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社會核心價值構建：緣由及其應處理好的五個關系

顏德如

(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遼寧沈陽110169)

1 當代中國為何要構建社會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對于社會、民族與國家而言，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認同與價值引領，是文化軟實力之根本[1]，其重要性不必贅言。但是，我們可以轉換一種思路來追問：為什么要構建社會核心價值?對于這個問題的解答，就不僅是重要性所能囊括的。從字面意義來看，社會核心價值指涉的是有關“社會”的重大議題。但是，當我們追問“社會”之何謂時，“社會”本身的場景其實關涉的是人的問題。進一步說，探討當代中國為何要構建社會核心價值，自然也要圍繞人與社會之關系來展開。只有從“人與社會之關系”來探究，才能既言明“社會”何以在場的情境性意義，又強調說明“價值”終歸不過是“人”的存在與發展的根本性支撐問題，還提醒我們必須在“人”與“社會”的交互性動態態勢中來探析“價值”。因此，當代中國的社會核心價值本質上說的是當代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是當代中國人在價值認同和價值規范上的“最大公約數”，是當代中國人精神信仰與理想追求的集中標識①當代中國人所在的“社會場域”即“生活世界”，在本質上是一個以價值系統來引領的世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乃是這個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1.1 從社會人的活動而言，核心價值乃人性之必需

“社會”是屬“人”的“社會”，“人”是“社會”中的“人”，可以說，蕓蕓眾生其實是以“社會人”的樣態來生存、生活與發展的。而“社會人”在本質上就是“人性”的“社會化”。當然，作為一種物種的存在，人除了要彰顯其為“人”的“人性”之外，還有就是他的“物性”?！拔镄浴钡拇嬖谑且环N最為原始的、基本的存在，是發揚“人性”的前提存在。也即，“人性”是對“物性”的擺脫與提升，“物性”是對“人性”的束縛、干擾和考驗。從“物性”的角度來問“人”的價值追求，主要體現為“欲”?！坝庇址譃樯嬖谥坝焙脱永m物種存在之“欲”。前者就是“飲食”，后者就是“男女”。如古人所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2]258，且“食色，性也”[3]254。這里所說的“性”就是“物性”，就是維系與延續物種存在之“性”。它為表現“人性”創造了基本的條件，為闡揚“人性”設置了種種境遇。

正因為“人”的前提存在是一種“物”的存在，所以，在使“人”成為“人”的艱難歷程中，最要預防的就是“人”陷入“物”的存在之中，成為“物”的奴隸，最終過著牛馬一般的日子。由此引出一個重大問題：既然“人”不能局限于“物”的存在，要擺脫“物性”的規定性以展露“人性”的光輝，那么屬于“人性”的內在要求到底是什么?這也就是孟子提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4]178(也就是“物”)這個問題的重大意義。只有明白了“人”有別于且超越“禽獸”的本質所在，才能說“人”何以“最為天下貴”。這個“人”的本質所在，就是最能揭示“人性”奧秘的東西。這對于“人”的活動本質的規定和“人性”的本質揭露，用淺顯的話說就是“核心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言，“人”是什么的問題和“人性”為何的問題，其實就是在追問：“人”存續與活動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這個核心價值就是“人性”的必需內涵。不管是預設先天之人性為善，還是斷定現實之人性為惡，從思想家反思這個問題的最終目的來說，都是希望人性的回歸或光大。所謂“回歸”，是使“迷途的羔羊”返歸人性之善，也就是抑惡返善之路;所謂“光大”，是使居于善地的人以其善教化他人或者使具有“善端”的人將其“善”郁勃而出，也就是揚善之途。儒家學者將人性之善的核心價值概括為“仁”，所以才說，“仁者，人也”[5]95?；凇吧鐣恕苯巧突顒泳秤龅淖兓?，“仁”對于不同的“人”則有不同的表現，這就是為什么孔子會對“仁”給出多元解釋與層次有別的界說。從“仁”之于“人”的本質規定性出發，“人”要在更為廣大的空間和復雜的環境中發展，所以由“仁”這個首要核心價值又導引出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蛘哒f，“仁”是統攝義、禮、智、信的?！叭恕敝逓榈牟町惣皯渡瞽h境的能力之別，導致其所表現出來的“仁”就如同孔子所言，即具有差異性。所以，孔子從“知”的角度，把“人”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不論這種差異性多大，每個人都賦有當然之“人性”，都可能使“人性”之善發揚光大，這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6]265。它為被“物性”所拘的“人”，指明了生活的光明前景，樹立了發展前行的希望之塔。

1.2 從社會正常運行來說，核心價值乃社會之支柱

荀子說，“人能群”[7]127。這個“群”仔細分析起來應有如下含義：一是“人”作為“物”的存在，要面臨其他“物”的存在，也就是要考慮到這是一個“萬物并生”的世界。二是“人”一旦超拔“物”的存在，就不能離群索居，就要面臨自己的同類之“人”，要與“同仁”打交道，要應付各種各樣的“人倫”關系。三是因為“人”要應對各種關系，因而也要處理各種問題，而首要的問題就是“安全”與“有序”的問題，所以這里就面臨著組織與治理的問題。荀子將民眾有效組織起來加以治理的重擔交給了“君”，他在“君道篇”中為“君”治國安民出謀劃策，可謂殫精竭慮。他最具價值的思索就是：以什么樣的核心價值來解釋治理或者說維系社會正常運行是合乎道義的?其答案是“禮”。韓非子從遠古、中古與近古的歷史演化中發現“人性”在走向墮落，不論是父子、君臣還是主奴，他們之所以會陷入無休止的爭斗之中，乃是因為以利相交，并不是儒家所說的基于“仁愛”。這就是說，讓爭名逐利的“人”去處理各種關系、應付各種問題以保障社會運轉，“仁愛”是不足恃的。究竟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韓非子的理想方法是法、術、勢并舉。時人有錯誤解讀韓非子觀點的，認為韓非子反對儒家，由此也排斥“仁”。事實上，即便“仁”不足以整合人心秩序，也并不等于說完全不需要“仁”。否認“仁”之規范的低效性，并不是完全否棄“仁”的存在價值。只不過，韓非子把“法”作為了維系社會的首要核心價值。無論如何，他們都在言說一個頗具意義的重大議題：社會運行離不開核心價值這一支柱。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8]60對于這句話，我們首先要摒棄的是對其庸俗化理解：人為了一己的生存發展，必須善于搞好各種關系。事實上，“人”確實是處于網狀與立體式的“關系”存在之中。這不過是提醒時人：其一，“人”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性存在，不能僅僅以自我為中心。其二，“人”要實現“人”的本質，必須是在交往與行動中來實現，而不是孤獨的冥想。其三，“人”的價值本質的實現，其實也是社會的價值之體現，因此對“人”的價值評估必須要有“社會”的眼光。其四，在“人”與“社會”的價值實現過程中，必然面臨著沖突與和諧的問題。為此，就需要一個外在的權威來調節“人”與“社會”的交互動態關系。這個外在的權威，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把它稱之為“國家”。通過“國家”來調節繁復的“社會關系”，而“人”與“社會”的價值實現以何為依歸?這便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期待：既要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又要實現“社會”的全面自我管理。由此可以說，支撐“人”與“社會”的首要核心價值就是“自由”?；谫Y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社會關系”，它壓制了這個首要核心價值即“自由”的最大限度的實現，因此，必須利用“國家”這個機器來斬斷嚴重束縛了“人”之“自由”與“社會”之“自治”的各種鎖鏈。這個“斬斷”鎖鏈的過程，就是“革命”的過程;這個“革命”的過程，也就是實現“自由”與“自治”的過程。所以，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贏得的卻是“全人類的解放”。維系這個“解放”的“社會”的首要核心價值正是“自由”。

1.3 從文化傳統分歧而論，核心價值乃分歧之焦點

當中國在過去處于閉關自守的發展時期時，維系其運轉的主流文化傳統即儒家思想，并未遭遇其他文化傳統的挑戰。西漢時期傳入的佛教，被選擇性接受后也“中國之”。本土的道教，無法在廟堂與儒家思想一爭高下，只好流行于民間。對儒家攻擊最為猛烈的法家，也在儒家的名義下為其所用，尤其是在“獨尊儒術”之后，被吸收入“王霸道雜用”的治國方略之中。因此，在現代性危機發生之前，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是維系王朝社會的價值支柱。當儒家思想遭遇其他文化傳統強烈沖擊時，也就是所謂“現代性危機”來臨的時候?，F代性危機來臨時，也就是中國人必須反思如何整肅價值信念世界的時候。整肅價值信念世界之時，也就是這個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重大時刻。但前提是，這個民族必須在正視重大挑戰之際，時時提振民族自信心。1840年之后的中國，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按笞兙帧敝?，最為敏感的議題就是傳統價值的頹敗和民族自信心的重創。這是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解決的出路在于整肅或重建價值信念世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重建中國的信念世界，由兩個相關事件構成，一是在現代的沖擊下中國人喪失了對傳統價值的信仰，因此對民族前途悲觀莫名;二是中國要想應對西方挑戰，必須以民族自信心的重建為前提條件。一個缺乏自信的民族只會屈從于壓力，無以絕地重生”[9]169。

在西方文化逼仄之下的中國士大夫們需要應付兩種文化傳統之分歧以及西方文化傳統帶來的壓力。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晚清當權派給出的方子是著名的“中體西用”。以中學為體尤其是要堅守儒家的綱常名教不動搖，最能折射的就是文化傳統之分歧的焦點乃在于核心價值?！绑w”可以說是“本體”，也可以說是“大體”。作為“本體”，它是制度與法規的依據;作為“大體”，它是支撐國家與社會大廈的軀干。作為自洽的文化傳統，既有“體”又有“用”。這就是為什么嚴復在批駁“中體西用說”時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也有中學之用;西學有西學之體，也有西學之用。以牛(中學)之“體”合馬(西學)之“用”，結果就是牛非牛、馬非馬。盡管以“中體西用”來應付中西文化傳統之交鋒，顯現了難以避免的焦慮與局限，但是，它確實揭示了核心價值乃是其分歧的焦點這個重大問題。按照嚴復的論證邏輯，要解決這個困局，只有走向“全盤西化”。從后來“全盤西化”面臨的諸多責難來看，它自然不是解決核心價值分歧的高招，而是回避問題的偷懶之舉。事實上，如果我們跳出對文化傳統“體”“用”二分的既定思維后，或許這個困局就可以被破解，更何況儒家思想的本來理路就是體用不二，又何必要刻意分開。由“內圣”而“外王”，依三綱而擴充為八條目，本身就是一個貫通的過程。就此來看，“中體西用說”看似是在調和中西文化傳統的價值矛盾，實際上只是在完全拒斥西方文化傳統前提下對價值體系進行的修修補補而已。而且，還把自身推向誓死捍衛文化傳統之核心價值的保守處境，以至招來諸多的非議和詬病。當然，也使得不少學人陷于價值紛爭的文字游戲之中，喪失了認真反省自己、真切了解西方文化傳統的良好機遇。

如果舍棄“體”“用”之分和之爭的話，則是把中國文化傳統作為一個整體來審視。如此，在應付西方文化傳統的沖擊之時，我們便要去追問中國文化傳統到底有哪些是不用改變，哪些是需要調整，哪些是需要被拋棄的。即，應在“守?！钡耐瑫r因時制宜的“處變”。如此，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之爭，不至于演變為簡單的優劣、高下、美惡之判，而是適宜與否、損益什么、模仿什么的審慎研判。

1.4 從凝聚改革力量來看，核心價值是力量之根源

一個國家發展既久，必然會因應時勢，在價值、制度與法規等方面做出調整。從中國的王朝演變史來看，流弊叢生之際，就是改革即將到來之時。關于這個道理，中國的法家思想說得較多。從歷朝歷代的改革來看，不管成敗與否，其實都要處理“理”“勢”與“利”三者之關系。處理得好，改革就順暢;處理得不好，改革就受挫。當然，評說每次改革，不能僅以成敗而論;也不能以一事一時來蓋棺定論。這些也可以回答以下問題：如何激起改革的動力?哪些動力是最為根本的?改革的動力到底能持續多久?一般而言，激起改革的最初動力來自于“利益”的不均和失當?！袄妗辈痪褪М數耐怀霰憩F就是貧富差距與權力失衡。因此，改革的最初動因和舉措往往都集中在調劑貧富關系和重組權力格局上。王安石的變法，明顯側重于調劑貧富關系;戊戌變法，則明顯趨向于重塑權力格局。正是由于“利益”調整是顯明的，直接牽涉各利益相關者，所以它是最難撬動的，也是很難深化的。反之，一旦順利啟動，它的收效又是直接而迅速的。所以，匯集改革的正能量，積蓄持續改革的動力，都要仰仗這讓人感受真切的“利益”改革。為此，選擇改革的切入點與時機也就是“勢”便尤為重要。選擇好了改革的“勢”，便可因勢利導;反之，就是逆勢而為，逆水行舟，難以除弊鼎新。前者可以收拾人心，后者往往失去人心。所以，這個改革的有利之“勢”必須要從大量、長期而縝密的調查、辯論、分析與權衡之中得來，而不是來自偶然的機會或沖動的激情。因此，必須有一個統籌布局與全面規劃改革的領導團隊來主宰。

一個有戰略規劃的改革在進行之時，還必須考慮改革的艱巨性、長期性、持續性與協調性。因此，改革的時機與動力不能僅僅從“勢”與“利”的關系處理中得來，還必須慮及“理”對改革的指導與統率作用。改革的阻力除了明顯來自于既得“利益”階層的現實抵制外，他們還有一套說辭來論證改革之不可行，如“祖宗之法不可變”，“天不變，道亦不變”?！疤觳蛔?，道亦不變”是將改革的主導思想訴諸于“天理”。按照古人的理解，由于四季的循環反復是不變的，所以“天理”就是不變的，這實際上就是否定改革的可能性與合法性。只有論證“天理”可變和已變，才能支持“道”變，當然，也可以去論證不論“天理”變與不變，“道”都是可變的。這個“天理”貫注于“人道”，“人道”又是契合與援引于“天理”的，因而是天人合德。由此可見，改革的合法性與可行性論證來自于“理”或“道”。這個“理”或“道”就是一個社會遵循的核心價值。只有從核心價值的角度來解釋進而論證支持改革的可行性，才可能匯集起推動改革的強大動力。改革的動力資源直接來自于社會上的各“利益”受損者，凝聚改革的不竭動力則是源于核心價值。這樣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呢?就是公道(或公正)。所以，人類社會為了促進公道的實現而推行改革，是符合天地之正道的。人類社會也正是從天地之公道不爽中汲取實現公正的力量之源。

2 當代中國社會核心價值的構建需處理好的的五個關系

鑒于核心價值是人性之必需、社會之支撐、文化傳統分歧之焦點、凝聚改革力量之根源，當代中國必須要構建適合自己的核心價值。對處于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浪潮中的當代中國來說，在構建社會核心價值的過程中，還需從戰略高度應對以下關系。

2.1 從古今來說，應把握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的關系

當代中國構建社會核心價值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它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從核心價值的歷史性特點來說，這是不可回避的關系。把握這一關系的基本原則就是：立足傳統文化，構建核心價值。我們認為，深刻理解這一原則，是處理二者關系的關鍵。

第一，立足傳統文化是出發點，構建核心價值是落腳點。傳統文化之所以是“傳統”的，乃是因為它曾契合中華民族，也因此被灌注了民族特性、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作為民族特性、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表征的傳統文化，很難通過外力來割斷。割斷這一表征中華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本身就是對民族性的否定與拋棄，就是對當今中華民族存在之根的摧毀。一個沒有根基的民族，要繼續存在與發展下去，那將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只手打倒孔家店”是極其不智。

第二，核心價值沒有高下之判，傳統文化必須批判繼承。任何社會要想正常維系下去，都有一套價值系統來支援。作為其中的核心價值，具有普遍的社會適應性與規范性。因此，核心價值在不同時代都是必需的，問題在于它適應與否。核心價值是傳統文化的關鍵構成要素，由其主導的傳統文化也應因時勢表現出不同的適應性。既如此，我們應深入挖掘傳統文化中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積極向上的內容，予以繼續保持和發揚，而不宜簡單地把傳統文化一分為二：精華與糟粕。不僅是因為“精華”與“糟粕”的邊界、標準不易把握，還因為用它們去裁定傳統文化，本身就有損內涵豐富的傳統文化。由此，有的學者用“一分為三”之說來化解“一分為二”的簡單武斷。筆者認為，孔子主張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0]118即是對待傳統文化的妥當原則。

第三，當代核心價值既要通古又要應今。既然核心價值是屬于傳統文化的根本要素，那么當代中國社會所要構建的核心價值就不可能完全繞開傳統文化[11]。也就是說，當代的核心價值必須是能接續傳統文化，能把那些具有很強適應性的價值承繼之、廣大之。同時，又要考慮當代社會的開放性、便利性與交互性等特點，判斷出無法適用于今的一些價值，比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12]167等陳舊的“仁孝”價值。在以農業為主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社會，這一價值確實有其合理性與廣泛適用性。但是，在城鄉一體化、信息化的當前，對“人”存在價值的基本認可，對雙親的“孝”不再是以有無“后”來論定，而是以對社會公益的促進和個人尊嚴捍衛、幸福的實現程度來衡量。

2.2 從中外來講，應處理外來文化與核心價值的關系

如果說，把握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的關系是當代中國構建社會核心價值之先務，那么處理外來文化與核心價值的關系就是當今面臨的急務。

第一，從近代中外文化之交通來看，外來文化對本土的核心價值造成了強大壓力。中國人于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傳統造成的壓力的最初反應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繼而“借法自強”，“中學為主，輔之以西學”，然后是變法維新、革命以建共和，最終是文學革命、倫理革命。這一反應的過程被梁啟超概括為器物之變、制度之變和文化之變三個前后相繼的階段。如果不以嚴格的歷史眼光來審視梁啟超的意見的話，它至少提醒時人：廣義的文化有不同層次的表現，顯性層次是器物，核心層次是狹義的文化，而文化中最根本的是價值觀念。當張之洞舉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旗來回應中外文化之關系時，他實際上就已經洞察到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沖擊就是對核心價值的威脅。反過來說，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變革就是核心價值的轉換。陳獨秀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13]109，這道出了外來文化壓力之下變革的根本乃是核心價值的改弦易轍。

第二，從當今國際競爭與較量來看，文化軟實力尤其是核心價值的博弈是其中心。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國家之間交往，不能僅以和平與發展來視之。和平始終是國際關系狀態的理想期待，發展是各主權國家用以競爭與較量的手段。發展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概念，主權國家看重的是衡量發展的指標。傳統的指標主要包括軍事、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而當前社會的、生態的、文化的指標則越來越為民族國家所重視。特別是那些軟性的、隱性的但極具影響力的指標比如文化，更是被某些強勢國家所運用。他們在強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想方設法將自己文化傳統中的某些價值輸入或滲透到其他國家。他們還為這種價值滲透尋找到了托庇之辭：這些價值具有普適性，而運用這些價值可以拯救他們所謂的“野蠻國家”或“無賴國家”。當然，判定“野蠻國家”或“無賴國家”的標準本身就是他們價值應用的表現。這樣一來，就改變了有關國際競爭與較量的武器，即從武器的批判轉為批判的武器。無論我們是否贊同核心價值具有普適性，但某些核心價值確實是普世的，只不過是它們在適用于不同國度、不同文化傳統時應賦予其民族的、時代的特色，而不是生搬硬套。換言之，核心價值之所以說是“核心”的，就在于它最能體現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只有明晰這一點，在國際交往與合作的風云變幻的舞臺上，我們才不會左右失據。

第三，從評估社會發展的指數來看，實現文化發展的權利是踐行核心價值的關鍵。從主權國家在國際舞臺上較量手段的多樣化可知，文化在衡量國家實力與社會發展方面具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要使文化發展在一國發展之中得以落實并提升：首先，必須確立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積極發揮其全面的引領作用，從而有效抵制外來文化特別是那些打著“普世性”旗號以求“普適性”的核心價值之侵擾。其次，將文化發展實實在在融于社會的全面發展中，不能孤立地去評估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的發展，還要從一個民族的血脈即“文化”尤其是核心價值來審視前述各種發展，使“發展”切實具有“文化”的稟賦。最后，要落實公民的文化發展權利，這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文化發展的中心任務是人的發展，核心價值是文化的精神生命，因此踐行核心價值的主旨就在于培育現代公民人格。在核心價值的引領下，公民獨立自由地開展文化組織、文化創造、文化傳播、文化交流與文化存儲等工作，為現代公民人格的養成提供廣闊而適宜的載體和實驗田。

2.3 從內涵而論，應協調各價值的獨立與統一的關系

如果說前述兩大關系的處理是基于宏觀角度進行立意，那么我們還應從微觀角度來考察構建社會核心價值要應對的關系。首要之舉就是從核心價值的內涵入手，去協調各價值的內部關系。

社會核心價值是“社會”的核心價值，其中的各種價值具有不同的調適功能，具有獨立的內涵，同時又要統一于“社會”之中，具有內在的一貫性。因此，各價值的內涵要顯現獨立，不是從價值調節的對象來論獨立，若如此，則是“孤立”而不是“獨立”。因為適用核心價值的群體不是整齊劃一的，核心價值調節的對象也不是鐵板一塊，當我們越是要為某些核心價值劃定調節的對象時，就越是很難把握住核心價值的調節對象。因此，鑒于核心價值的本質內涵具有獨立性和包容性，價值的獨立可以基于核心價值的調節功能得以顯現。說它具有獨立性，是因為其中的“富強”就是“富強”，與其他價值如“公正”沒有重疊;說它具有包容性，是因為對“富強”的理解又是多樣性的，它還可能與“公正”等其他價值有關聯。

社會核心價值包括的各種價值也具有內在統一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某一核心價值具有統攝其他核心價值的作用，或者說其他核心價值都是基于這一核心價值而發生效用的;二是統一于核心價值發生效用的“社會”場域。從國家、社會與公民三個層次來看，國家是產生于社會的，公民是活動于社會之中的。所有這些核心價值都是為了調節“社會人”，從而使社會生活有序、優良。也就是說，核心價值調節功能的總目標是服務于“社會”的。

2.4 從功能來看，應平衡物質需求與核心價值的關系

為了更好地發揮核心價值的調節功能，還應平衡與看似同價值“無涉”的物質需求的關系。這個關系在儒家思想中被概括為義與利的關系;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程中，則被確定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在哲學史的論爭范疇中，則被籠統地稱為“物”與“心”的關系。不管如何界說它們，筆者認為核心是要理解“有用之用”與“無用之用”。

物質需求滿足的是“飲食男女”或者說“食色”，它發揮的作用明顯而直接，是人們用肉眼看得見、用心感受得到的，是所謂的“有用之用”。在長期以靠天吃飯為主導的農耕社會里，解決溫飽問題是困擾政府與民眾的頭等大事，即“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歷代王朝以重農抑商之策來解決國計民生，與“食”密切相關;歷次王朝末年農民革命的爆發，也多因“食”而起。物質需求不僅解決人們的衣、食、住、行，還影響了民眾的道德水準。所以管子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強調，國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14]1。這個“維”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核心價值，也即，核心價值(“維”)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儒家思想有關平衡二者關系的教義頗為豐富：孔子認為不義而富貴是可恥的，孟子則認為富而好仁是君子之舉，荀子主張以義取利。質言之，這些教義就是要求正確處理正德與厚生、利用之關系。三者是貫通一致的，即在正德的基礎上力求厚生利用，也可以說是經由核心價值的調節而“正德”，在“正德”的規約下而努力促進物質財富的積累、民生的改善。這樣的話，核心價值的“無用之用”發揮著關鍵性的規制導向作用。

由上可見，當代中國在穩步推進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之時，應以核心價值來引導民眾的物質需求。一方面，使民眾對物質需求的追逐不僅趨于理性還趨于倫理性，防止其滑向拜物主義的泥潭;另一方面，以核心價值引領并升華民眾的精神性活動，使國民在實現經濟富足的同時還擁有高尚的精神家園。由此，核心價值才不至于成為高頭講章，也不至于成為虛妄無依的空洞口號，而“無用之用”的核心價值也就成了“大用”之物。

2.5 從影響而言，應調節一般價值與核心價值的關系

當我們說要構建社會核心價值，本身就意味著還存在有別于它們的一般價值[15]。我們強調核心價值的普遍有效性，并不等于說其他的一般價值可有可無。事實上，在某些領域，一般價值比核心價值發揮著更為直接的功用。因此，還要妥當調節一般價值與核心價值的關系。

第一，一般價值與核心價值無高下之判。作為調節社會的各種價值，不管是一般價值還是核心價值，它們在價值這一范疇內，并沒有高下之分。之所以區分為一般價值與核心價值，主要是從影響的范疇來說的。前者影響的范疇相對較小，后者影響的范疇相對較大。如果從影響的程度強弱來說，難以斷言孰強孰弱;如果從價值的抽象與具體情況來說，一般價值趨于具體，核心價值更重抽象。

第二，一般價值不應擴大化，核心價值不宜越俎代庖。正是由于一般價值較為具體，影響的范疇相對較小，所以不應擴大化，尤其是屬于行業的一般價值以及家訓，不應擴大化至其他領域。核心價值由于更為抽象，所以功能調節具有普適性，但是，它不能因此而完全取代一般價值，尤其是有關行業或職業的一般價值。換句話說，我們社會既要有核心價值的引領性與全面性調節，又離不開一般價值的約束性與具體性調節，而且一般價值還是核心價值的具體體現，是對核心價值的支持。

第三，一般價值使人更加文明，核心價值使人滿懷希望。如果從價值影響的預期結果來看，一般價值調節較為具體，比較直接地規范人們的言行，所以它應使人生活得更加文明，更能顯示民眾的修養與品性。核心價值調節偏向于抽象而全面，傳承與弘揚民族精神，關注的是人的內在信仰，因而它應使人總是生活在理想之中，引領民眾不斷提升生活的境界。

3 結論：核心價值融貫入中國特色話語體系

當代中國除了要深刻認識與理解構建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緣由并從戰略角度處理好上述五個關系，還要將核心價值融貫到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內在要素之中。從中國古代社會對話語體系的構建來看，它遵循著“天—地—人”合一的生成、制約邏輯，在朝野倡導并敬奉“天—地—君—親—師”。天地生養萬物，人是萬物中的一員，他必須效法天地之道。在各色人群中，“君”“親”“師”發揮著各自的作用?！熬笔侵蔚赖目偞?，“親”是齊家的樞要，“師”是教化的根本。由“君”“親”“師”所代表的“人”必須踐履“人道”，這個“人道”導源于“天道”?！独献印芬粫f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闡釋的就是這個運行邏輯。在“人道”之中，除了要景仰、敬畏“天道”(天命、天理)外，最為根本的就是遵守社會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就是“五?！?仁、義、禮、智、信)。以“天道”統領“五?！?，支撐起整個王朝社會的話語體系及其運行的合法性，要獲取天下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又必須有一套教化體系使之成為社會的常識，為一般民眾所熟習并踐行于日常生活中。在成人之前，還要進行以私塾為中心的蒙養教育，《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即為后來編寫流行的啟蒙讀物?？偨Y來說，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話語體系中，“天道”是至高的信仰，“五?！笔枪靶l“天道”以及江山社稷運行的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又要仰仗最初的發蒙和將之推廣的教化體系。因此，它是由上下貫通的信仰、核心價值、常識與蒙養等四個部分構成的。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內在構成除了核心價值外，還應在它之上有信仰或理想(如“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夢”)，在它之下還要有一套將核心價值普及為社會常識的國民教育體系，以及最為基礎的啟發性教育體系?？傊?，當代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應構筑起包括核心價值在內的融通的、一體化的四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