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結構、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的綜合影響

廖紅偉 鄭姣姣

摘要：我國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存在于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是推進國家現代化、提升行業發展水平的重要力量，因而國企創新行為對中國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發展具有直接影響。相關實證結果表明，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共同影響國企創新行為，按國有產權占比分組條件下，國有產權比重小于20%時，市場集中度與企業規模均對國企創新行為具有激勵作用；國有產權比重大于20%時，企業規模仍會促進國企創新，但市場集中度會抑制國企創新行為甚至與其無關。國有產權參與度較低的行業往往與非壟斷性市場或低壟斷性市場掛鉤，國有產權參與度較高的行業一般與壟斷市場相關聯，形成行政壟斷或軟約束下的政策保護，因而反行政壟斷是我國反壟斷的重點。在降低市場壟斷程度過程中需慎行兼并重組，放松對民營中小企業的金融約束，進而行業內通過競爭獲得利潤的國有企業可以利用既得利潤開展創新活動，實現行業共同進步，發揮創新對績效的積極影響。

關鍵詞：產權結構；市場結構；國企創新行為；市場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8）09-0024-09

一、引言

自黨的十八大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綜合國際競爭力之后，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加強建設創新型國家，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逐漸興起，創新對制造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愈發重要，企業作為核心的創新主體，創新是企業非價格競爭的重要行為，對市場績效有著重要影響①。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之根本，其創新行為有助于提升技術水平與經濟增長效益，最終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研究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時，需要考慮結構因素產生的影響。在我國，產權結構被認為是結構因素的重要方面，且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具有內生聯系，研究結構因素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時需要綜合考量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明確產權結構是影響國企創新行為的根本方式之一，進而突破一般市場結構理論的局限性。僅考慮產權結構或市場結構對行為或績效的單方面影響時，并不能全面解讀行為或績效的影響因素，其結論可能與事實不一致。在過去的有關文獻中，研究市場結構與產權結構的綜合作用時，大多是直接考慮其對績效變量的影響，默認結構因素對績效變量的影響是通過企業行為實現的，而未對結構因素可能會對企業行為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分析，即使有部分研究考慮到了結構因素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也缺乏深入的實證分析。因此，我們重點關注結構因素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并分析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確切的作用機制，從而為有關研究領域提供實證分析依據。本文可能得到的邊際貢獻有以下三點：第一，以國有企業的創新行為核心，凸顯國民經濟的非價格行為可能會對中國制造業市場績效帶來的影響。第二，關注結構因素對行為的影響時將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結合起來，考慮兩者的綜合影響作用，對中國現實情況具有更強解釋力。第三，實證研究過程利用的是按四位數行業分類的行業數據，能夠了解更為微觀的行業情況，有利于深入分析不同行業造成的個體差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的內生聯系

行業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現實經濟環境中，普遍認為國有產權介入市場的原因主要是調節市場失靈，促使壟斷產業和存在外部性的產業實現資源配置優化，因而非國有產權往往與競爭性市場結構相關，而國有產權與壟斷、非競爭市場結構相聯系②。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被劃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其中商業類是為實現國有企業經濟效益，而公益類是為獲得社會效益，國有企業既存在于競爭市場，也存在于具有壟斷性質的市場。在充分競爭行業內，行業內企業的利潤率趨于平均利潤，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無甚差別，進入壁壘較小，因而國有產權對市場集中度、企業規模無明顯作用；在國企主導的競爭市場中，企業利潤率趨于平均利潤，潛在市場進入者相對較少，因而市場內已存在的國有企業占據著較大的市場份額，表現出國有產權與市場集中度、企業規模的一定相關性；壟斷市場一般具有較高的收益率，在沒有政府限制準入的行業內，非國有產權會逐漸進入該市場，從而削弱國有企業的壟斷優勢，也削弱國有產權與市場集中度、企業規模的相關性；完全政府壟斷市場結構下，進入壁壘較強，其對一般企業進入市場造成較大障礙，國有產權與集中度、企業規模表現出高度相關性?？偟膩碚f，國有產權既存在于競爭市場也存在于壟斷市場，但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產權結構與市場集中度、企業規模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聯系，較高的國有產權占比與帶有壟斷性質的行業密切相關，而較低的國有產權結構與競爭行業緊密聯系。

2. 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機理

存在國有經濟參與的市場可大致劃分為以下四種市場結構：完全的政府壟斷市場結構、國有企業主導的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競爭市場結構和國有企業參與的完全競爭市場。

完全的政府壟斷市場結構下，產業內國有企業存在多層委托代理關系，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并不能通過自上而下的管理得到有效開展。同時，國有企業體制相對僵化，企業內部并不具有開展創新活動的激勵。在此類市場中，企業進入障礙相對較大，一般的企業并不具備進入該市場的實力，這也就意味著已在市場內的國有企業競爭壓力較小，國有企業不需要開展創新活動以提升自身能力即可依據其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這也就意味著完全的政府壟斷市場結構并不具備促進國有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激勵。

國有企業主導的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市場的進入障礙已經降低，但國有企業主導的產業內產品價格仍相對較高，在市場內的國有企業可獲得較大利潤，即產業內具備市場勢力的企業具備開展活動的創新能力。同時，在該市場環境中，國有企業仍然存在著委托代理成本、體制相對僵化的問題，但非國有企業的存在會促進產業內國有企業為鞏固自身利益而開展創新活動。也就是說，這一市場結構下國有企業創新行為是被促進的。

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競爭市場結構下，國有企業經營所能得到的利潤較低，而由于企業自身所帶有的國有產權，使得該企業負有社會責任，造成企業人員冗余與較低的資源使用效率，這就使得在市場內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一般。此外，在此市場內，企業競爭狀況相對較強，國有企業在非國有企業的激勵下開始加大對創新行為的投入。綜合來看，這類市場中國有企業對創新行為的投入較低，國有企業具有創新激勵但不具備足夠雄厚的資本實力以開展創新活動。

完全競爭市場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規模并無顯著差別，相對而言，在該市場下的國有企業的利潤較低，不具備足夠雄厚的資金實力，這也就表明國有企業并不具備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由于“國退民進”長期以來的影響，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國有企業已不存在。

通過以上的定性分析可以發現，在不同市場結構下，研究國有企業創新行為還需要考慮國有產權的參與程度。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1：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存在內生聯系，使得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共同影響國有企業創新行為。

3. 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

根據SSCP分析范式，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共同決定行業中的企業行為，進一步地，在給定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的情況下，企業行為影響著市場績效。研究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作用時，不能脫離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的影響作用，產業內國有資本占比與壟斷程度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在不同的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形成的市場中，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作用可能也不盡相同。

自1994年開始國企改革，市場內起主導作用的是市場規則，多數行業轉變為競爭性市場，還有一部分行業國有企業在開展競爭活動的同時具備政府保護優勢，這類市場具有一定壟斷性質。因而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共同形成特定的市場類型，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下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具有明顯的差異。國有企業的獨特性使其創新行為與非國有企業的創新行為存在顯著差異，國有企業內部存在多層委托代理問題，產權結構相對不那么清晰，國資委與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目標不相一致，因而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對利用創新活動以提升市場價值缺乏足夠的關注③。同時國有企業內部的強行政性、弱法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扭曲了市場競爭，由此對轉型升級時期的中國制造業市場績效產生不同的作用④。

在完全政府壟斷市場下，市場內國有產權占比在70%以上，行業內存在一定的競爭性質，但企業行為主要依賴于政府政策導向，因而市場績效主要取決于政府壟斷下政府政策對國有企業行為的指導產生的結果。由于國企的低效率與維持壟斷地位的目的，國企創新活動可能是無用功，也有可能加強市場的壟斷程度，因而此市場中國企創新行為的開展可能對提升市場績效水平無促進作用，甚至是抑制作用。

在國有企業主導的壟斷競爭市場下，國有企業行為不僅依賴于行政與政策命令，在一定程度上還與市場內競爭情況相關。市場中非國有企業的進入逐漸打破市場進入壁壘，這就使得原來由政府政策保護形成的壟斷市場逐漸成為國有企業主導的壟斷競爭市場，市場內國有企業具備開展創新活動以提升市場績效的激勵和實力，因而行業內市場績效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但同時由于企業可依賴壟斷市場獲得利潤，市場內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研發行為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壟斷利潤，而市場績效不會出現提升。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開展，由制度與政策形成的進入壁壘會被進一步削弱，從而形成國有企業主導的競爭市場。市場的競爭規則發揮重要作用，但起主導作用的國有企業存在著較為顯著的效率低下問題，在該市場中國有企業僅在最低利潤處進行生產，其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不足甚至出現虧損，因而企業既不能通過壟斷性市場獲得利潤，也不具備足夠激勵以提升技術水平，因而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存在促進作用。

就國有企業存在的完全競爭市場而言，這一市場中國有企業不具有支配地位，市場進出相對自由。由于市場競爭性較強，企業進出壁壘較弱，國有企業的比重較低。這一市場類型下國有企業退出迅速，在其中的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并無較大區別，因而產業層面國有產權在改革后較快退出。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2：高國有產權占比與高壟斷市場中，行業內國有企業具備較強創新實力，其研發行為會使得行業壟斷程度進一步加深，從而市場績效會下降。

假說3：低國有產權占比與低壟斷市場中，行業內國有企業展開創新活動會使得行業平均利潤趨于零，提升市場績效水平。

假說4：國有產權占比與壟斷程度處于兩者之間的市場中，行業內國有企業展開創新活動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三、市場結構、產權結構與國企創新行為的實證檢驗

1. 引入產權結構的必要性

（1）研究模型。為了研究結構因素中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按照以往研究，模型可設定如下：

lnR&Dit;=α0+α1lnAFSit+α2lnHHIit+α3lnSOEit+α4ADit+α5PCCit+α6PROit+α7Dit+εit （1）

上式中，i，t分別是我國按四位數分類的不同制造業與年份，ε為隨機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R&D;是國有企業研發活動，AFS、HHI和SOE衡量結構因素的三個變量，分別是企業平均規模、市場集中度與行業內國有企業產權結構，AD、PCC與PRO則分別代表著廣告費用、人均資本與行業利潤率，D則意味著一系列的行業虛擬變量。

（2）變量定義與數據來源。被解釋變量國企創新行為用產業內國有企業R&D;投入占其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來表示，利用相對值可使不同產業內國企創新行為的差別更為顯著。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的結構因素包括企業規模、市場集中度和產權結構。

核心解釋變量：企業規模、市場集中度和國有產權結構。某種程度上來說，企業資產被認為是衡量企業規模最為適宜的指標，可以較為全面地體現市場需求情況。因而企業規?？衫眯袠I資產總額/產業內企業數量。對市場集中度的衡量可采納絕對度集中度指數CRn來表示，也可以利用相對集中度HHI指數。CR4、CR8和赫芬達爾指數三者的數值越大，意味著產業集中度越高，市場壟斷程度就越深。學者們認為CRn指數并不能全面反映市場情況，本文對市場集中度的衡量采納的是HHI指數。由于研究是從產業層面展開，因而產權結構可用產業內國有企業所占份額表示，在此對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均取對數。

除去核心解釋變量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還有其他因素可能會對國企創新行為產生影響。參考以往文獻，選取以下幾個因素進行實證檢驗：廣告，事實上，企業重要的非價格行為除去創新還包括廣告。一般認為，廣告與創新活動之間存在著互補或替代關系，因而可利用銷售費用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廣告費用支出；資本，由于開展創新活動需要具備一定的資金實力，資本積累與創新活動之間具有一定聯系。陳慶江等基于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資本存量對企業創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⑤。本文利用行業全部資本除以行業全部從業人員表示資本密集度，預計資本密集度的符號為負；市場績效，諸多學者通過實證檢驗認為利潤對R&D;投入存在顯著正影響，參考以往文獻利用銷售利潤與行業總產值的比值來衡量市場績效；行業虛擬變量，技術創新具有外溢性，這意味著不同行業對創新活動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因而我們引入行業虛擬變量以解釋企業所處不同行業對國有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

本文從產業層面分析企業規模、市場集中度與產權結構對國有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影響。因為2000—2004年的工業企業數據未納入對研發支出、工業產值、銷售產值與廣告費用等指標的統計，2008年后工業企業數據庫對企業研發支出的有關指標缺失，因而本文利用2004—2007年工業企業數據庫選取國企所在產業對國企創新行為的決定因素進行研究。利用企業代碼對2004—2007年的工業企業進行匹配，進一步刪除固定資產、實收資本等指標小于0的企業，去除國有資本未進入的行業，對剩余的包含258649家企業所處的223個行業進行分析。上述變量的定義與描述統計如表1所示。

（3）結果分析。由于使用的靜態短面板數據，一般來說樣本數據并不滿足獨立同分布的假定，因而同一個體在不同期的擾動項可能存在自相關。在此采用的估計方法是混合回歸、個體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模型，并根據輔助回歸篩選適宜的結果。此外，為了檢驗異方差性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利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對異方差性進行處理以達到結論的穩健性。

利用上述模型（1）可以得到不同結構變量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所采納的回歸結果為LSDV法所得到的，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行業平均規模對國有企業研發活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1%水平的置信區間上顯著，由于采用的對數模型，可以看到行業平均規模每擴大1%，則國有企業創新行為也隨之增長0.4154%。這說明企業平均規模與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存在正向影響關系，但企業平均規模的增長并不能帶來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同等幅度的增長。

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也存在著顯著的正向作用，在5%水平的置信區間上顯著，相較而言，每1%的市場集中度的增加只能促進國有企業創新行為0.0472%的增長。盡管結果表明市場力量的增強能促進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增長，但這一促進作用相對較弱，可以認為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熊彼特關于市場力量促進企業創新的結論。

以國有產權衡量的產權結構變量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存在促進作用，每1%的行業國有產權的增加會促進0.3905%的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增長。國有產權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有兩種，一方面由于國有企業體制僵化，存在著管理不善、固步自封等情況，這就使得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并不能得到有效激勵；另一方面，行業內的國有企業相對于其他企業更易得到國家與政府的支持，更具有開展創新活動的實力，國有產權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最終取決于兩種影響的綜合作用。

表2中利用不同的回歸方法所得到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與顯著性并沒有出現較大變動，也就是說得到的結論在估計方法上是穩健的，且WLS估計結果的一致性也意味著結論是穩健的。一般來說，若市場具有壟斷性質，則在市場中具備壟斷優勢的往往是國有企業，既具備開展創新活動的經濟實力，也具有體制僵化、不具備創新意識的特點。因而在分析中若不引入產權結構變量，僅考慮市場集中度和市場規模的作用，則會高估市場集中度產生的作用。如上所述，不同產業的國有企業創新行為會受到產權結構、規模和市場集中度的共同影響。

2. 按國有產權占比分組條件下，產權結構、市場集中度與企業規模的作用

基于上文，在此試圖將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的作用綜合考慮，研究在特定產權結

圖1 國有產權結構核密度

數據來源：2004—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注：核密度主要表現行業國有產權占比的分布情況；SOE（State-owned Equity）是指行業的國有產權占比，為百分數形式；DENSITY是指密度，表示國有產權占比對應的行業數占全部行業數的比重，為小數形式。

構下，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的作用。將國內產業按照國有產權所占比重進行分組，以體現不同的產權結構，進而基于上述模型進行分組回歸，得到產業結構中企業規模與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不同行業的國有產權結構如圖1所示。

將行業按國有產權占比為標準分為四組，分別為國有產權占比小于20%，20—50%，50—70%，大于70%。從圖形中可以看到，國有產權比重在20%以下的區域縱軸數值較高，表明國有產權占比的行業占多數。對各組分別同時采用混合回歸、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并進一步篩選恰當結果，如下表3所示。

分組后進行回歸得到的結果顯示，國有產權比重和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變化較大。國有產權占比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正向作用被削弱，而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情況下，行業內國有產權占比的增長反過來會抑制國有企業創新行為。事實上，依據行業國有產權占比進行分組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產權結構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作用。國有產權占比小于20%的情況下，行業國有產權占比的增加仍會促進國有企業創新行為，而國有產權占比在20%以上的情況下，行業國有產權占比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存在抑制作用。

考慮企業平均規模的影響，可以發現在國有產權既定的情況下，企業平均規模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仍然存在著不同置信水平上顯著的促進作用。當國有產權比重高達70%時，企業平均規模每擴張1%都會帶來國有企業創新5.529921%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這一情況下，行業內的國有企業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可以獲得相當大的利潤，從而具備更強的實力與激勵開展創新行為。

而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則表現出不一樣的特點。當行業內國有產權占比小于20%時，市場集中度與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存在正向關系，在國有產權占比在20—50%與大于70%的情況下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在國有產權占比在50—70%狀態下，行業內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反而會抑制國有企業創新。市場內國有產權并不占據主導地位時，國有企業為了形成初始壟斷勢力以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行業內國有企業受到開展創新行為的激勵，通過有效競爭實現壟斷勢力。當市場內國有產權具有較強的話語權時，一定程度上由于自身體制僵化及一定壟斷利潤的實現，國有企業并不具備開展創新活動的激勵。另外兩組中市場集中度的影響不顯著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國有企業為攫取壟斷利潤而受到的創新激勵與國有企業滿足于既定利益而對創新活動采取消極態度兩者作用相互抵消。

可以看到，以國有產權衡量的產權結構進行分組后，國有產權所占份額小于20%和50—70%的兩種情況下，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取決于企業規模與市場力量兩種市場結構因素的影響，而國有產權份額在20—50%與大于70%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創新行為由企業規模決定。一般而言，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往往伴隨著行業內國有企業逐漸擴大的市場份額，占有市場份額越大的企業具備較強的實力以開展創新活動，而占據市場份額較大的企業也有可能為穩固自身由創新活動帶來的利益，反過來抑制其創新活動的開展。顯然，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情況下，市場集中度的創新激勵效應相對強烈，然而在國有產權占主導地位的市場中，市場集中度的增大甚至會反過來阻礙國企創新行為。

四、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

根據產業組織理論，市場結構會對企業行為產生作用并進一步影響市場績效，在此我們進一步分析國企創新行為與市場績效的相關性。

1. 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被解釋變量市場績效是指企業在特定市場結構下通過市場行為運行得到的效果，本文利用行業利潤總額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衡量行業績效。當市場中資源實現最優配置，行業間平均利潤率趨于一致，因而行業利潤率與市場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核心解釋變量國企創新行為的衡量相對困難，無論是國企創新投入還是創新產出在一定程度上均不能客觀表示國企創新行為，在此利用各行業國有企業R&D;投入占其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國企創新行為。

除核心解釋變量外還有其他有關因素對市場績效發揮作用?；诋a業組織理論可以明確市場結構可對國企創新行為產生作用進而影響市場績效，且市場結構是指市場供需情況，因而對市場結構的衡量可從市場供需情況入手。其一，行業平均規模對市場績效有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在以往文獻中并不確切，但該因素確實會對市場績效產生影響，可利用產業總銷售額/產業內企業數量這一指標對產業平均規模衡量。同時，市場集中度既被市場績效影響，也對市場績效產生影響，在此利用HHI指數衡量市場集中度。其二，市場需求方面可利用行業工業總產值增長率衡量。

此外，通過上文的分析了解到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存在著密切關系，并且最終對市場績效產生重要影響，因而在模型中需要納入對行業產權特征的考量。綜合考慮以上因素，設定模型形式如下：

lnPROit=β0+β1lnR&Dit;+β2AFSit+β3HHIit+β4InlGRit +β5SOEit+μit （2）

2. 變量定義與數據統計

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如下表4所示。

3. 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模型，按照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形成不同類型的市場，分析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作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行業通常與具有壟斷性質的市場相關聯，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行業往往與競爭性市場掛鉤，因而可按產權結構分組，結果如表5。

表4 變量定義與統計描述

如表5所示，按產權結構分組得到的行業內國企創新行為對行業利潤率這一指標的影響各組不盡相同，即不同產權結構下國企創新行為可能會抑制市場績效，也可能會促進市場績效。國有企業通過創新活動可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并對市場績效產生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國有企業開展創新與行業內其他企業產生差距，初步取得壟斷地位，并且隨著技術進步的實現提高行業的進入壁壘，進一步鞏固其壟斷地位，產品市場價格與產品邊際成本出現較大偏離，從而抑制市場績效；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通過創新行為與行業內其他企業競爭市場份額，這一情形下行業整體技術水平出現提升，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并提升市場績效。觀察表5發現實證結果與預期一致，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情況下（國有產權占比小于20%），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對行業平均利潤率具有負向作用，即對市場績效具有促進作用，而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創新行為會抑制市場績效。

控制變量在不同產權結構下對市場績效的影響不完全相同。從供給方面看，企業規模在國有產權比重較小、具有競爭性質的市場中對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國有產權比重較大、壟斷性質較強的市場中對市場績效具有抑制作用。這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國有企業主導的具有壟斷性質的市場建立在企業規模之上。市場集中度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情況下促進提升市場績效，而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市場下，其對市場績效的影響不顯著。影響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市場集中度對市場績效的促進作用與抑制作用相互抵消。按產權分組條件下，各組微小的產權變化仍會對市場績效產生影響，但影響并不顯著。

從需求方面看市場結構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在國有產權占比小于20%的情況下，隨著工業產值增長率的提高會抑制市場績效水平；20—50%的情況下可提升市場績效水平；高于50%的情況下其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并不顯著。工業產值增長率的提升即指市場需求增加，并進一步影響行業內企業數量，由于行業進入壁壘的存在，市場需求的增長可能使行業進入壁壘降低，從而行業競爭性增強，由此導致市場集中度的下降，從而對市場績效產生影響。

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說2—4，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情況下，行業為國有企業主導的競爭市場，在該市場中國有企業的創新行為是為尋求技術進步、提升自身綜合實力，競爭市場內所有企業都在積極尋求技術進步，因而國有企業創新活動有效提升行業整體績效。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情況下，形成國企主導的具有壟斷性質的市場，國有企業具備較強的開展創新活動的實力，但在這兩種市場內的國企創新活動大多都是為鞏固自身的壟斷地位，使市場的產品價格遠遠高于產品邊際成本，從而獲得壟斷利潤，這會使得市場績效出現下降。

五、簡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不同的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因素會形成獨特的結構因素，共同對行業內國有企業的研發行為產生影響。綜合來看，完全的政府壟斷市場中，國有產權具有決定性作用；國企主導的壟斷競爭市場中，若企業的壟斷性質由政府政策保護等帶來，則國有產權的重要性更為突出，若企業的壟斷性質由企業競爭所得，則市場競爭的重要性更為顯著；國企主導的競爭市場中競爭性產權發揮主要作用。產權結構作為外生變量，其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是確定的，而規模變量和市場集中度程度上被認為是內生變量，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的影響具有一定不確定性。

依據國有產權占比分組得到的結果可反映市場結構對國企創新行為獨立的作用。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情況下，市場內企業初始規模普遍較大，企業規模對開展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較大，而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情況下，企業規模往往是績效的直接體現，企業規模的增大也就是績效水平的提升，因而也會提升國有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綜合分析得到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具有顯著作用，在產權分組條件下，市場集中度在國有產權份額小于20%與50—70%之間的情況下存在顯著促進作用；當國有產權比重加大時，市場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存在抑制作用，甚至出現相互關系不顯著的情形。也就是說，當國有份額較小的情況下，行業內存在良好競爭關系，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具有激勵作用；國有份額較大的情況下，行業內并不存在有效的競爭激勵，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更多地是想鞏固自身利益，并不具備有效創新激勵。國有企業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還取決于不同產權結構與市場結構形成的市場類型。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影響不盡相同，并且在不同置信水平上顯著。按產權分組后，國有產權比重較小時，國企創新行為有助于提升市場績效水平，而在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情況下，國企創新行為反而對市場績效具有抑制作用。

基于此，通過國有企業創新行為來提升市場績效水平，需要降低為維持壟斷地位而展開的創新活動或者增強競爭市場內為實現行業共同進步的國有企業創新活動，由此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議：

第一，國有企業開展創新活動需以實現市場績效為基礎。市場內所有企業通過其企業行為影響市場績效，為了最終實現良好績效水平，市場內的企業需調整自身價格行為與非價格行為。一般來說，國有產權占比較小的市場中競爭性質較強，而國有產權占比較大的市場中壟斷性質較強。要鼓勵處于由國企主導的競爭市場的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動以提升市場績效水平，可用競爭政策營造競爭環境，激勵市場內國有企業開展創新活動，同時利用產業政策鼓勵國企主導的競爭市場由維護競爭轉向促進創新，以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市場績效水平，引領行業發展。

第二，鼓勵產權改革。行業內國有產權占比過大會維持在位壟斷國有企業的壟斷優勢，對行業內國有企業形成壟斷保護或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行業內國有企業已獲得壟斷地位，又因為進入壁壘增強，潛在的市場進入者并不具備足夠實力進入市場，在位國有企業依此攫取高額壟斷利潤，此時國有企業的創新行為旨在維持地位與壟斷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降低國有產權在行業內的比重，消除行政性或制度性壟斷以增強行業競爭性。解決產權問題不能過于急切，需按照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分類有條不紊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內的國有企業需引入其他非國有產權；在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中，國有企業應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作用，占據絕對控股地位；作為公益類企業，需注意資產流失、逃廢銀行債務、國有企業失控和產權退出渠道不暢等問題。

第三，降低市場壟斷程度。降低市場壟斷程度有助于國有企業開展創新行為，實現更為先進的技術水平，國有企業可在其他企業技術提升前搶占一定利益并最終實現行業整體技術進步，市場績效趨于上升。一般來說，國有產權參與度較低的行業往往與非壟斷性市場或低壟斷性市場掛鉤，國有產權參與度較高的行業一般與壟斷市場相關聯，形成行政壟斷或軟約束下的政策保護，因而反行政壟斷是我國反壟斷的重點。在降低市場壟斷程度過程中需慎行兼并重組，放松對民營中小企業的金融約束，進而行業內通過競爭獲得利潤的國有企業可以利用既得利潤開展創新活動，實現行業共同進步，發揮創新對績效的積極影響。兼并重組是目前國有企業快速實現“做大做強”目標的有效手段，通過兼并重組國有企業具備較強實力，行業集中度隨之提高，國企創新行為對市場績效的消極作用逐步顯現出來，因而需謹慎推動兼并重組。中小企業往往具有創新意識、創新激勵，但不具備足夠的創新實力，因而要放松對中小企業的金融約束，可使中小企業具備更強的資本實力以開展創新活動，實現市場充分競爭，最終有效降低市場壟斷程度。

注釋：

① 陳保啟、張玉昌：《中國制造業結構變動對收入差距動態影響的經驗研究》，《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② J. Vickers and G. Yallow， Privatiza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8， p.159.

③ 張蘊萍：《公平競爭審查視野下中國政府規制與治理體系的構建》，《理論學刊》2017年第5期。

④ 賀京同、高林：《企業所有權、企業創新激勵及其效果研究》，《財經研究》2012年第3期。

⑤ 陳慶江、李啟航：《社會研發資本積累提高了企業技術創新效率嗎？》，《產業經濟研究》2017年第1期。

作者簡介：廖紅偉，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長春，130012；鄭姣姣，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