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文學的個人記憶
——從復蘇到復興

文 / 肖云儒

文學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的生命正好以40年為界分為兩大階段。我馬上就80歲了。三十八九歲的時候，粉碎“四人幫”，“文化革命”結束了，國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這些“文革”中的下放干部紛紛落實政策，回到原單位。我也重操舊業，回陜西日報當了文藝編輯和記者?！拔母铩敝斜怀蜂N的中國作協陜西分會和其他文藝家協會重新恢復了，不久改名為陜西省作家協會。下放各地“干?！焙娃r村的作家藝術家和協會工作人員陸續回到原來的崗位上。

我記得1978年到1981年，文藝重又復蘇的那幾年，我參與報道了許多為作家作品甄別、平反的活動，柯仲平、馬健翎、胡采、柳青、王愚，一個個摘掉了強加于他們頭上的“叛徒”“右派”“走資浱”“黑作家”種種不實的帽子，被“解放”出來，重新工作和寫作。記憶最深、規模最大的一次，是為杜鵬程同志和《保衛延安》平反、恢復名譽。因為對老杜和他作品的批判曾經是全國規模的，平反昭雪時好像北京和省上都有人出席，消息寫得很長，好像還上了頭版。這是文藝生產力的一次大振奮，一次大解放。

2014年11月04日，陜西省作家協會成立60周年座談會

在解放老作家的前后，《延河》雜志復刊了，又調進了一些編輯和創作力量。有了園地，陜西的文學創作力量開始聚集。1978年，賈平凹、莫伸雙雙斬獲改革開放之后第一次全國性文學評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在他們身邊，聚集著路遙、陳忠實、鄒志安、京夫、蔣金彥、王曉新等中青年作家的身影。他們和重新拿起筆的老作家們一道，實現了陜西文學的再次起跑。

改革開放以來陜西文學的發展，我覺得大約有三個階段一一

第一階段，我把它稱為“兩代接力”的階段，基本上是改革開放后的前十年，就是上面說到的那幾年。

第二個階段，是“陜軍東征”階段?；旧鲜前耸甏┢诘蕉皇兰o初葉。這十多年中，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程海，還有京夫、鄒志安、葉廣芩、劉成章、紅柯、孫皓輝、楊爭光、閻安、吳克敬，和谷、方英文、馮積奇、王蓬、冷夢等新一代中年作家群體整體亮相，走向全國。有的已經在文學史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撥亂反正和西潮東漸時期，陜西為什么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和后來的現代主義思潮都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風行一時？雖然這幾方面也有好作品，像白描寫北京知青在陜北插隊生活的《蒼涼青春》影響就很大，但總體上沒有形成大氣候。我認為這是陜西作家一貫的傳統和內在素質決定的。在社會風云和美學思潮的變幻中，他們始終沿著現實主義的路子走著，沉潛進民間生活之中，有的去基層掛職蹲點，有的埋頭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很少趕風潮，或用某種理念圖解人物形象，或在思潮的變化中翻燒餅。

幾年過去，他們帶著作品從底層來到省地，來參加太白短篇小說研討會、榆林長篇小說促進會和一些作家作品討論會。他們一直切切實實沉浸在自己的藝術勞動之中。這是沉厚的生活給予陜西文學的定力。這種定力是日后出現“陜軍東征”的一個內在原因?！瓣冘姈|征”之所以出現，我感到有這么幾方面原因：

首先是本土文學的實力所致。陜西新、老兩代作家，在代際傳承完成之后，中年作家中的實力派，形成了強烈的亮相沖動和亮相實力。1986年路遙他們策劃的陜西作協長篇小說促進會在陜北召開，就是一次戰前動員，吹響了沖鋒號角。大家都在登山，多么需要鼓勁??！

賈平凹與陳忠實

其次是全國長篇發展的大勢所趨。從全國長篇創作的發展來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年總體上數量較少、質量不算上乘。

所以，文學創作在“文革”中斷了十幾年后，集群性的拿出新作力作，是全國長篇創作的大勢。陜西以自己沉穏的蓄勢，搶占了先機，一下拿出五部長篇佳作，產生了集群性效應。

再就是新時代對好作品、大作品的呼喚。改革開放十多年了，文學已經走出了初期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的類型化，進入新時代生活的新常態。時代呼喚有力度有深度的大作品。十年說短也短，說長也長。應該是文學對時代作出呼應、作出交待的時候了，應該是作家用大作品來回饋時代的時候了，毋庸諱言，陜軍東征名聲大噪，迅速引發全國性的爭論，和一開始就卷入了對于《廢都》和《白鹿原》的所謂性色描寫以及社會政治評價失當有關。這些爭論在本質上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思想和美學思想的兩種傾向：是習慣于過去，還是走進新境界？爭論因此遠遠超出了文學范疇，引發了整個社會的關注。而最后的結局，無論對作品還是對作家，都體現了“雙百”方針的寬容。兩部作品、兩位作家都獲得了業界和全社會加倍的認可。這次爭論，使我們這個剛剛從極左思潮中掙脫出來的社會，開始能夠適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也給領導者提供了一個對待思想文化問題以疏導為主的理念和方法，對改革開放之后文藝新局面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這是新時期關于長篇小說創作的第一次大亮相、大爭論，它確立了陜西文學在全國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提升了陜西文學的品牌效應。

第三個階段，“后東征時代”。陜軍東征一馬當先，使陜西文學再度沖上全國第一平臺之后，逐步形成了五大板塊。每個板塊都在原有基礎上有了提升。

高原板塊——主要由寫陜北生活的作家作品構成。他們把原來對陜北革命歷史生活和文化風情的反映，升華為生命的渲泄、感應和激越的吶喊。

平原板塊——主要由寫關中生活的作家作品構成。他們也將過去反映農村生活內容的作品，轉化、提升到以反映農村變革為主的黃土地文明的轉型這樣一個層次，進入了解剖村社文化深層結構的層次。

左起：京夫、路遙、蔣金彥、徐岳、陳忠實、鄒志安、王蓬、王曉新、賈平凹

山地板塊——主要由寫秦巴山區的作家作品構成。他們也有了提升。由寫山區生活風情到寫山地文化流脈，再到寫山本生命，寫山之本原、山之本來。他們筆下的山已經不是地域，而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寓象。

西部板塊——主要由寫西部生活的作家作品構成。有著高遠闊大的西部情懷，濃郁而蓬勃的詩性浪漫色彩。他們把西域游牧文化的動態感、交匯感、豪放感，以及西部人神圣的生命感，注入到自己作品的內里。

要指出的是，這個西部板塊文學開始的其實很早，在“后東征”之前的八十年代，這方面的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已經開始。創作由高建群《遙遠的白房子》始開先河，研究以陜西承辦第一次中國西部文學研討會為標志。西部文學、西部電影、西北風音樂形成熱潮。文藝的西部板塊是中原地區農耕文明和西部游牧文明在沖突中的融接，是現實主義和詩性浪漫主義相融合的成功嘗試。到了今天，這個板塊又是中國文學通過絲綢之路和國際交流的一個重要通道，很值得我們重視。

都市板塊——都市文學在陜西原來不太興盛，此時漸成氣候。最早有葉廣芩的都市家族文化系列，不久中青年作家便跟了上來。近幾年值得注意的是陳彥的崛起，他以兩部長篇集中描寫了長安城里大秦腔的主角、配角和后臺人物的幕后生活。戲臺小天下，天下大舞臺，作者通過舞臺生涯寫出了大天下，寫出了都市底層人命運的酸甜苦辣。一座西安這個古都，沒有自己的都市文學作品是不可思議的。

第四個階段，我稱之為“新紀新變”或“新紀新人”階段，是新世紀以來這十五六年，主要由70、80、90后的青年作家在經營。這是又一個代際交錯、傳承發展的時期。上一代作家中的精華加上更新一代的精銳，像陳倉、冦揮、周瑄璞、王妹英等等很多人，組成了新世紀陜西文學的新方陣，構成了陜西文學的中堅力量。

近十幾二十年，我轉向了西部文化的研究，對于這一部分作家和作品，已經不很熟悉。在我的感覺中，由于現代網絡媒介導致的地域性的淡化，以及專業創作色彩的淡化，將他們稱為陜軍第二代恐怕已經不是很確切了。在一個交流無比快捷而充分的時代，地域性淡化了，超越地域共有的文化色彩卻大幅提升。這是時代潮流使然。他們的作品雖然讀得不多，每有閱讀，看到他們致力于新的探索，內心總是滿懷喜悅，甚至傾慕。

總的來看，四十年來的陜西文學是穩健的走向開放，走向創新，走向現代，相當有生命活力。創新的步子也許慢一點，有時并不顯山露水，但不趕時髦，也少有反復，一直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高層次探索的一個平臺，是中華文明的深層次開掘的一個平臺，也是人類生命層面上作審美感應的一個平臺。

陜西文學40年的發展，形成了哪些特色，又給了我們哪些啟示？從創作的角度，我感受最深的有三點：

一是要在文學創作上努力形成“厚土－高原－高峰”的良性生態循環。

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學大家、文學高峰，不是西天的“飛來峰”，也不是兀然拔地而起的孤嶺獨峰，他們無不扎根于腳下的高原，被周圍的群山環繞著、簇擁著。是高原以自身的海拔隆起了高峰，激發了高峰之間千仞爭雄、萬水競榮的局面。而在高原之下，又有肥沃的現實生活厚土和豐腴的歷史文化厚土層層積淀、代代化育著。厚土－高原－高峰，這是多么好的文藝生態。

1952年柳青時任陜西省長安縣(今西安市長安區)副書記，并在長安縣皇甫村落戶達14年

柳青（右二）、杜鵬程（右一）、王汶石（左二）和李準（左一）在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1960年夏）

厚土承載高原，高原隆起高峰，高峰一旦形成，又會有力地帶動整個文藝群體海拔的提升。陜西每位文學大家后面都有一個或幾個創作群體，形成扇面形的方陣和流派。在每個方陣和流派背后，又有著時間（歷史）、空間（大地）的文化流脈和文化板塊支撐著他們。柳青甚至被大家稱為陜西文學的“教父”。而“柳青們”卻又總是將老百姓的生活、將歷史文化傳統視為自己的老師，真誠地拜人民為師、拜傳統為師。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其實遠不止在文學風格的意義上，更在文化地理和文化人格的意義上，成為黃土高原、秦川平原和秦巴山地三種文化最典型的符號。

二是對于這塊土地的現實生活和文化傳統要有矢志不移的對象化的熱情和深度。

習近平主席多次談到柳青為了寫《創業史》在長安皇甫村安家14年的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柳青讓自己的生存方式實現了深度轉化。顯然，用“深入生活”來表達已經不夠了，它是作家藝術家整個生命和創作狀態的對象化，即柳青的“文學世界”向著描寫對象“皇甫村世界”的深度對象化。

這種對象化是雙向的。一方面，將陜北作家對象化為關中農民，將柳青對象化為王家彬；另一方面，又將生活對象化為藝術，將農民對象化為典型，將王家彬對象化為梁生寶。

賈平凹稍有不同，他是商洛人，一生致力于寫本土，寫商山和秦嶺。但是他對本土的認識也有一個由淺入深的對象化過程。如前所述，開始是寫“山區”，后來是寫“山地”，由生活層面進入文化層面;最后則是寫“山本”，寫山之本原，山之本來，這就進入了天、地、人三才互動的大生命層面。他由秦嶺寫到長安，寫山文化與城文化通過人物活動和生命運動的互融互動，格局與縱深之大十分罕有。這都是作者多次讓自己的生命和山河、大地、人生相互對象化的結果。

以此故，這些藝術大家都先后由“我寫你”，進入了“我寫你，同時也在寫我自己”的境界，對“我”的表達與對“我們”的表達便這樣融為了一體。

三是要特別重視以新階范疇來激發創造和開放的藝術氣質和文化思維。

陜西文化藝術界給外界的印象，似乎比較穩健，甚至傾向于保守。其實，陜西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創造型和開放型的。這塊土地歷史上有漢唐時期開放兼容的氣度，一直延續至今。在生活和創作過程中，陜西作家藝術家十分注重吸納各種新的文化因子來化育創新元素。尤其注重在生活和藝術、主體和客體的矛盾運動中發揮新階范疇、新階思維的激勵和推動作用。

我們都強調《白鹿原》是陳忠實回到家鄉土地上潛沉了個好幾年的成果，但往往忽略了他在白鹿原的農舍中，曾經集中對外國現當代文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而且在這方面寫過多篇心得文章、做過多次專題講座。他從世界文學新成果和新思維的高度重新審視腳下這塊土地，將新階范疇種植在白鹿原的土壤之中，這構成了作品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賈平凹可以說一開始就走出了陜西文學主流傳統的近親繁衍，他追隨的是沈從文、孫犁、汪曾祺那個流脈。而后，他又與中國古典文學的主干拉開距離，從《聊齋》《山海經》，從宗教藝術目連戲和民間碑板銘文中去吸取營養。新穎鮮冽的新階坐標和創新思維激發了他對當下生活不同于人的別一種認知，這才有了賈平凹。

四十年去來，我們實在太有理由對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學格局中的陜西文學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