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孟子》和《莊子》在藝術結構上的不同

尹 旖

《孟子》和《莊子》作為我國先秦散文的代表，其文都展現出了高超的論辯技巧。對比兩書，不難發現除了在語言風格上二者有所不同之外，在文章的整體上結構上，《孟》文和《莊》文也表現出了不同的藝術特點。

1.《孟子》和《莊子》雖都以問答為主，但兩者間有顯著的區別

《孟子》全篇共三萬五千多字，所有的篇章基本都是由對話串聯起來的，而這些對話又多是以主客問答的形式展開的。這固然是先秦散文發展初期的一般樣式，但也可說是作者為了增加說服力而刻意為之的結果?！睹献印肺闹械膯柧涓爬ㄆ饋砜偣踩箢悾杭词欠菃?，特指問和選擇問。是非問如“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室毀名堂，毀諸？己乎？”反問句在《孟子》中的使用次數相對較多，如“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下，沛然誰能御之？”“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孟子》在進行論辯時，習慣將上述某一類型的問句連續疊加使用，使之成為一個排比問句。如：

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擘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足以供之，而王豈衛是哉？

這組句子全都是由疑問句組成，用來詢問梁惠王的“大欲”。妄圖使用武力稱霸中國的梁惠王自然是不會主動將自己的“大欲”告訴孟子的，由此孟子先用了一組選擇問句來進行提問，最后再以一個反問句結尾。在提問之時，孟子早已知道問題的答案，所以他搶先將所有可以排除的選項全部羅列出來，使得君主最終只能對這些問題給出否定的答案，而這樣便有利于話題朝著孟子預設的方向進一步展開。再如：

告子曰：“生之謂性?！泵献釉唬骸吧^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薄鞍子鹬滓?，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薄叭粍t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這段對話中一共出現了三個問句，這三個問句都屬于是非問句。孟子在提前兩個問題的時候，已經設下了圈套。設問句最初先從無關痛癢的地方入手，只需要對方回答是與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對方，使對方在問答初期容易掉以輕心。而等到孟子提出最關鍵的第三個問題的時候，卻已經不需要對方的回答了。

當然，孟子在與各家論辯以及游說諸侯的時候，并不僅僅單一地使用某一類問句，而往往是根據具體的情況，靈活地交替使用各種類型的問句來為說理服務。如：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者乎？”曰：“然?！薄霸S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薄霸S子冠乎？”曰：“冠?！痹唬骸稗晒?？”曰：“冠素?！痹唬骸白钥椫c？”曰：“否；以粟易之?！痹唬骸霸S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痹唬骸霸S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薄白詾橹c？”曰：“否，以粟易之?！薄耙运谝仔灯髡?，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此段對話以孟子提出的三個是非問句開始，這三個問句循序漸進地為下文的對話鋪設了陷阱。緊接著孟子將特指問句和是非問句交替使用，使得雙方的談話看似輕松隨意，實則卻是在一步步地將陳相帶進預設的圈套之中。如此一問一答幾個回合之后，孟子忽然一口氣拋出四個問句（一個特指是非問句，三個特指問句），卻并不再給對方留回答的時間。這樣一氣呵成的四個問句形成了一種鋪排的結構，更能在氣勢上打擊對方，使對方不論在理還是在勢上都無法再予以正面的回擊。

《孟子》中的問答形式多為一環緊扣一環，呈一種循序漸進的模式。即談話開始時，多為主客雙方一問一答的形式，而到談話尾聲對方無以為答時，孟子再通過一系列的疊加疑問句或陳述句，作為正常談話的總結，使對方徹底喪失還擊的能力。這種靈巧使用各種問句形式來麻痹對手，引對手進入自己陷阱的技巧，足以表現孟子論辯技術的高超。

與之相對，《莊子》中的問句遠遠不及《孟子》問句的復雜多變?！肚f子》散文雖然也有主客雙方對答的談話內容，但大多是一人向另一人求教的結構模式，其中求教之人大多是真心向道，所以在對話之中施教者并不需要使用一問一答這樣的互動。因此，《莊子》中得道者即使提出問題，往往也不需要對方回答。這樣，《莊子》中的問句大多是是非疑問句，而選擇疑問句和特指疑問句則相對較少。當然，《莊子》中也不乏問句用得精彩的篇章，如《秋水》：

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被葑釉唬骸白臃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p>

這則“濠梁之辯”便是巧妙地利用問句的方式偷換了“安”的概念，將表反問的“安”曲解為問處所的“安”，使得整段文字生動活潑，妙不可言。但總的來說，《莊子》中的問句不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文學性上都不能與《孟子》問句相比。當然如前所述，這也主要是由于兩書已經在體例出現了些微不同所造成的，并不能用來作為界定兩書優劣的標準。

2.篇章結構的不同

如前所述，《孟子》作為典型的語錄體散文，它主要是以記錄對話為主。這種語錄體散文的特點主要是直奔主題，極少迂回之處，如：

萬章問曰：“敢問友?！?/p>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吾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俏┬秊槿灰?，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于亥唐也?！朐苿t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于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p>

這段話主要是說萬章向孟子求教交友的原則。孟子的回答可謂始終緊扣主題。孟子在回答中，首先開門見山地給出交友的原則“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作為整段總挈；接著便以四個歷史人物為例，來闡釋這一原則。從百乘之家的孟獻子到小國之君的費惠公，再到大國之君的晉平公，最后是天子堯。這種身份地位由低到高排列的人物組合顯然是《孟子》作者精心安排的，目的是逐層深入地論述交友的最高境界。這四個例子雖然圍繞的都是同一個主題，但表述的立足點卻各有不同。作者在舉孟獻子之例時，采用的是概括表述加論說的方式；而在舉費惠公之例時，采用的是引言的方式，在舉晉平公和堯待舜之例時，采用的則是細節描述的方式。這樣的列舉方式，使得論說無論在整體上還是在局部上都顯得充實。最后兩例都采取了具體行為的描寫，則是為了使對比更加鮮明，使得結句觀點的提出顯得水到渠成。整段文字密切圍繞著“交友”的話題進行，沒有一處游離于主題之外，顯得格外緊湊；而在緊扣主題的同時，作者同時注意到了句子內部結構之間的調整，使得文章更加靈動更富于變化。

《莊子》在論說時，則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即文章的前半部分大多是由一系列的寓言故事所構成。這些語言故事內部之間的聯系也并不如《孟子》文中的寓言那樣緊密，它們的主角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動物，甚至可能是自然界中的現象?！肚f子》作者把這些看似雜亂無章的寓言串聯在一起，寓言之間幾乎不插入任何連接的話語，這便容易使人誤以為《莊子》散文的結構松散零亂，沒有固定的主線。但正如劉熙載《藝概·文概》中所說，“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里卻盡有分數”。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也指出，《莊子》是將“深邃的思想和濃郁的情感貫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條紐帶，把看似斷斷續續的孤例的寓言與寓言之間，段與段之間聯結在一起，融為一個有機體?！笔聦嵣?，《莊子》散文這種段落銜接略微松散，甚至有些段落看似脫離議論主題的情況，實屬《莊子》作者有意為之。如《人間世》全篇是由七則寓言構成，前三則主要是假借歷史人物的對話，描述統治者的殘暴與多變，以及臣子在輔佐君主之時的艱難處境，旨在揭露黑暗的社會現實。第四、五則寓言的主角則由人變成了植物，借社木、異木的遭遇來說明只有無用才能使自己免遭戕害。第六則寓言將社木、異木的遭遇轉換到形殘者支疏離身上，同樣表達了作者無用保甚的觀點。這三則寓言旨在說明亂世之中唯一保全自己的辦法。最后一則寓言則借楚狂接輿之口，直述現實的黑暗?？v觀全篇，這七則寓言并不是緊密圍繞一個主題來進行論述的，而是各自反映了其中的某個部分。而作者在創作這些寓言時，又極盡鋪張渲染之能事，使得它們即使作為單獨的篇章來看也極富藝術魅力。這些寓言恰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粗略看去似是獨立的個體，只有當讀者把這些寓言放在一起分析，才能品味出相對完整的主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