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年國產電影創作看“新常態”下中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徐 紅

[內容提要]本文盤點了國產電影近年來發展的主要成績，指出主旋律商業大片、都市喜劇片、華語合拍片和跨界導演創作代表了“黃金十年”國產電影的主要創作路徑，構成了國產電影抗衡好萊塢電影的中流砥柱。但隨著國內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回歸，近年來以資本、技術和市場驅動的中國電影產業必然也要回歸和適應“新常態”的穩定有序的發展態勢。這使得國產電影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了當前的一個迫切課題。本文重點從資金、人才、產品內容等方面辨析了困擾國產電影創作未來發展的問題與挑戰，指出從資本驅動向內容驅動的產業轉型、保持創作人才梯隊的可持續性再生和尋找電影類型生產的新的增長點是保障“新常態”下國產電影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層面。

一、四種本土電影類型及其創作路徑

如果從票房數據上分析，近年來的電影發展，特別是2008年到2017年的中國電影，可說是中國電影市場高歌猛進的“黃金十年”。從2008年的43億，到2010年跨百億，再到2017年560億，票房井噴式增長讓電影這種傳統的娛樂方式在中國這片新興市場的土壤中重新煥發出青春與活力。漂亮的數據說明了中國電影產業建設的成果，也見證了國內龐大的電影市場和國內觀眾的驚人的消費潛力。在與好萊塢電影激烈博弈的“黃金十年”中，國產電影的票房收入穩定地掌握了電影放映總票房的半壁江山。這從制作層面說是以大型電影民企為龍頭的整個本土電影制作群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從票房貢獻指數上分析，主要有4種本土電影類型或創作路徑（群體）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主流大片、都市喜劇片、華語合拍片和跨界導演創作。

（一）新主流商業大片

近年來中國電影產業在國家發展新形勢和新世紀文藝宣傳的新訴求下催生了國產主流商業大片的戰略升級。這類以《戰狼2》為代表電影的既體現政府意志又獲得了極大的市場認同的主流商業電影是政府引導、政策支持、產業跟進和市場探索的多年磨合的結果。這種新主流大片溯源于我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戰爭大片（如《大決戰》），后經過《建國大業》《集結號》《建黨偉業》等作品的創作磨礪，再到《智取威虎山》《戰狼》《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等作品的成功，終于政府倡導的主旋律電影實現了“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亮麗升級。這類影片以為老百姓拍好看的主旋律電影為原初動機，以思想性、藝術性和商業性平衡統一為制作訴求，經政府、商界、藝術界三方力量的合作支撐，在潛移默化和寓教于樂的氛圍中實現了弘揚愛國主義、塑造國家形象、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表達效果。特別是《戰狼2》創造的近57億的票房神話，成為了新時期主旋律商業大片的標桿。有學者指出，新主流商業大片“將主流價值觀、審美觀與類型化敘事、市場化運作及商業化包裝妥洽融合”，“不僅提升了其自身市場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也積極推動中國從電影產業的黃金十年邁向電影創作的黃金十年”。

（二）都市喜劇片的靚麗風景

（三）華語合拍片的穩定發揮

近年來整合了內地、港澳臺及海外其它電影資源的中外合資片、合拍片質量的穩步提升，成為了國產電影抗衡好萊塢商業大片的一大法寶。其中特別是作為華語電影的中堅力量的香港和臺灣電影，憑借過硬的制作技術和豐富的產業經驗，成為了內地電影尤其倚重的合作資源和創作力量。從《赤壁》《葉問》《西游降魔篇》到《太平輪》《捉妖記》和《功夫瑜伽》，港臺導演擅長的動作片、奇幻片和愛情片近年來在本土電影市場一直保持著良好而穩定的成績。整合了兩岸三地的創作資源的華語電影，無論在創作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領域都成為了一個高認同度的電影現象及概念。

（四）跨界導演的票房貢獻

盤點近年來的國產電影的成績，一些由知名演員或暢銷書作家跨界而來的電影導演及其作品的走紅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象。例如郭敬明的《小時代》、韓寒的《乘風破浪》、王寶強的《大鬧天竺》都取得了較好的票房成績。如果從在商言商的角度來說，他們的創作客觀上提高了國產電影市場業績，但如果從國產電影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跨界導演的作品則具有相當的局限性，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新常態”下的國產電影創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辨析

相比世紀之交的國產電影，近年來的中國電影全方位、更深入地受到了資本、市場和技術力量的影響與驅動。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革新深刻地作用于電影的籌劃、生產、發行和放映等各個領域，催生出IP電影、網絡大電影、眾籌電影、線上售票平臺等花樣繁多的“互聯網+”的電影形態與業態。另外隨著消費市場的擴張、電影生產數量的激增和電影產業體量的膨脹，各種熱錢涌入電影行業，電影與資本（特別是外圍資本）的結合和相互利用已然成為當下電影產業發展的大勢所趨?！半娪?金融”為電影業制造了“天使般的誘惑”，也帶來了“魔鬼般的風險”。國內影視創投行業的風險控制問題已成燃眉之急。

總之，資本洶涌、市場狂歡、商業神話、技術驅動成為近十年國產電影發展的關鍵詞。一面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力量（資本）在重塑上、中、下游的整個電影產業鏈條的結構形態；一面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來源的逐利資本涌入電影業淘金，解構了傳統的幾家大型的民營電影企業和少量國有電影公司主宰市場的產業格局，形成了風險投機與市場博弈多元并存的混沌江湖；一面是電影管理機構緊跟形勢監管引導，倡導新主流國家主義電影，試圖遏制市場的過度娛樂的脫韁野馬，讓主流商業電影承擔起主流意識形態的表意功能，并促成了一些現象級的成功案例。然而在金融資本的安全逐利的思維惰性的掌控下以及以觀眾為借口的娛樂主義的制片慣性的左右下，國產電影過度地在資本、技術和市場等內容生產之外的領域糾纏與運作，存在著日漸淡忘電影作為一種人文與心智藝術之初心的不良傾向，從而不得不讓人產生出未來國產電影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憂思。

（一）從資本驅動向內容驅動的產業轉型

在社會經濟領域所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指：“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它包括兩個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國人們的基本需要，應將此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來考慮；限制的概念，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薄翱沙掷m發展”的概念主要探討人類社會合理開發與運用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問題，也可以用來分析某項產業經濟的運營發展和內部循環。以資本、市場和技術力量為驅動的電影產業具有速度快、勢頭猛、成效顯著的優點，但也存在著受制于市場飽和、資本萎縮、技術阻滯以及其它外部經濟環境因素影響的缺點。也許在當前國內實體經濟低迷、股票市場不振、地產行業調控等客觀因素的作用下，在1-2年的短期內仍然可見大量的熱錢涌入影視行業，影視投資的繁榮勢頭猶能延續一段時間。但在中美貿易摩擦、國家金融政策“去杠桿化”、國家經濟發展回歸“新常態”的總體趨勢的影響下，中國電影在經歷了近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必然也要回歸和適應平穩有序的發展的“新常態”?！靶鲁B”的發展形勢必然要求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范式轉換。傳統的以資本、技術和市場等外部力量驅動的發展模式必然要經歷向人才、管理、創意、內容、類型和風格等內在力量驅動的增長方式的轉變?！靶鲁B”經濟意味著“GDP增長方式的革新，意味著一切向錢看增長方式的改變，也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的失敗”。對國產電影來說，“新常態”也意味著審慎選擇大陣容、大場面、高投入、高風險的制片路線，而更多地創作一些觀眾喜聞樂見的、接地氣的、具有一定的現實內涵的電影作品，在電影投資維持在“新常態”水準的前提下實現產品內容的多樣化。

（二）創作人才資源的可持續性再生

從人力資源上來說，近年的本土電影創作人才正在經歷一個新舊交替、代際輪換的激蕩時期。如果說新世紀初期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順應電影的商業大潮、憑借《英雄》《十面埋伏》《無極》等片逐鹿市場、猶能行“執牛耳”之職，那么該群體近年來主要以文藝片的低調亮相以及商業片票房的不盡如人意則預示著這一代電影人正日漸式微。曾經叱咤中國影壇的“第五代”電影人正在成為一個懷舊的名詞，也許他們仍然可以在60后和70后的電影觀眾中激發出情感記憶，但在90后和“千禧年”一代的影迷中的票房號召力比較有限。順此形勢，一些步入中年的“第六代”和“新生代”導演（如寧浩、陸川、王全安、田羽生、陳思誠、徐錚等）接過前輩的衣缽，日漸成長為本土電影創作的中堅力量。然而盡管這些新興導演屢創佳績，時不時制造出一些票房神話，但他們與上一代導演比較起來缺乏對社會的擔當責任和主體意識，顯得圓滑、犬儒而世故，因而該創作群體尚未形成集體口碑和規模效應，從而制約了其創作潛力的發揮。有學者指出國內“青年一代的電影觀念不是拍攝讓自己滿意的電影，而是拍攝讓觀眾滿意的電影”。他們的創作并非把人文關懷和現實指涉放在首位，而是更多的出于商業考量。新生代電影力量的“早熟”氣質也許有助于他們迅速上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藝術高度和成長空間。

本土電影創作人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還可以從近年來國內影壇的跨界導演現象中體現出來。所謂“跨界導演”是指商人、體育明星、歌星、演員、暢銷小說作家等非科班出身的個人或明星擔任和“客串”電影導演的現象。例如近年來暢銷小說作家韓寒和郭敬明、商人十慶、歌星蘇有朋、主持人何炅、演員王寶強等都曾經跨界試水電影導演工作。這些“半路出家”的跨界導演執導的影片主要局限于喜劇片和愛情片等類型，但由于擁有廣泛的粉絲和較高的知名度，往往能夠斬獲不菲的票房，因而他們在魚龍混雜的國內電影圈風生水起、呼聲頗高且屢試不爽。國內跨界導演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唯利是圖的創作動機、商業資本的推波助瀾、明星的票房和話題效應、常規電影創作門檻的降低以及當事人自己出于對導演權力的迷戀和追名逐利的虛榮心作祟等若干因素。除了少量的跨界導演通過個人努力成長為專業導演之外（如姜文、徐崢等），而大部分的跨界導演都是抱著玩票的態度而“曇花一現”“轉瞬即逝”?？缃鐚а莠F象侮辱了國人的電影智商，諷喻了學院派導演成長的艱辛，是近年來國內影壇急功近利、浮躁喧囂的創作氛圍的體現和部分電影創作領域反智化、業余化的產物。他們為國內影壇新生代導演群體的成長提供了不良示范，影響了國內電影創作人才梯隊正常的新陳代謝和健康有序的過渡。因此，跨界導演現象總體說來是一種影響國產電影可持續發展的負能量，它表征著國內電影文化和創作氛圍有待進一步的改良與澄清。

（三）內容與類型的多樣化建設

電影內容與類型的多樣化建設事關國產電影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核心。如果從某些個別年份的表現來看，不可否認當前國產電影類型的多樣化建構已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2017年為例，在全年國產電影約300億的票房構成中，動作片、喜劇片、奇幻片、懸疑片、文藝片、紀錄片和主旋律電影均有斬獲。但如果從近10年的整體表現來看，與好萊塢相比，國產電影的多樣化仍然存在相當的拓展空間。如前文所述，主旋律商業大片、都市喜劇片、華語動作片構成了近年來國產電影的主要成績，但受制于人才、技術和制度等因素，國產電影在科幻片、動畫片、災難片、魔幻片等高附加值的電影類型的生產制作上依然薄弱。國產電影在上述類型的創作上存在短板，與高度類型化和多元化的好萊塢電影工業來說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土電影產業與其去爭論《戰狼2》這樣的主旋律大片的成功有多大程度的可復制性，不如開源拓流，在一些欠發達的電影類型上覓得新的增長點。

三、結語

總之，回顧近十年國產電影的發展成果，展望我國電影在國家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發展形勢回歸“新常態”的宏觀背景之下的可能舉措與拓展空間，從資本驅動向內容驅動的產業轉型、保持創作人才梯隊的可持續性再生和尋找電影內容與類型生產的新的增長點構成了“新常態”下的國產電影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重要層面。當前以資金、人才和產品內容為代表的電影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然成為中國電影研究的迫切課題。

注釋：

[1]饒曙光、李國聰.主流大片新拓展：范式轉換與戰略升級[J].當代電影，2017（1）：19.

[2]鄭賢君.中國夢實現的根本法保障[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54.

[3]陳世清.新常態經濟學的理論建構[EB/OL].http://finance.takungpao.com/mjzl/mjhz/2015-04/2975500.html.

[4]尹鴻、孫儼斌.2015年中國電影產業備忘[J].電影藝術,201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