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的科學內涵與現實價值

李 娟

(西安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盵1]基于此，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整體框架中，法律始終屬于社會意識和上層建筑范疇，對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存在或者經濟基礎具有強烈的依附性；其自身產生、發展及消亡的過程中都凸顯出了鮮明的階級性。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立足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文本，深刻解讀和挖掘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的科學內涵及其現實價值，是一項具有中國意義和世界意義的重大課題。弄清楚這一問題，人們將會進一步認識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在21世紀對不同政治國家法治道路的完善所具有的理論指導意義，也將會更加清楚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獨特性和科學性，以及更加理智地認識到新時代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一、法權關系是政治國家法治道路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于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們揭示了法的關系或者法權關系的內在規律，即“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2]。法的關系或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它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內化于政治國家的法治規范和法治過程之中的一切法權關系都是被建構了的意志關系，它反映的是在經濟關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那一階級的經濟意志和政治意志。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法權關系發生發展的內在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法權關系內在規律，它既可以讓人們清晰地認識到不同政治國家法治道路的差異性，又可以讓人們準確地判斷出不同政治國家法治道路的本質屬性。

1.從法權關系產生的一般過程來看，政治國家是法權關系產生的政治基礎，法權關系是政治國家合法性的法律依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非常形象而概括地描述了國家的形成過程。他寫道：“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盵3]恩格斯關于國家形成過程的這一段精辟論述被列寧概括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4]，而且，列寧進一步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沖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4]?；诖?，在階級社會里，政治國家借以將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之秩序合法化和固定化的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以憲法這種政治形式來建構反映統治階級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的法權關系?？梢?，政治國家與法權關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政治國家的形成為法權關系的產生奠定了政治基礎，法權關系的產生則為政治國家的發展給予了合法性支撐。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談及“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時所言：“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盵1]

2.從法權關系現實存在的特殊狀態來看，它與政治國家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政權階級屬性有著本質聯系。從政治國家和法權關系形成過程來看，法權關系自產生之日起便具有階級性和依附性。法權關系的階級性在于，它反映的是在政治國家經濟關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那一階級的經濟意志和政治意志，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后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1]；法權關系的依附性在于，它依附于政治國家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和政權階級屬性，它決定于經濟關系本身，馬克思晚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再次強調，是經濟關系產生出法權關系，而不是經濟關系由法權概念來調節[5]。所以，一方面，法權關系具有可知性，人們可以從政治國家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權階級屬性中認識和把握不同政治國家法權關系的本質特征和具體內容；另一方面，法權關系具有特殊性，不同政治國家的法權關系因其所依附的經濟關系和政權階級屬性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性。

從法權關系的產生形成過程和現實存在狀態來看，法權關系最終要解答的是政治國家的法治體系和建立在這一法治體系基礎上的一切政治制度和經濟關系，以及“到底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的”這一政治國家的憲制問題。人們倘若弄清楚了某一政治國家的法權關系，也就把握住了這一政治國家法治道路的本質屬性。法權關系內涵與特征不同，其所體現的政治國家法治道路的本質屬性也會不同。

二、共產主義法權關系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前行方向

既然法權關系是政治國家法治道路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那么，何種法權關系才能夠真正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發展方向和前行趨勢，這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回答這一問題，但是他們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及揭示共產主義是現實運動的必然發展階段時卻間接而徹底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概而言之，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絕不能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前行方向，以真正占有人的本質為終極目標的共產主義法權關系則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前行方向。

1.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自私性與歷史局限性。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是反映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的資產階級的意志關系，它最終會引導著人性走向自私與墮落，絕不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前行方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共產黨宣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等一系列經典著作中，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和資產階級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一方面，他們認為，資產階級不僅“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1]，而且“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所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是人類社會私有制經濟關系的最高級階段，因為它把人性自私及自私利益驅動下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之于人類社會的推動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1]，而且，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關系都顛倒過來”[1]，它使得本應該創造財富的勞動卻反過來受制于資本的剝削與控制；本應該由人們的有效需求和商品價值決定的價格卻反過來成為資本家競爭、壟斷的產物；本應該服務于人的本質的生產卻成為滿足自私自利需要的“手段、中介、工具和公認的權力”[6]；本應該成為“自由的生命表現”和“生活的樂趣”[6]的勞動卻異化成為“謀生的勞動”[6]，成為受資本家剝削和奴役、被迫生存的手段。所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雖然是人類社會私有制經濟關系的最高級階段，但是也讓人類走向了“極端的墮落”[1]，以至于它和它的資產階級既無法容納它們所創造的一切財富，又豢養了連它們自身都無法消除的自私自利的劣根性，最終對人類社會向更高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阻礙作用。綜合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和資產階級不僅不能代表人類社會前行的方向和發展的趨勢，而且必然會走向滅亡；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之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必然是資產階級意志的反映，它們打著“民主”和“平等”的旗號，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根本原則，為資本主義商品交換及附著于商品之上的、代表著資本家利益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提供規范指引和法治保障，最終維護的是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私人占有方面占據絕對優勢的少數資本家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最終會引導著人性走向自私與墮落，它不僅不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前行方向，而且也會成為人類社會法權關系向更高級的形態發展演變的阻礙力量。

2.共產主義法權關系是對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揚棄。共產主義法權關系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反映著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權關系，它實現著的是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和全面占有，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發展趨勢和前行方向。既然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及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基礎上的、讓西方傳統哲學家引以為豪的甚至視之為是人類社會“民主”“平等”普適性法則的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皆不能代表著人類社會形態的前行方向和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發展趨勢，那么代表著人類社會前行方向和發展趨勢的社會形態與法權關系到底是什么？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作為類存在和個體存在的“人”及其“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6]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科學闡釋了合乎人類社會自身發展規律的、代表著人類社會前行方向和發展趨勢的社會形態與法權關系。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6]，所以，它是人類社會現實運動的前行方向和發展趨勢。與此同時，建立在共產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反映著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權關系，它以法律規范的形式“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1]，然后建構起讓作為類存在和個體存在的能夠實現對自身本質、自身生命和對象性的人的真正占有和全面占有的法權關系。共產主義法權關系是對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揚棄。一方面，它實現了與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徹底的決裂，這既是因為共產主義法權關系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與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有著本質的不同，又是因為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對人的本質的全面而真正的占有，這與資本主義法權關系一味強化人的自私與墮落的終極目標又有著天壤之別。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法權關系依然注重對人的個體存在的尊重與保護，只不過它所要規范和引導的人的個體屬性是與人的類屬性、公有制經濟關系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都保持一致的，是社會化了的人的“本質”的真正體現。具體而言就是，共產主義社會法權關系要為合理引導人對人的類屬性回歸(享受勞動,主體性和能動性能力充分發揮)及積極推動人的個體屬性(個體創新和自我完善)提供合乎人性規律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規律的規范保障。

3.實現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政治前提和經濟基礎。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及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確立是共產主義法權關系得以實現的政治前提和經濟基礎。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為當代世界不同類型的法權關系指明了終極目標，它與共產主義運動一樣,“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而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1]。一方面，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確立，它的政治功能不僅在于維護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合法性，而且在于為實現和鞏固廣大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利益提供規范指引，所以，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徹底實現，這是共產主義法權關系得以實現的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確立，其經濟功能不僅在于為依靠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來激發和增值社會資本以提供法治保障，而且還在于規范和引導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關系的不斷完善，所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關系是共產主義法權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傊?，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團結廣大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手段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在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之后，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要依靠國家權力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剝奪社會上一切利用占有社會產品“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1]，從而“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1]，進而建立和鞏固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關系。這才是實現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科學實踐路徑。

三、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階級性與特殊性

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在當下的現實價值之一表現為，它可以為我們分析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階級性和特殊性提供方法論指導。

1.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階級性特點。從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產生和演變的歷史過程來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具有階級性特點。西方法學家將世界法律體系分為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這實際上僅僅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法律體系所做的分類而已，這種分類不僅沒有涵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所有法權關系范式，而且還凸顯出了很強的資本主義階級性特點。無論是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法權關系，還是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的法權關系，它們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所折射出來的哲學淵源及所具有的政治經濟目的都具有同一性，而且這種同一性都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和資產階級政權的發展息息相關。

(1)在經濟基礎方面，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是伴隨著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產生與發展而不斷成熟的，它一方面借助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斗爭而逐漸從理論走向實踐，另一方面又借助資產階級政治國家的建立而逐漸從法權關系的邊緣走向核心。由此，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個人意志至上、契約自由、競爭自由、對公權力的拒斥與制約等一系列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生產、生活和交換方式相適應的法權關系原則便被資產階級政治國家奉為圭臬，成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國家法權關系所遵循的普遍性原則。

(2)在哲學淵源方面，一方面，當資產階級還處于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斗爭過程中時，十七八世紀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則是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哲學淵源，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論、個人意志的絕對性為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對抗封建主義法權關系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支撐；另一方面，當資產階級通過革命或者改革建立資產階級政權和資產階級政治國家之后，直至當代，那些曾經為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建立開辟道路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則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深入發展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成熟完善而不斷得以演化，包括“總統制、兩院制、三權分立、多黨制、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7]等一整套資產階級化了的憲政制度及憲政理念則成為了支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哲學基礎。

(3)在政治經濟目的方面，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雖然在其產生之初起到了破除封建專制法權和身份制法權的革命性作用，但是，一方面，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資產階級政治國家之后，它完全成為了反映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的資產階級意志；另一方面，伴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的演變發展及資本主義政治國家的成熟和完善，它不僅為將資產階級的階級意志上升為資本主義政治國家的國家意志提供憲政支撐，而且為推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實現全球擴張,以及最大程度上實現工商業和金融資本家政治經濟利益給予規范保障。

所以，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在經濟基礎、哲學淵源、政治經濟目的三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同質性都具有濃厚的階級性，它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得以萌芽，又在資產階級鞏固和完善資產階級政權的過程中得以發展，更在資產階級借助國家政權力量推進資本主義資本的全球擴張性中得以被宣揚為“普適性”的法權關系而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

2.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特殊性。從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歷史演變和現實過程來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在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發展史中是具有特殊性的。盡管法學界對世界法系的分類標準和分類內容有所爭議，但是至少都肯定了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多元化和多樣性，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我們可以從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歷史演變和當代世界法治道路的現實過程這兩個層面來認識和把握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特殊性。

(1)縱觀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演變歷史，對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產生深遠而持續性影響的法系主要包括三類：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和中華法系[8]。其中，起源于英國普通法的英美法系和受到羅馬法影響的大陸法系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產生了深遠而持續的影響，起源于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中華法系則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東亞地區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而持續的影響。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也可以被稱之為“普通法”和“制定法”，雖然兩者在法律淵源的認定方面存在著差異，但是由于在經濟基礎、哲學淵源和政治經濟目的上具有同一性，它們不僅都遵循著“權利本位”“私有財產至上”“個人意志神圣”等法權關系基本理念，而且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了基督教的深刻影響。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英美法與大陸法法律體系中所包含的“儀式、傳統、權威和普遍性”這四種要素，就是受到了宗教儀式、宗教教義及宗教支配權力的滲透與改革[9]。與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相比，中華法系則與其在思維方式和精神理念方面有著質的差異，一方面，它深深的展現著“天下為公的人文主義”“互負義務的倫理基礎”“親親仁民的家族觀念”和“扶強抑弱的民本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10];另一方面，它對執著于“彼岸世界”和“來世世界”且追求超驗價值的宗教有著強烈的拒斥情懷，在經歷了法律儒家化的歷史演變之后，中華法系始終以建構符合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和君主專制政權的現實性的倫理關系和社會關系為自身的服務目的。英美法系、大陸法系、中華法系不僅是人類社會法治道路歷史演變多樣性的見證，而且還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東亞和東南亞獨立政治國家的法權關系及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都產生了持續性和實踐性影響。因此，從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的演變歷史來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是具有特殊性的，它只是從人類社會法治道路歷史演變的一個代表性范式中走來，而且也只是折射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規律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利益。

(2)從當代世界法治道路的現實過程來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的特殊性特點更加鮮明?；隈R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任何一個政治國家的法權關系都受到了這一國家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權階級屬性的制約，換言之，政治國家的法權關系，其內容和形式都與政治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密不可分。二戰之后，和平與發展日漸成為世界主題，除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追隨者和被其控制的國家(如二戰后被美國扶植和控制的日本、韓國)和地區以外，世界大部分民族和國家都走上了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對于整個世界而言，盡管以英國和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資本主義資本的優勢地位和擴張本性，以及自身軍事政治支配力試圖將全世界非資本主義國家都納入所謂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經濟體系之內，以至于使得經濟全球化趨勢一度勢不可擋,但是，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摸索出了一套適合本國歷史體驗和現實運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所以，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日漸呈現出了多樣化趨勢，受制于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法權關系也各有特色。除了以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為典型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之外，比較典型的法權關系類型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領導下的民族化與現代化交互融合的法權關系[11]、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二十多年的法治現代化歷程中逐漸形成的“威權—法制”型法治模式[12]；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被美國當代憲政學家拉瑞·巴克爾概括為“國家—政黨憲政主義類型”[13]。從這個角度分析來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只是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現實過程中的一個特殊性表現形式而已。

3.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階級性和特殊性的啟示意義。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具有階級性和特殊性特點，這是我們以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為方法論，并結合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歷史過程和人類社會法治道路歷史演變，從而分析得出的一般性結論。這一結論的現實啟示表現在兩個方面。

(1)西方法律普適性思潮注定要在全世界范圍內失敗。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宣揚的西方法律普適性思潮是資本主義擴張性和霸權性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法律普適性思潮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基本原理，因為其本身及其所包含的一系列內容和形式都是違反科學規律和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又缺乏人民性和實踐性，因為它并沒有真正關照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自身歷史體驗和現實運動過程。所以，西方法律普適性思潮在全球范圍內注定是要失敗的。

(2)“法律全球化”的局限性和神話性?；隈R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政治國家是法權關系產生的政治基礎，法權關系是政治國家合法性的法律依據?；诖?，法權關系及以法權關系為內核的法律規范體系必定與政治國家的政權緊密相連。所以，任何政治國家的法律體系都逃脫不了國家政權及其階級性的藩籬，一方面，對于任何一個政治國家，去超越政治界限，去完全地、毫無保留地接受其他政治國家的所有的法律體系，這是違反法權關系與政治國家間的規律性關系的；另一方面，任何政治國家的法律體系也不可能完全“侵入”其他政治國家之中，更不可能成為“普適性”標本而期待被其他國家效仿。

四、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理論品格與現實價值

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在當下的現實價值還表現為，它以其特有的實踐性和人民性的理論品格為世界法治道路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法權關系的建構與完善提供基本原理支撐。

1.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理論品格(包括實踐性理論品格和人民性理論品格)。

(1)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實踐性理論品格?；隈R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法律這一屬于意識范疇的思想、理論或者制度，它并非如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理論所宣揚的為那些抽象的理性原則服務，反之，它只有為它自身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并且由現實的人和現實社會所構成的社會存在服務，才會體現出它的歷史性，否則，它就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意識存在而已，沒有任何歷史價值。這便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是理論和實踐辯證統一的富有變革性和開創性的法權關系。一方面，在以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合力構建下的社會存在場域下，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是以現實的人和現實社會為核心，以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及變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生產關系為切入點，在遵循法權關系規律的基礎上建構合乎政治國家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法權關系。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始終置身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間的矛盾運動中來檢驗自身理論的科學性，并在“實踐—理論—實踐”的邏輯遵循中為生產力的發展及“人與自然、人與人矛盾”的最終解決提供規范指引和法治保障。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是在實踐中產生和發展的，而不是在抽象的原則中孤芳自賞；是在變革中開創人類社會科學的法治道路，而不是故步自封、保守懷舊。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實踐性理論品格指引著它自身最終成為先進法權關系的代表者和開辟者。

(2)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人民性理論品格?；隈R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人類社會法權關系的發展趨勢和前進方向是共產主義法權關系，后者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反映著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權關系，并實現著的是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和全面占有。而且，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下法權關系最終是為實現和維護“人”這一主體的全面發展及人的類存在、個體存在和作為“人的無機的身體的”[6]自然存在的和諧共處而服務的?；诖?，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又具有了合乎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邏輯的人民性理論品格。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秉承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原則，它不僅要構建起以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正當利益為核心的法律關系，而且還要為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和諧共處提供堅實的規范指引和法治保障，這是人民性理論品格的外在彰顯。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最崇高的哲學品格就是要實現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辯證統一，引導人類在與自然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過程中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社會關系，最終實現自然的“人化”和人類的“自然化”。所以，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全面而深刻地展現出了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這是人民性理論品格的內在凝練。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終究是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的，而不是為少數人或者某一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人民性理論品格意味著它必將在社會主義國家乃至世界范圍內富有強大的道義性、向心力和感召力。

2.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的現實價值。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的現實價值在于，它可以為人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本質特征和世界價值給予基本原理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核心要素，折射出了合乎中國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發展規律，為人類社會法治道路發展提供了一種法治范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本質特征?；隈R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本質特征是它根本上反映的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及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關系?；隈R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屬性有著本質的聯系；而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本質特征科學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到底是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服務這一政治國家根本憲制問題。它的本質特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根本上反映的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保護的是全民共有財產的所有權關系、勞動者集體所有財產的所有權關系及個體勞動者合法所得財產的所有權關系；它是對私有制法權關系的揚棄，代表著人類社會法權關系必然向共產主義社會法權關系前行的發展趨勢，與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根本原則的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和以“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為根本原則的封建主義法權關系有著本質不同。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根本上是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及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關系。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及其相互間意志的統一性，既是歷史生成的實踐成果和回應時代的客觀要求，又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特定時空語境下對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法權關系所要實現的“人類本身和解、人類同自然的和解”這一終極目標的具體表達。這與私有制經濟關系下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及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意志的不可調和性有著本質的區別。

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本質特征展現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政治屬性和階級屬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及在這一法治道路體系規范和保障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切政治經濟制度，其根本目的不僅是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而服務，而且也是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服務，更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服務。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世界意義。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理論品格的思想之源和根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天然地從馬克思主義法權關系這一科學理論中汲取了實踐性和人民性的理論品格，恰恰是這一實踐性和人民性的理論品格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世界意義。

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有力地沖擊了“只有多黨制或兩黨制國家才能實現法治”這一非科學性論斷，為世界上一黨執政國家開辟民主法治道路提供了法權關系參考范式。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及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擁有絕對領導權，這一度成為西方憲政民主論信奉者詬病或者質疑中國民主法治道路的托詞。在西方憲政民主論信奉者看來，一黨執政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不可能實現民主法治，而且還有可能走向專制極權。西方自由主義論者哈耶克就曾一度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等同起來，他甚至說，“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管理經濟體系的話，可能會和任何專制政體所曾做的一樣完全破壞了個人自由”[14]。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成功實踐卻有力地沖擊了“只有多黨制或兩黨制國家才能實現法治”這一論斷的非科學性。一方面，它從實踐的角度有力地證明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不僅有效地掌握了對黨、國家和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而且還能夠在保持絕對領導權的基礎上帶領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開辟出一條合乎中國歷史邏輯、符合人民群眾福祉、有利于國家富強、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民主法治道路。另一方面，它從理論的角度論證了法權關系的一般規律性，法權關系本身終究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而服務的，實現民主法治道路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執政黨間的競爭或者國家政黨數量的多少，而在于執政黨的意志是否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相統一，是否有能力帶領最廣大人民群眾共謀幸福、共享發展、共創未來。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成功實踐必然會為世界上其他一黨執政國家開辟民主法治道路提供了一種法權關系參考范式。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打破了西方國家法治道路發展模式的壟斷性和唯一性，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法權關系的方法論參考。如前所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依靠資本主義資本的優勢地位和擴張本性及自身軍事政治支配力在全世界范圍內推行資本主義法治道路發展模式，并且，還妄圖將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相適應的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包裝成為人類社會普遍的、唯一的法權關系來加以宣揚。但是，在改革開放40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近70年的歷史征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卻開創出了一條合乎中國現實歷史國情、符合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獲得人民認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與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它是建立在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礎上的，這與建立在“三權分立”憲政神話基礎上的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有著根本差異；它要發揮中國共產黨縱覽全局、協調各方的絕對領導作用，這與妄圖依靠多黨或兩黨自由競爭來限制政府權力、推崇個人自由的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截然相反；它著眼于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和諧共處提供規范指引和法治保障，這與從根本上要為資本主義資本的自由擴張和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更加格格不入。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與西方資本主義法權關系模式存在著本質差異，但是它卻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重大實踐難題和理論難題，它不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給予了法治支撐，而且揭示了“執政黨意志、人民意志與國家意志辯證統一”的法權關系一般規律。所以，從這兩個方面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權關系的成功實踐打破了西方國家法治道路發展模式的壟斷性和唯一性，而且它也向世界證明了政治國家法權關系的基本生存法則：任何一個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都可以立足本國歷史體驗、現實國情和時代主題來探索出一條合乎本國歷史邏輯、現實邏輯和時代需求的法權關系模式和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