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支持的科技領先國發展研究

[摘要]文章以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知識產權出口費用/知識產權進口費用”的比值作為新指標來重新劃分不同類國家，進而界定了領先國與趕超國的概念，知識產權項目代表著一國科技發展程度，所以此次劃分的關鍵是一國技術是否處于領先水平。劃分出的領先國R&D;投入相對較大，科技發展快，科技與金融的融合度較高，文章通過對日本、德國兩個領先國的科技金融發展進行研究，為我國科技金融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關鍵詞]知識產權；新指標；領先國；科技金融

[DOI]1013939/jcnkizgsc201832001

1引言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期，助力經濟更好更快地轉型需要科技的不斷發展，因此技術創新成為當前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我國的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在大多數產品的制造中只是參與低端環節，接觸不到核心技術環節，一國只有掌握核心技術才能瓜分到面包中的一大部分。而技術的創新需要金融的支持，技術處于領先水平的國家科技金融發展得都比較快，科技與金融能夠較深層度地融合，所以我國當前的任務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支持科技的發展，文章通過建立新指標來劃分以技術水平為關鍵因素的不同類國家，通過借鑒別國的發展經驗為我國科技金融的發展提供一些幫助。2新指標建立的理論基礎

文章新指標的建立是以新熊彼特增長理論為基礎。新熊彼特增長理論是根據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思想建立模型，將技術創新內生化，進而深入地研究經濟增長機制。1957年，索洛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取消了技術水平恒定的限制，將技術進步作為變量，建立生產函數進行實證發現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索洛提出技術創新應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1986年羅默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將知識納入經濟與技術體系之中，使其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知識具有溢出效應，不僅自身并且還會影響其他生產要素帶來規模收益遞增效應[1]。1992年，羅默將思想進一步應用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并認為一國的知識水平直接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增長力。在新熊彼特增長理論的觀點中，技術創新與技術體系中知識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技術壟斷能夠給企業帶來壟斷利潤，所以企業有研發和創新的動力，增加R&D;投入使技術繼續保持先進，內生的技術解釋經濟的增長，使國家可以持續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率。

但在一些對我國研究的實證論文中發現，增加研發投入并不能使經濟增長，甚至還會帶來負增長。任優生，邱曉東（2017）[2]采用Malmquist指數法分析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發現企業R&D;投入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之間存在逆向變動關系，進一步研究表明：整體估計中，企業R&D;投入并不能促進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提升。嚴成梁，朱明亮（2016）[3]通過面板數據模型研究我國政府R&D;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政府R&D;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近幾年國家大力支持雙創，我國的R&D;投入不斷增大，但經濟并沒有增長。新熊彼特增長理論不適用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狀況，那么不同的國家是否有不同的增長機制，文章根據新熊彼特增長理論的觀點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技術水平來建立新指標重新劃分不同類國家。

3新指標的建立與領先國概念的界定

31新指標的建立

在新熊彼特增長理論中，技術保持先進可以給企業帶來壟斷利潤，各國都希望通過增加研發投入來使技術保持先進，即達到技術壟斷。但當技術沒有達到壟斷時，增加研發投入可能會使這一部分資本沉沒，用于投入其他方面的資本就會減少，這時候經濟可能不會保持增長甚至會出現負增長，所以我們來劃分不同類國家的關鍵應是是否存在技術壟斷。文章將建立新指標，以各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知識產權出口費用/知識產權進口費用”的比值來劃分不同類國家，知識被納入技術體系內，一國知識產權的多少與技術水平成正比，比值大于1代表技術保持先進，這類國家稱為領先國，小于1則稱為趕超國，趕超國的整體技術沒有達到領先水平。

32領先國的定義與新指標的檢驗

按照劃分的標準來說，領先國就是別國向其支付使用技術的費用多于本國使用別國技術的費用，即領先國的技術相對先進，技術先進會帶來壟斷利潤，企業會繼續利用部分利潤進行研發來使技術持續保持先進或開發新技術。增加研發投入有效，投入的資本并不會變成沉沒資本，那么領先國的經濟會保持穩定的增長。

按照新指標來進行劃分，那么發達國家是否都為領先國，發展中國家又是否都是趕超國呢？文章采用15個國家2005年到2016年知識產權接收費用/支付費用的比值來驗證。經過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收集再計算表1為比值小于1的國家，為趕超國；表2為比值大于1的國家，為領先國。但在表1中可以看出荷蘭、奧地利、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五個發達國家都未進入領先國行列，屬于趕超國；表2中不是發達國家的以色列卻屬于領先國。由此可得，按照新指標來劃分不同類國家跟目前認可度高的劃分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方法得出來的結果不一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劃分標準是根據人均國民產值，而領先國與趕超國的劃分標準是是否技術保持先進。人均國民產值代表著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貧富程度，經濟相對發達并不意味著技術先進，因為有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不依靠科技，是依附于第三產業或國家特有的行業使得經濟得以快速發展，而技術是否先進與一國的國家政策與重視度、研發投入力度與法律法規的制定等密切相關。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發達國家不是領先國而不是發達國家的以色列卻屬于領先國，以色列雖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暫時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標準，但國家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技術研發與創新的投入比例高，還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設立國家層面基金、制定相關法律等來大力支持科創企業的發展，相關科研教育事業投入比例也較高，所以科技發展快，技術得以保持先進。

4領先國金融支持科技的發展經驗

德國和日本都是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我國也是主要以間接融資為主，所以研究德國、日本金融支持科技的發展能有效地為我國科技金融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41德國金融支持科技的發展經驗

首先，德國政府出臺了眾多政策性項目扶持科創企業發展。一是設立創投基金，2005年以來，德國政府相繼啟動了高科技創業基金（HTGF）項目第一期、第二期，其基金的主要來源是德國政府，少數是由政策性銀行和大型企業出資。自啟動以來，該基金共幫助完成將近300項創投項目，有效地彌補了德國VC市場的不足，還能引導德國風險投資加大對高科技企業的投入，對助力高科技企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完善的政策性銀行體系，及時為處于不同時期的科創企業提供完備的金融服務，使得高科技企業不斷地進行創新和發展。政策性銀行通過歐洲復興計劃（ERP）等方式來幫助科創企業進行融資，還為那些沒有抵押品或抵押品不足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可以緩釋商業銀行向中小企業融資的風險，促進商業銀行加大對科創企業的融資力度[4]。

其次，相對于大多數國家實行的分業經營模式不同，德國的銀行采用混業經營模式，銀行體系較為全能。除傳統的業務外，還可以開展包括證券、保險等各種不同的金融業務，以投貸聯動模式為例，銀行可同時對科創企業進行股權與債權融資，緩解了由于銀行自身審慎經營的特點向科創企業融資的不足。德國的信息披露制度也較為發達，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融資問題。

42日本金融支持科技的發展經驗

日本也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銀行可以為科創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也允許銀行設立的子公司購買公司的股份成為股東，從而銀行可以了解并干預整個公司的運營情況，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更有效地為公司提供資金支持。日本對于銀行融資體系最大的創新就是開創了以知識產權作為抵押品來進行融資擔保，如果出現貸款違約狀況，銀行可以將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用發行證券所得來償還貸款[5]，解決了缺乏例如房產、設備等傳統抵押品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銀行與科創企業長期的有效結合推動了“二戰”后日本經濟快速發展[6]。

科創企業在種子期和初創期由于缺乏抵押物、風險大等原因很難接收到銀行的貸款，也不能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企業在這階段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日本非常注重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政府積極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來吸引多元化資金進入風險投資業，如稅收減免政策等。為了更快地推動風投業的發展，政府還動用部分財政資金來支持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經過政府支持和民間資本的吸納，日本涌現了很多風險投資企業，也為科創企業在種子期和初創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

兩個國家科技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法律法規的完善，成熟的法律體系能夠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政府應該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及時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規來促進科技與金融的融合，使我國有積極的創新氛圍來帶動經濟的增長。

5結論

在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目前還不屬于領先國，很多行業都處于技術落后水平，所以要加大研發創新力度來使技術不斷進步。一國只有達到了技術壟斷，增加R&D;投入才是有效的，技術會持續保持先進水平，經濟才會穩定地增長。創新的持續性需要科技與金融深度的融合，使金融能更好地助力科創企業發展。

資本市場在我國還不夠發達，所以科創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還是以銀行的信貸為主。因此，銀行方面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將知識產權作為抵押品進行融資擔保，同時不斷完善信用擔保體系，簡化信用擔保流程以提高效率及時為科創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政府方面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設立各種科創基金扶持企業，或建立政策性銀行、科技支行來專門為科技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雖然我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但應促進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相融合，為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完整的融資鏈[7]。因此，在完善間接融資環境的同時應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成熟的資本市場可以更好推動科技金融的發展，助力我國經濟轉型。

參考文獻：

[1]王建福論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歷程[J].經濟師，2001（10）：32-33

[2]任優生，邱曉東政府補貼和企業R&D;投入會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率提升嗎[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7，39（1）：55-69

[3]嚴成梁，朱明亮我國R&D;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分析[J].產業經濟評論，2016（1）：20-29

[4]張明喜促進早前期投融資的德國經驗及其啟示[J].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4，29（12）：69-74

[5]蘇保祥，易曉科技金融實踐與創新[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7

[6]許超我國科技金融發展與國際經驗借鑒——以日本、德國、以色列為例[J].國際金融，2017（1）：75-80

[7]黃燦，許金花日本、德國科技金融結合機制研究[J].南方金融，2014（10）：57-62

[作者簡介]王心怡，女，天津人，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金融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