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的高考

文 / 宋昌斌

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圖為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題。

參加1978年的高考，對我而言，真的是“逼上梁山”。

1976年3月31日，我給一位同學寄了本書，書中的信中，有一首剛作的詞。不久，這封信被公安系統轉到了我當時工作的單位——省革委會辦事組。我當時在辦事組的機要組做密碼譯電員。

大約4月份的一天，領導找我談話，說最近該咱們去人到農場勞動了，經研究，派你去，收拾一下，明天就出發吧。

那時候，幾乎所有機關干部都要定期到農場或農村參加勞動。我簡單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到渭河邊上的農場去了。

按慣例，到農場勞動是一月輪換一次。但時間過去了40多天，仍不見機關來人接我回去。我有點疑心，但轉念一想，也可能是最近機關太忙，一時派不出人來。

又過了好多天，機關來人接我回去。到宿舍后，稍歇息一會，我想到辦公室去。接我的同志說，領導找你談話。

到了領導辦公室，寒暄了幾句，領導問我，你前一段時間寫過什么東西沒有？我說，沒寫過什么。又問，你再想想，真的沒寫過什么嗎？我想了一下，說，給同學寫過信。他說，信里都說了些什么？我說，沒有什么，就是寄了本書，寫了幾句話，噢，對了，里邊有一首我作的詞。他說，你沒覺得詞里有什么問題嗎？我說，就是看了幾本書，有些感想，給同學交流交流。

這時，領導不再兜圈子了，非常嚴肅地對我說：你寫的這個東西問題很嚴重，省革委會和辦事組的主要領導都十分震驚。這段時間你不用上班了，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問題吧！

這時，我才如夢初醒，知道大事不好。

我想起了自己詞中的幾句話：

“錢權是皇，后門正當，奸臣害忠良?！?/p>

要知道，與當時“四五”天安門事件前后的政治形勢聯系起來，這是要命的話。何況，出自掌握核心機密的機要人員之手，怪不得驚動了高層領導。

考慮到我的特殊身份，需要有一個脫密過程，當時沒有采取其他措施。只是不準我進辦公室，整天呆在宿舍寫檢查。

大約六七月份吧，領導給我正式談話。大意是，你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到你還很年輕，工作表現一直不錯，你寫的東西也沒有公開發表，先給你一個黨內處分。但你不能在機要部門工作了，也不能當干部了。至于到哪里，根據情況再定。你現在到政工組去報到，由政工組安置你。

知青在報名高考

1977年12月11日，考生興致勃勃地走進高考考場。

之后大約兩年里，我名義上是政工組的干部，實際上一直在農村。先是到長安縣郭杜公社的赤蘭橋大隊“蹲點”，后來到延安縣河莊坪公社小溝村搞“路線教育”。

在延安小溝村期間，離我家不是太遠。父親可能聽到什么風聲，步行了大約80多里路，趕到村中看我。但他什么也沒問，我也什么也沒說。臨走時，我把當時從西安帶的已經發干的面包給了他兩個。我知道當時的農村，很少有人能吃到面包。父親把面包裝在搭褳里，慢慢走了。

直到后來父親去世時，我也沒有告訴他這件事。他不問我，是怕再傷害到我。我不明說，是總覺得愧對老人。

當年我從陜北偏僻的小山村到省城工作，可謂“一步登天”?，F在又被打回農村，可以說是“一落千丈”。父母在鄉村的感覺，可能比我這個當事人更揪心、更難受。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我明顯感覺到情況有了變化。本來說要對我采取的進一步措施，再無人提起。但直到1977年底恢復高考時，我仍然在農村打熬。我哥參加當年高考成績入圍，但因我的問題，政審沒有過關。

直到1978年的春天，在機關不少同志的呼吁下，我的問題有了說法，認為有錯誤，但不影響使用。這就是后來說的“留尾巴”的改正。這也促使我，不能老夾著這個“尾巴”做人，要改變人生的軌跡。

于是，我下決心參加當年的高考。

我考上了復旦大學。

進校后的第二年，我的正式平反決定寄到了學校。輔導員對我說，原來你的檔案里還有那么多的東西！

中國有句話，人是逼出來的。我參加高考，就是這樣被“逼上梁山”的。

當時中國千千萬萬有志青年，實際上也是程度不同地被逼到高考場所的。后來知道，當時我所在的班級中，有十幾位同學與我有相似的經歷。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下決心恢復高考，也是逼出來的。他是要爭分奪秒，解決國家的人才斷檔問題。

隨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決策，又何嘗不是逼出來的。

有人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從當年恢復高考算起。這不無道理。因為恢復高考實際上啟動了改革的大門，而當年走進考場的不少人，后來成了各條戰線的骨干，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今天，我常想，如果沒有當年的恢復高考，我的命運會如何？如果沒有當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前途又會如何？

歷史無法假設。但重溫歷史，會使我們懂得珍惜，變得理智，少走彎路，不走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