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宗教現狀及其對外交政策影響

文 婧

一.美國宗教現狀

美國可以說是以宗教立國的。正如美國政治學家艾倫·D·茨克所言：“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的政治?！盵1]四百年前，大批歐洲居民為了躲避宗教迫害，乘船駛往北美新大陸尋找信仰自由。這些早期移民以英國清教徒為主，他們到美洲追求的并不是經濟利益，而是人生的價值。這種宗教訴求是美國精神的起源，構成了美國文化的精髓，并滲透到美國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現代化和世俗化的發展，宗教對于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日趨下降。但在美國，宗教及其影響力并沒有衰退的跡象。1987年的統計資料表明，40%的美國成年人每周去教堂，87%的人曾向上帝禱告，71%的人相信死后有生命和天堂的存在，43%的人宣稱有過超常的精神體驗，57%的人認為宗教可以回答當今的全部或大部分問題，美國人對各種宗教機構比對政府部門和世俗化機構更有信心。[2]

以道德多數派和基督教福音派為代表的宗教新右翼有組織、有綱領地介入政治，是近30多年來美國宗教發展的新動向。1976年，浸禮派信徒吉米·卡特作為第39任美國總統入住白宮，加上當年《時代周刊》登載美國有5000萬福音派基督徒，故而人們把這一年稱作“福音年”，并由此開啟了新基督教右翼運動，形成了美國宗教史上的第四次“宗教大覺醒”。各宗教團體特別是基督教福音派一改對政治的冷淡態度，日益積極地涉入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希望以此恢復基督教道德文化傳統。他們利用各種渠道參與到美國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試圖用其信仰和主張影響決策者。有證據表明在過去的30年里，教會或宗教非政府組織對宗教機構的政治活動表現出越來越高的支持率，以華盛頓為基地的游說團體數量迅速增長，1950年時華盛頓只有16個主要的宗教游說團體，而截止1985年，這樣的團體至少有80個，并仍在增長，其宗教議程也比10年前更為廣泛。[3]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認為有必要將一種道德規范引入到對外政策中，而作為道德權威的宗教組織，則責無旁貸地起到推動作用。[4]鑒于信教者在美國人口中所占的數量優勢以及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傳統地位，美國政府在制定對外政策時也愈加考慮到宗教因素。

二.宗教對美國外交的影響

從宗教文化的角度出發，美國外交涉及的首要問題是宗教民族主義。所謂宗教民族主義是指民族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為本民族本國家的一切利益服務。[5]源于“五月花號”經歷，美國人一向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選民”，把美利堅合眾國看成是上帝在塵世代言人的聚居地。與這種“優越感”相伴隨的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美國人認為，他們有義務把基督教的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地，把那些仍處于無知和蒙昧中的人解救出來，使其皈依基督教、信仰上帝。表現在外交方面，美國人認為有義務把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傳播到全世界，有義務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從宗教壓迫和暴政專制中拯救出來，使其走向美國式的發展道理。正如資中筠先生所言：“這種使命感是同宗教信仰相聯系的一種傳教士狂熱精神，不弄清這一點就難理解自立國以來美國的對外行為模式?！盵6]

在當代，美國更是把宗教外交與人權外交相結合，利用宗教問題大打人權牌。1998年10月9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國際宗教自由法》。它要求美國國務院必須向總統和國會提交關于世界各國宗教問題的年度報告，并建議總統采取行政命令來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7]該法案是宗教對人權外交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標志。2001 年“9·11事件”發生后，布什拋出“邪惡軸心”論，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其主要依據便是中東地區恐怖組織對美國公民的人權威脅和薩達姆獨裁統治對伊拉克人民的人權壓迫。[8]美國各宗教團體也支持政府大力奉行人權外交，并要求政府阻撓聯合國、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對實行墮胎合法化的國家提供援助。

伴隨著美國國內政治多元化，各宗教團體作為有形組織機構直接參與決策的渠道更為多樣和便捷?；谧诮痰臒o國界性，宗教團體較易與國外的宗派教會發生聯接。這使得它們往往成為決策者制定對外政策時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信息來源。如“反誹謗同盟”擁有全美最大的關于反猶太主義資料的圖書館；“天主教救援組織”，“信義會全球救援組織”和“世界展望會”本身就是跨國行為體，它們在敏感的政治局勢下比救援國的外交機構還擁有更多的接觸渠道和更大的可信度。[9]有學者認為，宗教團體直接參與外交決策的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游說，這是宗教團體影響政策最常用的手段。它們或利用自辦刊物和新聞媒體引導輿論，或號召信眾就某一議案寫信并拜訪政府官員，或在立法期間直接勸說相關官員，使他們接受宗教團體的觀念從而影響政府決策。二是直接行動，包括和平示威、公關活動、公民抗命和暴力活動等。在1998年，克林頓拒絕了伊拉克提出的解決核查危機的最后建議后，一些民間組織和宗教團體就在白宮前舉行集會，反對政府準備對伊實施空中打擊政策，呼吁以外交活動化解危機；而80年代的“避難所運動”也是公民抗命的顯例，一些宗教團體公開反對政府對中美洲移民的嚴格限制，將來自該地區的難民安置在教堂和信徒家中。[10]三是安插代言人。對于宗教組織而言，要使決策者考慮其利益，最便利的方法莫過于在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代言人。如在1980年選舉中，“道德多數派”支持里根競選總統，里根當選后即任命“道德多數派”的人擔任教育部長。[11]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宗教團體會綜合運用手段，以獲取最好效果。

三.宗教影響力評價

傳統國際關系研究一直強調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在外交中的作用，較少涉及到抱負、情感、印象或態度等要素在對外政策和國家間關系中的影響。近年來這些因素愈加引起國際關系學者的注意。約瑟夫·S.奈指出，“國家政治性質的變化常常使無形的權力變得更加重要，國家凝聚力、普世文化、國際制度正在被賦予新的意義”。[12]這不得不讓人想到宗教以及宗教團體在美國外交中的作用：作為無形的意識形態從倫理道德層面介入通常由政治或戰略支配的外交領域，有助于理清國家利益的觀念，建構外交政策問題的道德話語和行動準則，并且為外交政策決策者提供指導、方向；同時作為有形的組織機構亦從若干層面作用于美國的外交事務。[13]透過宗教看國家間關系，無疑給外交政策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當然，并不能據此夸大宗教在外交中的影響力。由于宗教和宗教團體自身的局限性，它目前仍是外交政策制定時的非主要考量。首先，宗教和政治遵循的原則和游戲規則截然不同。宗教追求“絕對性”，執著于善惡，視妥協為背離信仰；而政治搏弈的基本原則是要尋找共識，達成妥協。宗教游說不是過于僵硬就是過于極端，一旦作出某種適應性調整又會背離原來的價值目標。[14]其次，美國宗教文化多元化，教派繁多，很難形成統一的利益實體，這種力量的分流必然削弱其在外交領域的呼聲。此外，宗教團體擅長宗教問題，而在外交涉及的其他領域，如軍控、反恐、經濟、環境等問題上則缺乏專業知識，它們的具體政策建議往往過于理想化，顯得與現實格格不入。

注 釋

[1][3][9]艾倫·D.赫茨克：《在華盛頓代表上帝：宗教游說在美國政體中的作用》，徐以驊、黃凱、吳志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2、5、117頁.

[2]徐以驊：《美國宗教的“路線圖”》，《宗教與美國社會》第1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第4頁.

[4]楊陽：《宗教非政府組織與美國對外援助政策》，《宗教與美國社會》第2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第461-462頁.

[5][7]董小川：《20世紀美國宗教與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09-210、143-150頁.

[6]資中筠：《戰后美國外交政策》（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第8頁.

[8]李方菁、馬艷朝：《淺談宗教與美國的“人權外交”》，《人民論壇》，2012年第11期.

[10][14]王珍：《宗教利益集團與美國外交政策》，《宗教與美國社會》第1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第138、148頁.

[11]胡藝華、田松柏：《美國公共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及評價》，《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12]約瑟夫·S.奈：《硬權力與軟權力》，著，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97頁.

[13]徐以驊：《宗教與冷戰后美國外交政策——以美國宗教團體的“蘇丹運動”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