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賑濟浙西七州狀》看蘇軾公文寫作風格

許皓婷

一

蘇軾（1037—1101），侍讀學士，禮部尚書，宋代著名文學家。嘉祐二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蘇軾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后，蘇軾曾任翰林學士，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是蘇軾在杭州任上所作，此前蘇軾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便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此時的蘇軾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至闊別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

蘇軾在杭州任上時，江南發生了連續性的水旱災害。這場災害的主要波及區域為兩浙路、淮南路、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部分地區。其中，尤以兩浙受災最為嚴重。由于元祐大水，又多風潮?！埃ㄌK、湖等）數州不獨霪雨為害，又多大風，猝起潮浪，堤堰圩垾率皆破損，湖州水人城中,民家皆尺余,此去歲所無有也?！盵1]北宋慶歷二年，自修筑“吳江挽路長堤”后，太湖下泄水口受到阻礙，使得“水常溢，浸罐三州（蘇、湖、常）民田”；[2]同時筑堤也造成吳淞江水流變緩，下游淤淀縮狹，加以潮汐頂托，市場壅滯不暢，潴水肆虐蘇州及秀州華亭之田廬。這一現實情況，使得兩浙地區的水災災情又進一步加重。

二

元祐四年至六年，兩浙經歷了數次災荒?！岸悍e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損，高下并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薄镀蛸c濟浙西七州狀》主要敘述的是元祐四年的饑荒。當時的兩浙路正鬧饑荒，蘇軾帶領百姓抵御自然災害，他把修官舍的錢用來買米賑濟災民，先救濟饑餓的百姓，再修繕屋宇。并在《乞賑濟浙西七州狀》向皇上反映了災情，以朝廷撥下供米二十萬，寬減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賜度牒三百道為終。

蘇軾在《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中敘述了浙西兩路的饑荒情況，并將其上報給宋哲宗，希望他采取“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的辦法，而民自受賜矣?！镀蛸c濟浙西七州狀》中首先提到了浙西兩路的積水影響到了糧食水稻的豐收，又結合熙寧年間的災荒，將災情的嚴重情況用文字鋪敘在統治者的面前，讓統治者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次就米價的昂貴這一話題延伸出去，介紹了造成米價昂貴的原因，乃是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傾所致。官員借災害中飽私囊的情形，蘇軾主要從三方面來寫。其一，官員借災害催促逼迫百姓征收田租地稅；其二，由于上供定額斛數目太大，官員未能準備齊全，而發令調遣嚴緊，官吏從中阻攔，導致糧食漲價，買進更貴；其三，官吏在得知寬減政策的情況下，更加不盡心提前謀劃準備。蘇軾就這些現象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只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數交割與后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p>

在米價這個話題之外，蘇軾還關注到了浙中的錢荒與群黨集結販賣私鹽的問題，可以說是真正的體恤民情了。錢荒即流通領域內貨幣相對不足而引發的一種金融危機。宋朝是一個經常鬧“錢荒”的朝代。宋仁宗朝慶歷年間，江淮出現過“錢荒”；宋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民間謂之錢荒”；哲宗元祐年間，“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貴而錢少”，南宋后期，錢荒物貴，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錢荒”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

宋朝“錢法”很亂，銅錢、鐵錢和鉛錫錢同時流通，各州都有權自行鑄錢，民間還存在私人鑄錢的情況。錢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并且價值多變，非?；靵y。川陜地區通行鐵錢，十個鐵錢換一個銅錢；長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錢也不一樣，一貫實際有多少個錢也是不確定的，有800或850個為一貫的，也有480個為一貫?；实墼浵略t要以770個為一貫，但是各州“私用則各隨其俗”，所以完全是筆糊涂賬。這種混亂的錢法，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宋朝中央政權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體現。宋朝還出現了類似于紙幣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現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沿海地區，而是出現在落后的內陸四川地區?！敖蛔印钡某霈F并非商品經濟發達的產物，而是因為四川地區缺銅，國家又沒有統一的貨幣，所以只能用鐵來鑄錢。鐵錢價值很低又很重，十枚鐵錢換不來一枚銅錢，又不方便攜帶，所以商人才想出了“交子”這個主意：把錢存入錢莊，換來紙質的存錢證明，從而便于攜帶和交易。

但是“錢荒”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錢沒有出現在正確的地方。大量的銅錢流通不暢，在一些固定的地方長期貯存了下來，宋朝富室熱衷于收貯銅錢便是其中一個表現。因為銅錢能夠保值，相對于交子的不穩定性，人們更傾向于選擇銅錢。銅本身的價值是穩定的，但是銅錢超發，錢就會貶值，宋代大量鑄造銅錢，使得銅錢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貫錢價值一千文。但是從銅本身的價值出發，將一貫錢熔成銅器出賣，其值將超過一千文。如此一來，“毀錢鑄器”便成為了有利可圖之事。于是，江浙一帶的百姓，以銷毀銅錢為利，習以成風。由此看來，江浙正是兩宋“錢荒”的重災區。

三

宋代雖結束了晚唐五代的統治，但是卻多多少少繼承了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風。蘇軾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風：“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盵3]楊億是西昆體的代表人物，西昆體正是為了對抗宋代華麗浮靡的文風而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蘇軾的主張，即文章要“有為而作”，聯系現實，針砭時弊，而不是泛泛而談，不達要點。宋代中期，在當時聲勢頗大的古文運動的影響下，有關文章及公文寫作理論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古文運動促進了當時的文風由晦澀華靡向平易暢達的轉變。隨著古文運動的深入，公文擬制的風格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宋代的公文也就帶上了淺易平實、議論準洽、更加適用于政務等特點。蘇軾顯然受到了當時文風的影響，其創作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宋代的公文中有一些特定的公文用語，公文用語的使用使公文更加適用于政務，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從而使得公文更加言簡意賅?！爸笓]”一詞在《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中共計出現了五次?！爸笓]”實是通假字，通“旨揮”，意為天子命令，帝王的詔敕、命令，用于概括指稱高層上級的下行公文。蘇軾另有公文《放榜后論貢舉合行事件》中亦用到了“指揮”一詞：“欲乞特賜指揮，今后差使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才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毕Ｍ噬辖迪轮家?，不要把擇人的標準局限在經義、詩賦中，從而粉碎“民間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的謠言。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指揮”一般用在作者所揭示的社會現象或者提出的建議后面，以表達希望統治者做出相應措施的決心。蘇軾在《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中亦云，“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后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奸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之患?！备侵攸c指出指揮的作用所在，以統治者的威望，降下帶有命令的旨意，監督貫徹，嚴厲約束，從而達到社會安定的效果。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中還有一個特定的公文用語：“契勘”?！耙娊裰鹬莺图e常平斛斗及省倉軍糧……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其中“契勘”一詞意為言查、按查；考核、查考。契勘以言查、按查之意在蘇軾的文章——《應詔論四事狀》中多次出現：“契勘熙寧四年以后至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萬貫?！薄捌蹩薄币辉~，后常接年份或是數量詞，如：“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以來，迨今首尾五年，才放得二十三戶?！卑床楸局菟符}戶四百四十五戶，但是朝廷下旨大赦后，五年間才放得二十三戶。此處使用“契勘”一詞，語氣嚴肅，意在使人正視此事件。

數字是從數量上說明事物特征或事理的最精確、最科學、最有說服力的依據，蘇軾在《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中便大量運用數字，鮮明地反映了災情的嚴重性?！翱睍鯇幹袃烧沭囸~，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蔽鯇幠觊g米斗兩百，大半百姓仍死于饑荒，而今米斗九十，實在令人憂慮。前后兩處數字的對比，給人一種視覺上的直觀感受，從而認識到災情的嚴重性。蘇軾又以“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余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刷變轉不行，官吏急于趁辦，務在免責……”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大抵情況：供額大量虧欠，官員急于辦理，務在追求免于罪責，相當于現代的“只求數量，不求質量”。文章多處出現具體的數字，看似冗雜，其實暗含深意，大量數據的使用，使得文章更加具有說服力，引起朝廷的重視。

重視文章的社會作用，是中國古代傳統文章學的一大特點。古人的文章概念大多指應用文，即公文。宋代以前，人們注重的是文章的教化作用，并未將文章與具體的“事”聯系起來，直到宋以后，人們才漸漸意識到文章的社會作用，也漸漸產生了“文以致用”的觀點，這一觀點在蘇軾的言論中有明顯的表現。他提出文章“以體用為本”，認為文章應如五谷，可以療饑；應如藥石，可以治病。即注重文章的實用性。

蘇軾的大量政論文都對社會流弊、社會現實中的矛盾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吨G買浙燈狀》就是蘇軾親眼看到百姓為“半價購燈”的旨意所苦的生活，從而向皇上呈上的公文，又有《上皇帝書》和《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皆是這樣的作品。到晚年，他還教誨自己的晚輩，寫文章要華實相副，不能只顧著文章外表的華麗而不顧內容的實用，并且向晚輩總結自己平生的創作是“春秋古史乃家法?！边@種以文褒貶是非的創作態度，正是他重視散文的思想內容及社會作用的觀點的體現。

通過對《乞賑濟浙西七州狀》一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蘇軾公文的大概風格。這篇文章是蘇軾在前期所創作的，反映了他的政治憂患。蘇軾一生仕宦，愛國愛民，勤于政務，忠于職守并政績斐然，他心系民生，憂國憂民，在任期間大多為民請命，了解民生艱苦和煙火之樂，是名副其實的“父母官”。

縱觀蘇軾的公文，筆者發現其公文大部分是針對民生民情，社會弊病而作的?！镀蛸c濟浙西七州狀》便是蘇軾在杭州任上了解了浙西災情之后所作。又如《奏浙西災傷第一狀》與《奏浙西災傷第二狀》，亦是為浙西兩路的災情而作。蘇軾撰寫公文長于議論，遣詞造句典實平易，具有一定的特色：善用明確的公文用語，使得文章更為嚴謹并引人重視；慣用大量的數據來說理，使人信服；注重文章的社會作用，所作文章大多是為了針砭時弊。受宋代中后期文風漸趨理性的影響，蘇軾撰寫文章更為尊重客觀現實，但是也沒有完全摒棄感性的寫作風格。他客觀地敘述災荒所導致的社會問題，而又不時流露自己的同情，其坎坷的人生經歷使他與下層百姓更加親近，在一定程度上對他的公文創作風格產生影響，從而使其公文具有嚴謹的邏輯而又不缺乏真摯的感情。而同時期的其他公文，少有像蘇軾這樣真實地把情況描繪出來的，或是少報、虛報，更甚者知而不報，從而騙取下撥的賑金。這對于我們現代公文的寫作有一定的啟發，公文創作要求實，即要尊重客觀實際，實事求是，講求實效。

附：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睍阄髌咧蒈?，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損，高下并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余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刷變轉不行，官吏急于趁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于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谷添價貴糴，以此斛斗涌貴，小民乏食。欲望圣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余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只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幸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數交割與后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斗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圣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綢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為群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黨愈眾，或為深患。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群黨，皆許申鈐轄司，權于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睍鯇幹袃烧沭囸~，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圣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并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注 釋

[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5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829頁

[2]蘇軾：《蘇東坡集》（第15冊《奏議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69-79頁

[3]馬端臨：《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文獻通考卷三十一），吉林出版社2005年，選舉考四，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