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回鑾銀牌辨析

李文君 （故宮博物院）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入京城，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一行，匆匆離開北京，一路奔波，最后在古都西安落腳。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條約》簽訂，聯軍相繼退出北京，“西狩”一年有余的慈禧與光緒“兩宮”，從西安起駕，取道河南、直隸，回鑾京師。

雖是戰敗求和，但兩宮回鑾，仍是國之大事，絲毫馬虎不得。拋開回鑾的衣食住行諸大端不說，本篇僅就慈禧太后對沿途百姓耆老賞賜銀牌一事，談談自己的看法。對這一種為回鑾特制的銀牌，目前還沒有人進行專門的研究，希望通過本文的介紹，能讓慈禧太后回鑾銀牌引起更多專家學者與錢幣愛好收藏者的關注。

一 文獻中的“卿賞耆民”銀牌

最早提及回鑾銀牌的文獻，是時任西安知府胡延撰寫的《長安宮詞》。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到達西安后，設立了內廷支應局，以西安知府胡延為督辦，負責內廷供應與接待。胡延事后撰《長安宮詞》百首，記述兩宮之事，其第七十三首宮詞如下：“金泥漉漉灑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亸云鬟紅暈頰，漫抬纖手接銀牌?！睂m詞自注說：

慈圣入長安時，聽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鑾輿倏至，少婦懾于尊嚴，輒出跪門外。太后見其補服，知為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罔帟r蹕路左右，有老小廢疾跪送，悉賞銀牌，命桂公（桂祥）、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1]

詞注中提及慈禧太后對西安城內命婦與回鑾途中的百姓給予銀牌賞賜，并說銀牌由前路糧臺負責鑄造。但對銀牌的形制，限于宮詞的題材，并未多做介紹。

在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的《晚清宮廷生活見聞》一書中，收錄有一篇寫于1962年的回憶錄，題為《庚子—辛丑隨鑾紀實》。原作者為岳超，滿族人，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胞弟神機營管理大臣桂祥的戈什哈（滿語“衛士”之意）。1900至1901年，岳超曾跟隨桂祥，隨鑾往返于北京與西安之間。他回憶兩宮回鑾，道經洛陽時說：

在洛陽縣駐蹕三日。兩宮赴龍門山、千佛巖游覽，在香山廟降香，道經關羽墓，亦下轎盤桓?；芈尻枙r，道旁遍跪男女老幼，瞻仰“御容”；亦有年老居民在門前擺設桌椅，供陳果點者，經慈禧問明情由，命將供品收下，由御前大臣給予賞賜。

慈禧為收攬人心，在洛陽訂造大批銀牌。牌長四寸，寬寸許，作葫蘆形，帶黃色絲繐，重一兩，上鐫“卿賞耆民”四字，不知作何解釋。御前大臣及侍衛等人各帶銀牌若干，待慈禧向道旁某人一指，即賞給一塊，而獲賞者多為老人。此舉直至在保定府上車時始止，共賞發銀牌為數不少。[2]

據此，慈禧太后曾在洛陽定制了一批銀牌，賞給回鑾沿途瞻仰“御容”的老人。銀牌上有“卿賞耆民”四個字，“耆民”就是年高有德之人，“卿賞”二字，在通與不通之間，由上賜下為“賞”，“卿”字放在“賞”前，并無意義，實在讓人費解。畢竟是60多年后的回憶，是不是岳老先生記錯了？

這種情況下，查官書與檔案無疑是最好的辦法。官書雖然教條，但在記載此類問題上，質量有保證，一般不會出錯。但此時距離清朝結束僅有10年，在內憂外患的困擾下，清政府風雨飄搖，再無精力去組織人馬，編纂一部權威的官書了。至于檔案，因鑄造銀牌是在洛陽，屬偶發事件，加上回鑾途中，文書檔案制度并不能被嚴格執行，即使有相關檔案，也沒有保存下來[3]。退而求其次，《河南省志》或洛陽地區的方志會不會有記載呢？結果還是讓人失望。國家不靖，地方自然也不太平，清末的最后十年，河南屢遭受旱災，饑民遍地，地方官根本沒有精力與財力來組織纂修新的方志。等到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成立，局勢暫時好轉，有機會開局編志時，社會的劇烈變革，使地方志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民主與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事事講究平等，對帝王將相之事，地方志不再那么熱衷。慈禧回鑾，已屬于過去時，一般僅在大事記里提一下，對回鑾銀牌一事，均作忽略處理。至于報紙，當時報業剛剛出現，行業自律意識不強，為打開市場，吸引讀者，多把新聞花邊化，因此也不大靠得住。官書、檔案、地方志、報紙四類文獻，都找不到相關記載，看來只有轉換思路，從傳世實物中尋找突破了。

圖1 故宮博物院藏“御賞耆民”銀牌

二 存世的“御賞耆民”銀牌

據岳超先生的回憶，“卿賞銀牌”，從洛陽一直到保定（實為正定，慈禧太后一行，從正定開始乘坐火車，中途在保定修整三天，繼續乘火車回京），賞發銀牌為數不少。既然賞發量為數不少，那么存世量也一定可觀，會不會有沒來及賞賜出去的銀牌被帶回紫禁城呢？答案是肯定的。2015年10月，為慶祝故宮博物院成立90周年，在午門城樓與雁翅樓舉辦了“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展。展品中有“御賞耆民”銀牌一枚，長150、寬100mm，呈葫蘆形，牌上裝飾有龍與蝙蝠，牌中軸線部分有“御賞耆民”字樣，下端邊沿鏨刻“光緒辛丑，庫平一兩”八個字，牌邊有裂，稍顯變形，有輕微氧化現象，并附有黃絲繩（圖1）[4]2017年7月，為慶祝香港回歸70周年，故宮博物院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萬壽載德—清宮帝后誕辰慶典”展覽，此“御賞耆民”銀牌再一次公開展出。經咨詢故宮博物院相關人員，得知故宮現存有此種銀牌560余枚，因公開展出的次數較少，不為外界所熟悉。

再進一步查下去，在某拍賣行2005年的秋季專場拍賣會中，也發現了此銀牌（圖2）。拍品的正式名稱定為“光緒辛丑庫平一兩御賞耆民銀牌”，牌高140mm，中部有裂痕。從尺寸與形制判斷，與故宮所藏的銀牌為同一款。牌整體呈葫蘆形，陽刻浮雕，上部做雙線云頭狀裝飾，中間有雙線豎框，框內有由上到下書寫的“御賞”二字，字框兩邊，有上升的雙龍盤繞，龍頭朝內，相向而立。下部為圓形，做成同心圓狀，外圈左側有“庫平一兩”四字，右側有“光緒辛丑”四字，字間以圓珠相隔；內圈有上下交叉圓形套環，環內有“耆民”二字。套環上下也有珠狀紋飾，左右兩側，各有蝙蝠一只，頭部向內，相對而視。銀牌整體的葫蘆造型，諧音象征福祿；上部“御賞”兩邊的龍，象征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下面“耆民”兩邊的蝙蝠，象征天下耆民，在兩宮治下，俱是有福之人。銀牌下部外圈有文字相間的圓珠九顆，內圈上面有珠紋三列，每列三顆圓珠，下面也是三列，共九顆圓珠，內外圈相加，共有大小圓珠二十七顆，正好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對應，可謂是別具匠心。庫平是清代計算銀兩的衡量單位，庫指戶部銀庫。因產地與冶煉技術的關系，各地銀兩成色或有不同，庫平是國家制定的銀兩標準。

圖2 現身某拍賣會的“御賞耆民”銀牌

三 “御賞耆民”銀牌辨析

文獻與實物相互對照：文獻中記載的長四寸，寬寸許的葫蘆形銀牌，無疑就是傳世的高150mm的銀牌。但銀牌上文字，文獻中作“卿賞耆民”，實物卻作“御賞耆民”，“卿”與“御”，到底哪一個對呢？

從語義上來講，“卿賞”不大講得通；“御賞”在這里是皇帝或太后賞賜之意?！坝p”也有皇帝欣賞之意，多鈐在書畫之上。咸豐帝去世之前，曾留下兩枚著名的印章：“御賞”與“同道堂”，作為兩宮太后監督顧命大臣的符信[5]。

從證據鏈完整的角度看，“卿賞耆民”出自岳超60多年后的追憶，并無其他文獻來佐證。但因實物不易見到，“卿賞耆民”銀牌的說法，多被其他學者沿用。如遠波的《并不光彩的凱旋》一文說：

在洛陽，慈禧還命人趕造了大批銀牌。每枚長四寸，寬寸許，作葫蘆形，系黃色絲絨，重一兩，上面鐫有“卿賞耆民”字樣。御前大臣、侍衛等每人各帶銀牌若干，待慈禧向道旁某位年老者一指，即賞給一枚，受此“恩寵”的百姓為數甚多。[6]

楊紅林在《慈禧回鑾》一書中說：

在龍門景區盡興游覽一天后，略帶疲憊的慈禧太后起駕回城。令老佛爺欣喜的是，也不知是地方官刻意安排的，還是當地百姓自發組織的，反正她看到沿途路旁早早跪滿了男女老幼，希冀一睹天顏呢。更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鄉紳耆老在自己家門前鄭重擺好桌椅，上面供奉著水果點心，希望老佛爺品嘗。目睹此景，老佛爺的倦意頓時一掃而光，命御前大臣給予賞賜。她只要指向哪位老者，大臣便將此前特地定做的銀牌賞賜一塊—這銀牌長四寸，寬寸許，葫蘆形，系黃色絲穗，重一兩，上刻“卿賞耆民”四字。[7]

從行文風格來看，遠波與楊紅林的描述，顯然都是受了岳超的影響，在此氛圍下，他們沿用“卿賞耆民”的說法，也在情理之中。

兩相比較之下，“御賞耆民”除了實物之外，還有文獻上的證據。民國時修成的《新鄉縣續志》記載：

張化山，義興莊人。素精拳藝，勇敵百人。村中少年多師事之，然不輕一試。年屆八旬，黑發童顏。光緒辛丑，德宗西狩回鑾，道經豫北，趨至延邑（延津），謁駕道左。帝觀其魁梧奇偉，問何業，以習拳對。蒙賜銀牌一面，上鑄“御賞耆民”四字，鄉里榮之。[8]

新鄉拳師張化山，聽聞兩宮回鑾，趕往延津縣看熱鬧，因年長，光緒帝賜其“御賞耆民”銀牌一面。此條記載，就與傳世的銀牌相符了。新鄉張化山獲賜的銀牌今日已不知所蹤，但在河南鶴壁市山城區鹿樓鄉大胡村，卻找到了一枚賞賜出去的銀牌。

以上兩則材料，從文獻、實物、口頭傳說等方面，都可與故宮藏“御賞耆民”銀牌相應證，這就足以證明：兩宮回鑾所鑄造的銀牌，是“御賞耆民”，而不是“卿賞耆民”。

四 關于“卿賞耆民”的推斷

通過以上的辨析，我們可以確定，兩宮回鑾所定制的賞賜銀牌，應為“御賞耆民”銀牌。那在岳超先生的回憶錄中，怎么會誤寫為“卿賞耆民”呢？筆者的初步推斷是，岳超的回憶錄寫于1962年，距離辛丑回鑾已過去61年，岳先生年事已高，可能是受了“欽賞”銀牌的影響，將“御賞”誤為“卿賞”。據原文注釋說明，岳先生此文，在編入《晚清宮廷生活見聞》一書時，曾參照惲寶惠、黃曾元諸先生的意見，做了若干訂正。這一錯誤，也可能是在訂正過程中發生的。

在清代，賞賜銀牌，是溝通皇帝與臣下關系的一種常見的方式?；始诣T造了各種銀牌，以供皇帝在出巡、宴會等活動中賞賜，如著名的千叟宴銀牌。1983年，在北京海淀區皂君廟基建工地出土銀腰牌一件，牌呈橢圓形，長140、寬85、厚3mm，重350g。牌上端作云頭紋飾，兩側有小圓孔。牌正面四周雙龍戲珠紋飾，中間開光橫書“御賜”，直書“養老”。牌背面光素，中間陰刻楷書“乾隆五十年千臾宴”，側刻“重十兩”[10]（圖3）。首都博物館藏有一塊千叟宴御賜養老銀牌，系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鄉榮祿家族墓發掘出土（圖4）。此牌長138、寬83mm，正面鑄陽文楷書“太上皇帝御賜養老”字樣，背面陰刻“丙辰年皇極殿千叟宴，重十兩”字樣[11]。丙辰年即嘉慶元年（1796），這一年正月初四日，剛退位的乾隆曾在寧壽宮皇極殿舉行千叟宴，60歲以上官員，70歲以上兵民3056人參加，還有5000多人列名受邀，而未能親自參加宴會。此銀牌即為千叟宴賞賜一品大臣及90歲以上老人之用[12]。

千叟宴銀牌屬于為某一活動準備的特制銀牌。還有一類通用銀牌。故宮博物院現藏有一種“欽賞”銀牌。牌呈長方形，云紋頭，兩邊鐫二龍戲珠，中間陽刻“欽賞”二字，下邊有花草紋裝飾（圖5）。欽賞，為皇帝賞賜專用。不像其他特制銀牌，都要刻上為某次活動準備的標記，“欽賞”銀牌，沒有做過多說明，只有簡單的“欽賞”兩個字。這正好說明它很可能是一種通用的賞賜銀牌，可備皇帝在各種不同場合的賞賜。岳超或惲寶惠、黃曾元諸先生，在給《庚子—辛丑隨鑾紀實》一文定稿時，或許是把常見和通用的“欽賞”銀牌和“御賞耆民”混淆，由“御賞”誤為“欽賞”，再因諧音關系，最后寫成“卿賞”的吧。

上文提及，“御賞耆民”銀牌鑄造于洛陽，那么，慈禧太后在西安賞給某命婦的，或許就是通用的“欽賞”銀牌?！段餮不罔幨寄┯洝肪砣涊d慈禧太后與光緒帝進入西安城時，也提到銀牌賞賜：

圖3 乾隆五十年（1785）千叟宴銀腰牌拓片

圖4 嘉慶元年（1796）千叟宴銀腰牌

圖5 故宮博物院藏“欽賞”銀牌

迨九月初四日未初，圣駕至西安，由長樂門大路直抵北院行宮。御道甚長，皆用黃土鋪墊。各商鋪皆懸燈結彩，居民等更跪迎道左，均欲仰瞻圣容?；噬厦鑿娜说?，勿許驅逐?；侍蟾p賜耆民銀牌甚多。[13]

另外，在慈禧太后與光緒帝渡過黃河，進入潼關時，也提到銀牌賞賜?！肚灏揞愨n·恩遇類》有“婦孺獻果賜銀牌”一條：

光緒庚子九月（應為閏八月），孝欽后率德宗西狩，由蒲津渡河，入潼關，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后于輿中手取一二，親賜銀牌以為答。[14]

吳士鑒《清宮詞》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詞曰：“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斿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痹~注曰：

傳統遺傳算法[9]雜交過程的實現往往是從上一代種群中隨機選擇兩個個體進行雜交，對于雜交生成的子代，采取直接替代父代的方法，但是在替代的過程中存在子代的適應度低于父代，出現劣勢個體的情況，使整個算法的收斂速度變慢，在遺傳代數一定的條件下，最終解的誤差率上升。

庚子九月，兩宮由蒲津渡河，入潼關陜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太）后于輿中，手取一二，親以銀牌賜之。[15]

《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三也記載：

是日（閏八月二十六日），兩宮渡河。乘御舟三只，均以錦繡飾之。途中風平浪靜，天顏頗喜，賞銀二十兩，銀牌百面。[16]

此三條記載的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從山西進入陜西，渡過黃河，路經潼關時賞賜銀牌的情形。這里賞賜的是什么銀牌，已不可考，但肯定不是辛丑年才鑄造的“御賞耆民”銀牌，通用的“欽賞”銀牌，倒是有很大可能。

五 小結

從上文辨析可知：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回鑾途中賞賜給瞻仰“御容”百姓的銀牌，應為“御賞耆民”銀牌?！扒滟p耆民”銀牌，系岳超等人的誤記。因《晚清宮廷生活見聞》一書發行量大，后人受其影響也多，遂不加考辨，沿用其錯誤。在2015年北京舉辦的“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與2017年香港舉辦的“萬壽載德—清宮帝后誕辰慶典”兩個展覽中，故宮博物院先后將“御賞耆民”銀牌作為皇帝與太后為慶祝萬壽節準備的賞賜物品展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不恰當的?！坝p耆民”銀牌，是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為回鑾途中賞賜特制的，與光緒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在開封暫住過萬壽節沒有必然聯系，不是萬壽節用的賞賜銀牌。

注釋：

[1] 佚名：《貪官污吏傳（外十種）》，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第221頁。

[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9月，第104頁。

[3] 可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匯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

[4] 故宮博物院編：《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故宮出版社，2015年9月，第65頁。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11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267頁。

[6] 載《紫禁城》，2006年第2期，第92頁。

[7] 楊紅林：《慈禧回鑾：1901年的一次特殊旅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44—45頁。

[8] 田蕓生總編，韓邦孚監修：《（民國）新鄉縣續志》卷六《人物傳下·技術》，民國十二年刊本，頁九。

[9] 陳志付：《“李家大院”探古》，載《淇河文化研究》，第2卷，2007年，見網址：http://qhwh.qxzc.net//wy-2/a/a30.htm （2017年11月26日）

[10] 高桂云：《北京出土清“千叟宴”銀腰牌》，見《文物》，1983年第6期。

[11] 故宮博物院編：《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故宮出版社，2015年9月，第64頁。

[12] 王彥章：《清代尊老優老禮制述論》，見《歷史檔案》，2006年第4期。

[13] 佚名：《西巡回鑾始末記》，見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庚子國變記》（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1982年10月，第184頁。

[14] 徐珂：《清稗類鈔》，第1冊，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第336頁。

[15] 吳士鑒等：《清宮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4-15頁。

[16] 佚名：《西巡回鑾始末記》，見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庚子國變記》（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1982年10月，第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