化經驗,電影在與多重觀眾的互動中縫合了作為裂隙的時間。加拿大學者伯內特用“后圖像”的概念來說明視覺運動軌跡,“視覺系統的活動會產生一系列的圖形軌跡,結果會形成一個‘后圖像’”。后圖像是一種視覺隱喻,先在的視覺文本預設了意義,但受眾會根據現時的境況進行意義再擇,產生新的知覺場域。小玉的故事范本有多重敘述面向,一面是小玉的愛情與第三者的身份,一面是蘇三的冤屈,一面是鄧玉嬌案。這三重面向指向了不同的時間:歷史、當前與過去?,F時的面向直陳電影故事本身,歷史面向比照了青蛇、白素貞和許仙之間的三角戀模型,當下的時間比照了鄧玉嬌案?!短熳⒍ā分忻鑼憱|莞風月場選秀的一段影像里,電影敘事將昆曲選秀、花朵開花、情色想象摻雜在一起。視覺觀看為敘事提供了多重解讀路徑,多文本交會的敘事“談論了特別的人和特別的沖突、問題、威脅或使生活變得復雜的任何東西”。

賈樟柯說:“有兩個對我影響最大的電影導演——德·西卡和布列松,在他們的作品里都表現過偷竊的人——《偷自行車的人》《扒手》,這都是我上學時候最喜歡的電影?!薄锻底孕熊嚨娜恕肥堑隆の骺ㄔ?948年的經典之作,它是新現實主義“把攝影機扛到大街上”的扛鼎之作?!锻底孕熊嚨娜恕防锊⒉槐苤M貧困主題,也不回避現實生活的細節。賈樟柯傳承了德·西卡的精神,在電影中納入大量的生活視景,《小武》正是對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致敬之作。電影中對生活視景中最為典型的呈現是墻壁上的標語和涂鴉。當這些視像在電影中重現時,觀看就制造了新的政治。街頭標語是一種時間痕跡,它將另一重時空維度納入進來。電影《三峽好人》的海報設計,正是人民幣背后的三峽地理。趙濤與韓三明分居河流兩側,他們像分開的牛郎與織女,中間隔著三峽。這是一種曖昧的設計。它似乎在溝通當下,又似乎在傳達懷舊。和《小武》一樣,《三峽好人》出現了很多20世紀90年代響應國家政策、動員工人的墻壁標語。趙濤前往奉節尋夫時,遇到了一起工人討薪事件。在廢舊的工廠里,鏡頭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畫像搖到討薪現場。

作為典型的凝視觀看機制,電視機建立起一整套的自我與他人、被動與主動、個體與世界的辯證二分的實踐機制。電視新聞無疑在跨空間地域流動性最強?!度五羞b》中,電視像一面凸透鏡,放大了關系想象。小季和其他觀眾一起在電視前觀看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新聞,電視新聞呈現的是正面的、宏大的、積極的面向,可對他而言,電視機中的國家想象對他的生活構成了否定?!度龒{好人》中,電視里播放了一則國家領導人視察三峽施工的黑白片段。電影插入片段影像,似乎在言明言外的旨意??傊?,電視片段溢出了線性故事,重組了美學時空,將觀眾引入到復雜的語境。這段電視片段和電影中的小馬哥一樣,將電影指向了全新的詮釋維度。當小武和小馬哥們拿所“看見”的世界來比照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時,原鄉的觀看經驗并不能產生認同。

四、原鄉身份:地方敘述與現代性

“我身上有兩個世界/但哪個都不完整/它們血流不止/邊界正好穿過我的口腔?!边@是德國詩人扎菲爾·澤諾卡克在《雙面人》中的幾行詩句。這兩句詩描述現代性背景下德國地方鄉鎮的現實境遇,也在某種程度上概括了賈樟柯電影中的原鄉身份:原鄉汾陽作為一種地域身份,在電影中既是故鄉又是異域,汾陽既是一種身份歸屬又是身份分離?!渡胶庸嗜恕芬砸环N移民口吻進行離鄉寫作,地方性的消失是電影重要的內容,原鄉的矛盾性在《山河故人》中尤為明顯。

黃建宏認為,地理—電影(géo-cinéma)中的地理有兩層含義:一重是該電影的新轉折與地域性的各種脈絡或造型特質息息相關;另一則是其思考模式以空間性作為生產差異的主要依據,即使在強調創生時間性的論調中,也必須以地域界分作為描述根據。傳統故鄉題材的電影風格在于講述“故鄉”這個穩定詞匯同“異域”危險的進攻之間的沖突。耿占春認為,“地方性敘述不一定有完整的敘述形式”。地方性敘述提供的故事顯然帶有新聞性。地方敘述提供了一種民間言說,這一身份回到了原鄉經驗的現場?!缎∥洹分?,覆蓋全片的語境是地方新聞:警察嚴打盜竊行為的新聞、民營企業家發跡致富的新聞……電視臺記者采訪小偷三兔什么是“嚴打”,市民們圍觀新聞采訪。這種圍觀頗有意味:小鎮敘述中,新聞媒介制造的輿論旋渦流是非常小的。因為,小地方適用的社會準則依然是熟人社會,流言自然會以人際傳播的形式散布社會。比照久遠的非地方新聞,這種敘述力度因為地域親近而易于接受。

賈樟柯的很多電影陳述原鄉與他鄉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要么展現異鄉人涉足原鄉的境遇(《小武》中的四川歌女),要么被轉喻成原鄉人到異鄉的尋親母題(《三峽好人》中的山西人去外省尋親)?!渡胶庸嗜恕方鑿埖綐返膽倌盖榻Y轉述導演的原鄉情結,原鄉情結又被升華為全球化語境下對地方性的尋找。地理空間變化勾起原鄉記憶,也造成原鄉認同的障礙。

《山河故人》是原鄉與現代性交織的電影文本。1994年,2014年,2025年,這三個時間涵蓋了過去、現在與未來,地理空間并置了汾陽、上海、澳大利亞。通過時空混雜,電影將原鄉認同的命題搬上了銀幕。電影將原鄉與異域并置,將地方性與全球性并置,這產生了強烈的張力。電影中,張艾嘉是一名老師,她在外國教授漢語,教學生如何用漢語拼寫自己的名字?!靶彰边@個細節展露出全球化語境對地方身份的壓抑。阿瑪蒂亞·森的身份理論闡釋里,多元社會環境會生成多重身份。在多重身份中會有一種優先性身份,優先的身份在認同過程中占據了支配性地位。對于歸屬感的需求和基本的文化理念,決定了身份選擇中的優先性。從小城汾陽到都市上海,從中國上海到外國的澳洲,張到樂身上背負的故鄉逐次散佚,伴隨著故鄉身份散佚的,是電影中暗示的文化身份問題。語言塑造了本體的安全,語言表征了地域經驗。電影中,不論是“汾陽—上?!睂δ赣H稱謂(“媽—媽咪”)的爭奪,還是“汾陽—澳洲”的地域性對峙(山西方言—英語),語言的混雜誕生了焦慮。原鄉成了現代性的對立面,傳統也成了全球化語境下的他者:張晉生在電影中被塑造為異鄉客,他在澳大利亞用汾陽話講出了身份認同的疑惑:“你知道什么是自由?中國不允許私人有槍。澳大利亞法律剛改,可以買槍。老子現在就買了很多槍,可是老子現在連個敵人都沒有。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個屁!”

汾陽與澳洲不僅在空間上互為他者,而且還以西方/非西方、農村/城市的面貌彰顯斷裂的時間。在這種時空比照中,差異、例外和邊緣便產生了。因為它不自覺地確立了中心,樹立了參照,用全球性完成對地方性的收編,制造出話語壓抑和身份的自我壓迫。地域離散造成了張到樂的身份焦慮。原鄉攜帶的血緣關系消失了,漢語確立的傳統也消失了。張到樂和張艾嘉兩個角色混雜了地方性背景和全球化語境,電影用二人的男情人/女情人、類母/子關系,轉喻地方性/全球性關系。

阿瑪蒂亞·森那認為,身份與認同感和身份選擇密切關聯。環境塑造了自我身份,提供了客觀的自我感。身份賦予人們“一種共同歷史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力量,并在此歷史基礎上形成一種歸屬感”。在時間上,原鄉是記憶和過去,是精神與文化的體認。原鄉的地域身份,是精神安全的家宅。張到樂身上缺失了原鄉的維度,他與生母分離,與生命中圓滿的經驗相分離?!渡胶庸嗜恕分?,葬禮是電影濃墨重彩的一部分。葬禮暗示了分離:沈濤與父親的分離,是與原鄉傳統相分離;沈濤與兒子的分離,則是徹底的母體分離。沈濤在汾陽經歷了生、老、病、死,經歷了完整的生命體驗。沈濤是全片中唯一一個與父輩有確切家庭關系的人,其他人與故鄉和父輩的背景關系都被虛化了。原鄉“痕跡”在電影中處處顯露:挑關公刀的男孩、古塔、小餐館、汾陽車站……這些痕跡和《小武》《任逍遙》《三峽好人》中不修邊幅的原鄉視景全然不同,《山河故人》中汾陽的面貌像地方性和全球性的折中調和,原鄉粗糲的視景漸漸隱去,精美的畫幅和規整的構圖看起來更像原鄉的索引——精致的構圖就像電影中的鑰匙隱喻,它既是打開記憶空間的工具,也是與原鄉分離的物證。

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是一種風險文化,現代性的本質是一種后傳統秩序。在現代性的條件下,信任與安全、風險與危險以種種具有歷史獨特性的方式并存?,F代社會的動力包含三個因素:時空分離、抽離化機制、制度反思性。吉登斯認為,現代性和全球化使在場和缺場糾纏在一起,讓遠距離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原鄉與家庭的在場是抵御現代性的屏障。賈樟柯的電影中,探尋家的過程也是探尋原鄉的過程?!墩九_》結尾,崔明亮在自家的沙發上睡著了,殷瑞娟哄著哭鬧不已的孩子,煤氣爐上水壺燒開,發出陣陣響聲?!墩九_》結尾,電影是溫馨但又悲觀的:崔明亮未能走出故鄉,最終回歸到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把這個片段放在賈樟柯的整個電影譜系里來考量,它又是溫馨的,因為它指陳了原鄉最終的主題——回家。原鄉所塑造的“本體安全”,在《站臺》結尾得到了最好的說明。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這樣闡釋在家的感覺:“內在感、自由、個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惫枢l的意義肇始于故鄉的失落或者改變,也暗示了原鄉敘述行為的癥結——敘述的本身即是一連串的“鄉”之神話的轉移、置換與再生。葉倩文的《珍重》中有一句唱詞:“它方天氣漸涼,前途或有白雪飛?!睂Z樟柯而言,原鄉汾陽回不去了,汾陽和其他的中國縣城一樣,裹挾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雙重語境中。雖然回不去了,但返鄉書寫無疑提供了一種重要思考。原鄉提供了在家的感覺,也提供了世俗語境中精神回鄉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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