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誅竄呂惠卿狀》賞析

陸 鈺

一

蘇轍（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元豐八年（1085），年幼的哲宗即位，當時高后實行更化政策，重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罷廢新黨及新法。之后，舊黨內部又分化，彼此之間相互傾軋，造成北宋后期政局的混亂。關于這一時期黨爭之性質，歷來眾說紛紜，柳詒徵說：“惟舊者偏徇俗見，新者間雜意氣，則皆不免為賢者之累。其后新黨為眾論所排，不得不用政見相之人，而小人乃乘而為利。舊黨當元祐中雖暫得勢，尋復分裂，而有洛、蜀、朔黨之別。而方始不以政策為重，而以黨派為爭矣?！盵1]王夫之曰：“元祐之政，抑有難于覆理者焉。紹圣之所為，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為，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也。嗚呼！宋之不亂以亡者幾何哉！”[2]更是將宋之滅亡歸咎于元祐黨爭。蘇轍是元祐黨爭的參與者，在元祐黨爭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元祐年間，蘇轍政治地位青云直上，直至宰執之位。據統計，蘇轍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擔任右司諫其間共上奏章74篇，可見其在元祐年間發揮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呂惠卿是北宋宰相，政治改革家，歷任翰林學士、知軍器監、參知政事、知太原府等職。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重要人物，也在推動變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呂惠卿大半生都糾纏于新舊兩黨的紛爭，仕途可謂波折。呂惠卿因和王安石政治理念相合而獲得他的器重，還得到了宋神宗的信任。在熙寧初年王安石執政時期，幫助他推動了青苗法、市易法等數項改革。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后，呂惠卿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繼續推動變法，變法過程中，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蘇轍歷來排斥黨爭，在實際行動中也能做到不黨不群、忠直為國，當時呂惠卿身處新舊黨派斗爭的勢力當中，他的行為使得朝廷內外人心惶惶、動蕩不安，因而蘇轍作《乞誅竄呂惠卿狀》，用以奏明圣上。

二

蘇轍寫這篇狀文的主要目的是彈劾呂惠卿。當時惠卿見正人匯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或許正是因為他這種自我流放之行為，使舊黨對他放松了警惕，蘇轍在《乞誅竄呂惠卿狀》一文的開篇便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呂惠卿是一個奸詐兇狠的小人，應當被誅殺放逐。在文章的主體部分，蘇轍分別從呂惠卿的措施、為人、影響這三個方面來解釋自己請求治罪呂惠卿的原因。

首先，蘇轍認為呂惠卿始創青苗、助役法，建手實簿法，使得“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札殆遍”，他所推行的新法致使民不聊生，同時他在朝廷排擠忠厚良善的官員，啟用小人；在軍隊變革軍制，戰亂不斷，枉顧實情，浪費糧食，破壞兵器等等，呂惠卿作為王安石變法的第二號人物，導致朝廷內外無法安定。

然后，蘇轍在《乞誅竄呂惠卿狀》中說“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奸兇，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眳位萸涫且粋€狡詐兇險的小人，他見利忘義、詭計多端，其在延安，壞亂邊政，至今為患。并且王安石對于呂惠卿來說，有知遇之恩，又有父兄之情，但是在涉及到權位之爭的時候，呂惠卿卻無視這樣的一份恩情而選擇與王安石反目成仇，凡此種種，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況且他絲毫沒有感到羞愧，正是因為他人品的低下，蘇轍在關于呂惠卿為人方面的彈詞頗為激烈。

最后，蘇轍在文中提到：“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于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笨梢?，當時有人彈劾其他官員，然而沒有人言及呂惠卿，蘇轍認為其原因不過是“蓋其兇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眥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呂惠卿他睚眥必較，報復心極重，以至于即使朝廷一團瘴氣，大家也都不敢上奏舉報呂惠卿。朝廷選才用人必當以人品為重，呂惠卿處在這樣的一群朝廷官員中，會使得官員的隊伍建設不能合格，影響國家的發展與壯大。至此蘇轍認為治罪呂惠卿是很有必要的。

在文章結尾處，蘇轍以真摯的情感，寫下了肺腑之言，懇請陛下能夠放逐誅殺呂惠卿。當然，除此之外，蘇轍又有《再乞罪呂惠卿狀》《論呂惠卿第三狀》請求將其“投之四裔，以御魑魅”?！短K潁濱年表》記載“辛亥，再責惠卿為建武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敝袝崛颂K軾當制，備載其罪于訓詞，天下傳訟稱快焉。

三

“狀”是古時敘述事件的文辭。狀文，有行狀、呈狀之分，行狀，是源于漢代的類似人物傳記的文種。所謂“行狀”，就是指一個人的德行狀貌意思，另外，還有“逸事狀”，它不同于正式的行狀，即并不全面地介紹死者的生平事跡，而僅記死者的某些逸事軼聞，應屬于行狀的變體。呈狀，一種上行文書，起源于漢代。漢代的“狀”主要是臣僚為皇帝察舉官吏時列其罪狀或才能,或者對某事進行評論、列其好壞時使用的文體。魏晉以后，老百姓訴訟開始使用“狀”，從此，下級向上級陳述事實和老百姓向官府申訴均可使用這一文種。這個時期的狀類文書，有“訴狀”、“牒狀”等，隋唐時，臣僚向皇帝說明情況、反映問題，也使用“狀”。宋代有“奏狀”、“申狀”。在明代又出現了“呈狀”。很明顯這篇文章是蘇轍向皇帝說明情況的文章。

文末的“貼黃”是一種文書制度，貼黃一制發軔于唐宋，而興盛于明清。在宋代，貼黃制度十分流行，不同于唐朝，貼黃制度已經不再用于對皇帝敕書的修改,而是作為宋朝公文制度中的一種公文補充制度而存在。宋人葉夢得的《石林燕語》：“今奏狀割子皆白紙，有憊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后，乃謂之貼黃。羞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輿日月道里，見于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盵3]?？梢钥吹剑核未N黃主要用于補充正文的內容。當用白紙書寫的奏狀札子，在內容上需要作某些補充時，則用黃紙補充寫上，貼附在奏書的后面。因此，盡管作用與唐朝貼黃的作用不同，卻也被稱為貼黃。而蘇轍在這篇狀文后的貼黃則是進一步陳述呂惠卿的惡劣影響，希望圣上明察秋毫。

此文以前人事例開篇，漢武帝時期的張湯，憑借虛偽欺詐，來迎合圣上的心意，擾亂貨幣，長訟獄使全國陷入混亂的境地，武帝幡然醒悟，殺了張湯，然后天下安定。唐德宗時，宰相盧杞，妒賢妒能，傷害好人，喜好征伐，協助完成橫征暴斂，使天下一個接著一個叛亂，等到流言四起，德宗覺悟，驅逐盧杞以后國家繼續存在。蘇轍用張湯和盧杞來影射參知政事呂惠卿，他擁有張湯的奸邪，又有盧杞的兇惡，行為詭異、變化多種多樣，行為不合法度，見利忘義，貪得無厭，更應當被誅殺放逐，以絕后患。

全文最大的亮點是以古喻今。近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用典，且無重復，段段切意。欒布和李績二人侍奉二主，但是他們都是有仁愛之心的人，而呂布和劉牢之一生反復無常，悖逆仁理，最終兩人都被殺害了。蘇轍用這些典故進而說明呂惠卿應當盡早被治罪，以除后患，既然他可以為了一己私欲而與有恩于自己的王安石反目成仇，那說明他有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重復這樣的情況。

同時，文中比喻手法的運用相當精煉，如“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間，譬如薰猶雜處，梟鸞并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碧K轍將呂惠卿處于忠誠有信用的官員之間，比作薰混雜在一起，貓頭鷹和鸞一起住，更加表明呂惠卿是朝廷官員中混雜在其中的不好的人，又如“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于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兇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眥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敝刑K轍將呂惠卿的兇悍猜忌殘忍比作了蝮蛇蝎子，可見他的為人兇狠，一旦再次被啟用，就將會報復之前很小的事情，因而蘇轍在此狀文中提出應該根除呂惠卿。

其次是對比的方法，文中將呂惠卿建手實簿法與王安石的青苗法進行比較，“甚于苗役”這幾個字更為明顯地揭露出了這樣的登記方法比青苗法更為嚴苛，使百姓不得安生，也積累了更多的怨恨。蘇轍使用對比手法，更為突出地體現出了呂惠卿在變法中所推行的新政給百姓帶去了災難，也影響了朝廷的威信，歸根結底，蘇轍還是希望圣上能夠盡快處置呂惠卿，避免更多不好的影響。

蘇轍注重文學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統一，要求作品須有自己的風格，自成一家。他的文章立意允當，結構嚴謹，行文簡潔暢達，語言樸實淡雅?！拔馁|兼美”是對一篇文章的最高評價，“文”指文采，說的是文章的藝術性，包括結構、語言等等?！百|”指的是文章的思想性。毫無疑問，蘇轍的《乞誅竄呂惠卿狀》達到了這樣的評價，全文圍繞“請求誅殺放逐呂惠卿”展開。其內容條理分明，邏輯嚴謹，分別從呂惠卿的為人、處世以及造成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旨在讓皇上了解呂惠卿的所作所為，并將其治罪。而在藝術技巧方面，能嫻熟地運用比喻、對比等手法，而用典作為全文運用最廣泛的手法，能更好的警醒當今圣上。整篇狀文主旨鮮明，說理透徹，格式完整。蘇轍將《乞誅竄呂惠卿狀》這中等篇幅的文章寫得波瀾起伏，委曲變化，同時又說理透辟精警，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當然，這也是蘇轍公文的獨特風格，同時這也與現代公文寫作上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注 釋

[1]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88．

[2]（明）王夫之著.《宋論》[M].北京：中華書局，1964：141．

[3]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