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徽州木版年畫的民俗藝術價值

王曉瑋 黃瑞

摘 要：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各地文化藝術的表現形式、內容、發展歷程也不盡相同?；罩菽景婺戤嬍瞧渲芯哂写硇缘拿耖g藝術類型，通過簡述徽州木版年畫的起源、發展及現狀作為民俗研究的切入點，分析徽州木版年畫中的文化元素及民俗藝術價值，以期通過系統的分析，對徽州木版年畫相關研究方向與研究內容進行梳理，為后續的研究、保護和傳承開發等工作提供幫助。

關鍵詞：徽州木版年畫 紙馬 民俗藝術 文化價值

基金項目：本文系滁州職業技術學院2017年院級規劃項目“民俗藝術視域下的動態過程化與靜態圖式化并行價值取向研究——以徽州紙馬為例”（項目編號：YJY-2017-11）；2018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鳳畫藝術的民俗文化價值及其在當代的傳播與傳承研究”（項目編號：SK2018A0877）研究成果；滁州職業技術學院2018年度院級質量工程特色專業建設項目“建筑裝飾工程技術”（項目編號：2018ZY001）階段成果

一、前言

木版年畫是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民間藝術形式，傳承一千多年，2008年6月7日，我國木版年畫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木版年畫知名產地包括蘇州桃花塢、河南朱仙鎮、山東濰坊、重慶梁平、天津楊柳青、河北武強、四川綿竹等，徽州木版年畫最早見于南宋，歷史久遠，具有獨特價值和特色，對徽州版畫民俗藝術價值研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徽州木版年畫的起源、發展和現狀

（一）徽州木版年畫的發展

古代徽州商賈云集，經濟文化發達，集中了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藝的民間畫師與刻版工匠，此外徽州又盛產徽墨、宣紙以及用于刻版的木材，這為徽州木版年畫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的徽州木版年畫的發展與雕版印刷工藝的進步有顯著關聯，早期的木版年畫制作范圍有限，隨著徽州刻書業的興盛、雕版印刷工藝的發展，北宋時期的木版年畫制作規模大為改觀，人們喜聞樂見的戲曲小說逐漸走進尋常百姓家。到南宋時期，徽州的木版年畫制作工藝進一步提高，版畫圖案更為精美，如《四美圖》等。元、明兩代，徽州木刻版畫融合桃花塢版畫工藝，更多來自江蘇的文化元素融入徽州木版年畫中，其次是帶有地方特色的生活題材，使徽州木版年畫的內容進一步得到豐富。清代是徽州木版年畫發展的巔峰期，在《鄉言解頤》（李光庭著）中，“年畫”作為一類文化產品被正式明確下來，即木版彩色套印的、一年一換的年俗裝飾品。中華民國時期，徽州木版年畫基本得到傳承和保留，內容上則進一步得到豐富。新中國建立后的一段時期內，徽州木版年畫發展停滯，到20世紀后期在學者陶思炎、石谷風等人的努力下，紙馬藝術以及徽州木版年畫的保護和研究重新得到重視，漸漸恢復活力。

（二）徽州木版年畫的現狀

徽州木版年畫的現狀喜憂參半，政府和地方文化部門目前已經較為重視徽州民俗文化的保護和開發，且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但在文化傳承、商業開發等方面來看，徽州木版年畫的發展態勢依然不容樂觀。

2006年，河南朱仙鎮年畫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為徽州木版年畫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提供了一些啟發。為此，政府可以責成文化部門組織調研，走訪了一些重要的版畫產地并接觸民間藝人，通過組織民間活動、收集樣本、組織展出等方式對徽州木版年畫進行保護，并擬定長效機制，撥放?？?，將徽州木版年畫的保護納入政府文化部門的工作之中。此前的調查顯示，徽州地區用于木版年畫保護和開發利用的資金是作為文化事業發展資金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撥款并不會用于徽州木版年畫的專項保護、開發。此外，從事徽州木版年畫的藝人和保護工作的人員也為數不多，由于商業化建設水平低，很多傳統藝人已經放棄木版年畫制作，這對于后續保護和開發工作來說任重道遠。

三、徽州木版年畫中的民俗藝術元素

（一）宗教文化

徽州木版年畫中，較為典型的是宗教文化藝術，尤其是佛教文化。我國唐代宗教文化繁盛，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景，到宋代也依然保留了相當數目的寺院，這為佛教文化的傳播打下了堅實基礎?；罩菽景婺戤嬍欠鸾涛幕瘋鞑サ闹匾脚_，如著名的《觀音三十二變相》（現藏于安徽省博物館），該作品被認為是徽州木版年畫的代表作之一，畫中的觀音形象飄逸、莊重，左上角題字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辨。到清代，佛教文化在徽州木版年畫中依然十分多見，如康熙年間的《諸神禮佛圖》，畫中包括數十位不同形態、動作的人物，線條自然、皂白分明，且通過精細的細節處理保證了不同人物的面部表情、動作上的差異，具備高超的藝術價值。直到20世紀中后期，佛教文化都在徽州木版年畫中占有重要地位[1]。

（二）生活題材

生活題材是徽州木版年畫產生的根源，包括其起源到現在的民俗文化保護，徽州木版年畫中的生活元素都最為普遍和多見。如典型的“守門將軍”，“守門將軍”也即通常所說的“門神”年畫，該作品取材于唐代的秦瓊和尉遲恭，作為最常見的保家神，“守門將軍”被用于年畫中的歷史悠久，徽州木版年畫中的門神形象始于北宋，其在保持畫像基本元素不變的情況下，色彩、線條以及人物動作等多有更新，在徽州地區也十分多見。除此之外，“財神”也是徽州木版年畫中較為多見的生活文化元素，財神形象的發展和“守門將軍”形象類似，基本保持了穩定的畫面元素，只對線條和構圖進行了少許更新。19世紀中后期，生活文化藝術成為徽州木版年畫的主流藝術，到20世紀中后期出現重大變化，21世紀初漸漸恢復。

（三）紙馬藝術

紙馬，民間俗稱“菩薩紙”，又稱“甲馬”等，是徽州木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目前被研究較為深入和廣泛的藝術形式。紙馬并不是單獨的馬匹形象，實質上是一種特有的民俗版畫體系，因為紙馬藝術只存在于民間，為區別其它的書籍插圖版畫、佛、道經版畫等，一般稱紙馬為民間版畫。鑒于“紙馬”獨特的藝術性，其民俗藝術價值而得到我國諸多知名學者的充分肯定，著名學者陶思炎指出，紙馬作品一般不會單獨構圖，多與其他元素共存，如楊四將軍圖（圖一），將馬匹形象、楊四將軍、云朵等形象融合在一起，整個畫面帶有我國木板年畫的慣有特征，強調主要元素的突出，同時對局部進行夸張化處理，突出了藝術價值[2]。陶思炎還在研究中發現，紙馬藝術在民間的認可度非常高，徽州木版年畫中的紙馬，既是文化，也是一種信仰，紙馬涉及對象豐富，包括佛祖道宗、儒圣家先、行業祖師、英雄人杰、造物之靈、自然之精等，它們因時空、功用有別而形制不一，構圖各異，可謂森羅萬象，蔚為大觀[3]。21世紀以來，紙馬藝術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的變遷，以及人們文化需求的轉化而演進，作為民藝物在民俗傳承中不斷衍生出符合當代社會需求的文化產品，成為目前商業化前景較好的徽州版畫類別之一。

四、徽州木板年畫中的民俗價值

（一）文化價值

徽州木版年畫的文化價值是其主要價值之一，我國各地民風民俗千差萬別，區分不同文化的主要標準，是以區域文化為基礎的文化活動，徽州木版年畫是安徽民俗文化的標簽之一，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其民俗藝術展現了徽州獨特的文化價值，突出了其作為文化符號的核心意義。如上文所述紙馬文化，徽州傳統版畫中，紙馬藝術形象別具特色。在學者陶思炎的研究中，徽州木版年畫中的紙馬往往以神仙或者英雄人物駕馬的形象出現，馬與人物共同出現，展示了徽州紙馬藝術的突出特點和文化價值[4]。

（二）藝術價值

徽州木版年畫獨具魅力的藝術價值是其能夠獲取廣泛認同以及保護、開發的基礎。對徽州木版年畫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畫面在傳統藝術形態上進行了藝術性的加工，使其更符合社會文化中的審美理念。如康熙年間的木版年畫《諸神禮佛圖》，畫中的“諸神”帶有典型的一致特征，人物面部線條較為圓潤嚴謹、少棱角，耳大體寬，這些藝術性的夸張體現了徽州民間藝人對神仙獨到的理解。

（三）傳承價值

徽州木版年畫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具有十分突出的傳承價值。其中紙馬主要用于祭祀活動，而今天紙馬用途顯然更多，可作為祥瑞、年畫等裝飾藝術品使用，深入理解徽州木版年畫的民俗藝術價值，有助于透析其出現和發展歷史，對其價值進行挖掘，為我國文化、徽州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提供突破口[5]。如徽州木版年畫中的紙馬可作為信仰的寄托，展示多樣化的文化內容，針對這一部分文化的研究目前尚不深入，借助徽州木版年畫以及其民俗藝術文化，學者可以獲取更豐富的研究資料，了解木版年畫中的信仰元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實現文化的傳承。

（四）衍生價值

徽州木版年畫的衍生價值主要體現在開發利用上，結合上文可以發現徽州木版年畫民俗藝術價值突出，具備較強的藝術感染力，這是對其進行商業化研究的基礎。如復興徽州木版年畫的傳統技藝，通過廣泛的宣傳和商業化包裝使徽州木版年畫成為旅游的熱點，吸引游客來到徽州，之后建立旅游、餐飲、文化產業鏈，在游客消費的同時，強化游客對徽州木版年畫的認識，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如自然風光、社會文化等，制作為木版年畫作為紀念品，提升其商業及文化價值。

總結：徽州木版年畫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內涵豐富。常見于徽州木版年畫中的民俗藝術元素包括宗教文化藝術、民俗文化藝術、紙馬藝術等，其精華則體現在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傳承價值、衍生價值等四個方面。對徽州木版年畫民俗藝術價值的研究可以為傳統木版年畫技藝的傳承和開發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 朱倩.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互動——以河南朱仙鎮木版年畫為例[J].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16（02）：77-80.

[2] 王平.傳播視角下木版年畫出版與文化審美傳播淺析——以灘頭木版年畫為例[J].出版發行研究，2017（05）：105-107.

[3] 陶思炎.論紙馬的信仰背景與藝術基礎[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1（02）：84-88.

[4] 尚煒.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教育傳承觀——以襄陽老河口木版年畫為例[J].美與時代（上），2017（04）：31-33.

[5] 侯杰，王鳳.視覺文化·媽祖信仰·社會性別——以中國傳統木版年畫為中心[J].宗教學研究，2016（02）：24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