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空前的梅葛整理與翻譯—評介《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

文·圖 / 保黃

叢書主編郭曉煒（右一）與姚安馬游的梅葛老少歌手們出席2018年8月10日的新版梅葛發布會

重達9.8公斤的《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共有5冊，計4378頁，包括《梅葛本源》《梅葛戀歌》《梅葛悲情》《梅葛祭》和《梅葛曲集》。這套叢書2017年完成整理、翻譯，前后持續4年多，有近100位不同年齡段的梅葛歌手不同程度參與研討、整理和翻譯，其規?？涨?。

梅葛是楚雄地區說中部方言的彝族（主要是羅羅頗、里頗支系）民歌，上世紀50年代云南掀起民族民間文學整理熱潮時，梅葛就曾多次被整理，并在1959年正式出版。這次整理，與60多年前不同，不僅工作深入程度有很大差別，而且時代語境和學術范式也有很大不同。這次整理，完成的是“非遺”時代一個堪稱典范的“唱本”，而不再只是對“史詩”文本的一次模仿。

1950年代梅葛的四次收集整理

上世紀50年代梅葛的整理出版，盡管只見到一個公開發行的版本，但大約從1951年開始，梅葛的整理就先后發生過至少四次。此前，沒有學者梳理過梅葛被收集、整理的歷史，所以，關于這段歷史，目前還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說法。

第一次是1951年（另有說法是1953年），在楚雄中學教書的青年教師“黃笛揚、夏揚，利用學校假期，由姚安縣學生做向導，深入到姚安縣的馬游山區，對流傳在該山區的彝族民間說唱《梅葛》進行了收集整理，并刻印成油印本”（《中國曲藝志·云南卷》，后文簡稱《曲藝志》）。這是一次自發的整理，整理者是抗戰后期在昆明受過文藝熏陶的詩人。其中負責文字工作的夏揚，受過常任俠收集整理的《蒙古調》影響，在到楚雄之前，在昭通工作期間還曾整理過《苗族古歌》。這次收集整理的梅葛有3000行左右，在1956年寄給了云南省文聯主席徐嘉瑞。（《彝族文學史》）

據《曲藝志》的說法，這個被很多人忽略的版本，影響了徐嘉瑞后來主持的梅葛調查。在1957年的條目下，有這樣的話：

“徐嘉瑞根據……彝族梅葛曲本《梅葛》的資料（油印本），在姚安縣馬游山區作了進一步收集整理，歷時一年，整理出梅葛的第二稿（復寫本）?！?/p>

按時間順序，梅葛的第二次比較大規模的整理，是在1953年秋。參與者有音樂學者楊放、黃林。他們從昆明出發，在姚安縣農村生活了半年多，在前面提到的姚安馬游，記錄了7天。楊放回憶說，一起下去的還有云南省花燈劇團的幾位同志，黃林則是當時的省文化局音樂工作組成員。

楊放整理的是“《梅葛》（正腔）”，演唱者是后來歷次整理都參與的歌手郭開元，也是新版《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主編、音樂學者郭曉煒的曾祖父。郭開元是當地有名的大畢摩，因此也是梅葛的重要傳唱者。

楊放解釋說，梅葛分正腔和慢腔。正腔演唱開天辟地、萬物起源等內容，慢腔以演唱婚戀內容為主。并且他主張，“梅葛”應音譯為“梅郭”。楊放、黃林等人的這次整理（據學者蕭梅采訪黃林，“樂譜是楊放記的，我們記歌詞”），楊放的回憶說，資料拿到昆明后就不翼而飛。有意思的是，除了當事人楊、黃的回憶，在目前掌握的材料中，沒有見到旁人提及這次整理，這次整理幾乎沒在梅葛的“學術史”上留下什么痕跡。

第三次整理是1957年。主持這次整理工作的就是前面提及的云南省文聯主席（此前也擔任教育廳長）的徐嘉瑞，具體執行由姚安縣文教科長陳繼平和縣文化館的郭開云負責。

關于這次整理，現存的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大體上，徐嘉瑞到過姚安縣（當時屬大姚縣），但沒有具體做整理工作?？h里委托文教科長陳繼平負責，而陳把具體工作交給郭開云。郭開云說，在陳繼平的“具體指導下”，他“到馬游鄉住了一年”。

這次調查的記錄文稿謄寫了三份，兩份寄到昆明，一份留在縣里。1958年夏，郭開云到昆明開會，又被徐嘉瑞留在省文聯工作了一個月，對此前的記錄文稿進行了整理。而整理的原則，他轉述徐嘉瑞的話是：“把重復的、不健康的先刪去?！?/p>

8月10日，《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發布會在昆明隆重舉行，省民族宗教委、省文化廳、楚雄州相關領導參加了發布會。圖為姚安縣委書記馮毅和縣長雷波在發布會上發言

對這次整理的文稿，徐嘉瑞的孫子，后來也在文化口工作的徐演在《文化大家徐嘉瑞》一書中回憶，文稿有6000多行，“共分八個部分：歷史、婚事、找親戚、喪事與跳神、搭棚與撒種、領親戚（包括做相好，找地方）、串門子、過山調等”。

按徐演的說法，這個版本本來要作為“云南民族民間文學叢書之一”出版，但因為這時由宣傳部領頭的，具體由一群學生組成的調查又已經啟動，所以出版暫停。徐嘉瑞甚至“拿出這份由出版社已經打印成校樣的整理稿，以完全無私的精神，無條件地全部交給了學生們”。

第四次收集整理，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年，受《阿詩瑪》成功的影響，云南省委宣傳部統一部署，組成了多支云南民族民間文學調查隊（7組，116人），分赴云南各地。云南不少的民族民間文學的經典文本，都跟這次收集整理有關。負責楚雄地區的是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和昆明師范學院，以55級學生為主。其中有后來留在文化崗位，擔任領導職務的郭思九等（上述提及的《彝族文學史》就由郭思九參與編寫）。此前在馬游住過一年的郭開云也參與了這次調查工作。

據郭開云的回憶，這次調查是一次普查。工作內容，包括對前一次調查的“復查”，以及對馬游之外的其他有梅葛傳唱的地區（比如曇華等）的“普查”，而參與者有10多人（郭開云列出12人），耗時2個月。

這一次的收集整理，經過五六次“反復的研究和修改”，最終成稿，再經由徐嘉瑞修改后出版。于是就有了1959年版的《梅葛》（后文簡稱“老版《梅葛》”）。這個版本的《梅葛》共有235頁，以小32開印刷，是當時民間文學單行本普遍采用的標準。這本梅葛有近6000行，分“創世”“造物”“婚事和戀愛”“喪葬”等四個部分，囊括了今天傳唱的梅葛的大部分內容。不過，與這次新版的《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后文簡稱“新版《梅葛》”）比，無論是分量、理念，還是內容都有很大區別。

《阿詩瑪》之后，云南掀起民族民間文學熱

1950年代的《梅葛》整理、翻譯，主導模式是民間文學中的“史詩”。比如，一方面，它按詩句的格式整理唱詞；另一方面，這些唱詞力求詩一樣的簡潔，刪掉所有枝蔓，為力求優美，還請漢語工作者潤色。

讀這種“史詩”文本，讀者會以為，民間真有這樣意味雋永的詩句和體系。其實不是。以梅葛而言，這樣選精集萃的“史詩”，在真實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人們唱述的那些宇宙人生的道理、事件，都是在社交性、功能性的演唱中體現出來（極少部分私下獨唱），夾在很多重復、客套、問答（歌手每開一次腔，就要贊美一次對方歌手）等“無用”的句子和儀式中間，從翻譯的文本看，看不到“詩意”。

相較于新版《梅葛》，從“非遺”傳承角度看，文學取向的“史詩”反倒顯得很“沒用”，因為它只是外部學者們的交流文本，無法返回到文化的傳承者中。

不過，上世紀50年代前后，“史詩”這種傳自西方的文學類型，被一些熟悉文學，從事文藝工作的學者、詩人、作家運用到了少數民族的民歌整理中，并隨著50年代民族文化工作的深入，催生了大量的作品。

1950年代云南民族民間文學的整理翻譯工作，1953年的《阿詩瑪》也是一個典范文本，其在全國范圍的成功也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栋⒃姮敗纷屚饨缫娮R了云南民族民間文化的魅力，也讓云南的文化工作者看到民歌的力量——“可以促進各民族的‘偉大的精神解放’”（陸萬美：《雋永的回憶》），而且也讓很多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喚起了自身的“民族文學”的意識以及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陸萬美說，云南其他兄弟民族的干部群眾看到《阿詩瑪》后，都說，“這樣的歌，我們也有”。

1950年代云南掀起的民族民間文學、“新民歌”熱潮與1953年2月召開的“云南省文藝工作會議”有很大關系。結合民族歌舞會演，該會議開始討論開展民族民間文藝工作的問題。會上提出了指導方針、工作方法。方針有：為工人農民服務、為兄弟民族服務等；方法則包括和兄弟民族實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歌唱）等內容。

老版《梅葛》一書的后記，也印證上述工作原則?！霸谡麄€調查和搜集過程中，我們都堅持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了大戰鋼鐵和秋收秋種、辦人民公社等運動，大力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因而很快地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逐步熟悉了他們的生活、風俗習慣和思想?！?/p>

這個學術研究中的群眾路線，有一定效果。今天的馬游人，還記得與工作組的人同樂的場景。甚至，當時就有人為他們的工作以及工作方式唱贊歌。

從前我們在高山上唱歌，

歌聲被風吹走了；

從前我們在河邊唱歌，

歌聲被水沖走了。

今天??！

我們唱的歌，毛主席派人記下來，

還要印成書。

（1959年版《梅葛·后記》）

這首即興的民歌片段，有著典型的梅葛演唱的技巧——運用大量的比興手法，贊美聽者（或歌手）。這個民歌片段透露的信息，也是那個時代民歌收集工作一個特別重要的注腳。對當地人來說，梅葛的收集，特別是1958年這一次是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當地人了解國家的途徑。

新版《梅葛》的方式與意義

跟老版《梅葛》相比，2017年出版的《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有著完全不同的誕生經驗。

這套叢書項目由姚安縣民族宗教局主持，列入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和楚雄州民族宗教委的“民族文化精品工程”。主編郭曉煒具體負責采訪、收集、整理和翻譯。這項工作從性質上講，跟老版《梅葛》都屬于政府的民族文化工程，但做法上則有很大不同。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整理者郭曉煒是馬游人，其曾祖父是1950年代幾次梅葛收集記錄時最主要的唱述者，而且，郭曉煒成長的八九十年代，梅葛在生活和習俗中，還保留了很多較為原始的形態。所以，盡管后來他到云藝學音樂作曲，成了專業的音樂人，但梅葛基本上是他的母語文化，所以，整個收集、翻譯工作不存在語言障礙。郭曉煒說，他做的這個版本，不存在因為語言和翻譯帶來的誤讀。

對博大精深的梅葛文化來說，語言問題是重中之重。盡管過去的文藝工作的群眾路線落實得很到位，但如果不能掌握民族語言，翻譯和理解都難免有差錯。

比如，老版《梅葛》中，在講到格滋天神造天造人時，金果造男人，男人再造天，金對應男人和天；而銀果造女人，女人再造地，銀對應女人和地。而新版《梅葛》，則剛好相反：銀果對應男人，天；金果對應女人，地。這個差別，或許涉及到當地彝族的世界觀，并不是一個小問題。筆者與郭曉煒核實，他認為確實是老版《梅葛》翻譯錯了。他說，梅葛演唱時，就是新版《梅葛》這樣的表達，而且他強調，彝族的語言里，提到金銀時，也通常是銀在前金在后。

第二，新版《梅葛》，是按照演唱的語境進行完整的翻譯。而且基本是直譯，沒有文辭修飾。這個做法造成了兩個版本的《梅葛》不同的取向。梅葛演唱中，有非常多的內容是重復前面那個人所唱，然后才進入下一個環節的“提問”，然后答問者，也要繼續重復前述內容，才慢悠悠地給出解答。這些重復的內容，究竟有多少？我們可以從這組數據感受一下。

講述格滋天神造天地這節時，主要情節大體相似，但老版《梅葛》用了不到400行，而新版《梅葛》則用了近5000行，相差十多倍。這些新增加的內容，基本都是重述前者，以及贊美對方的各種客套話。

郭曉煒告訴我說，他整理的這個版本是“唱本”。這個說法比較準確，拿著新版《梅葛》，只要會當地彝語，并懂得梅葛演唱的調子（演唱用的五線譜和簡譜，也附在每一節的開篇部分）就可以入門。新版《梅葛》基本保留了梅葛在演唱中的情景。從民族文化傳承方面來看，除了沒有國際音標外，這個版本的確是一個很實用的“唱本”。

第三點不同可以從編輯思路上體現，新版《梅葛》的整理過程基本是這樣的：

做每一冊都要先定出內容大綱，然后按照大綱，請嗓音好的來唱，一般是男女對唱，分成三組，6個人輪流按照大綱的順序演唱（《梅葛曲集》除外）。

郭曉煒在馬游的老家有一個專門為梅葛整理設的錄音棚。錄音棚有比較專業的錄音設備，所有文字都是在錄音最終版基礎上翻譯整理。

錄音是整理的母本，而為了錄音，很多段落的演唱需要重復錄十多遍，像演電視劇一樣。郭曉煒介紹說，有時，歌手對演唱內容并不是很熟，或者即使熟悉內容，也會在演唱時掉句，所以需要反復錄，再挑出最好最完整的一次。

相比此前梅葛的整理，郭曉煒的工作方式比較獨特。其特點在于，從強調個人演繹，變成強調一個群體整體的挖掘和保留；但這種集體性又不是體現在所有人平均的保存上，而是通過反復的對比、研究、討論、辨“偽”之后，在眾多大同小異的梅葛的傳唱中，理出一個“更合乎邏輯”的版本來。每個參與者都有貢獻，但一定不是完全按他所知道的來。

通過這種方式，保留在書本上那些梅葛的演唱者的名字，就只是一個演唱者的代表，而不再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梅葛演唱藝人。因為在錄音之前，他（她）所唱的內容，已經被主編根據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集體意見，“審定”過了。

這是新版《梅葛》十分重要的特點。從工作深入程度講，這比聽一兩個歌手，或者召集三五個人小范圍的演唱、記錄要深入很多，也更具有一個群體的代表性。因為有政府的資金保障，郭曉煒整理新版《梅葛》時，先后召集了近百人參與，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多的時候達50多個，而其中至少有20多人，前前后后都參與了整個整理工作。

從2013年開始，新版《梅葛》的整理持續到2017年。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參與者對梅葛的全貌有了更為系統的認識。在梅葛傳承已經支離破碎，很多老人相繼去世的今天，整理這樣一部梅葛叢書，其實也是在完成一次頗有效果的梅葛的文化傳承。

因此，《中國彝族梅葛史詩叢書》的整理出版，無論是從民族文化工作，還是學術研究，甚至姚安諸多的參與者的角度，都有不容忽略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