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治國智慧

陳忠海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未曾中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在中國社會秩序的背后，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超穩定結構”支撐著，它建立在一整套治國思想和治國制度的基礎之上，體現著中國古人在國家治理方面的智慧。

家國天下

“治”，本是一條古水的名字，它出自泰山，后引申為從水的初始處、細小處開始，進一步引申為對河流整修、疏導；“理”，本義是物質的組織紋路，引申為將山上挖來的璞石加工成美玉，使之成器，進一步引申為整理、整治。戰國時，“治”與“理”開始合為一詞并用于國家管理層面。如荀子說“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韓非說“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奸為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

“治理”用于國家層面，一般指按照某種規則、制度對國家進行管理和改造，也就是從國家層面操作公共權力，通過管理社會事項來調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安全與穩定。中國古人很早就開始關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理論上的探討，也開展了豐富的實踐，積累了許多有益經驗。

提到治理國家，有一句話很有名，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據考證，這句話最早出自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一書，雖有些夸張，但它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古代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儒家的國家治理思想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國”與“家”密切關聯?！抖Y記·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具體內容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痹谶@里，儒家構建出一個由“家”到“國”的基本框架，這一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

在儒家治國思想中，“家”與“國”始終是一體的。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意思是天下的基礎是國，國的基礎是家，家的基礎是個人。荀子也說“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認為君臣的關系與父子、兄弟關系并無二致。在儒家看來，國家由家庭、個人所組成，“國”是一個放大的“家”，只有家和才能國興。在家庭層面儒家強調忠親孝悌，這些理念被直接引入國家治理中?？鬃诱f“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他認為君子對父母能盡孝道，就能將對父母的孝心移作對君王的忠心；事奉兄長知道服從，就能將對兄長的服從移作對長官的順從；管理家政有條有理，就能將理家的經驗移作處理公務。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古人視家事即國事，在家中養成美好的品行道德，在外也必然會有美好的名聲，美好的名聲將流傳百世，這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所以中國人自古就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倡行“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的理念，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時往往會選擇后者，以舍家報國、精忠報國為榮，這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它夯實了國家的根基。

“家國天下”的治國思想也有另一層內涵，那就是要求執政者要充分重視個體、家庭的利益?！渡袝诽岢觥暗挛┥普?，政在養民”，賈誼在《新書·大政》中強調“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認為“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中國古代的治政者深知，要實現“國泰”必須“民安”，必須以民生為念，必須以政惠民，所以在推行重大政策時通常都要考慮保民、富民、利民、恤民的原則，以使基業常青。

郡縣安國

中國古代以農耕文明為主導，從疆域范圍上看，幾大更適合農業耕種的平原成為人口聚居區，以這些平原地區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形成了疆域的基本輪廓。由于早期人口不多，社會組織形式基本以“城市型”為主，城與城之間通常還有著廣闊的無人地帶。在“城市型”社會治理中，以血緣、宗法為紐帶的制度更容易得到實施，于是“分封制”成為基本的政治制度。后來人口逐漸增加，社會基本形態向“城邦型”演化，城、鄉、村結合形成更復雜的社會結構。到春秋戰國時期，一些區域性“大國”逐漸崛起，所管轄的面積更大，人口流動和人口階層變動也不斷增加，這些新情況的出現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考驗。

“分封制”的特點是“劃疆分治”，這種治理模式不利于各地區間資源和優勢的互補，對內不利于調動各階層活力，對外不利于形成整體合力，在激烈的競爭中這種模式顯得越來越落后。戰國時期的秦國推行綜合性改革，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漸壯大，通過對外兼并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土地。秦國意識到傳統分封制作為國家治理手段已經落后，于是在新獲得的地區改設郡縣，實現中央對地方的“垂直領導”，這一措施帶來了國家治理制度的新變革，“郡縣制”由此成為其后歷代封建王朝所一直沿用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郡縣制作為國家的一種治理制度，其內容非常豐富，決不是在地方上設置一些郡和縣那么簡單。在郡縣制下，國家從行政上管理郡，郡管理縣，郡縣的長官由國家任命。與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在于，這些官員不能世襲，而由國家“擇優選拔”，從而形成了一個技術型官僚系統，成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力量，較之以往的世襲貴族具有很大的先進性。由于農業經濟所涉及的領域并不復雜，所以中央層面設置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即可管理國家，使行政資源實現最大化節約。在對百姓的管理上，郡縣制下還有“編戶齊民”制度，盡管各朝代的具體規定不盡相同，但核心是共通的，那就是使人與社會、人與土地緊密聯接在一起，形成“人不動、戶不動、地不動”的基本社會結構。這種結構固然有僵硬的一面，但對以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為主導的中國古代社會，卻是適合的，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社會與國家的安全與穩定。

郡縣制以官僚政治取代血緣政治，有效協調了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保證了中央集權，對維護國家的大一統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史記》說“縣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縣治，天下無不治”?？たh制成型于秦漢，隋唐時改郡為州，宋元時在州以上增設路，明清時郡級行政單位多稱府、府以上增設行省……管理形式雖不斷變化，但郡縣制的核心沒有變?？たh制盛行于整個中國封建時代，隨著郡縣制的不斷完善，國家治理的能力隨之增強，困擾許多封建王朝的地方割據問題也就慢慢消失了。

以禮治國

秦漢時期的郡縣制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將政權延伸至縣以下，縣下設鄉，鄉下還設有里、什、伍等組織。據《后漢書》記載，東漢時期縣下設鄉的規則是：“凡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鼻貪h時期鄉的負責人稱“有秩”或“嗇夫”，管理一鄉；里的負責人稱“里魁”，管理百戶左右；下面還有“什主”“伍主”，分別管理十戶、五戶，他們的職責是“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后來人口和郡縣數目都不斷增加，如果按照這樣的治理思路繼續發展，國家的治理體系無疑會空前龐大，如何更有效、更節約地解決基層治理問題顯得越來越重要，在這種情況下禮治的作用便凸顯出來。

《樂記·樂論》認為“禮者，天地之序也”，《左傳》認為“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說文解字》解釋“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早在西周之前禮制就形成了，體現為一些固定的儀式、程序和規范，是指導人們行為的準則，具有一定權威性。嚴格來說，“法”其實產生于“禮”，“禮”中的一部分規范升級為強制性約束便成為“法”。具體而言，在夏商周時期“禮”與“法”還融為一體，“法”存于“禮”中；到春秋戰國時期“禮”與“法”相互分離，各自獨立，當時的一些治國理論強調了“法”的優先性和重要性，主張以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

然而人們很快發現“法”無法完全替代“禮”，社會生活是異常豐富的，大量的社會行為無法寫入法條，所以漢代董仲舒提出“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認為“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

在董仲舒看來，“德”不僅不能被“刑”所取代，而且“德”是“陽”，“刑”是“陰”，“德”處于先導位置。隨著儒家理論被逐步確定為治國的核心思想，各代統治者們都更加重視德治、禮治的作用，通過其教化作用在潛移默化間對法治進行有力補充。清代淩廷堪在《復禮》中對禮治的作用有如下總結：“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于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為惡?！?/p>

禮治與法治相結合在國家治理層面，實現了相互包含和交叉重合的綜合治理模式，不僅消除了治理上的空白點，而且那些“禮”和“法”都加以強調的地方往往就是國家治理的難點與重點，使得國家治理的目標更加突出，基礎更加堅實。

秦漢以后禮治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加強，尤其在基層治理中，禮治發揮了其對社會個體、宗族巨大的滲透和影響作用，通過一系列道德構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層社會實現了“自治”，國家的行政管理資源在縣以下逐漸淡化甚至退出，出現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而與此同時，基層社會的安全性、穩定性卻沒有因此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