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傳文學研究的百年回顧

趙 銳

口傳文學（oral literature）伴隨著人類語言的誕生而產生，它靠民眾間口耳相傳，是人類非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趥魑膶W也被稱為“口頭文學”、“民間文學”、“口頭傳統”、“口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目前，學界對口傳文學概念的理解較為寬泛，“口頭文學是指民間文學中純粹口頭講述、吟誦的口傳文學或口頭創作?？陬^文學與口頭語言密切相關，是口語語言的藝術。從形式上看這類口頭文學就有散說（敘事）體和韻說（抒情、敘事或抒情敘事相間）體。從體裁上看，散說體有神話、傳說、故事、笑話等；韻說體有古歌、山歌、情歌、生活歌、長詩、兒歌等；散韻相間體則有謎語、諺語等”。[1]總體而言，口傳文學指民眾集體創作、口頭傳出的文學作品，具有集體性、口頭性、傳承性與變異性的特點。我國對口傳文學的認識是在西方觀點上進行的，對口傳文學國外及國內百年研究現狀的梳理，有利對口傳文學認識與理解的深化。

一.口傳文學在國外的研究

在國外，口傳文學的學術自覺產生于18世紀和19世紀一批學者在對口傳文學與民族文化關系的研究上，他們認為民間口述與民族精神與性格密不可分。德國的格里姆兄弟（Jacob Grimm and Wilhem Grimm） 與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芬蘭的倫洛特（Elias L觟nnrot）、挪威的阿斯比約森（P.C.Asbj覬rnsen）等人文學者是此期研究的代表學者，在他們的研究影響下形成了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文化進化學說、太陽神話學說等主要研究思潮。

20世紀以后，西方口傳文學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研究學者積極借鑒了多學科理論和方法豐富了口傳文學的研究，將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引入口傳文學的研究，運用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法、女性主義、形態學等理論研究口傳文學，深化對口傳文學的認識。先后形成了“歷史—地理學派”、“地域—年代假說”、“文化方法論”和“功能主義流派”。

20世紀中葉以后，口頭文學研究研究不斷深化流派紛呈、學說更迭，呈現出跨學科、多元化的研究趨勢。出現史詩法則、口頭程式理論、形態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精神分析方法、民族志詩學、表演理論、女權主義理論等理論流派，其中口頭程式理論、民族志詩學、表演理論成為最為活躍的三個理論。

口頭程式理論又稱“帕里—洛德學說”是20世紀美國民俗學重要理論流派之一，是20世紀上半葉由美國學者米爾曼·帕里（Mi 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他們對南斯拉夫史詩歌手研究數年上建立的。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而直接動因與著名的“荷馬問題”相關。在對荷馬史詩的研究中，他們通過對南斯拉夫活態口傳文學的對比研究，印證了荷馬史詩源于口頭傳統的推斷，提出口頭程式理論?！芭晾锖吐宓绿岢觯骸坝幸恍┰娦谢虬胄性娛浅淌交?，因為‘這些詩行遵循著基本的韻律模式和句法模式,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個詞在詩行中占據相同的位置’。帕里將這個程式概念界定為:‘在相同的格律條件下,為表達一個具體的核心意義而慣用的一組詞’”。[2]“口頭程式理論的精髓，可以概括為三個結構性單元的概念：程式（formula）、主題或典型場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類型（story-pattern or tale type）,它們構成了口頭程式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3]。帕里約翰·邁爾斯·弗里的著作《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則是對口頭程式理論進行了的詳細闡釋。這一理論在“口傳性”與“書面性”的辯證關系上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化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沃爾特·翁（Walter J.Ong）對存在于口頭/聽覺、手稿、印刷媒介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含義進行辨析，深入探討了口承與書寫在重構人類意識與改變人類接受和表達方式上所具有的意義”。[4]

表演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重要理論，它強調在具體的語境中對口頭文學進行分析，注重對口頭文學表演過程中表演者、觀眾和其他參與者的考察，其代表人物為理查德·鮑曼。他把口傳文學作為一種交流模式的表演，他找到了表演的七把鑰匙：“特殊規則（如古體式的表達，故事講述中的古體式的語言富有藝術性，實例請見托爾金（Toeken）《漂亮的語言），描述性語言、平行式結構、特殊的超語言學的特征（如傳遞形式，聲調），特殊的程式，訴諸傳統，放棄表演”。[5]表演理論將研究視角轉到口頭文學的創作過程，關注表演者，關注口頭傳承的交流作用。他的代表作《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是此學派的經典論著，影響深遠，對文學、傳媒、戲劇、音樂、語言等方面的研究起到積極借鑒作用。借助人類學的田野作業方法，20世紀80年代表演研究得到快速發展，研究包括游戲、娛樂、表演藝術、儀式及日常行為等。理查德·謝克納和威拉·阿佩爾主編的《表演方式》（By Means of Performance）一書收錄了80年代不同的表演理論家關于表演行為研究的成果。理查德·謝克納主編的《表演研究》則對表演研究的范疇、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馬文·卡爾森的《表演述評》則對表演藝術與當代文化理論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民族志詩學是20世紀中后期美國民俗學興起的重要學術流派，它起源于美國具有人類學與語言學學術背景的詩人及詩歌研究者之間形成的共識，他們主張將講述、歌唱、經頌的聲音還原給贊美詩、寓言、諺語、敘事等口頭表達文化。它的興起以1970年由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和杰羅姆·羅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創辦的《黃金時代：民族志詩學》為標志。在后來30多年里，經過眾多研究者的努力，特別是戴爾·海默斯（Dell Hymes）和巴瑞·托爾肯（Barre Toelken）等人的努力，民族志詩學在口傳文學的研究取得核心地位，形成與口頭程式理論、表演理論共同研究口傳文學的趨勢。民族志詩學核心觀念是：“要把文本置于其自身的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并認為世界范圍內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獨特的詩歌,這種詩歌有著獨自的結構和美學上的特點。它強調應該充分尊重和欣賞不同文化所獨有的詩歌特點,并致力于對這些特點的揭示和發掘”。[6]民族志詩學在關注口傳文學的詩學性同時也關注表演性，如蘇珊·斯拉爾默維克斯（Susan Slyomovics）的《熱衷于藝術的人:一個表演中的埃及口頭史詩演唱者》則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埃及史詩的表演進行民族志的描寫與翻譯。

二.口傳文學在國內的研究

雖然口頭詩歌的記錄早在先秦、兩漢的史書和雜記中就有，但近代對口傳文學的真正重視始于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由北京大學興起的歌謠學運動。由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發起“征集歌謠’活動，并在《北京大學日刊》以“歌謠選”為欄題刊載，成立了“歌謠研究會”,創辦《歌謠》周刊，在“五四”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歌謠”研究學者們把文學研究視角轉向民間，帶有明顯的民主主義思想。隨后，北京大學歌謠學運動的倡導者紛紛南下，在廈門大學成立了“風俗研究會”，在廣州中山大學成立了“民俗學會”，影響全國許多地區出現了收集民間口傳文學，出現了一些口傳文學的研究專著，如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鐘敬文《歌謠論集》等。20世紀30年代，一批著名學者：聞一多、顧頡剛、朱自清、陳寅恪、鐘敬文等類似于西方學者對“荷馬史詩”的爭論一樣，對《詩經》中口頭詩歌文體形式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此期學者們主要關注的是口頭詩歌。

建國后，隨著文藝政策方針的調整，民間文學地位逐步上升，對口傳文學的研究也較繁榮。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民間文學月刊》、《民間文藝集刊》創刊，研究隊伍不斷壯大。出現一批口傳文學的研究學者如鐘敬文、劉守華、段寶林等，他們對口頭文學的各種類型進行了介紹和研究，代表成果為鐘敬文先生的專著《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主要論述了口頭文學的概念、特征及價值。1958年，隨著“民歌運動”的興起，全國掀起了收集民歌的大采風熱潮，口傳文學在此期也得到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但由于“左傾”文藝政策的影響，口傳文學在收集和整理過程中存在被加工、潤色和刪改等現象。民間敘事講述研究也取得較大的發展，出現對優秀故事講述家黑爾甲、秦地女等的調查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將口傳文學的研究納入民間文藝學的學科體系中，中國文藝家協會開展的大型“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撰工作，促進了民間口傳文學的收集。據統計，“全國有近200萬人直接參與了各地民間文學的普查和采錄，搜集到民間故事183萬篇，民間歌謠302萬首，民間諺語248萬條，還有大量其它門類的民間文學作品，總字數達40億以上”。[7]口傳文學的收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相對與口傳文學收集的成果來說，口傳文學的研究則相對緩慢。此期，西方的口傳文學的研究已經進入對傳承和講述行為動態表演為中心的階段，而我國的口傳文學研究還集中在對講述者生活史、講述者講述風格及傳承路線等問題的靜態描述，正如祝秀麗指出：“縱觀中國民間故事講述活動研究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到，與故事文本研究相比，故事講述活動的研究似乎一直缺乏開闊的思路和多元的視角，而處于狹窄的、分割的狀態”,“故事講述主體和講述行為的調查和研究則相對緩慢?！盵8]

20世紀90年代，是對我國口傳文學動態研究逐步形成的時期。部分研究者關注西方民俗學理論方法，把口頭程式理論引入到我國口傳文學的研究，嘗試對口傳文學進行動態研究，并對田野作用的方法進行反思。1996年，尹虎彬翻譯了口頭程式理論奠基之作——帕里和洛德合著的《故事的歌手》,它不僅使“口頭程式理論”成為一種方法論，而且成為一門學科，被譽為口傳文學研究的“圣經”之作。尹虎彬不僅翻譯口頭程式理論著作，同時發表口頭程式理論的相關研究論文，如：《口頭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念》、《口頭詩學關于“歌”的概念——以奧德賽的多重故事結構為例》、《史詩的詩學口頭程式理論研究》、《口頭詩歌傳統與表演中的創作問題—荷馬與荷馬史詩研究的啟示》等論文，在學術界引起較大的關注。

21世紀，西方口傳文學的各種研究理論與方法被我國學者引入，從而豐富了我國口傳文學的研究。此期，口頭程式理論在我國口傳文學的研究得到進一步深化，我國學者將其引入到我國少數民族口傳文學的研究，朝戈金運用該理論對蒙古史詩《江格爾》進行研究，其專著《口傳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就是在口傳文學研究上取得顯著成果的代表。此外，還發表了《民俗學視角下的口頭傳統》、《口傳史詩詩學的幾個基本概念》等文章深化口傳文學的研究。周愛明的博士學位論文《〈格薩爾〉口頭詩學—包仲認同表達與藏族民眾民俗文化研究》則將口頭程式理論引入對藏族史詩《格薩爾》的研究。尹虎彬將該理論對我國史詩研究中的口頭詩學問題進行探討，發表了《二十世紀口傳文學研究的十個誤區》、《在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之間——世紀史詩學述評》等文章，批評性的論述了我國早期的史詩學研究及我國在口傳文學研究的誤區。巴莫曲布嫫結合口頭程式理論等觀點，創造性的提出了“演述場域”的概念，她以諾蘇彝族的口頭論辯和史詩傳統為例探析了敘事語境及演述場域等問題。

21世紀，表演理論被引入到我國口傳文學的研究。2001年，周福巖在發表了兩篇關于表演理論的文章：《表演理論與民間故事研究》、《民間故事研究的方法論》,對表演理論進行評述。2008年，安德明、楊利慧夫婦對表演理論代表人物理查德·鮑曼的著作進行翻譯，出版了著作《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一書，同時楊利慧運用表演理論對我國傳統民間的敘事及講述人進行研究。秦燕春在其文章:《“十里洋場”的“民間娛樂”——近世上海的評彈演出及其后續發展》中運用表演理論考察書場與上海都市文化環境的雙向互動關系。胡臺麗在文章《文化展演與臺灣原住民》運用表演理論對兩個原住民村落不同的祭祀經驗進行探析。

此期，民族志詩學同樣被引入我國的口傳文學的研究中。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學者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將民族志詩學理論引入中國，并運用到口傳文學的研究中。2004年，巴莫曲布嫫在對彝族史詩的研究文章《“民間敘事傳統格式化”之批評——以彝族史詩〈勒俄特依〉的“文本迻錄”為例》中，探討“民間敘事傳統格式化”的主要弊端。楊利慧并運用民族志詩學對神話文本進行了現場記錄。民族志詩學是在動態視角下對田野作業進行探討，在它與口頭程式理論、表演理論的共同影響下，形成了我國口傳文學研究者對田野作業的新思考。

近年，口傳文學的研究采用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進行綜合運用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研究趨勢。2004年，何紅艷的博士論文《科爾沁蒙古族說唱文學研究》采用了多學科理論與方法對蒙古族說唱文學進行研究，通過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勾畫出科爾沁蒙古族說唱文學的整體風貌。2007年，李言統的文章《“在場”視閾下花兒的創作和表演芻議》對大西北流行的口頭藝術——“花兒”在創作與表演中的程式化特征及表演性特征進行了分析。2007年，馬沛霆的論文《保安族口頭文學的確認與研究》采用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及田野調查等方法對我國人口較少的保安族口頭文學進行研究探索口頭文學的民俗文化價值、社會功能和現實意義。2012年，麻勇斌的《苗族口頭文學中的歷史信息與事件的映射關系——以東部方言區苗族口頭文學為例》則從民族學、歷史學及數學的角度對東部方言區苗族口頭文學進行研究，提出一種理解口頭文學和解析其歷史信息的方法。

三.研究特點及趨勢

西方口傳文學的研究源于對本民族文化之根的探尋，但學者研究和考察范圍很快轉移到了非洲和亞洲等地區?？趥魑膶W早期的研究主要依據傳統文學批評的審美原則，以書面文學為主。后期，隨著口頭程式理論的成熟，學者們通過對動態的口述的研究來觀察人類社會，研究中心從“文本”向“表演”過渡。1986年，國際口傳文學研究核心期刊《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口頭傳統研究中心創刊，總的來說，西方口傳文學研究的特點是重視對理論的構建。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歷史悠久，有著燦爛的口傳文化，史詩、歌謠、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如數家珍，20世紀初的“歌謠學運動”及20世紀中期的“民歌運動”促進了對民間流傳的口傳文學的收集與整理，但多是以收集資料為主，未形成對口傳文學整體的研究。20世紀末，隨著西方研究理論的引入，許多學者都將理論運用到口傳文學的研究，口傳文學的研究開始得到重視，但大多數研究者多是對西方理論的借鑒與引用，沒有結合民族特性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形成符合民族特點的研究理論。很多研究者對田野調查不深入，對引進的西方理論過程中缺乏民族差異性的研究，對我國口傳文學傳統未形成系統的闡釋。

近年，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重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次出臺文件，呼吁其成員國調查、立檔、保護、復興和研究“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口傳文學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國家高度重視?？趥魑膶W的研究進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逐年增加，取得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陬^傳統研究中心200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成立，對我國口傳文學收集、整理和研究都起到積極的建設作用。

四.結語

當前口傳文學的研究與發展已成為探討人類社會構建與人類心智領域的學術前沿陣地。在對人類心智問題的討論上，“美國哈佛大學的古典學者哈夫洛克和英國劍橋大學的人類學家古迪是史稱“書寫論”的代表。他們倆人不約而同地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古希臘字母文字的發明和傳播的邏輯結果”。[9]那么，如何已成為中、西文學的源頭與經典的《詩經》、《荷馬史詩》等口傳文學以強大的生命力傳承至今？在國內，流傳至今的長達數十萬詩行的藏族口傳史詩《格薩爾》和苗族口傳史詩《亞魯王》無不是人類文化的偉大奇跡。對此，“以列維─斯特勞斯等人為代表的史稱‘連續論’的觀點，與之形成對立。他們質疑人類認知的發展與現代理性是‘字母書寫’的‘邏輯成果’的說法，宣稱過分夸大書寫的作用是不對的，主張口承與書寫在本質上都負載著相似的功能，它們在心理學上的差異不應過分強調；二者的載體確有區別，可視為譜系和過度的關系云云”。[10]對口傳文學的研究，開辟了學術史了解人類文明的新領地，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人類的思維模式、行為習慣、審美原則及價值觀念。在未來的研究中，口傳文學的研究將是充滿生命活力的學術領地。

口傳文學的研究不僅在學術上具有方法論與認識論的理論意義，同時對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上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趥魑膶W的研究有利于民族之間的互動與交流，通過口傳文學這個窗口可以為我們厘清族群文化、族群互動、權力運作、社會結構等概念及其在實踐運作中的復雜關系。盡管中國口傳文學的研究已經初具規模，但對于中國燦若星河的口傳文化來說，中國口傳文學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間，筆者期待能有更多的學者關注到口傳文學的研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口傳文學理論，在人類口傳文化研究史上加入中國的聲音。

[1]白云駒：《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

[2]羅斯瑪麗·列維·朱姆沃爾特:《口頭傳承研究方法縱談》，《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增刊.

[3]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口頭程式理論（Oral-Formulaic Theory），《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第6期.

[4]段靜：《近現代中、西口頭文學研究綜述》，《世界民族》2011年第5期.

[5]羅斯瑪麗·列維·朱姆沃爾特:《口頭傳承研究方法縱談》，《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增刊.

[6]楊利慧：《民族志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7]大民：《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搶救與保護的四大事件》，中國藝術報，2014，3（2）.

[8]祝秀麗:《中國民間故事講述活動研究史略》，《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9]朝戈金:《口頭傳統:人文學術新領地》，載《光明日報》，2006年5月29日，第12版.

[10]朝戈金:《口頭傳統:人文學術新領地》，載《光明日報》，2006年5月29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