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產性投入改進了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嗎？

楊 嬋, 賀小剛, 賈植涵

（上海財經大學 商學院，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新創企業多以機會導向、創造性整合資源和超前行動為特征（Barringer和Ireland，2008），但新創劣勢（Stinchcombe，1965）又導致這些企業處于內部資源稀缺且難以通過正式市場交易獲取外部資源的雙重困境（Hite和Hesterly，2001），以至于新創企業面臨較高的失敗率（Shane，2008），新創企業退出市場的現象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Alberti和Pizzurno，2013）。影響新創企業成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制度環境（Bowen和De Clercq，2008）、創業者人力資本與專業知識（尹志超等，2015）、工作經歷（Delmar和Shane，2006；Hsu，2007）、社會資本（Davidsson和Honig，2003；馬光榮和楊恩艷，2011）、家庭背景（李雪蓮等，2015；楊嬋等，2017）或政治背景（吳一平和王健，2015）、宗教信仰（阮榮平，2014），等等。但直接影響創業效率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企業家的策略性選擇，不同的決策或投資活動對創業效率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新創企業并不擁有充分的成長所需的管理資源、品牌資源等要素，也沒有穩定的市場渠道與客戶資源等市場競爭優勢，這制約了企業家創業意圖的實現。在既定約束下，企業家既可以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生產性活動中，也可以投入到非生產性活動中。創業者可以通過創新或研發等生產性活動解決資源約束困境，但這種生產性策略耗時太長，風險太高，因此，新創企業具有強烈的動機從事一些非生產性投入活動以解決資源的束縛。

從社會生產的角度來看，非生產性投入并不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商品或服務，因而被視為除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所需的交易成本之外的所有非生產性成本（萬華林和陳信元，2010）。學術界關于非生產性投入對創業績效的影響尚無定論，現有的經驗研究得到兩種基本相反的結論。正向促進論認為，非生產性投入所帶來的政府關系比一般的社會資本更獨特、更稀缺，是一類獨特稀缺的戰略資產（胡旭陽和吳一平，2016），所以非生產性投入將促進創業績效的提升。比如Li等（2007）研究發現，非生產性投入所帶來的政治聯系會提升企業績效，該觀點也得到了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的支持。負向遏制論則認為，非生產性投入將損害企業績效，比如Murphy等（1993）認為，非生產性活動將導致稀缺性資源集中于非生產性領域，對生產性活動產生擠出效應，進而影響企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Cai等（2011）的研究發現，非生產性投入對上市公司的生產效率將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梢?，非生產性投入究竟是促進了創業效率的提升還是遏制了新創企業經營績效，不同學者持不同觀點。因此，深入探討企業非生產性支出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效應就變得尤為重要。

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以下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第一，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經營績效之間存在何種關系？第二，非生產性投入對創業效率的影響作用受到何種因素的制約？基于制度理論和資源基礎觀，本文使用世界銀行2005年的調研數據得到以下研究結論：（1）非生產性投入對于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將出現下降的趨勢，即呈現一種倒U形的關系。（2）制度環境對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效應起到了顯著的制約作用，制度環境的缺失弱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絕對值效應，但有助于強化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而隨著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非生產性投入對經營效率的非線性作用逐漸趨于平坦，其邊際效應顯著下降。（3）產權性質對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效應起到了顯著的制約作用，相對于非國有新創企業，國有新創企業對非生產性投入更為敏感，即同等水平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對國有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更大的積極作用，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不斷增加直至超過某一臨界點，同等水平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對國有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更大消極影響。相對而言，非生產性投入的倒U形效應更適用于國有新創企業；對非國有新創企業而言，非生產性投入對經營效率的倒U形效應趨于平坦，其邊際效應并不顯著。

二、 理論與假設

（一）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

制度理論認為，制度環境影響經濟發展，但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更應該從企業策略的角度去理解制度環境的影響作用。制度環境不僅影響創業者的創業動機，還將影響創業績效，尤其是對建立大規模企業的遠景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Bowen和De Clercq，2008）。轉型經濟體的資源分配通常受到政府的強烈干預（Nee，1992），而新創企業通常規模較小，創新能力較低，因而通過市場手段獲取創業資源的能力有限。尤其在資本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資源的獲取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政府和社會網絡來實現（Peng和Heath，1996），再加上傳統的關系型社會仍是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使得非市場力量對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產生重要影響，非生產性投入能在恰當的時候轉變為實體經濟資源為新創企業帶來排他性的利益（Knight和Yueh，2008）。

而基于資源基礎觀（RBV），非生產性投入占用了新創企業有限的資源，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會對生產性活動產生擠出效應（Murphy等，1993）。雖然非生產性投入可能會給企業帶來短期利益，但卻是以犧牲長遠的發展為代價，當這種短視開始蔓延，必然導致公司的未來業績受損，對于企業長遠發展具有嚴重的阻礙作用（Krueger，1974）。一方面，企業家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種公關、招待等非生產性活動擠壓其對日常經營工作時間的投入，扭曲了企業家精神的合理化配置；另一方面，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勢必降低研發等生產性活動的投入水平，進而損害企業的長遠發展。

（二）基本假設

首先，非生產性投入有助于新創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等經濟資源。資金約束是新創企業經營效率提升的關鍵要素（吳曉瑜等，2014），而中國大部分銀行均為國有或國家控股（Allen等，2012；Haveman等，2017）。在現有的金融體制下，新創企業難以從國家控股銀行獲取貸款，進而難以實現靈活的資金周轉，相比于成熟企業，他們的貸款條件更高、期限更短、利息壓力更大，只能憑借其留存收益獲得非常有限的貸款額度。非生產性投入可以幫助新創企業建立稀缺的政治資本，由此產生的“替代效應”與“信息效應”有助于創業企業緩解經濟約束（于蔚等，2012），使其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高的銀行貸款比率和更長的貸款期限。由于信貸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程度低，創業企業的貸款融資容易受到政府和官員的控制，因此一定的非生產性投入有助于改善與政府官員的關系，進而改善了融資環境，非生產性投入將成為新創企業獲得平等融資待遇的“替代機制”，使其能以更低的利息及更少的擔保獲取更多的銀行貸款。

其次，非生產性投入有助于創業企業獲取政治優惠，如產權保護、政府資源、市場準入及信息資源等。在中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弱化了私有產權的正式制度保護，轉型經濟體缺乏框定企業行為合規性邊界的制度性規制，這使得私人產權處于真空狀態，降低了合同對當事人的約束效應（Nee，1992）。相比于成熟企業，新創企業面臨更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加之產權保護的缺失將進一步制約創業效率的提高。非生產性投入可以為私有產權提供非正式的保護，彌補制度缺陷，減少制度缺失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與風險（Xin和Pearce，1996；吳一平和王健，2015），尤其是在金融發展落后、法治水平較低和產權保護不足的地區，非生產性投入活動已經演化成一種非正式的替代機制，緩解了落后制度對創業的阻礙作用。非生產性投入使創業企業擁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政府官員，并通過影響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執行來謀求有利的市場環境，借此保護企業私有產權。私有產權對創業企業而言具有很強的心理作用，良好的產權保護機制不僅提高其自我控制能力，而且有助于激發持續經營的動力（Harper，2003）。

再者，非生產性投入有助于創業企業爭取更多的渠道和機會獲取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政府支持和補貼。在社會經濟處于轉型時期，政府依然掌握著大量資源的分配權力，政府對經濟資源的集中控制約束了新創企業的成長，因為相對于成熟企業，創業企業獲取資源的渠道更少，成本更高。非生產性投入衍生而來的政治背景更成為一種重要的制度資本，新創企業借助這種資本可以很容易地建立政治合法性，也能很便利地與官員建立密切的私人關系，借此獲取政府控制的資源，如進入產業園區、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Zhou，2013）、進入高端或壟斷性行業的壁壘（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獲取政府補貼、政府訂單等。當市場經濟配套的制度建設尚不完善、公平競爭和產權保護的機制普遍缺乏時，非生產性投入有助于實現特定資源配置的功能（Lien，1986），使新創企業從現存體制下獲取資源和利益，改善企業面臨的政策環境，在稅負、土地、信貸以及行業進入等方面享受優先的待遇（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

最后，非生產性投入還有助于簡化審批流程、獲取組織合法性。非生產性投入不僅有助于創業企業以更低的成本、更便利的手段獲取稀缺資源，而且能在相關行政程序方面獲得優先權或豁免權。另外，通過非生產性投入建立的政治關聯是權威機構對個人或者組織的一種認可、證明或者鑒定，是組織合法性的重要標志（Ruef和Scott，1998）。

從動機上看，新創企業之所以進行非生產性活動是為了建立政治關聯以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余明桂等，2010）；從結果上看，將有限的資源過多地配置于非生產活動領域會影響到企業的治理機制與經營決策，這種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會對生產性活動產生擠出效應（Murphy等，1993）。雖然非生產性投入可能為企業帶來短期利益，但這種短視行為限制了組織的長期戰略導向，阻礙了組織的長遠發展，并對公司的未來業績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Krueger，1974）。非生產性活動占用了企業家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種日常公關活動擠壓其對日常經營工作時間的投入，并對企業家精神配置產生扭曲效應。非生產性支出雖然可以為企業帶來諸如稅收優惠、信貸便利、行業準入管制的放松、財政補貼等優惠，但這種“庇護傘”作用將減少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所營造的安逸的外部環境不僅使企業缺乏憂患意識，一味地追求穩定，而且容易導致企業的經營管理松懈，弱化企業進行研發投資的動機與擴張的意愿（Aidis等，2012），最終影響和削弱了企業核心能力的建設。而且，非生產性支出帶來的融資便利性容易導致企業過度投資，這種非理性行為將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最后，非生產性活動所建立的政治聯系會為企業高管構建“職位壕溝”，進而減少高管因業績惡化而離職的可能性，弱化公司治理對高管應有的監督和約束機制。因而，非生產性投入雖然短期對公司業績有利，但卻損害了企業未來長遠發展。

基于此，本文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1：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之間存在一種先升后降的倒U形關系。

（三）外部制度環境的制約作用

新創企業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但并不擁有充分的成長所需的管理資源、品牌資源等要素，也沒有穩定的市場渠道與客戶資源等市場競爭優勢，這制約了企業家創業意圖的實現。而且新創企業還受困于諸多難以逾越的制度環境約束，長期處于資源分配體制性主從次序的底端，因而更可能受到政府干預和地方官員的影響。新創劣勢與制度約束的雙重壓力使得新創企業提高了從事非生產性活動的概率。

中國不同地區在政府干預、法律保護、政府服務等制度環境方面差異顯著；世界銀行（2005）的調查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比如世界銀行研究發現，中國不同城市的企業與政府打交道的時間差異顯著，東南地區平均一年只需51.6天，西北地區則高達78.3天，后者比前者所需時間多一半。在制度環境比較差的地區，政府的透明度較低，各種資源的配置不完全是市場行為，政府干預和控制的空間較大，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介入程度較高，因此，新創企業非生產性投入將產生更大的制度替代收益，通過非生產性投入可能更有助于提高其資源獲取能力并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而在制度環境較好的地區，政府控制稀缺資源和干預企業運營的程度被弱化，從而減小了政府官員管制的空間，這使得新創企業面臨的規制壓力減弱，非生產性投入的制度替代效應也有所降低。而且，在制度環境較好的區域，企業家們較少地嵌入在政商關系網絡之中，更少受到區域關系文化的束縛（李新春等，2016），他們可以通過遵從其他制度邏輯來尋求合法性，如采用市場競爭的制度規則，通過市場化策略來取得市場認可并取得資源，非生產性投入所產生的效應將顯著減弱。

基于此，本文得到以下假設：

假設2：制度環境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著顯著的調節作用，即在制度環境嚴重不佳的背景下，非生產性投入的積極效應將更加明顯，非生產性投入的消極效應則更加弱化。

（四）產權性質的制約作用

不同產權背景的新創企業資源稟賦迥異，因而在非生產性投入的程度以及政府關系的構建成本方面也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就投入程度而言，由于本土的私營企業大多為從無到有的草根創業者所創辦的盈利性組織，初始資金與創業資源相對匱乏，因而對于非生產性投入會顯得謹小慎微，盡量將資金用在刀刃上。而那些國有性質的企業多為大公司內部創業，它們在創業前已經具備了比較豐富的資源與組織能力，可用于非生產性投入的資金相對比較充裕。就構建成本而言，新創企業與成熟企業建立關系的成本存在顯著差異。以建立政府關系為例，民營企業家往往通過擔當政府官員、加入黨籍、當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政治參與的方式以獲得政治關聯，雖然這種身份轉型有助于民營企業家從政府的“圈外人”轉變為“圈內人”，但此身份的構建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關系的構建成本與維系成本非常之高（Hellman等，2003）。相對而言，國有企業隱含的政府背景使其具有政府的“圈內人”的天然優勢，圈內關系的建立需要付出的精力和投資成本要相對低得多，其構建政治關聯的基礎和優勢遠大于民營企業。就潛在回報而言，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同的關系投入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收益水平，相對而言國有企業更有可能通過非生產性投入獲取資源和訂單。對于政府或其他合作者而言，這種關系投入可能會使對方產生信任、承諾與認同，但是這種信任、承諾與認同感對于國有新創企業會更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產權背景將釋放出一種“低風險”的信號，所以市場主體出于風險規避的考慮更愿意將有限的資源與國有新創企業合作，哪怕國有新創企業在履約過程中出現問題，國家和政府最終會出面處理。所以，相對于民營企業，相同的關系投入在國有新創企業將產生更多的潛在回報，提升企業績效。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產權性質在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經營效率之間起著顯著的調節作用，即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國有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更能提升經營效率。

三、 數 據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取自世界銀行2005年對中國經營環境的抽樣調查。被調查企業累計達12 400家，分布在全國30個省區120座城市，包括所有的省會城市。該調查通過面對面采訪企業經理人、主管會計和人力資源經理來獲取大量有關企業投資環境及公司生產力等方面的信息，調查主題包括營商障礙、基礎設施、金融市場、勞動力、腐敗及監管等方面，調查所得的數據有助于將投資環境特征與企業生產力及業績表現聯系起來。該調查問卷有兩份：第一份是為企業經理人設計，問題包括企業基本信息、影響企業成長的投融資環境因素、客戶關系、供應商關系、政府管制、內部激勵等內容。第二份是為企業會計主管和人力資源經理設計，內容涉及公司股權結構、財務狀況及員工結構等信息。本文所用的人均招待費、資產收益率、銷售額增長率、股權結構和大專以上雇員比率等數據均來自第二份問卷，其余變量的數據取自第一份問卷。本文研究的是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經營效率之間的關系，對于創業企業的界定雖然還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大多數學者認同將企業成立時間小于或等于8年作為劃分的依據（Zahra和Ireland，2000），這些企業已經度過了孵化階段，即將進入成長階段?；诖?，本文從總樣本中選取成立時間小于或等于8年的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對應的數據可以支撐本研究的內容和相關假設。

（二）變量設計

1. 被解釋變量

關于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雖然創業者們可能更為關注現金流等指標，但創業領域的實證研究一般采用銷售額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固定資產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雇員增長率等來測量新創企業的成長（Casillas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資產收益率（ROA）作為創業企業經營效率的衡量指標，另外，采用銷售額增長率（Sale_g）作為新創企業經營績效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資產收益率及銷售額增長率的數據均來自第二份問卷“財務狀況”中的“收入狀況”。

2. 解釋變量

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是非生產性投入（NPI），但是相關數據很難獲得，有學者提出用審計等方法來識別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程度（Olken，2007；Bertrand等，2007），盡管這種測量方法比較客觀，但是成本太高，且審計行為本身就可能影響到非生產性活動的投入程度，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幾乎不可能非?？陀^地評估非生產性投入情況。在中國，招待費支出通常包括諸如請客吃飯、喝酒、送禮、卡拉ok以及體育俱樂部會員等支出。除了合法的招待費支出，中國經理人通常用招待費來補償其用于非生產性活動的支出，通過虛假發票或多開發票等形式核銷這類非法開支。一些常見的商業行為也隱晦地鼓勵這種行為，比如許多酒店經營精品店，客戶可將店內的消費額充入住宿發票，企業便可以差旅費的名義沖抵相關費用。有學者將企業招待費作為非生產性投入的衡量指標，比如黃玖立和李坤望（2013）采用企業雇員總數單位化的招待費來測量非生產性投入程度。鑒于此，本文擬用企業雇員總數單位化的招待費（EC）來測量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程度，該指標的數據來自第二份問卷中“財務狀況”中的“支出信息”。

3. 調節變量

制度環境（Institution）。本文選取樊綱等（2011）的市場化指數來刻畫不同地區的制度環境，該指數給出了各個省份在上述五個方面的得分以及綜合得分，基礎指數在基期年份采用0—10分的相對評分系統，得分越高意味著新創企業所在地區的制度環境越好。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制度環境缺失對新創企業創業效率的影響，因此我們用最高分10減去各省份的市場化指數之差來測量區域制度缺失情況，所得差值越大，表明制度缺失越嚴重，制度環境越不完善。

產權性質（Ownership）。本文根據企業所有制性質將樣本企業分為國有性質與非國有性質，若企業屬于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則產權性質界定為國有（Soe），此時Soe賦值為1；當企業屬于股份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以及外商投資企業，則產權性質界定為非國有，此時Soe賦值為0。

4. 控制變量

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1）創業企業的組織特征。a. 企業壽命（Life），進入模型時取對數處理。b. 員工數量（Staff），并在模型中做了取對數處理。c. 資本存量（Capital），采用新創企業2003年的凈固定資產值表示資本存量。d. 技術水平，本文用兩個測量指標測量技術水平，一是大專以上雇員比率（Tech_staffedu），用于刻畫企業人力資本水平；二是企業微機化程度（Tech_pcuse），即頻繁使用計算機的員工比重，用來表示企業技術裝備水平。e. 生產能力利用率（UPC），通過非生產性活動提升企業經營效率的動機相對較弱（黃玖立和李坤望，2013）。f. 治理機制，本文采用兩個指標衡量企業治理機制：其一是股權結構，以本土股權比重（Equity_loc）來測量，其二是是否設立董事會（BOD），如果新創企業設立董事會則BOD賦值為1，否則為0。

（2）高管個體特征?？偨浝硗ǔζ髽I經營效率負有重要責任，對新創企業創業成長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本文進一步控制了總經理任期（Tenure）、受教育水平（GM_edu）等高管個體特征。

（3）創業環境因素。根據GEM（全球創業調查系統）的研究，創業企業所在區域的通訊服務水平、基礎設施服務水平及政府管制水平是影響新創企業創業成長的重要環境因素，因而本文進一步控制了通信服務水平、區域基礎設施服務情況及政府管制水平三個變量，并以“安裝一個新電話需要多少天”來測量通信服務水平（Telecom）；以“近3年平均停電次數（Power_out）”及“區域治理效率（Governance）”來衡量區域基礎設施服務情況。在報告估計結果之前，本文對各個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變量代碼與描述性統計

四、 模型估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認為，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影響到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但此效應還將受制于企業所在區域的制度環境與產權性質。另外，企業的員工數量、資本存量、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利用率、股權結構等都將影響到新創企業的經營表現。為了考察非生產性投入、制度環境、產權性質與新創企業經營效率的關系，本文設定了以下檢驗模型：

式（1）中的Performancei表示新創企業i的經營績效；NPIi表示非生產性投入；Institutioni表示制度環境的缺失；Ownershipi表示產權性質；Ci代表控制變量，比如員工數量、企業壽命、資本存量、技術水平等；Indi代表行業虛擬變量，用來控制行業特征對創業效率的影響；Cityi代表城市虛擬變量，用來控制企業所在區域對創業效率的影響；ε為隨機擾動項。

（二）基本模型檢驗

在正式檢驗前，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對主要連續變量在1%水平上進行Winsorize縮尾處理（Flannery和Rangan，2006）；對所有進入模型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VIF）診斷，結果顯示平均VIF約為7.31，可排除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歸模型檢驗非生產性投入如何影響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

表2模型1、2檢驗了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經營效率之間的關系，模型3、4檢驗了制度環境的調節效應，模型5、6檢驗了產權性質的調節效應。

表 2 基本模型檢驗

表 2 （續）

表2模型1的檢驗結果表明，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8.926，p＜0.01），模型2的結果表明非生產性投入的平方項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2.376，p＜0.01），說明二者為顯著的倒U形關系，即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將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本文假設1得到支持。模型4的結果表明，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2.318，p＜0.01），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0.792，p＜0.01），說明制度環境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模型5的結果表明，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8.759，p＜0.01），模型6的結果表明，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4.769，p＜0.05），說明產權性質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

為了更加清楚地說明制度環境與產權性質的調節作用，本文基于表2模型4、模型6的結果，在假定其他變量都取均值的情況下，描繪出以人均招待費衡量的非生產性投入、制度環境與經營效率的關系圖（見圖1），以及非生產性投入、產權性質與經營效率的關系圖（見圖2）

圖 1 制度環境的調節效應

圖 2 產權性質的調節效應

由圖1可得，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存在顯著的倒U形關系，這與本文假設1完全一致，即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將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但同時我們還發現：首先，制度環境作為新創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制約因素，會影響新創企業的發展機會和成長路徑，制度環境的惡化將顯著降低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其次，制度環境的缺失將弱化非生產性投入的絕對值效應，即隨著制度環境的不斷惡化，非生產性投入對新創企業的效率作用明顯低于制度環境相對完善背景下的貢獻程度。在制度環境較差的背景下，同樣的非生產性投入水平對創業效率的作用顯著地低于制度環境較好的情況，即在制度環境嚴重不佳的背景下，非生產性投入的效應被弱化了。再次，在制度環境較差的背景下，非生產性投入的倒U形曲率更為明顯，即制度環境的缺失強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隨著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非生產性投入對經營效率的倒U形作用逐漸趨于平坦，即制度環境的改善弱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

由圖2可得，產權性質對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效應起到了顯著的調節作用?？傮w而言，國有新創企業對非生產性投入更為敏感，曲率更大，即相比于非國有新創企業，同等水平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對國有新創企業績效產生更大的積極作用，而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不斷增加直至超過某一臨界點，相比于非國有新創企業，同等水平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對國有新創企業的績效產生更大消極影響。相對而言，非生產性投入的倒U形效應更適用于國有新創企業，而對非國有新創企業而言，非生產性投入對經營效率的倒U形效應趨于平坦且效用并不十分顯著。

（三）Heckman檢驗

考慮到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性偏誤會影響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采用Heckman兩步法來修正這種偏差。首先構建企業進行非生產性活動的概率方程，用有非生產性投入和無非生產性投入的混合樣本進行Probit估計，即方程（2），然后預測每個企業進行非生產性投入的概率，并利用估計結果計算逆米爾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最后構建非生產性投入影響新創企業經營績效的回歸方程，將IMR作為誤差調整項加入回歸方程（3）中，以便得到更為準確的估計結果（見表3）。

概率方程：

回歸方程：

為了增加概率方程與回歸方程兩者之間的辨識度，概率方程中的解釋變量集Xi'中應至少設置一個影響企業非生產性投入但不影響企業績效的變量（Heckman，1979）。本文選擇人均商務車數量（Car_num）與人均商務車費用（Car_exp）這兩個變量，這兩個變量與企業招待費支出相關，但不直接影響企業經營績效（黃玖立和李坤望，2013）。

表3模型1的檢驗結果表明，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β=8.550，p＜0.01），非生產性投入的平方項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負相關關系（β=-2.048，p＜0.05），說明二者為顯著的倒U形的關系，即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將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本文假設1得到支持。模型4的結果表明，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2.284，p＜0.01），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0.788，p＜0.01），說明制度環境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模型5的結果表明，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8.623，p＜0.01），模型6的結果表明，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4.657，p＜0.05），說明產權性質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

表 3 Heckman檢驗

（四）穩健性檢驗

1. 替換因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除了經營績效以外，有學者采用銷售額增長率來測量企業經營績效（Casillas等，2010）。因此，本文擬采用銷售額增長率（Sale_g）作為新創企業經營績效的測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

表4中模型1的檢驗結果表明，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β=1.934，p＜0.01），非生產性投入的平方項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負相關關系（β=-1.465，p＜0.05），說明二者為顯著的倒U形關系，即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將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本文假設1得到支持。模型4的結果表明，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2.731，p＜0.05），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0.761，p＜0.05），說明制度環境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模型5的結果表明，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6.160，p＜0.05），模型6的結果表明，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5.998，p＜0.05），說明產權性質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

2. 替換自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新創企業招待費中可能包含著一些生產性投入，比如從事正常的商業活動所投入的招待費開支等，基于此，本文擬采用招待費的非常規變異來測量非生產性支出，即以（招待費觀測值-招待費均值）/標準差作為非生產性投入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①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建議。由于篇幅所限，相關具體數據備索。。

檢驗結果表明：（1）非生產性投入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β=79.264，p＜0.01），非生產性投入的平方項與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負相關關系（β=-187.315，p＜0.01），說明二者為顯著的倒U形關系，即新創企業的經營效率將隨著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本文假設1得到支持。（2）制度環境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62.483，p＜0.01），說明制度環境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3）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的資產收益率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77.780，p＜0.01），產權性質與非生產性投入平方項的交互項同新創企業資產收益率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375.995，p＜0.05），說明產權性質在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效率之間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

3. 替換制度環境測量指標的穩健性檢驗

本文的主要數據源于2005年世界銀行的調查以及2010年的市場化指數報告，兩個數據來源時間跨度較長。為了保證時間效度的一致性，本文進一步采用了2005年的市場化指數作為制度環境的衡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②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建議。由于篇幅所限，相關具體數據備索。，結果與上文并無顯著差異。

4. 其他穩健性檢驗

（1）考慮到不同學者對新創企業的界定標準存在差異，有學者認為新創企業可以界定為壽命10年以內的企業（Milanov和Fernhaber，2009），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為6年以內（Robinson，1999），因此本文分別選取企業壽命小于等于10年的7 891家企業以及壽命小于等于6年的5 022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發現與上文并無顯著差異。（2）本文選取的研究樣本中，2 0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業占到了近94%，本文以這些中小企業作為分樣本重復正文中的有關回歸分析，結果發現論文的主要研究結論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在本文的研究樣本中，總經理任期在10年以內的樣本企業占到近97%，本文以這部分樣本為研究對象進行穩健性檢驗，主要研究結論未發生實質性改變。

五、 結 論

本文基于制度理論與資源基礎觀，利用世界銀行2005年的調研數據，探討了非生產性投入這一非市場經營行為對新創企業經營效率的影響，同時分析了制度環境和產權性質的調節效應。研究結果表明：（1）非生產性投入對于創業成長確實存在一定的積極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創業企業的經營效率，但過于依賴這種非生產性投入將導致創業企業的經營效率的下降。（2）制度環境對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效應有顯著的制約作用，制度環境的惡化將顯著降低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同時也弱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絕對值效應，但卻強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而隨著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非生產性投入對經營效率的邊際效應顯著下降。（3）產權性質對新創企業的非生產性投入效應有顯著的制約作用，相對于非國有新創企業，國有新創企業對非生產性投入更為敏感，即同等水平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對國有新創企業績效產生更大的積極作用，當非生產性投入的增加超過某一臨界點，同等水平的非生產性投入將對國有新創企業的績效產生更大的消極影響。

該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在當前國家創新創業政策的引導下，中國的創業活動蓬勃興起，許多新創企業面臨著資源約束與市場準入等問題。盡管通過非生產性投入可以為新創企業帶來短期收益，但隨著非生產性支出的增加，企業研發等生產性活動將被擠出，進而弱化了企業的核心能力建設與長遠發展。因此，雖然很多新創企業試圖通過非生產性投入來降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但非生產性投入是一把“雙刃劍”，過度依賴這種非生產性活動反而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其次，非生產性投入對創業效應的作用不僅是有限的，還受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制約，制度環境作為新創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制約因素，會影響新創企業的發展機會和成長路徑。制度環境的惡化將弱化非生產性投入的絕對值效應，但卻強化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而隨著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凸顯，政府對企業的干預逐步減少，法治化水平逐步提高，私人產權得到充分保護，此時新創企業面臨的制度壓力得到有效緩解，關系、人情不再是獲取資源的關鍵要素。即隨著制度環境的不斷改善，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顯著下降。盡管制度環境的惡化將削弱非生產性投入的經濟效應，但新創企業迫于制度壓力仍會選擇將有限的資源投入非生產性活動。因此，在經濟轉型狀態下，促進創業企業提高創業效率的關鍵還在于制度的完善，只有通過制度環境的改善，才能使企業真正把注意力和資源配置在生產領域并專注于核心能力的建設以獲取市場競爭的優勢。最后，與非國有新創企業相比，國有新創企業對非生產性投入更為敏感，相對于國有新創企業而言，非生產性投入對非國有新創企業的經營績效的提升作用比較有限，過于依賴非生產性投入對于非國有新創企業而言意義不大。

本文有以下幾方面的理論貢獻：（1）一些學者已對非生產性投入的經濟效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但很少有學者關注非生產性投入對新創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效應，本文著眼于新創企業這一特殊的組織形式，重點研究了非生產性投入對創業效率的作用，進一步拓展了非生產性投入與創業理論的研究。（2）現有文獻多關注非生產性投入的正面效應或負面效應，不同學者由于觀察角度的不同尚未形成統一觀點。本文基于制度理論和資源基礎觀，提出非生產性投入的非線性效應，豐富了前期關于非生產性活動的研究成果。（3）現有研究關于非生產性投入效應的制約因素的研究比較匱乏，本文將制度環境與產權性質納入研究框架，構建了一個較為全面的創業效率模型，對于推動新創企業理論范式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4）傳統的研究多認為，非生產性投入在制度環境缺失的情況下將發揮更大的效應，本文的研究表明，制度環境的缺失弱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絕對值效應，但強化了非生產性投入的邊際效應，這進一步豐富了非生產性投入的“制度替代”效應假說。

本文的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制度理論的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創業理論的研究范疇，同時對于指導新創企業克服新創劣勢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本文仍存在一些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問題，比如關于非生產性投入的測量問題，本文采用的是業務招待費，但不能排除其中存在的生產性投入的部分，雖然本文通過非常規變異形式的招待費提高了測量的效度，但仍無法確定招待費的倒U形作用完全源自非生產性投入。因此，更為嚴謹的非生產性投入測量標準還有待今后更為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