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會計理論觀點述要

一、會計基本理論研究

有學者就準則彈性、行為變化與經濟后果進行研究。準則作為會計區別于其它商業領域的重要標志，其彈性以及與之關聯的行為變化和經濟后果是值得研究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他們從國內外研究現狀和未來研究展望等方面對準則彈性、行為變化和經濟后果的關系展開探討，以期為中國會計和財務領域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有學者就利潤貢獻損益確定模式的邏輯基礎及其構建進行研究。收入與費用配比是財務會計損益確定的邏輯基礎。根據這個邏輯審視現行會計實務中的收入和費用相配比狀況，發現營業利潤損益確定模式存在著收入與費用不盡完全相匹配的局限，導致企業營業利潤波動幅度過大，難以反映企業基本經營活動產生的真實經營業績，特別是難以將企業銷售商品、提供勞務等基本經營活動所創造的利潤真實合理地反映出來。為彌補現行營業利潤損益確定模式存在的上述缺陷，遵循收入與費用配比的邏輯，提出并界定了營業凈收入、收入動因成本和利潤貢獻三個新概念，進而構建能夠體現收入與費用配比邏輯關系的以利潤貢獻為核心指標的損益確定模式。利潤貢獻損益確定模式將為企業基本經營活動的業績評價提供了獨特視角，既是對企業經營業績評價指標的豐富，也是對現行營業利潤損益確定模式的改進和完善。

有學者就會計從業資格問題進行研究。認為在會計法等相關的會計法規中應進一步加大企業單位法人代表對聘用高素質會計人員的責任，以強化其本單位會計人員業務培訓的責任。

有學者就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產權結構與會計變遷進行研究。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本質上表現為產權不斷明晰和權利不斷開放的過程，實現了計劃經濟產權結構（公有制為基礎、非公有制為補充）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結構（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補充→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各所有制平等競爭與保護）的演進。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產權結構變化決定了會計法律制度體系變遷的方向，特定歷史時期的產權結構決定了當時會計法律制度體系的框架和特征。

有學者就中國會計發展：立足國際大背景的戰略思考進行研究。認為：會計法修訂、管理會計備受重視、全球貿易戰，中國會計發展贏得了嶄新的歷史機遇?，F代會計發展成型至今，在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作出基礎性貢獻的同時，也屢令社會對其失望。追溯會計在現實生活中對其職業精神的背叛的緣由，使人們深刻反思沿習至今立足于微觀層面及短期利益視角的會計發展思路之局限。以社會公共資源以及可持續發展觀視角來重塑會計發展基本戰略是現代會計應因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發展內在需要的明智之舉，也將是中國會計為世界會計發展貢獻智慧的可為之地。

有學者就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路徑變革與會計創新進行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大變革”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路徑變革的三個輪子，而會計作為助力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必須積極謀求自身的創新發展。他們提出要革新會計思維模式、創新會計理論體系、發展以質量控制和價值創造為核心的管理會計、加快會計隊伍的素質提升與轉型發展等四個方面的會計創新方向。

有學者就會計對國家治理的影響機理及改革思路——基于“五位一體”視角進行研究。會計的本質是信息系統，目標是提供相關、可靠的會計信息。會計信息既會影響微觀主體的決策控制，也會對宏觀層面的國家治理產生重要影響?；谖覈拔逦灰惑w”總體布局的視角，以資源配置為切入點，闡述了會計信息通過市場和政府兩種資源配置機制，影響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治理的作用機理；依托協同理論，分析了會計與國家治理信息系統之間的協同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會計改革的思路，豐富了會計影響國家治理的文獻，對于拓展會計的影響范圍及研究范圍，探索會計信息的宏觀效益，指導會計改革都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有學者就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規則協調進行研究認為：會計信息是評價金融穩定的重要基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有助于金融市場穩定。盡管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規則是基于不同實踐目標的制度安排，但是會計準則是金融監管的工具，也是政府調節市場的重要手段，它們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有學者分析了會計政策及其變更中三個容易混淆的問題，指出：會計政策變更累積影響數是指所有者權益變動表中“上年金額”欄中的留存收益本年年初余額，會計政策變更追溯調整會計分錄中，涉及到調整以前年度損益時，應統一使用“以前年度損益調整”科目；固定資產折舊方法不會改變固定資產歷史成本的計量屬性，也不會對折舊費用的會計確認與列報項目產生影響，相應的折舊方法變更屬于會計估計變更。

有學者就產權功能與會計使命進行研究。認為：會計為產權而生，為產權而死，因產權變化而變化；會計學是世界上從“制度”層面促進經濟增長的絕佳典范；強調會計制度變遷應該具有“中國特色”；現代企業財務的本質在于“財權流”。將產權經濟學和會計學的理論方法相結合，開創了產權制度與會計制度結合研究的新領域，對我國會計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有學者就IASB 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修訂進行研究。隨著IASB2015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征求意見稿）》的發布，關于有用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再次成為會計界關注的焦點。信息質量特征體系的具體概念與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等會計環境有關?！叭鐚嵎从场碧娲翱煽啃浴本哂幸欢ǖ暮侠硇院椭贫然A；“實質重于形式”“不對稱謹慎性”應予以保留，以體現投資者保護這一基本精神；“重要性”“不確定性”宜處理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影響因素；質量特征體系應以約束條件、質量特征、質量特征成分、影響因素等為基礎進行適當重構，以建立起概念明確、內涵清楚、功能匹配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

有學者分析了IASB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2018）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新增財務報表與報告主體章節、計量屬性拓展而獨立成章、新增列報與披露章節、新增終止確認指引的四個“新增”；更新財務報表要素定義、更新會計確認內容的兩個“更新”；澄清受托責任在實現財務報告目標時的重要性、澄清謹慎性和計量不確定性概念的三個“澄清”。

有學者就IASB 最新概念框架中的計量：觀念比較與計量選擇進行研究。IASB 最新發布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中的兩大類、四種計量基礎，實際上體現了三種不同的價值計量觀念：投資中的資產定價觀念（資產在用價值/負債履約價值基礎）、持續經營假設基礎上的價值補償觀念（歷史成本和現行成本基礎）和清算假設基礎上的變現觀念（公允價值基礎）。資產定價觀念適用于投資決策，這種觀念下的資產在用價值“量身定制”的缺陷根源于企業異質性和資產異質性；它還是對資產使用價值的計量，不宜使用于會計計量。價值補償觀念體現了持續經營理念下的資本保持和收益確定觀念；清算基礎上的變現觀念體現了企業從持續經營觀到短期經營、“脫實向虛”的企業經營理念轉變。從企業經營特征看，持續經營基礎上的價值補償觀念是恰當的計量基礎。

有學者就IASB 新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發展進行研究。2018年3月，IASB 正式發布新財務報告概念框架（CF）。與2010年聯合CF相比，此次獨立CF呈現諸多特征，如修訂后的通用目的財務報告目標與中國《基本準則》趨近；將不確定性納入會計核算體系；確認計量重點向報告中心轉移等。這些變化使修訂后的CF 呈現出更適時、完整、清晰、連貫的高質量特征。中國CF 的構建應立足中國會計環境，吸收IASB 新框架合理內容，確立以“決策有用”為首元的財務報告雙元目標，構建分層次的中國特色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強化“如實反映”的重要性，增加報告主體、列示與披露、計量尺度與計量單位要素，以推動未來中國CF 的國際化，進一步加強中國在國際會計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有學者就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基本邏輯缺陷與理論重構：復合架構思路進行研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一直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雖然不斷修正卻始終無法從根本上完善，也難以在實務中得到普遍和一致的遵循。這種缺陷并非局部和孤立現象，而是深刻地植根于基本觀念和基本思路之中。概念框架一詞本身在概念界定和使用上不夠嚴謹，經常以“財務報告”的外延對應“財務會計”的內涵；而且，試圖將根本上沖突的觀念糅合于單一框架內的思維定勢，無可避免地會陷入一種自相矛盾、左右為難的困境。建議重新界定概念框架的內涵和外延，在概念清晰、嚴謹的前提下采用一種“復合架構”思路對概念框架進行系統重構。未來財務報告的模式應當是基于不同原則基礎上的多重報告體系平行報送，以解決會計信息范圍完整性與內在一致性之間的矛盾；而對財務會計的信息功能也有必要重新認識，使財務會計回歸信息生產者的本質，避免過度強調信息需求立場、代替信息使用者解讀判斷甚至再開發信息的企圖。

有學者就會計領域“高被引論文”的學術特征與創新思想——回顧與借鑒進行研究發現：超過一半的“高被引論文”發表于《經濟研究》，隨后是《管理世界》和《會計研究》；2009年發表的“高被引論文”最多，高達10篇；“高被引論文”在發表后第7年的被引頻次達到頂峰，為21.02次，之后迅速下降。對“高被引論文”的創新性分析發現，32 篇“高被引論文”具有顯著創新性。

二、財務會計研究

實務中，部分企業出于占有市場的目的，會采用為購買方融資提供無限連帶責任擔?；蛳蛸徺I方授予商品回售權兩種業務模式來擴大銷售量。有學者通過兩個案例，對銷售方在這兩種業務模式下如何運用新收入準則進行會計處理作分析和探討。其中，銷售方為購買方融資提供無限連帶責任擔保主要涉及新收入準則中“企業因向客戶轉讓商品而有權取得的對價很可能收回”這一規定的分析運用。而購買方具有商品回售權會計處理的關鍵是評估客戶何時取得對商品的控制權，從而應在客戶取得相關商品控制權時確認收入。

有學者就清算會計與破產法是否沖突進行研究。該學者以會計準則制定的邏輯基礎為起點，對會計法尤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下持續經營假設及其與破產清算的關系進行界定與解釋，并對破產管理人制作財務狀況報告的法律內涵進行了解讀，認為內含假設與目標的基本準則是繼承性且發展中的財務會計理論，會計準則下清算財務報表與破產法下財務狀況報告之間不僅不存在任何沖突，還有助于破產管理人履行破產財產變價分配等職責。與此同時，應在現有法律規范體系下進一步完善清算財務報表的構建思路。

有學者指出我國現行稅法中債務重組業務所得稅政策在處理原則、適用范圍、債務重組所得或損失的確認、分期納稅等方面沒有明確規定，提出應明確債務重組業務的五項所得稅處理原則，將修改其他債務條件和組合重組的所得稅處理納入債務重組所得稅的征管范圍，同時準確定義債務重組所得稅各構成要素的內涵與外延等政策建議。

有學者研究了全面營改增后O2O 企業增值稅處理。該學者結合國內代表性O2O 企業的發展戰略和業務特點，按線上和線下分類討論了增值稅涉稅業務，舉例說明了線上平臺自營業務、線上平臺服務業務、跨境電商進出口業務及線下物流配送業務和體驗店業務增值稅納稅環節和應稅銷售項目的差異。

有學者從首批執行新金融工具的企業中選取了4家具有代表性的金融企業，通過對其發布的首份定期報告（2018年一季報）進行分析，探討執行新準則對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產生的影響，進而對實務中如何順利推進準則銜接，從報表列報、金融資產投資策略、銜接辦法等方面提出建議。

有學者通過對A 股上市金融企業2017年年報和2018年一季度季報的分析發現：實施新準則后上市銀行期初所有者權益普遍下降，而上市證券公司則有所增加；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大幅增加，其他綜合收益總體顯著增加，資產減值損失總體變動不大，但表外業務新納入減值準備計提范圍導致預計負債增長較快；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投資收益等損益科目波動較大。同時還發現，上市金融企業提前執行新準則的意愿不高，披露新準則實施的相關信息不夠充分，個別金融企業相關指標變化超出預期。因此，建議加強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則的協調，細化資產管理產品會計計量要求，加大金融業會計監管力度。

有學者依新套期會計準則規定，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FVOCI 非交易性權益工具投資）為被套期項目，僅將上證50ETF期權內在價值變動指定為套期工具，分別公允價值和現金流量套期設例，展示了套期指定日、套期關系存續期及結束時的套期會計處理，重點剖析了公允價值套期業務中期權時間價值處理方法的具體應用，強調套期工具指定當日期權時間價值的攤銷應計入“投資收益”。

有學者根據我國新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14 號《收入準則》，分析研究當前網絡游戲行業最常采用的3 種收入確認模型及其利弊，并采用個案研究法結合美國上市游戲公司“星佳”的收入確認方式案例，分析總結網游公司游戲收入確認模型存在的問題及規范建議。研究發現：可以借鑒的比較合理的游戲業務收入確認模式是基于物品的模型，即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 14 號《收入準則》規定的“取得相關商品控制權”為基本判斷條件，對玩家購買的網絡游戲產品進行分類，選擇一次性或分期確認收入。實務中，關于確認營業收入時客戶應無償退回的產品殘料的價值如何入賬的問題，由于《企業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均未明確規定，相關部門針對此類案例也未發布過傾向性意見，故存在一些爭議，實務中主要有將殘料確認為“主營業務收入”和用預計可收回料價值沖減“主營業務成本”兩種觀點。有學者基于相關分析，認為用預計可收回料價值沖減“主營業務成本”的處理方法更為可取。

2017年7月，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14 號——收入》，首次提出了合同資產與合同負債的概念。有學者探討了其會計處理問題：如果企業已將商品轉讓給客戶（即企業已履行履約義務），在客戶尚未付款的情況下，企業應當將該有權收取對價的權利列報為一項金融資產或合同資產。如果企業尚未將商品轉讓給客戶，但客戶已支付了對價或者企業已經擁有一項無條件的收取對價金額的權利，則企業應當在客戶付款或付款到期時將向客戶轉讓商品的合同義務列報為一項合同負債。

針對新經濟模式下4S 店的交易方式和業務模式出現的新變化，有學者結合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規定，就4S 店按揭結算的具體會計處理實務和涉稅影響進行探討，旨在能夠更好地理解新收入準則，把握新業務本質，明晰合同約定，識別履約義務，確定交易價格，分配交易對價，判斷交易節點，簡化收入確認方法，提高收入確認實務的可比性。

反向并購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合并，其經濟實質和法律形式的背離所帶來的會計主體變化導致了個別報表和合并報表中會計核算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有學者以順豐控股借殼鼎泰新材為案例，研究發現，公司在反向并購業務會計處理的方法選擇上與其基本原理和經濟實質相違背，揭示出市場對反向并購交易本質的錯誤理解。

有學者就信息披露頻率對非專業投資者的盈利預測影響進行實驗研究發現：較高披露頻率的報告會導致非專業投資者的盈利預測準確性和可靠性降低；在較高披露頻率和較低披露頻率情況下，非專業投資者都產生了近因效應。

有學者就管理層短視、會計穩健性與企業創新抑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會計穩健性越高，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越低，發明專利授權率也越低，這表明會計穩健性會抑制企業的創新能力。會計穩健性對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會受到管理層短視的影響。管理層越短視，會計穩健性對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越明顯。

有學者就客戶盈余信息與供應商股價崩盤風險進行實驗研究發現：客戶盈余與供應商企業股價崩盤風險顯著負相關，說明高盈余的客戶對供應商企業股價崩盤風險總體上具有積極的“支持效應”；在客戶排名靠前、客戶銷售占比較高組，也即客戶具有更高談判力時，高盈余客戶對供應商企業股價崩盤風險發揮“支持效應”；但在客戶存貨周轉率較低、應付賬款周轉率較低組，也即客戶更可能壓榨供應商企業時，并未發現高盈余客戶對股價崩盤風險具有“掠奪效應”的明顯證據；當供應商企業信息透明度較高，客戶和供應商關系穩定，客戶或供應商盈余波動較小時，高盈余客戶對供應商企業股價崩盤風險的“支持效應”更強。

有學者就年報語調與內部人交易是“表里如一”還是“口是心非”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年報語調越積極，公司高管在年報公布后一段期間內的賣出股票規模越大，凈買入股票規模越小，表明公司高管編制年報時存在“口是心非”的操縱嫌疑。年報披露后中期市場表現差、信息透明度低、非國有控股的公司高管交易與年報語調的反向關系分別顯著強于年報披露后中期市場表現好、信息透明度高、國有控股的公司；而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交易者職位（是否核心高管）對年報語調與高管交易關系的影響不顯著。此外，年報語調越積極，高管親屬賣出股票的規模也越大，但未發現公司重要股東交易與年報語調相關。上述結果表明，中國上市公司年報存在語調管理行為，年報語調成為除會計報表以外另一種可以被內部人管理或操縱的信息。

有學者就管理層語調是否配合了盈余管理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語調對盈余管理行為起到了配合作用；管理層語調的樂觀程度與正向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呈正相關關系，與正向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呈負相關關系；管理層語調“語言膨脹”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進行兩種方向一致的盈余管理來調整公司的賬面利潤和現金流量。

有學者就管理層語調離差及其對分析師預測樂觀度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較差業績的公司會策略性地安排管理層語調詞的分布，且這種策略性的文字安排對分析師預測樂觀度有顯著影響。

有學者就創業投資的傳染效應——基于財務重述的分析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有創業投資機構支持的IPO公司宣布進行財務報告重述時，這些創業投資機構所投資的其它IPO 公司的超額股票回報為負；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創業投資機構所投資的IPO 公司和創業投資機構派出董事席位的IPO公司更容易受到這種負面傳染效應的影響，而創業投資機構的聲譽會減弱這種負面傳染效應；其可能的機制是，由于創業投資肩負著快速退出和獲取高額回報的雙重任務，他們可能會因自身承受的壓力，降低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導致這類企業更容易發生盈余管理。

有學者就年報文本信息復雜性與管理者自利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相比于業績較好公司，業績較差公司年報文本信息的復雜性更高，且上述關系在盈余管理空間小、管理層持股比例大、兩職合一和法律風險低的公司中更為顯著；年報文本信息復雜性越高，管理者獲得的超額薪酬越高；相比業績較好公司，業績較差公司年報文本信息復雜性的短期、長期市場反應更積極。研究表明，出于自利動機，管理者會操縱年報文本信息復雜性；文本信息復雜性操縱對數字信息操縱有替代作用，且管理層持股及公司內、外部治理均會影響文本信息復雜性操縱，通過操縱年報文本信息復雜性，管理者能夠獲取更高超額薪酬，并提高公司市場估值。

有學者基于費用歸類操縱視角的“八項規定”有效性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八項規定”對公款消費進行約束后，國有企業存在利用會計科目進行費用歸類操縱的現象，即將部分原計入管理費用中的公款消費，轉移至資本性支出和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等非敏感性會計科目，且高管腐敗程度高的國有企業是費用歸類操縱的重災區。國有企業表面看來減少了公款消費，實質卻是通過費用歸類操縱達到隱性腐敗的目的。

有學者就政策不確定性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面對地方領導人變更而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時，當地上市公司會提高盈余管理程度來降低未來可能增加的政策性成本，這種影響在有地方政府政治關聯、地方政府質量較低和最終控制人為民營的更為顯著；政策不確定性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因政策不確定性強度而存在差異，在地方新任領導人來自于外地和原任領導人非正常更替的更為明顯。因地方領導人變更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是導致轉軌經濟中企業會計信息質量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學者就CEO 海外經歷與企業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發現：CEO 的海外經歷對企業的盈余管理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該效應主要體現在具有外部融資需求以及位于市場化進程較快地區的企業中。相對于來自大陸法系的經歷，來自英美法系的經歷對盈余管理的降低效應更明顯；相對于海外任職經歷，CEO 的海外留學經歷對企業盈余管理的降低作用更為明顯。

有學者就后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時代的權益資本成本異質性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趨同后國有控股公司比非國有控股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下降得更多，制度環境和管理層動機是制約非國有控股公司受益于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重要因素。

有學者就社會關系與企業信息披露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依賴社會關系獲取資源的企業（關系型企業）對外公開的年報信息披露質量顯著低于其他企業，股權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關系型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相比其他上市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后有了顯著的提升。

有學者就管理層過度自信、產權性質與并購商譽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管理層過度自信程度越高，公司當年新增的并購商譽越多；相比于非國有控股公司，國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層的過度自信對并購商譽的影響較弱；公司當年新增的并購商譽雖然對并購后1年公司業績有正向影響，但該影響主要來自于管理層過度自信的上市公司。

有學者就投資者情緒、會計信息質量與股票收益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投資者情緒正向影響股票收益，高質量會計信息能夠顯著降低投資者情緒對股票收益的影響。分析師跟蹤人數較多時，高質量會計信息對投資者情緒的糾正作用更為明顯。

有學者就會計準則國際趨同進行文獻綜述。他們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梳理，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文獻綜述：IFRS 采用的影響因素；從價值相關性、穩健性、可比性及盈余管理質量等角度分析IFRS 采用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IFRS 采用對資本流動性、資本成本、股價同步性等資本市場各方面的影響；IFRS 采用對債務契約、薪酬契約、股利契約、投資行為及審計師等市場各方行為的影響。

有學者就新會計準則實施與資本結構優化調整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新會計準則的實施提高了資本結構調整速度；新會計準則實施后，企業資本結構調整速度提高了16.8%；這種效應在非國有企業以及信息不對稱較高的企業中更加顯著。

高杠桿集團公司通常利用有限合伙類私募基金這一靈活的特殊目的實體進行融資，同時利用會計人員運用會計準則中對金融工具進行分類和合并會計報表業務中的職業判斷，將本應分類為金融負債的融資工具分類為少數股東權益，從而達到“名義上是權益融資，但實質上是債權融資”的效果。有學者通過分析“名股實債”的交易結構，結合相關會計準則及解釋文件提出“名股實債”合理的信息披露方式，讓利益相關方能夠識別“名股實債”融資行為，進而獲得更大的投資收益。

由于各國會計準則對勘探支出費用化的計量和確認時點的具體方法未做出詳細規定，因此在實際處理中出現了多種方法，主要包括實際發生法、預提法和預算法。有學者對我國幾個大型油田的勘探費用確認和計量方法進行比較，評價各種方法的優缺點，認為采用預提法并做適當改進是目前比較合理和科學的預測方法。

有學者指出，對于研發費用的稅前扣除與加計扣除，實務上常有混淆。厘清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貫徹落實。兩者的適用對象同源、納稅影響同向、存在依存關系，但兩者的性質目的、行業限制、扣除范圍、遵循原則、核算要求、實現時間、申報填列、征管要求和會計處理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有學者基于我國對業績承諾補償的會計處理缺乏明確規定這一現狀，分別從直接出資并購、并購方設立并購基金兩種并購模式的角度對業績承諾補償的會計處理進行探析：對于前者，應考慮并購方與并購標的之間是否構成關聯關系、引發業績承諾補償的內外部原因以及采用何種補償方式三方面因素；對于后者，應先后對并購方設立并購基金和業績承諾補償進行會計處理。

2017年5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正式發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保險合同》，其中包括要素法和保費分攤法兩種計量方法，它們對跨年度的非壽險原保險業務的盈利計量產生重要差異。有學者以某款非壽險產品為例，分別采用現行保險會計準則、要素法和保費分攤法對其盈利情況進行計算，發現該保險產品在三種方法下計算得到的年度利潤之和相同，但是，單獨年份的利潤各不相同，這是由于對風險調整的預期差異所致。當保險公司對風險調整的預期滿足一定條件時，三種計量方法得到相同的盈利。因此，最新的IFRS17 和現行準則對同一款保險期跨會計年度的非壽險原保險業務的盈利計量受到對風險調整預期的影響。

在一些集團公司中普遍存在多個子公司之間的間接交叉持股現象，而現行準則及指南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會計處理方法。有學者根據子公司之間間接交叉持股形成的個別層面與合并層面的計量差異，在對該差異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通過特有的補充調整抵銷方法，有效解決了這一合并會計問題并進行了驗證，從而為相關準則的完善及實務中的相關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支持。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股權轉讓與擔保作為一種非典型擔保方式廣泛存在于現實生活中。股權轉讓與擔保因發生了股權的所有權轉移行為，從而在會計判斷和處理上與合并范圍及關聯方關系的認定上容易產生分歧。有學者通過對一起股權轉讓與擔保的案例進行分析，認為在對任何交易進行會計處理時，首先應關注交易的實質，結合交易背景、目的綜合分析，而不能僅看到交易的表象或僅關注交易的某個點。對股權轉讓與擔保應以真實、合法、有效的債權債務關系作為基礎；對合并財務報表的合并范圍應以控制為基礎，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對關聯方關系的判斷應以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為基礎。

整合報告有助于促進部門之間的合作，帶來更有效的內部流程，并使企業能夠更好地呈現其戰略和業務模式，因此，整合報告已經成為全球超過25 個資本市場的企業報告實踐。有學者研究了新加坡的整合報告發展現狀，并從新加坡星展銀行發布的整合報告入手，試圖探究目前我國整合報告實施過程中存在的阻礙以及新加坡IR 發展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有學者指出，其他綜合收益的列報有助于投資者預測企業未來現金流量，正確評估企業市場價值。目前其他綜合收益信息存在概念界定缺位、缺乏統一計量規范、信息披露方式不完善等問題。該學者建議從明確界定其他綜合收益的概念，統一確認標準，規范計量模式，調整報告方式等方面改進其他綜合收益列報，提高其他綜合收益決策相關性，促進會計準則改革更好服務金融市場需求。

有學者指出，在多層混合持股情況下，合并報表編制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分層合并法和一次合并法。由于多層混合持股結構存在復雜的混合交叉持股情況，所以無論采用分層合并法還是一次合并法均存在復雜的補充調整問題。該學者結合實例，對多層混合持股情況下的補充調整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探討了分層合并和一次合并情況下補充調整的會計處理方法，為相關合并會計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行的解決思路。

有學者闡述了《政府會計制度——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科目和報表》的突出亮點，對比了《政府會計制度——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科目和報表》與《地質勘查單位會計制度》的差異，介紹了新舊制度轉換銜接的具體步驟，并從地質勘查事業單位財務人員視角提出應對措施。

三、會計新領域研究

有學者就政府成本標準的構建進行研究。政府履行職能必然耗費公共資源，權責發生制政府會計改革要求核算政府及相關機構的運行成本，政府組織運營的特點不同于營利性組織，無法完全通過市場驗證成本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特別是政府與市場與社會廣泛建立合作關系以提供公共產品、促進公共治理的背景下，需要建立有效的成本標準體系，以便于評價政府行為的有效性，評價政府投入和產出的合理性，更加客觀和全面地評價政府績效，也能夠在公共產品是政府獨立提供還是合作提供的決策中做出合理選擇。因而，根據公共治理理論和公共產品標準化管理的要求，提出政府成本標準設計的兩個維度：橫向維度和縱向維度。橫向維度是成本標準在治理不同層面與領域所發揮的效應；而縱向維度是成本標準在應對不同環境與情況下的靈活度，并基于政府行為所耗費資源的計量特征構建政府成本的定性標準與定量標準，旨在促進政府資源的有效利用，最大限度達成治理目標。

有學者就媒體報道是否影響政府決算披露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通過信息中介功能（中性報道）與聲譽治理功能（正面報道與負面報道），媒體報道能夠有效提升政府決算披露質量；媒體的信息中介功能易受到部門首長變更的影響，即首長變更會削弱中性報道對部門決算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作用；媒體的聲譽治理功能易受到部門決算業績的影響，即較差的部門決算業績會削弱正面（負面）報道對部門決算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作用。

有學者就政府會計信息對行政權力運行的影響路徑進行研究。會計功能學研究認為（政府）會計信息對（行政）權力運行具有一定的規范和保障作用。內部使用者使用政府會計本源信息，支持宏觀管理決策，解脫公共受托責任，反映并發現權力執行規則存在的問題從而推動改進與完善，起到直接規范權力運行的作用。準內部使用者利用政府會計本源信息、衍生信息，結合激發信息，揭露偏差、評價、監督及稽核，發揮規范和保障權力運行的作用。外部使用者獲取政府會計相關信息，可以加強外部監督，構成保障權力運行的主要場域力量，有助于政府信任度的提升。

有學者就配額管制與市場披露是否促進了企業參加碳交易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我國試點地區中，碳配額分配過多或過少、碳排放強度管制寬松或過緊均會導致企業參與碳交易的動機下降，即政府配額管制需要適度，才能促進企業參加碳交易，試點市場的信息披露水平能夠促進企業參加碳交易；企業規模越大、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越有動機參加碳交易；是否為國有企業對企業參加碳市場不產生顯著影響。

有學者就國家治理視角下會計信息共享的機制與實現路徑進行研究。會計信息共享對于充分發揮會計信息的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作用。針對當前會計信息多頭報送、口徑不一、相互獨立、互不共享等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他們從國家治理的視角探討會計信息共享的機制與實現路徑，提出了縱向貫通、橫向交互、內部融合、全國統一的會計信息共享服務體系。通過建立會計信息平臺，實現會計信息“數出一門、資源共享”。根據財政信息化建設體系，并對業務流程進行改造、重組和優化，從而提高財政治理水平，充分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

有學者基于價值共創與共享視角的增加價值報告進行研究。價值共創本質上是價值創造理論在互聯網環境下的新發展，增加價值反映了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共創價值，也能清晰地反映共創價值在利益相關者中的分配。企業以增加價值最大化為目標，滿足了企業可持續發展和履行社會責任的訴求?；诶嫦嚓P者價值共創網絡、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海爾小微核算實務的分析，構建了價值共創與共享的增加價值報告模式，包括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層次的價值共創與共享增值表、利益相關者價值共創與共享資產權益狀況表，并形成了利用增加價值進行經營決策的財務指標體系。該報告模式反映利益相關者價值共創與共享的信息，能更好地為經營決策服務。

有學者基于“互聯網+”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智能評估進行研究。為了促進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不斷提高，將基于“互聯網+”的評估理念引入到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評估工作之中，結合智能化方法升級傳統的會計信息評估模式，形成基于“互聯網+”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智能評估框架?；ヂ摼W的發展為評估行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通過利用智能評估方法并擴大會計信息質量評估范疇能夠全面可靠及時地反映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狀況，有助于用戶及時準確地了解會計信息的質量水平，做出科學的決策并能夠促進上市公司改進會計信息的供給工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基于“互聯網+”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智能評估的目標及范疇應由合規性評估向生產質量和使用質量的聯合評估轉變，評估主體應由職業分析師向職業分析師和用戶并存轉變，評估方法應智能化以有效解決評估工作中存在的效率與公平矛盾、用戶對評估主體的信任危機以及評估系統的可靠性問題。

有學者基于生態文明建設背景的會計問題進行研究。會計是人類社會生產活動中引導資源有效配置、合理分配利潤的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局限于狹隘的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傳統會計理論，由于忽視生態環境資源的投入與補償，導致資源錯配、分配不公，引起環境污染，影響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看，會計應該全面地反映生態環境資源投入，合理確定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財富。會計變革的路徑主要有兩種：一種路徑是基于傳統會計理論體系，將企業對生態環境資源消耗與補償成本“內部化”，由國家（政府）制定排放標準并實施檢查監督，企業投入成本治理污染并保證達標排放。這一路徑要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中對企業生態環境資源消耗與補償成本的反映進行統一規范。另一路徑是拓展資源投入者和會計主體概念，并重新定義資產、更新資產的確認和計量，重構信息披露體系。這需要經濟學理論、法律制度以及會計基礎理論的突破與創新。

目前對可持續發展會計并沒有一個清晰和統一的定義。有學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會計融合了傳統會計、社會責任（狹義）會計與環境會計。它與傳統會計一樣，是一個信息與控制系統，不同在于兩個方面：一是目標，可持續發展會計的目標是實現組織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內涵，可持續發展會計的內涵從組織的經濟活動拓展到了組織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三個維度。

有學者沿著財務會計理論研究的思路，在分析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目標和假設的基礎上，探討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要素、結構，以及編制期間和方法，提出應根據生態服務價值科學劃定供給區和受益區，建立多元多層次的生態補償機制及生態服務的市場交易場所，并以資產的生態敏感性排序編制報表。

有學者在對礦山環境治理恢復基金政策分析的基礎上，對治理資金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治理恢復基金的會計業務處理、稅務處理三個方面進行梳理和剖析，建議在“專項儲備”科目下設置“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基金”二級科目，并相應增設三級及四級明細科目，分情況進行賬務處理。同時對恢復基金中關于棄置費用的核算和基金的業務管理提出建議。

有學者指出，固體廢物資產平衡表是以固體廢物為核算對象，通過實物量和價值量兩種計量方式，反映固定廢物的產生、收集和處理途徑的一整套表格。全球對于固體廢物資產平衡表的編制與運用主要以SEEA2012 為指南。澳大利亞在具體實踐中創新性地編制了具有本國特色的4 張固體廢物資產平衡表格，以反映澳大利亞固體廢物的產生和處理狀況。該學者在借鑒SEEA2012 的固體廢物資產平衡表框架以及澳大利亞的實踐的基礎上，探索了編制具有我國特色的固體廢物資產平衡表的途徑與方法。

有學者從碳會計體系著手，借助指數構建的相關理論分別構建了碳信息披露指數和碳績效評價指數，綜合反映企業的碳財務會計信息和碳管理會計信息，以使政府、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的碳排放狀況，并利用構建的碳排放指數分析了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狀況與碳績效水平。

有學者對企業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處理進行分析，認為我國應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將免費配額在獲得當期確認為表內資產，由歷史成本逐步過渡到公允價值對碳排放權進行計量，統一碳交易的履約期和核算期，防止利潤操縱，加大相關碳信息披露。

有學者就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是否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應規披露方式下社會責任對真實盈余管理抑制作用明顯；自愿披露方式下對三種盈余管理方式均有顯著抑制作用；兩種披露方式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自愿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是出于倫理動機履行社會責任。

有學者就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編制問題與對策進行研究。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就確定了政府會計改革戰略規劃，并從2011年開始試點編制政府財務報告?？墒窃?年的試編階段中，受到編制報告未對外披露的限制，外部專家與學者對于許多試編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困境無法了解。尤其是面對2017年政府綜合財務報告正式編制節點的到來，報告編制質量將面臨公眾的監督評價以及巨大挑戰。只有厘清不同層級政府及職能部門的事權，了解其職責范圍與具體事項內容，政府會計才能將提供的公共服務與產品，以及對應的公共資產完整、準確、真實地反映在政府報告之中；必須確保財權與事權相匹配，保證基層政府能夠有足夠的經費來支撐事權的履行，從源頭動機上避免減少隱性負債，才能將所有負債納入政府綜合財務報告中。

有學者對IPSAS 32在中國的適用性進行了分析。PPP項目資產大多為政府方所控制并由政府方承擔相應負債與支出責任。IPSAS 32 主要規定不同收入來源方式下，PPP 項目資產負債的確認、計量、信息披露與銜接等。我國目前尚無關于 PPP 會計處理的具體規范，IPSAS 32 關于公共部門資產和負債的會計處理方法值得我國制定相關制度規范時借鑒。

隨著脫鉤改革深入推進，行業協會服務重心從政府轉向企業、行業、市場，管理運行機制和服務內容、方式等都向社會化、市場化趨勢發展，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需要進行修改才能滿足行業協會會計核算轉型、更好地服務業務發展決策的需要：一是修訂收入的確認條件。二是對金融工具交易處理進行規范。三是對編制合并會計報表提供技術指引。

有學者對文物文化資產的界定和分類進行了分析，通過界定和分類對文物文化資產分別進行實物計量和價值計量，并根據計量屬性選擇不同的計量方法。在此基礎上,提出文物重置成本法的理念并應用該方法從發掘層成本、恢復層成本、維護層成本、機會層成本4 個層面對文物文化資產進行科學、合理的價值計量。

有學者以案例方式列舉了影視行業主要的合作拍片模式，在分析參與各方經濟動機的基礎上，依據《企業會計準則》中關于金融資產、金融負債、控制、合營安排等規定，分析了如何進行會計核算。影視項目共同控制模式應認定為合營安排中的共同經營情況，而非合營企業。合營方應分別確認其資產、負債、收入和費用等。合作拍片中，雖然各方通常不會為單部影視劇成立專門的項目公司，但實質上可以認為控制方控制了項目，因此，應將項目的全部資產、負債、收入、成本及費用均納入控制方財務報表進行核算。出資方應基于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和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征，區別不同情況將該金融資產分別確認為不同類型。

有學者探討了大數據資產會計處理相關問題，首先指出大數據作為一種資源，其經濟價值日益得到肯定和重視，應當被確認為企業的一項資產，進而在現行《企業會計準則》對資產的確認和計量規則的基礎上，結合大數據的特征，提出在現有資產科目下設置“數據資產”科目，并按照大數據資產核算程序對其初始計量、后續計量、處置等相關會計處理進行探析。

有學者從介紹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入手，分析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的區別與聯系，并進一步從人工智能視角對財務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的應用提出改進建議，包括對應用程序進行修正、引入決策支持系統思想、關注應用前的測試效果與調整、優化企業人力資源配置、采用外包搭建業務流程框架、合理選擇供應商。

有學者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出發，探討新時代下會計信息化新發展，即：會計信息化的創新發展，需要推進新興信息技術在會計領域的廣泛和深入運用；會計信息化的協調發展，應實現監管機構之間XBRL 運用的統一，企業對外報送和對內管理數據標準的統一，以及企業內部業務、財務和管理的深度融合；會計信息化的綠色發展，應實現電子發票和電子會計檔案的推進與普及；會計信息化的開放發展，應聚焦XBRL 的引進、國內 ERP 軟件的國際化擴展升級以及我國XBRL 管理會計應用經驗的國際化推廣；會計信息化的共享發展，應體現為財務共享的發展和財務眾包的發展。

四、成本管理會計研究

有學者就管理會計價值創造的歷史演進與邏輯起點進行研究。由于企業生存發展的環境不同，決定了管理會計價值創造的邏輯起點不同；價值創造的方式不同，管理會計所要提供的決策有用信息也不相同。在生產導向型管理會計下，價值創造關注生產效率和成本控制并提供相應的決策有用信息。在需求導向型管理會計下，價值創造的方式是擴大收入、降低成本，提供的決策有用信息涉及成本、外部的市場需求及其動態變化的信息。在供給導向型管理會計下，價值創造主要面向供給側，既要滿足顧客變化的個性化與整體滿足感的需要，又要為顧客創造新的需求；為此，需采取價值鏈、價值網絡和價值星系對供給側內部結構進行重建。此時，管理會計提供的決策有用信息需包括所有關聯企業的信息以及市場個性化需求的信息。

有學者就生命周期視角的管理會計正式控制與非正式控制的匹配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管理會計在正式控制之外，非正式控制對于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非正式控制疊加在正式控制上產生乘數效應的作用卻不顯著，不同匹配關系對組織績效影響存在顯著差異。

有學者就管理會計中的“數目捷徑”：關于數目啟發式對投資決策影響的行為學分析進行研究。他們通過兩項研究考察數目啟發式（即人們根據量化信息進行決策時過度依賴表面數目大小而忽視其它重要信息的認知誤差）對管理會計投資決策的影響。在第一項問卷研究中發現使用數量和概率信息進行決策時，表面數目大小對決策者有著重要影響，導致決策者偏離理性分析及形成決策誤差。在第二項實驗研究中發現在對確定性收益項目進行抉擇的任務中，當確定性收益項目用大數目（即小計量單位）表述時，決策者比同樣的項目用小數目（即大計量單位）表述更有可能選擇該項目。但在對確定性損失項目和不確定性損失項目進行比較抉擇時，確定性損失項目的大小數目表述形式對決策者影響并不顯著。

有學者基于價值鏈理論，分別對酒店內部和外部價值鏈進行分析，提出從結構性成本和執行性成本兩個角度，通過完善組織架構、優化業務流程、借助作業成本法等措施進行內部價值鏈的成本管理；通過完善供應商信用檔案、建立采購聯盟、勞務外派、建立與維護良好的顧客關系等措施進行外部價值鏈的成本管理，進而獲取持續的總成本優勢。

有學者以A 公司為例，基于快速消費品行業的特點及銷售費用管控的模式，對銷售費用管控中存在的預算管理不夠精細、內部控制不夠完善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強公司戰略成本管理和內部價值鏈分析、完善銷售費用內部控制制度、提升管理會計運用水平等對策與建議。

有學者指出，在船舶制造企業中，目標成本管理體系是有效控制船舶建造成本、形成企業低成本競爭能力的重要成本管控方式。該學者分析了廣東新船重工有限公司的目標成本管理體系：通過頂層設計，確定公司的業務層戰略為差異化+低成本混合競爭戰略；調整組織架構和項目管理體系，落實目標成本管理的權責利關系；建立目標成本預測、分解和控制管理流程；建立涵蓋報價成本、目標成本、實際成本的信息系統；通過對經營接單成本的有效分析和把控，提高產能利用效率，確保船舶建造項目的邊際利潤，為企業實施低成本競爭戰略獲得競爭優勢。

有學者就客戶集中度與成本結構決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成本結構的彈性越弱；上述關系只存在于國有企業、與主要客戶地理位置相似度較高的企業、以及營商環境較差的地區。

有學者就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路徑選擇與行為優化進行研究。降成本是實體經濟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政府層面實施的降成本方案是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緩解企業經營壓力的一種有效手段。借助于成本管理的控制系統和信息支持系統，能夠完善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管理機制，提升“生產率”，并獲得企業發展的最佳路徑選擇。從宏觀、中觀與微觀融合的視角構建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的理論框架，便于總結和提煉基于結構性動因與執行性動因的成本管理演進規律，增強實體經濟企業的權變性，使企業更加明智地開展成本決策，實現企業“降成本”與“謀發展”的統一。

有學者分析了舞鋼構建成本集中管控體系的做法。面對近年來鋼鐵行業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的嚴峻考驗，同時暴露出的企業成本管理中管控職責難以落實、信息化管理手段尚待完善等問題。舞鋼的做法是，依托財務信息化技術，將成本核算體系、成本預算體系、財務分析體系、獲利能力分析體系、風險防御能力體系等八個方面有機結合，構建了成本集中管控體系，實現了經營業績與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

有學者在裝配式建筑企業實踐基礎上分析其成本高企的原因，并從縮短建筑周期、推進造價部門計費依據調整、推進 EPC 在產業化住房建造中的應用、提高預制構件生產效率、加強裝配式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提出降低成本的具體建議。

有學者就自尊水平和參與程度對使用平衡計分卡評價戰略的影響進行實驗研究發現：當經理人參與選擇行動方案時對方案執行效果的評價更高；當未參與選擇行動方案時，高自尊水平的經理人比低自尊水平的經理人對方案執行效果的評價更高；受動機性推理影響，針對相同的業績信息，高自尊者的評價結果高于低自尊者；低自尊水平的經理人在參與選擇行動方案時比未參與選擇行動方案時對方案執行效果的評價更高。

相較于傳統財務報表開發模式，利用SAP HANA 設備，以SAP 系統為核心，采用建立數據財務分析常用數據源、報表結構及呈現形式，可以提高開發效率、降低開發成本，為傳統會計向管理會計轉型提供有效信息化工具。有學者以A 公司為例闡述了現行SAP ECC 系統的不足，分析了SAP HANA 提供財務分析的優勢，并且以A 公司預算為例，探討了模型構建思路，最后提出實施注意事項。

有學者以電網企業為研究對象，在價值鏈分析與作業成本管理理論基礎上，通過設置預算管控目標、確定管控臨界值、建立“負面清單”、強化監督考核的方式，建立基于價值鏈的“精益管控模型”，并提出“精益管控”需關注的內容。

中天科技集團針對推行全面預算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構建全面預算管理績效考核體系，以對當期預算管理做出綜合評定：通過推行“奮斗者計劃”，設計全面預算管理績效目標責任考核體系；建立預算反饋報告體系，加強基礎數據與信息系統支持；結合全面預算樹立專項考核理念，對經營重點、難點實行專項考核；建立年度、月度預算考核體系，實現有效激勵機制等做法，支撐了全面預算管理的實現，企業的盈利水平增強，工作效果可控。

有學者對大數據視角下的由預算管理委員會、預算管理辦公室、預算職能及業務科室、全面預算數據共享中心組成的全面預算組織架構進行分析，并總結公立醫院的全面預算管理的關鍵點，進而確認構建公立醫院全面預算管理體系的新思路：建立全面預算的編制、審批程序；建立全面預算的執行、分析、預警和反饋機制；建立高效的信息傳遞機制；建立全面預算績效考核機制。

有學者從設計企業實際出發，提出了基于“項目”+“合同”的業財一體化分層應用管理模式，借助信息化手段在生產經營系統建立以項目和合同為中心并與財務發生關聯的業財一體化的精細運營體系，并在經營合同、分包采購、生產進度、投標項目、日常成本、工時及內部報表等方面進一步開展互聯互通的精細運營管理，建立以項目為中心可變人工成本過程管理模型，通過項目和合同統一編碼實現收支一體化管理，并挖掘業財數據資源價值，指導生產經營。

小三峽發電公司原來采用的“三站三地”管理模式存在業務冗余與壁壘的問題，為滿足業財融合的發展需求，公司啟動了業財一體化ERP 信息系統的建設，利用費用報銷原始憑據電子化管理，實現業務報銷全部電子化在線審核；通過建立項目標識碼唯一標識，實現項目信息全程管控；利用資產全生命周期信息系統實現實物動態盤點智能化管理；建立預算管理體系，構建公司預算從填報、審批、分解、下達到執行、調整、分析、考評的全鏈條管控；構建ERP 資金流通道，實現資金全流程管控；將公司的管理流程、管理理念固化到信息系統中，實現公司內控與業務高度融合。

有學者就機構投資者持股是否會影響公司費用粘性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費用粘性存在顯著的抑制作用，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費用粘性越低；這一抑制作用主要體現于非國有公司，在國有公司不存在；這一抑制作用主要體現于股權分置改革后，在股權分置改革前不存在；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發揮的作用存在異質性，壓力抵制型機構投資者及其他機構投資者持股體現出較強的抑制效果，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則未體現出顯著的效果；機構投資者數量的增加也有益于費用粘性的降低。

五、財務管理研究

有學者就企業財務理論研究40年：回望、反思與前瞻進行研究。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企業財務理論研究經歷了從蘇式財務向美式財務的歷史性重大轉型。沿著美式財務的研究路徑，結合中國的制度背景，企業財務理論研究重點在至少三大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包括：植入中國情景的財務基本問題研究；異軍突起的制度財務問題研究；走向多元化的企業財務理論研究。展望未來，“創新”將是中國企業財務理論研究的主題，重大原創性成果將是中國財務學人的夢想與追求。財務理論創新將圍繞三條路徑和方向展開：研究對象擴展；基本假設修正；研究方法論轉換。

有學者就公司財務的研究歷史、現狀與展望進行研究。近年來，我國公司財務涌現出很多新問題。但公司財務的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同時，西方的公司財務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中國獨特的情形。進而，互聯網和大數據對公司財務理論帶來諸多新的挑戰?；仡櫣矩攧昭芯康臍v史進程，探討公司財務研究的現狀和問題以及我國公司財務研究的制度背景。指出國家金融和財稅等體制改革、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互聯網技術革命、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和企業國際化等的進展，給我國公司財務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難題，同時也帶來創新研究的機遇。歸納提出了未來公司財務研究的16 個重要方向及關鍵問題。

有學者就商業生態系統助力中小企業資金柔性提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商業生態健康性是促進組織間價值共創、提升中小企業資金柔性的重要前因變量；生態規范機制在生態健康性與價值共創，以及價值共創與資金柔性之間發揮了顯著的調節效應，是企業價值共創順利展開并提升資金柔性的重要制度保障。

有學者就斯圖爾特·邁爾斯對金融經濟學的貢獻進行研究。斯圖爾特·邁爾斯是享譽全球的金融經濟學家，在資本結構、資本預算與估值以及金融監管等領域都做出了卓越貢獻。在資本結構方面，他通過探索MM 理論的隱含假設，就權衡理論、代理成本理論、優序融資理論等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深刻見解。在資本預算與估值方面，他運用調整凈現值法計算公司價值，彌補了當時盛行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法的缺陷和不足；他還開創性地提出了“實物期權”概念，成為后來價值評估和戰略性決策的重要思想方法。此外，他還將金融理論運用到金融監管和保險定價領域，對相關研究都頗具啟發意義。

有學者就社會關系網絡與公司財務研究進行述評。社會學研究與公司財務研究相融合是近年來的熱點，越來越多文獻開始關注關系網絡對公司財務行為的影響。相關文獻的發展包括兩部分：網絡化研究和關系化研究。網絡化研究主要借鑒社會學研究方法，將個體置于所嵌入的關系網絡，考察網絡位置對其行為的影響。關系化研究則側重以社會關系所聯結的每一個個體為研究對象，研究的邏輯起點是社會關系的形成基礎和類型，主要從關系是信息效應、偏好效應兩個角度考察關系網絡對個體行為的不同影響。中國關系型社會的現實背景，為發展基于中國情景的關系網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

大多數研究將CFO 的能力定位于分析決策、戰略規劃、領導協作、內部控制、資源管理等幾個方面。有學者認為，一個成功的CFO 的能力架構必須基于兩層，第一層是CFO公司治理環境層面的能力架構，第二層是CFO 個人能力方向的架構，兩者缺一不可。除了符合傳統意義上的能力架構要求之外，CFO 還面臨著許多挑戰：云計算、財務共享中心建設等方興未艾；向管理會計方向轉型歷經十幾年轉而未決，業財融合的理念又如火如荼；機器智能尚未全面展開而人工智能對會計和審計領域的沖擊又席卷而來。

有學者在分析大數據背景下財務經理主要工作內容的基礎上，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歸納整理得到財務經理應當具備的14 個關鍵能力要素，經過SPSS 軟件聚類分析得到5 個聚類要素，建立了財務經理關鍵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并再次進行統計調查，使用層次分析法分析了5 個聚類要素的重要性，得出財務經理關鍵能力評價模型，為企業評價財務經理關鍵能力和學校培養會計人才提供參考依據。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通過探索研究經營型財務理論，構建了包括財資管理中心、財經服務中心、財務共享中心、專家團隊、信息系統的經營型財務管理架構，并通過精細化預算管理、開展全價值鏈成本管理、優化財務分析評價體系、多元化資金來源與運作方式、強化稅務管理、打造財務云服務平臺、培養經營型人才隊伍等重點工作，逐步實現經營型財務的目標。

有學者分析了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的內部資金配置機制。研究發現，其內部資金配置結構呈現多種形式，并以資金拆借作為主要實現載體，以支撐企業的資金運營需求。在資金配置機制上，通過區分行業特征、戰略目標來科學配置內部資金。

有學者對微微拼車陷入困境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微微拼車曾是我國一家非常有前景的移動互聯網創業企業，但在2015年9月以融資失敗結束了創業之旅。該學者分析了其創業失敗的原因，主要歸因于融資失敗、戰略失誤和管理失控三個方面，并對移動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提出制定戰略規劃要謹慎，設計商業模式要長遠；融資要把握先機；團隊建設要全面，與項目高度匹配；要建設特色的中國移動互聯網企業文化等建議。

有學者就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作為軟預算約束代理變量的過度投資與企業不同期限的杠桿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軟預算約束的存在會提高企業的杠桿水平。

有學者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及穩杠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經由不確定性規避這一渠道阻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隨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為有效規避不確定性帶來的資本結構調整收益下降和成本上升，企業投資決策更為謹慎，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中介因“惜貸”而降低了融資可得性，最終導致資本結構調整放緩；不同行業政策變動敏感度的差異影響行業內企業的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這說明穩定的政策預期是“穩杠桿”的前提。

有學者就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是否存在時間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的資本結構隨上市時間呈現顯著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因此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具有顯著的內生性時間效應。這一結果的解釋是：審批要求和約束促使企業上市初期保持較低資本結構，上市后企業的擴張活動和尋求最優資本結構的活動將推動資本結構迅速上升，而后企業對破產風險和再融資條件的權衡最終將改善企業資本結構。

有學者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短期金融資產配置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短期金融資產配置行為顯著正相關，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越高，短期金融資產規模在總資產中占比越高。然而這一現象并非金融資產對實體投資的替代效應所造成，而是金融約束程度不同企業之間資金融通的結果。企業在面臨政策不確定性時增加短期金融資產配置，不是為了抵御風險，而是為了獲取利潤。公平有效的金融市場有助于減少該現象的出現。

長短期借款組合是企業財務決策中常見選擇，但長短期借款結構的選擇、調整往往缺乏科學理性的數據技術分析。因此，有學者從成本和風險角度，對2006—2015年資金數據建模分析，發現等比率配置短長期借款變異系數較大，節約成本和防范風險優勢均不突出。

有學者基于營業活動重分類的視角，以2006—2015年十年房地產業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38.59%的房地產業上市公司樣本出現了資本的絕對錯配情況，資本錯配較為嚴重。房地產業資本配置受外部和內部因素的雙重作用，應堅持對外部環境做細致分析，著力構建資本效率分析體系，完善激勵制度，潛心專業化經營。

有學者從融資租賃決策模型需要解決的問題出發，分析了模型要素及其計算方法，設計了融資租賃模式下每期應付租金計算的靜態模型和動態模型，并在對融資租入設備還是借款購入設備決策方法的分析基礎上，提出了融資租賃決策模型的設計思路和要點，形成了具有通用性的融資租賃決策模型。

有學者就市場地位、企業捐贈與權益資本成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對外捐贈能顯著降低其權益資本成本；企業對外捐贈對其權益資本成本降低效應只在其市場地位較低時存在，企業市場地位較高時這種效應并不顯著。

有學者就機構投資者、所有權性質與權益資本成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參與顯著降低了公司的資本成本，且長期投資者發揮的作用更為明顯；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機構投資者的作用在國有企業中更為明顯；機構投資者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作用機制主要體現在公司治理和信息解讀兩個方面，并在不同產權性質企業中存在一定差異?？傮w而言，機構投資者能夠通過監督公司的治理行為以及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

有學者就EVA 考核對企業融資結構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實施EVA 考核對央企提升總體負債水平起到了促進作用；EVA 考核對短期負債的影響大于對長期負債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企業的財務戰略需要結合EVA進行更為全面的考慮。該學者通過對“互聯網 +”企業財務特點的分析，結合EVA 對其財務核算影響的探討，從籌資、投資、運營和分配四個方面提出基于EVA視角下“互聯網 +”企業的財務戰略制定構想。

有學者以A 公司財務共享中心為例，分析了中心崗位績效考核現狀及其中存在的問題，包括缺乏針對不同崗位員工的差異化考核體系、問題單據嚴重影響績效考核公平性、考核標準與績效水平不匹配等，并有針對性地提出設計差異化的考核體系、安排專門人員處理問題單據、建立考核指標優化流程、將績效考核同員工晉升掛鉤等解決措施。

有學者基于政府定價監管不斷加強的現實背景，著力解決價格管制企業管理層經營業績的科學評價問題：首先從理論入手，研究提出了管制利潤和管理利潤的概念，并建立了價格管制企業盈利恒等式；然后從促進價格管制企業經營績效評價機制有效建立的角度，構建了以管理利潤為核心的新型業績評價體系；最后從政府制度建設、企業信息化建設以及評價指標體系設計三個方面提出了有關體系推廣應用的建議。

有學者就管理層防御是否會導致公司采取零杠桿策略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良好的內部監督治理質量和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都能夠降低公司采取零杠桿策略的可能性，且零杠桿公司的CEO 更替—業績敏感性低于對照組公司。管理層防御是導致公司采取零杠桿策略的重要原因。國企的零杠桿策略并不受管理層防御的顯著影響，而非國企的零杠桿策略受管理層防御的顯著影響。

有學者就IPO 耗時、盈余管理方式選擇與經濟后果進行實證研究發現：IPO 程序啟動之后，公司操縱應計盈余管理程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下降，而操縱真實盈余管理的程度會逐漸上升。IPO 耗時較長的公司首日抑價率相對較高，上市后的經營績效表現相對更差。

有學者就互聯網社交媒體、投資者之間交流與資本市場定價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投資者在社交媒體上的信息交流降低了股價同步性；這一作用隨新聞媒體報導數量的增加而更強，且在2013年最高法院對互聯網虛假誹謗信息進行法律層面的管制后更強。社交媒體作為投資者之間的交流工具，可以增加投資者對信息的理解，有助于提高資本市場定價效率。

有學者就券商聲譽損失與公司IPO 市場表現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從同一時期來看，相較于那些沒有被披露承銷過IPO 違規造假公司的券商，承銷過IPO 違規造假公司的券商再次承銷的公司IPO發行抑價率較高，股票長期回報率較低；對于同一券商，相對于在IPO 違規造假披露之前，在披露之后（聲譽受損）券商所承銷的公司IPO 表現為顯著較高的發行抑價率和顯著較低的股票長期回報率；相對于傳統的券商聲譽指標，基于IPO違規造構建的聲譽損失指標更加有效。

有學者就CEO 的財務經歷是否有利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CEO 的財務經歷有利于其做出合理的融資決策和投資決策，從而有助于降低企業融資約束。在外部融資條件較差時，CEO 的財務經歷對于緩解融資約束的作用更為明顯；同時，CEO 的財務經歷有助于企業提高投資績效。這表明具有財務經歷的CEO 通過提高企業外部融資能力和投資決策的合理性，從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

有學者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了用股權向上市公司定向增發時，在上市公司股東對完成承諾業績給出的獎罰不一的前提下，擬定向增發對象（即定向增發資產的股東）在業績承諾方面可能采取的應對策略和對局結果。指出： 從有利于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角度出發，最佳的重組業績承諾方案是定向增發資產股東謹慎地評估定增資產未來的經營業績，上市公司股東則根據其承諾業績完成的好壞給予相應的獎罰。

有學者就網絡融資VS 銀行信貸——演化視角下小微企業融資戰略平衡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網絡融資與銀企關系廣度、長度、深度之間形成戰略替代效應。網絡融資與銀企關系長度的交互效應在演進模型中具有顯著的變化趨勢，而銀企關系廣度和深度沒有表現出顯著變化趨勢，即隨著金融環境的完善，銀企關系長度對網絡融資的戰略替代效應進一步增強。

有學者就分析師跟進網絡是否會引起上市公司融資決策同群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分析師跟進網絡引致的相關融資同群效應的存在揭示了分析師在公司融資決策間的信息傳遞作用及其作為同群效應的重要來源。相關同群效應來自更多共同分析師跟進不同產業同群公司的影響，且呈現為一種跟隨及學習行為，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表明不同產業同群公司融資信息及領軍同群公司融資信息在分析師跟進網絡中傳遞的有效性。

有學者就企業過度負債的地區同群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過度負債存在顯著的地區同群效應，企業是否過度負債及其過度負債的程度分別與企業所在省區的過度負債企業占比和過度負債指數正相關；過度負債地區同群效應產生的潛在機制在于非領頭企業、低融資約束企業和連鎖董事網絡中心度低的企業的模仿行為；地區市場化進程、金融發展程度以及企業高管的金融背景對過度負債的地區同群效應具有顯著影響。過度負債的地區同群效應對企業經營的影響表現為：同群效應越強，企業過度負債水平越高、償債能力越弱、過度投資越嚴重、盈利能力越低。

有學者就貸款可獲得性與公司商業信用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相對于低風險公司，高風險公司在貸款利率上限放開后減少的商業信用顯著更多，在貸款利率下限放開后增加的商業信用顯著更多。利率市場化對公司商業信用的影響主要存在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信任強度較高的地區及議價能力較高的公司中。

有學者就高管任職經歷的得與失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相比沒有高管擔任過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企業，有高管擔任過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企業債券發行成功率更高，但同時其發債成本也更大。對高管有上述任職經歷的企業，其在債券發行前進行了較多的盈余管理（這些企業為了更高的發債成功率，盈余管理的動力也更強），使得后續業績發生“變臉”，所以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

有學者就IPO 還是借殼——什么影響了中國企業的上市選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借殼上市的企業無論在上市前還是上市后業績表現均顯著好于IPO企業，即更好的企業選擇了借殼上市而不是IPO 上市。選擇借殼上市的企業面臨著更大的融資約束。在IPO 管制下，借殼上市可以幫助企業更快上市緩解融資約束，同時有效利用市場擇時降低上市成本。面臨融資約束的優質企業選擇借殼而不是IPO上市，說明中國現行的IPO審批制度對企業上市的篩選是缺乏效率的。

有學者就客戶效應與上市公司債務融資能力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客戶集中度越高的公司銀行貸款規模越大、期限也越長；當優質客戶（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的比例越高時，這種現象越明顯；但以上關系只在遭受“信貸歧視”的民營企業中成立。上述結果表明，大客戶（尤其是優質客戶）能夠以自身聲譽為企業提供收入保障和實力認證，在銀行看來對企業價值判斷的正向作用大于其潛在的經營風險和利益侵占帶來的負向作用，進而供應鏈資源能夠幫助銀行進行信貸決策判斷，緩解民營企業融資約束。

有學者就慈善捐贈、政治關聯與私營企業融資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慈善捐贈、政治關聯均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外部融資支持，大大緩解了私營企業“融資難”問題；而相對于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有政治關聯企業進行慈善捐贈更有利于企業獲得外部融資，慈善捐贈行為大大加強了這一政企紐帶效應。

有學者就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成本的變動與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并且這種負相關的程度在東、中、西不同區域上存在差異。因此，根據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區域，合理調整外資利用的目標和政策，對于我國培育利用外資新優勢，更加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學者就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否降低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逐漸降低；隨著利率市場化程度提高，沒有內部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會下降更快。

有學者就中國實業部門投融資決策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無論企業的融資約束高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均會導致固定資產投資下降，但融資決策的調整依賴于所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杠桿率下降幅度和現金持有向上調整幅度在低融資約束企業要明顯弱于高融資約束企業。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通過未來現金流預期、固定資產收益率和現金流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融資決策，但不顯著影響債務融資成本。

有學者就企業成長的螺旋——市值管理與企業投資決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市值管理能夠提高企業下期的投資水平，這種促進作用在投資機會較多的企業、民營企業和熊市環境中表現更明顯；市值管理促進企業投資主要在于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這一作用路徑；市值管理可以降低投資不足，但也可能導致企業過度投資從而降低企業的投資效率。

有學者就特質風險與公司投資行為選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特質風險與企業投資行為存在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包括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兩個方面。直接影響表現為特質風險抑制投資，該抑制作用隨特質風險、管理層持股比例遞增，而隨投入產出率、融資約束遞減。間接影響表現為投入產出率促進投資，融資約束抑制投資，而特質風險的增加會減弱兩者對投資的影響。

有學者就定向增發能否促進企業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定向增發能夠促進企業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這是由于定向增發能夠緩解融資約束，而且這種促進作用在非國有公司和中小板及創業板公司中效果更加明顯。

有學者就“一帶一路”下西北地區上市公司投資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從整體來看，“一帶一路”建設對西北地區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階段性特征，短期效果顯著，長期效果偏弱；投資效率存在明顯的地區異質性和行業異質性，地區經濟水平和投資效率正相關，且該關系受地區行業結構特征等影響。

有學者就礦業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與企業經營風險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實施“走出去”戰略對企業的經營風險存在負向影響，企業通過“走出去”進行了資源重新配置，能有效分散經營風險。但與此同時，當企業存在較高的財務杠桿時，“走出去”對經營風險的負向影響被顯著消除。

有學者就證券分析師跟蹤與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改善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分析師跟蹤能夠顯著改善企業勞動投資效率，勞動投資過度和不足都得到緩解，緩解融資約束和代理問題是分析師跟蹤改善勞動投資不足和過度行為的兩個重要渠道。分析師跟蹤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對于民營企業更為明顯，而2008年勞動合同法頒布及勞動密集程度對二者關系沒有顯著影響。

有學者就網絡借貸的角色轉換與投資者學習效應進行案例研究發現：如果投資者發生過角色轉換，有過作為借款者的借款經歷，那么其投資業績會顯著提升。被動的角色互換經歷并不能提升投資業績，而主動的換位思考才能帶來學習效應；從投資者行為看，投資者在角色轉換之后，其投資風格會出現顯著改變，更加偏好信用風險較小的借款。

有學者就網絡借貸市場中的信息披露質量與身份歧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現階段，我國網絡借貸市場總體信息披露質量較低，存在較顯著的職業身份歧視問題。網絡借貸市場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能夠緩解和弱化其中的身份歧視問題，同時也證明了網絡借貸這種金融創新模式下的兩大問題：其一，通過借貸雙方非面對面形式實現了資金融通，解決了“長尾群體”的融資難題；其二，隨著信用認證機制的完善和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網絡借貸市場能夠有效識別金融風險進而緩解身份歧視問題，提高了金融市場的資本運營效率。

有學者就“保守”的婚姻——夫妻共同持股與公司風險承擔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由夫妻共同持股的家族企業，其杠桿水平顯著更低、現金持有水平顯著更高；妻子持有股份會顯著地提高其進入公司任職的概率并且增加了公司聘用女性高管的概率，同時，樂意與妻子共享股份的丈夫，大男子主義傾向更低，這些因素使得夫妻共同持股公司的風險承擔水平顯著更低。夫妻共同持股對公司風險承擔的作用受管理層中夫妻雙方的親戚涉入、雙方學歷差異以及地區婚姻氛圍影響。企業家的夫妻關系有超出家庭范圍的影響。

有學者就物權法、內部資本市場與企業融資約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內部資本市場活躍度較低時，內部資本市場活躍程度與企業融資約束之間呈負相關關系；當內部資本市場活躍度較高時，內部資本市場活躍程度與企業融資約束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全樣本下內部資本市場活躍程度與企業融資約束之間呈U 型關系。物權法實施后，企業現金流敏感性下降。物權法削弱了內部資本市場與企業融資約束之間的關系，說明物權法具有外部治理效應。

有學者就綠色信貸是否影響重污染企業的投融資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重污染企業的有息債務融資和長期負債均顯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區國有大型企業的降幅最大，同時，國有、大型重污染企業的新增投資顯著減少，另外，重污染企業的債務成本顯著上升且經營績效大幅下降，表明綠色信貸具有顯著的融資懲罰效應和投資抑制效應。

有學者就產融結合與我國企業投融資期限錯配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一方面，短貸長投的投融資期限錯配現象在我國企業中普遍存在，且更可能是一種替代性的融資方式，而非企業的主動選擇，也因此短貸長投雖然暫時滿足了企業的融資需求，但并沒有改善企業業績，反而對企業業績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產業資本進入金融行業即參股金融機構，促進了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深度融合，不僅能夠直接緩解企業對短貸長投這一替代性融資方式的依賴，而且可以通過抑制投融資期限錯配對公司業績的負面影響，發揮間接作用。相較于國有企業和規模較大的企業，產融結合對企業投融資期限錯配所產生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和規模較小的企業中更為顯著。

有學者就管理者過度自信、債務容量與并購溢價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其并購溢價水平更高；同時，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并購溢價水平的影響更為顯著。債務容量更能夠強化管理者的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之間的關系，債務容量越大，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而且，在考慮了代理成本和財務費用的影響之后，研究結論不變。

有學者就稅收優惠、財務冗余與研發投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稅收優惠與企業研發投資表現為倒“U”型關系，適度稅收優惠才能到達最優政策效果；財務冗余的角色作用存在較大差異，可利用冗余、潛在財務冗余對于研發投資的作用不同，并具有協同效應；財務冗余正向調節了稅收優惠的政策效用。

有學者就心理距離的網絡效應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與投資東道國心理距離的降低能顯著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與世界的心理網絡距離也能負向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小，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心理距離網絡效應；人均GDP 和自然資源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重要動因。

有學者就中國境外上市企業股權融資的資金投向使用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基于企業成長性視角，企業股權融資的資金使用效率有限，股權融資僅能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并購投資、存貨儲備和現金儲備投向對總資產增長率或銷售收入增長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未能對凈利潤增長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股權融資的存貨儲備投向的資金使用效率較高。

有學者就過度融資、擠出效應與資本脫實向虛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經濟新常態下經營風險上升導致企業產生額外保值的融資需求，成為上市公司過度融資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的過度融資行為通過擠出效應強化二元融資市場的價格歧視，二元市場的反饋效應致使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資本雙雙脫實向虛；在高經營風險的經濟新常態中，參與金融投機的上市公司對實體投資關注度和積極性下降，脫實向虛動機更為強烈，其中，國有東部以及商業上市公司過度融資規模更大，資本脫實向虛動機更強，對非上市公司融資市場擠出效應也更為明顯。

有學者就我國上市公司策略性股票更名是戰略轉型還是高位套現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進行策略性股票更名后并未出現實質上的轉型舉措；更名公司具有強烈的內在動機在通過更名抬高股價后減持套現，以獲取短期投資收益。

有學者就股價崩盤風險、融資約束與企業投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崩盤風險抑制企業投資，主要作用于高融資約束企業；此外，崩盤風險通過惡化企業融資約束，繼而抑制企業投資；在融資方式中，崩盤風險顯著降低企業短期負債；投資者清晰高漲、非牛市行情、企業透明度低時，崩盤風險負向影響高融資約束企業投資；反之，崩盤風險對所有企業均無影響；內外情形制約著崩盤風險的影響范圍。

有學者就基金流動性、流動性風險與基金業績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主動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存在顯著的流動性溢價，但流動性風險溢價并不顯著；相比基金流動性風險，基金流動性對基金業績的影響更為重要；基金的流動性溢價和流動性風險溢價存在非對稱性，當市場流動性遭受正向沖擊，基金存在顯著的流動性溢價和流動性風險溢價，而當市場流動性遭受負向沖擊，基金的流動性溢價和流動性風險溢價均不明顯。

有學者就誰影響了股價下行風險——有形信息還是無形信息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有形信息顯著降低了股價下行風險，而無形信息對股價下行風險的影響并不顯著；投資者的過度自信水平越高，有形信息與股價下行風險的負相關越弱；投資者的損失厭惡程度越高，有形信息與股價下行風險的負相關越強。

有學者就信任斷裂——投資者—基金經理關系對投資者行為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基金經理“私奔”后，即便基金業績沒有變化，基金資金流也會下降，半年后資金流出超過基金資產的18%；原基金經理管理某基金時間越長，該基金資金流下降越多；個人投資者對關系中斷的反應更敏感、撤資更多；資金流下降并非基金業績變差造成，也無法用資金流入（申購）減少、市場異常波動或贖回異象加以解釋。

有學者就貨幣政策、融資約束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越寬松，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越大；在貨幣政策緊縮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受融資約束的抑制作用更加明顯。融資約束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機后更為顯著；且企業所處地區市場化程度越低、企業資本密集度越高、企業所處行業為制造業、企業與銀行不存在關聯關系時，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受融資約束負向影響越大。

有學者就客戶集中度、環境不確定性與投資趨同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環境不確定性與投資趨同具有顯著負相關關系，環境不確定性越高，越能促使公司管理者更加積極地收集公司專有投資信息并減少對行業共有信息的依賴，減少投資趨同。環境不確定性與投資趨同的顯著負相關關系主要體現在客戶集中度高的公司，在客戶集中度低的公司不存在。

有學者就外資占比對創投機構投資行為和績效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外資創投機構占比的提高確實有利于提高募集基金的金額，但是對投資項目個數、投資項目金額、投資階段選擇和投資績效均沒有顯著影響，印證了地理距離和文化制度差距是創業風險投資的重要障礙。

有學者就投資者信息能力——意見分歧與股價崩盤風險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條件下投資者信息能力的提高能夠顯著降低股價崩盤風險，這表明提高投資者的信息能力是降低上市公司股價崩盤風險的有效方式；在收益率波動更大的公司中，社交媒體條件下投資者信息能力的提高更能夠顯著降低股價崩盤風險；社交媒體條件下投資者信息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資者意見分歧，并通過該路徑影響股價崩盤風險。

有學者就企業財務波動與經濟景氣水平——微觀到宏觀的交互影響與經驗證據進行研究。微觀企業的財務波動與宏觀經濟的景氣水平密切相關，但由于企業財務的微觀屬性限制，已有研究往往將其視為宏觀經濟影響下的結果，而忽視了兩者之間存在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交互關系。他們通過構建上市公司財務指數，將微觀企業的財務信息提煉為動態的、整體的指數信息，采用動態模型來挖掘企業財務與經濟景氣之間的交互影響關系。實證結果證實企業財務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基礎，企業各類財務指數也具有景氣指數的先行、滯后或預警指數的性質，對宏觀經濟的走勢具有監測預警效應。

有學者就企業財務風險衍化及其產業效應——基于規制環境和競爭環境的雙重情景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較強的政府規制和產業競爭都會深化單個企業財務風險，且競爭機制強化了規制機制的作用；在我國，單個企業財務風險橫向衍化在其所在產業中主要發揮了競爭效應；且集中度較高的競爭環境會強化這種競爭效應，而較強規制環境則會削弱之。

有學者就商業信用中的管理者效應——基于管理者能力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商業信用中存在管理者效應，即管理者會影響到企業商業信用的使用；管理者能力越強，企業商業信用越多；當公司CEO 為財務背景時，公司會更多地使用商業信用。

有學者就貨幣緊縮、現金鎖定與現金持有價值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引起了企業被鎖定的限制性現金增加，這一現象在非國有企業表現得更加明顯；同時，與不存在現金鎖定的上市公司相比，現金鎖定的上市公司其現金持有價值顯著更低。限制性現金與企業的銀行信用和商業信用有關，現金持有具有交易性和預防性動機。

有學者就中國新股發行中分析師合謀高估及其福利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分析師通過選擇發布高估式報告，能夠有效煽動個體投資者的過度樂觀情緒，使情緒泡沫進入新股價格。由于中國不存在針對分析師的“靜默期”規則，諸多證券公司會選擇合謀以構建承銷關系網絡。分析師高估導致了明顯的財富（福利）再分配效應，即發行人獲得了更多的融資收入，證券公司收取了更多的IPO 承銷傭金，而個體投資者成為新股財富再分配盛宴的最終買單者。

有學者就企業避稅的戰略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與競爭者相比，企業的所得稅避稅程度每提高1 個標準差，其未來的行業市場份額將增長1.9%。這一結論表明，避稅會幫助企業建立競爭優勢，從而意味著企業的避稅行為具有戰略效應。此外，避稅的戰略效應在融資約束嚴重的企業更為顯著，但避稅的戰略效應并不受信息透明度、代理沖突和產權性質的影響。避稅對產品市場績效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持續性。

有學者就上市公司財務困境時間效應的實證判別與理論猜想進行研究發現：財務困境隨著企業上市時間變化呈現倒U 型曲線特征，極值通常出現在上市后10年左右，上市公司財務困境存在顯著且穩健的時間效應。理論猜想是：由于上市條件約束，企業上市初期出現財務困境的風險最低，伴隨著上市亢奮效應的作用，以及更低的融資成本和更多的投資機會的出現，管理層會接受更多之前不可能選擇的投資項目，致使企業遭遇財務困境的風險逐漸上升，但管理者出于持續經營意愿以及自身名譽的考慮，會在財務困境風險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努力降低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風險，因此，上市公司財務困境呈現具有倒U 型曲線特征的時變規律。

有學者就有限注意力、競爭性信息與分析師評級報告市場反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同日發布的分析師研究報告越多，即競爭性信息越多，投資者對分析師評級報告市場的即期反應越弱，而滯后反應的程度越大，這意味著競爭性信息的存在的確分散了投資者對分析師研究報告的注意力，進而導致市場反應不足。競爭性信息導致的投資者注意力分散現象在分析師正面推薦和負面推薦中表現不同，而且投資者注意力分散現象主要存在于機構持股比例較低、同行業競爭信息較多、可見性較差的公司當中。

有學者就上市公司殼價值與資源配置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殼價值含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傾向于采取消極的財務政策，如減少投資和融資水平，更不愿意進行現金分紅。因此殼價值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減少了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有學者就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管理層激勵與企業價值創造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實施有助于央企實現企業價值創造，管理層激勵能增強這一正向影響；現行的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對央企的企業價值創造能力產生負向影響，管理層激勵能改善這一負向影響。

有學者就海外并購與企業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海外并購顯著地提高了企業的創新水平，且這種提升效應具有持續性，但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海外并購企業的發明、實用專利申請及發明授權數量顯著增加，但對外觀專利的影響不明顯甚至為負，海外并購企業創新產出的增加不僅體現在數量上，創新的質量也顯著提高。

有學者以X 公司為例，通過梳理其對繼教網、西安習悅和杭州思訊的并購，分析企業并購前后的償債能力、盈利能力、資產管理、主營業務狀況等。結果表明，企業并購的績效短期內有明顯提升，但長期是不斷下降的，長期績效的提升還需依靠拓展新的業務空間和業務內容。

有學者從對賭協議在并購重組中發揮的作用角度出發，探索出現“高業績對賭、高估值”現象的根源，建議上市公司清晰認識對賭協議的有效性，開展并購重組首先應該對自身業務進行全面梳理，明確并購的方向和主線，把降低并購風險的重心放在標的公司的選擇上，挑選符合戰略發展目標、高質量的標的公司，理性進行并購投資行為。

有學者從醫療器械行業并購的特點以及并購協同效應的理論體系著手，從經營、管理、財務三個方面對Y 企業并購S 集團產生的協同效應進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從經營協同效應來看，Y 企業雖然并購后產品成本增長較大，導致銷售毛利率略有下跌，但是并購后銷售收入增長率和凈利潤增長率均明顯增加；從管理協同效應來看，并購后Y企業的管理費用比率以及銷售費用比率都在穩步縮減，對存貨的管理不斷完善，存貨周轉能力提升，但是其他資產的周轉能力不盡如人意，因此企業仍需加強資產的管理；從財務協同效應來看，并購后Y 企業獲取資金償還債務的能力逐漸提升。

有學者就橫向并購是否提升了公司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橫向并購擴大了公司的業務規模，短期內能夠改進公司績效、形成規模經濟，并增強市場勢力，但未能形成顯著的協同效應。

有學者以上海斐訊為例，就借殼上市與杠桿增持下的并購風險疊加進行案例研究發現：戰略發展、定增失敗、控制權危機等原因促使上海斐訊選擇了杠桿增持這一“快捷”方式。然而，杠桿增持高股價、高杠桿、高平倉線的特性埋下了“爆倉”隱患，最終造成借殼上市失敗。由于杠桿增持借殼上市中涉及的股份和金額數量巨大，其成功與否和過程起伏會對投資者和金融市場的穩定造成巨大影響。

有學者就什么影響了中國金融業跨國并購的區位選擇——基于心理距離角度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總體上看，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心理距離越大，金融業投資者在該東道國進行并購活動的可能性越??；具體而言，相較于其他維度，地理距離對中國金融業并購區位選擇的影響并不顯著，而文化距離對金融業的并購區位選擇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有學者就并購商譽、投資者過度反應與股價泡沫及崩盤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商譽加劇股價崩盤風險且兩者的關系主要源于商譽較高的樣本，初步證明高商譽的公司股價具有一定程度的泡沫；商譽提升了公司業績，投資者對并購過度反應從而使股價積累了泡沫，并購后業績下滑可視為股價高估的信號，此時商譽與股價崩盤風險的關系更明顯。當投資者持股期限較短、公司估值較高和市場行情較好時，商譽與股價崩盤風險的關系更為明顯。此外，高商譽公司高管的減持規模顯著高于低商譽或無商譽的公司，表明高管層利用并購引發的股價泡沫實現了財富轉移。

有學者就中央投資的增加是否擠出私人投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中央投資的進入對私人投資產生顯著促進作用。中央投資的進入通過提高地區市場環境，完善基礎實施建設，互補私人投資，提高私人投資邊際產出，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引致效應。

有學者就內部“軍師”和外部“謀士”誰更重要進行實證研究。買方分析師和賣方分析師分別為基金經理的內部“軍師”和外部“謀士”，基金經理會更看重誰的意見呢？實證研究發現：買方的買入評級對基金經理的買入決策產生了顯著影響，而賣方的買入評級無顯著影響；與此相反，對于賣出評級，賣方的評級能夠顯著影響基金經理的持股決策，而買方的評級無顯著影響；買賣方各自的信息優勢以及賣方的利益沖突程度都會影響基金經理的持股決策；無論買入還是賣出評級，買方評級的市場反應都顯著強于賣方。

有學者就機構投資者持股、企業類型與企業價值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價值普遍有正向影響；機構投資者持股對民營企業價值的影響程度要大于國有企業；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競爭型行業中企業價值的正向影響程度比對非競爭型行業要大。

有學者就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情緒反轉效應進行研究認為：信息刺激是投資者情緒產生變化的重要因素；單一和兩個信息集的沖擊與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情緒的反轉相關性較小，三個信息集的聯合共振與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情緒的反轉相關性較大；當新的信息刺激與當前投資者情緒狀態不吻合且多個層面信息聯合共振時，面對這種差異，投資者會迅速轉變情緒狀態，這體現了投資者與生俱來的“動物精神”。

有學者就上市公司股票送轉行為動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與沒有質押相比，當存在股權質押行為，尤其是僅有第一股東質押或者第一股東與其他重要股東共同質押時，上市公司進行股票送轉的概率顯著提高；存在質押的公司，出現股票高送轉行為的概率也顯著提高；股權質押是上市公司推出股票送轉預案的重要動機。

有學者就自然災害、財政壓力與企業避稅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沿海城市所遭受的臺風破壞程度越大，當地企業的避稅程度越低；該效應在不同地區、不同企業間存在顯著差異；在災后避稅更少的企業能夠在未來期間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和信貸資源。

有學者就歷史虧損是否影響股東財富實現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具有歷史虧損的扭虧上市公司，股東財富實現程度更低；高資本公積比例會加劇歷史虧損對股東財富的損害，而高水平的地區投資者保護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歷史虧損對股東財富的損害。

有學者就企業創新產出與合作特征對績效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更具創新性的企業擁有更高的利潤率、更低的銷售增長率，資產收益率的差異則不顯著，而創新合作在短期內降低了企業績效，在長期則對績效有更積極的影響，創新合作對績效的負面影響幾乎全部被與高校、研究機構合作的代表變量所吸收。

有學者就匯率風險是如何傳遞給非跨國公司的——基于企業競爭的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競爭是非跨國公司匯率風險的傳導機制；不同的情景下競爭機制的作用力不同；這種機制效應因人民幣所處時期不同而不同，在人民幣貶值期產生正向影響，在人民幣升值期影響不顯著；這種機制效應因公司特征不同而不同，它對非跨國公司發揮顯著的機制作用，對跨國公司的影響則隨著海外收入占比的上升而逐步減弱；這種機制效應因行業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它在跨國公司與非跨國公司競爭激烈的行業發揮作用顯著，而在非跨國公司處于壟斷的行業作用不明顯。

有學者就債券發行與現金股利政策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在發債前一年顯著提高了其現金股利支付水平；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支付水平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其債券融資成本，且這種現象在民營企業中尤其顯著；發行債券的公司支付現金股利所以能夠顯著降低債券融資成本，一方面是因為現金股利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向投資者傳遞了公司質量信息，另一方面是因為現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代理問題。

有學者就上市公司連續現金分紅與利潤平滑動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連續現金分紅對公司的利潤平滑動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連續現金分紅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傾向于利用應計盈余管理實現利潤平滑，其效果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國有公司中也更為顯著；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上市公司的連續現金分紅對利潤平滑動機的正向影響較弱。

有學者就研發投資決策的現金股利分配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研發投資對現金分紅政策具有正向影響，現金流競爭強化了研發投資對現金分紅的正向效應；證監會的“半強制分紅政策”是導致上市公司“邊研發、邊分紅”這一“研發—分紅”關系悖論的原因，而“研發—分紅”悖論會帶來負面的財務效應；中國上市公司出現“研發—分紅”關系悖論這一財務現象，說明證監會實施的“半強制分紅政策”存在不足。

有學者就現金股利政策、內部控制與市場反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內部控制質量較低組，現金股利分配力度與累計超額收益正相關；而在內部控制質量較高組，兩者不存在顯著關系。進一步分析產品市場競爭和產權性質后發現，該效應主要存在于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組和國有企業組。

有學者就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選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控股股東進行了股權質押時，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轉”的利潤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現金股利的傾向更高，這與我國資本市場投資者對“高送轉”與現金股利之間偏好差異一致；這一關系在控股股東質押股份比例越高、質押股權面臨平倉風險越高時更為顯著。

有學者就我國上市公司杠桿錯估及其關聯效應進行研究發現：雖然表面上基于總資產計算的名義杠桿會加重我國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問題，致使企業削減研發投入規模并增加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概率。但如果將對于杠桿的錯估考慮進來的話，名義杠桿的負面影響會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這意味著名義上的“去杠桿”并非優化我國上市公司投資結構、促進創新動力提升的靈丹妙藥，所以我國政府在運用“去杠桿”等政策工具進行調控時，應該削減基于總資本計算的真實杠桿水平，而非降低基于總資產計算的名義杠桿水平，這才能達到預期的調控效果。

六、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

有學者根據中國內部控制研究中心在提供政府內部控制管理咨詢服務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闡述政府內部控制管理咨詢的六大模塊拓展和四個特點，提出整合服務策略及數據資源深度挖掘方式，以期為提高政府內部控制管理咨詢服務質量與水平提供一定的思路。

有學者就新時代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理論創新——基于國家治理視角進行研究。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堅實基礎與有力支撐；新時代這一新的歷史方位又賦予了其理論更加深刻的內涵。他們以新時代國家治理為背景，系統梳理了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制度和理論，根據十九大報告精神、依法治國理念、全面實施績效管理和制度流程全面落地等，分別從概念、目標、原則、要素四個方面論述了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理論創新問題，試圖構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內部控制理論體系，以期促進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實踐應用的良性互動。

有學者基于模糊綜合評價方法，構建了高校業務層面內部控制定量評價模型，并對量化評價結果應用MATLAB 軟件繪制直方圖和折線圖進行分析。而后以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的實際應用情況檢驗了該方法的有效性。結果表明該方法計算方便，直觀性強，對高校找準業務層面內部控制缺陷有較好的參考價值。

有學者探討了有線電視網絡傳輸企業采購業務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包括內控環境薄弱、風險管理水平較低、控制措施運用不完善、信息化建設不足、日常持續監督不力等，對此提出要建立健全采購業務內控規范體系、形成標準化的風險評估機制、對采購關鍵活動進行有效控制、建設商務采購信息管理系統、加強審計監督等具體改進對策。

有學者基于信息溝通的視角，以某市級電網公司資金支付信息的微信溝通為例，應用微信公眾號平臺技術，研究提出電網公司往來資金支付信息的微信溝通的新路徑。為國網公司財務管控業務能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實踐支撐，有助于減少公司在資金支付信息咨詢與反饋中的人力耗用與時間成本、規避信息溝通和數據核對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促進業財的工作協同、提升公司內部控制中信息溝通要素的信息化水平。

有學者以中國石油所屬某大型施工企業M 公司為例，從價值鏈基本活動縱向核心環節薄弱、輔助活動橫向聯動不足、相關方風險管理存在短板三個角度對公司工程項目管理風險、市場開發風險、健康安全環保風險、技術與質量管理風險、戰略合作伙伴風險、物資采購風險、資金流動性風險等公司重大風險進行分析，進而介紹其從完善風險管理制度體系、細化風險管理策略、補齊風險管理短板，優化風險管理基礎工作等方面的風險協同管控措施并得出相關啟示。

有學者就內部控制質量是否影響企業戰略行為——基于互聯網商業模式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內部控制質量會顯著影響上市公司戰略行為，具體來講，隨著內部控制質量提升，上市公司實施互聯網商業模式的概率也顯著提升。內部控制是通過內部環境、內部監督和盈余質量這幾個中介變量，間接地影響公司實施互聯網商業模式的戰略。

有學者就財務報告內控缺陷定量認定標準能否抑制代理成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內控缺陷定量認定標準制訂越嚴格，越能降低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第一類代理成本。在降低代理成本的過程中，高質量外部審計、更高的市場化進程與嚴格的定量認定標準之間存在互補效應。

有學者就多元化企業集團內部控制進行案例研究——德隆集團公司的啟示與SSA 集團公司的實踐。企業在多元化進程中，在多方面建立了標準化內部控制，進行了內部控制復制。但相對于之前的單一化企業，有的內部控制可以在一些子公司中進行標準化復制，有的則不能。關聯業務與非關聯業務治理缺陷、集權與分權治理失衡、激勵與考核同質化是造成內部控制不可復制的主要原因。短期內不可復制的內部控制問題可能導致多元化經營出現重大風險。通過在權限設置、管控模式、業務流程劃分及協調性、子公司經理的小算盤、子公司員工五個方面對突出的內部控制問題進行機理分析，為打開企業集團內部控制“黑箱”提供了線索。

有學者就內部控制與商譽泡沫的抑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內部控制對商譽泡沫具有抑制效應：從事前角度看，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高，并購形成的超額商譽越低；從事后角度看，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高，商譽減值計提比例越小，并購商譽質量越高。這一抑制效應主要發生在非國有企業和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且內部環境和控制活動對商譽泡沫的抑制效應較為明顯。因此，企業應該轉變內部控制觀念，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并貫徹于經營實踐，有助于整合能力的提升，有效抑制商譽泡沫。監管部門則應進一步健全法規，完善商譽形成及減值計提過程的內部控制措施，加重企業內部控制責任，控制商譽泡沫進一步擴大，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有學者就關系交易、內部控制質量與公允價值的選用——基于投資性房地產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隨著關系型交易比例的增加，公司對投資性房地產使用公允價值后續計量的動機增強，但是這種動機在內部控制質量高的公司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同時，供應商/客戶關系型交易會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行為具有重要影響，而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具有對企業會計選擇行為的利弊制衡與風險管控作用。

有學者就生命周期效應、CEO 權力與內部控制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成長期的家族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較低；在成長期，結構權力和專家權力與內部控制質量顯著正相關，所有權權力與內部控制質量顯著負相關；非成長期，專家權力和所有權權力與內部控制質量顯著負相關；實際控制人任CEO 以及與實際控制人親緣關系越強的家族成員任CEO 會導致較低的內部控制質量，且較強的親緣關系會增加所有權權力對內部控制質量的抑制作用。

有學者就客戶集中度、內部控制質量與公司稅收規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客戶集中度越高，避稅程度越高；內部控制質量整體上提高了避稅程度。在保守型避稅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與避稅程度正相關，體現了內部控制的效率目標；而在激進型公司，兩者則顯著負相關彰顯了內部控制的合規目標。內部控制質量能顯著削弱客戶集中度與避稅之間的正向效應僅在激進型公司存在。在激進型避稅公司中，客戶集中度對避稅的正向作用僅在國有和高管持股低的組中顯著，但內部控制質量對兩者關系的削弱作用在所有組別均存在。

有學者就內部控制與研發補貼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內部控制研發補貼均與企業創新和績效顯著正相關；內部控制能夠對政府研發補貼績效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產權、制度、市場和企業自身的因素均會影響內部控制與研發補貼績效的關系。

有學者就高管—員工薪酬差距、資產緊縮策略與危機企業反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危機情境中，薪酬差距對企業反轉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資產緊縮策略對反轉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較大的薪酬差距會削弱資產緊縮策略與企業反轉之間的正向關系；與內部控制質量高的企業相比，在內部控制質量低的企業中，較大的薪酬差距對資產緊縮策略與企業反轉之間正向關系的削弱效應更為明顯。

有學者指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呈現出建廠不斷增加、投資地域較為集中等特點，投資地域的集中化給我國企業帶來諸多風險，包括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法制風險、文化風險。該學者建議中國企業建立風險管理委員會，采取不同的措施應對政治、經濟、法制、文化等風險。

針對近年來我國通信企業在資金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與不足，有學者結合通信業具體資金流程和近年管理出血點，從重點流程、標準控制點描述、風險點、建議檢查頻率、檢查方法和風險檢查要點等維度，搭建了適合通信業的資金重點風險識別和風險控制矩陣，以促使企業資金風險管控能力有效提升。

有學者從云技術視角對企業財務內控建設中公共云財務內控、私有云財務內控與混合云財務內控三種模式的優缺點進行比較分析，進而提出企業在初級階段選擇公共云財務內控或混合云財務內控模式較為適宜，但基于其不同的優缺點，建議企業與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協同，從謹慎選擇云服務商、加強對云產品和云服務商的管控等方面進行風險管控。

有學者針對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市分行曾發生的風險性巨大的票據買入反售案件，對其內控制度設計和內控制度執行的缺陷進行分析，提出營造良好內控文化氛圍、健全風險監測和識別評估體系、優化內控規章制度與控制活動、完善信息溝通體系、強化監督問責機制等建議。

有學者以一家軟件與信息服務企業為研究對象，從企業財務和內部風險控制視角，采用穿透式核查方法，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從業務的本質入手，將中間環節、資金流向等穿透鏈接起來，甄別其商業邏輯、業務性質，根據業務目的和法律屬性識別出風險點和提出應對方案。

有學者以青島錢吧金融P2P 網貸平臺風險控制體系為例，從資金存管、實地審核等方面分析了其風控模式的具體手段，并據此得出幾點啟示：風險理念是網貸平臺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平臺信息透明和公開是網貸平臺經營運轉的關鍵，技術研發是網貸平臺持續發展的保障。

七、審計研究

有學者就審計制度功能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解析進行研究。他們綜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資本積累理論、產權理論、市場經濟理論與國家理論，從維護資本積累穩定性的層面深化對審計制度功能的理性認識，探討不同類型的審計制度（企業內部審計、社會審計與政府審計）在維護資本積累穩定性層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其理論意義在于豐富和完善審計制度的理論研究，并為探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計理論做出一定努力。

有學者就審計法涉及的若干基礎性問題進行研究。審計法條背后體現的是審計理論邏輯，審計法的不完善，很大的原因是相關的法條沒有從審計理論上分析清楚，因此以公共委托代理關系、公共經管責任、審計主題為基礎，對我國政府審計制度的六個基礎性問題進行學理分析，并據此提出完善審計法的建議。這六個問題是：為什么審計，審計誰，審計什么，誰來審計，如何審計以及審計成果如何應用。

有學者基于國家審計視角對國家監察委制度創新的動因、障礙與路徑進行研究。我國推行監察委員會制度創新具有多元動因，也面臨著許多障礙因素，需要探索出有效的路徑才能保證國家監察委制度創新的實施。

有學者就國資委準入管制與國有企業審計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國資委的入圍招標并不能實現信息的充分利用，獲得國資委準入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以業績配對的操縱性應計項目絕對值和非標準審計意見衡量的審計質量，并不顯著高于未入圍的會計師事務所；然而，同期名牌事務所與非名牌事務所相比卻具有顯著更高的審計質量。研究表明，市場自發形成的審計師聲譽是比政府授予的準入資格更可靠的審計質量信號，國資委對于國有企業審計市場的準入管制并未達到預期的政策目的。

有學者就政府審計、政府債務對腐敗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期的政府審計處理效力和下期腐敗程度呈正相關關系；當期政府審計處理落實效果和下期腐敗程度呈負相關關系；當期的政府審計處理效力抑制了當期的政府債務對下期腐敗的影響；當期的政府審計處理落實效果削弱了當期的政府債務對下期腐敗的影響。

有學者就國家審計與國家監察服務腐敗治理的路徑——基于協同視角進行研究。國家審計與國家監察作為國家監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充分發揮監督職能以保證國家可持續發展。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特點入手，基于受托經濟責任觀，全面分析國家審計及國家監察分別與腐敗治理的相關關系，并以腐敗治理為核心，從戰略層面、管理層面和結果層面三個層面探求國家審計與國家監察的耦合路徑，使兩者通過有效耦合路徑將監督協同效應發揮到極致，進而保證政府公共受托經濟責任全面有效地履行。

有學者就國家審計改革對地方國有企業稅負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審計改革有利于減輕地方國有企業稅負，并且通過降低稅負提升國有企業價值。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和內外部治理環境越差，審計改革的稅收治理作用越強。

有學者就審計全覆蓋下的政府會計核算數據質量評價進行研究。他們針對部門預算執行審計中數據碎片化最嚴重的政府會計核算數據質量，構建了由格式準確性、準則符合性、核算完整性和關聯一致性四個維度組成的政府會計數據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應用主觀排序法確定指標權重，并以某個地區開展的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為例展開會計數據質量評價，為審計實踐中的數據質量評估提供借鑒。

有學者就政府審計對注冊會計師的影響是“順風車”還是“威懾力”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政府審計會通過“順風車”還是“威懾力”兩個路徑，提高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一方面，利用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審計延遲縮短，驗證了“順風車”作用，即注冊會計師通過分享政府審計結果公告及企業整改成果的“知識溢出”，提高年報審計質量，另一方面，利用目標事務所客戶中類似企業的審計質量提升，驗證了政府審計公告的“威懾力”作用，即注冊會計師因忌憚而謹慎對待有可能被政府審計抽中的客戶，提高年報審計質量。

有學者分析了基于大數據技術的扶貧審計方法原理和利用大數據技術開展扶貧審計的有效方法，從基于大數據可視化技術總體分析發現扶貧相關可疑數據和基于大數據技術分析扶貧資金使用過程中的具體違規問題兩個方面出發，研究了如何應用大數據技術開展扶貧審計，并在一些扶貧審計項目中進行了探索應用，從而為在扶貧審計項目中應用大數據技術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經驗數據。

有學者指出，互聯網環境下的大數據呈現出數據量大、類型繁多、價值率低和處理速度快等諸多特點。目前的審計作業模式，尤其是數據處理模式已經難以適應，發展需求亟需大數據技術支撐。該學者提出了國網公司大數據在線審計平臺的基本建設目標，從審計大數據平臺、審計大數據在線應用兩個方面構建了大數據在線審計總體技術架構。

有學者就大數據技術在審計全覆蓋中的應用——以湖北省醫保審計實踐為例進行研究發現：在醫保審計中創新采用Hadoop、云計算相關技術，有效解決了傳統軟硬件技術處理海量數據慢、容易出錯等難題，極大地提高了審計質量和效率、降低了審計成本。同時創新應用跨行業數據關聯和聚類等大數據挖掘技術，協助審計組發掘審計重點、得到審計疑點，提高了審計工作效率、極大緩解了審計任務重與審計力量嚴重不足的矛盾。此次醫保審計中軟硬件技術和大數據挖掘技術的創新應用，為審計全覆蓋提供了技術基礎，為今后大數據審計的開展提供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

有學者就審計大數據的提出、特征及挑戰進行研究。相比于其它領域，審計大數據的特色在于對各領域政務大數據的廣泛利用；相比于自身，審計大數據是在以往數據基礎上的重大拓展，但不是一種顛覆。審計大數據產生的外在條件是大數據對審計對象更為全面的記錄，內在動因是審計職能的擴展和審計對象的豐富和復雜化。通過較大范圍的審計調查給出了審計大數據的概貌，分析了審計大數據及其技術方法的特征，即：其范圍不局限于審計對象，需根據審計目標在個體或宏觀精確性中做出取舍，并在專家的因果判斷下開展相關性分析。從審計大數據利用的前提、基礎、手段和人才隊伍四個方面論述了當前的技術挑戰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有學者就智慧審計構想與實踐——基于解構法律法規條款進行研究。我國審計機關在開展大數據審計中存在審計方法共享不足、審計人員過度依賴計算機、審計智能化水平不高等問題。智慧審計從解構法律法規條款入手，通過建立“法律法規—審計方法—審計數據—審計疑點—定性依據”的閉環鏈條，匯集了廣大審計人員的智慧（審計思路、判斷、經驗、方法）于一體，由計算機系統自動實施，并且隨著審計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將越來越智慧。智慧審計有助于解決大數據審計存在的問題，更有效率地實施全面、“365天不間斷審計”。其運用前景越來越廣闊，審計效果也必將越來越明顯，對更好地應對大數據時代的挑戰，促進審計創新發展，保障發揮審計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有學者基于電網企業智能化、信息化、網絡化的特點，構建PFO 電力營銷審計分析模型，建立審計數據源中心庫，形成基于信息技術的工作思路和標準流程，實施大數據提煉與分析，提升審計實施效能。同時，突破傳統審計成果運用的局限性，推廣項目資源信息化共享平臺，落實閉環管理，促進審計管理的協同創新。

有學者從審計數據來源和現場審計數據采集范圍兩方面出發，詳細分析了大數據環境下經濟責任審計的數據采集，并對大數據環境下開展經濟責任審計的主要數據分析方法和主要數據分析內容進行了詳盡闡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基于大數據技術的經濟責任審計方法的原理，即基于“集中分析，分散核查”的審計思路，借助大數據技術發現審計線索，獲得審計證據。

國家電網公司以信息化管理建設應用成果為基礎，積極探索數字化審計工作模式，組建數字化審計工作室，以審計專家團隊為支撐，以兩級審計中心為平臺，組織開展了遠程持續審計監督和集中非現場數據分析等多項路徑探索。同時積累了以工作室建設為載體引領數字化審計發展，以審計作業系統為基礎搭建數字化審計倉庫，以“大云物移”技術為手段研究數字化審計方法等經驗。

有學者分析了“同級審”“交叉審”和“上審下”三種審計模式的優劣勢，調研分析了國家電網某分部、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和太平洋保險的內部審計運行機制，提出“上審下”應注意在體制上明確內部審計組織架構，以及誰負責、向誰報告的問題；機制上解決審計工作的日常管理和考核、項目質量管理和人力資源配備問題；創新審計工具和工作方式；加強審計隊伍建設。

近年來，國有企業內部審計逐漸從傳統的財務合規審計轉型為風險審計，通過對風險管理的再監督，促進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S 航空公司積極走出傳統財務審計的思維定勢，以組織目標為引領，圍繞中心工作開展風險審計，以管理提升為目標，以業審融合為基礎，以風險地圖為抓手，以整改落實為保障，在風險審計和內部監督職能拓展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

有學者就內部審計合署辦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內部審計與紀檢監察是否合署辦公同時受管理因素與治理因素的影響，但是市盈率與國有上市企業合署辦公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針對集團化國企治理層面內部審計存在的管理層級不合理、閉環管理不到位、信息化滯后、風險管理和增值服務理念缺失等問題，有學者提出要著眼大局，統籌規劃，合理設置內審管理層級；要注重完善審計計劃、審計方案，靈活溝通，跟蹤落實；要利用信息技術整體規劃，因企施策，促進業審融合；要改方式轉理念，注重評價咨詢，促進價值增值。

有學者通過調研收集了近十年注冊會計師受到證監會行政處罰的數據資料，分析了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受到證監會行政處罰的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就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如何應對證監會的行政處罰給出了應對策略：了解證監會行政處罰的主體為證監會行政處罰委員會、如何出席聽證會、如何在聽證會上為自己辯解、如何以“勤勉盡責”作為自己的抗辯理由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如何申請證監會的行政復議和提請行政訴訟。

有學者研究了2002—2016年的14 個刑事判決，解釋了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兩個罪名以及刑事追訴標準。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情節包括“故意”“情節嚴重”和“其他情節”；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情節包括“嚴重不負責任”“重大失實”和“嚴重后果”。提出了注冊會計師在面對刑事指控時，分別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的合理應對策略。

有學者就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加盟與審計質量提升是“技術溢出”還是“聲譽提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加盟可以顯著提升IPO公司的審計質量，且在國際加盟后的第三年才有顯著作用，符合技術溢出假說。此外，加盟國際會計網絡的聲譽較高、總部制度環境較完善，國際加盟戰略對IPO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越強，而加入國際會計聯盟還是國際會計公司則沒有顯著差異。

有學者研究發現：會計師事務所和客戶的策略選擇存在顯著差異，監管政策的逐步強化對雙方策略和行為的影響差異明顯：它可能促使事務所更加謹慎，而對客戶的影響有限。因此，監管政策變動的方向性和多樣性是必要的、可行的。

有學者就會計師事務所轉制與審計市場消費者剩余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事務所轉制會導致審計市場消費者剩余上升，有利于審計市場有序運行。該效果在法制環境較健全的地區及經營風險較高的客戶中更為顯著。

有學者就公司債務違約風險是否影響審計收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公司債務違約曝光之前，審計師已經提前做出反應，提高審計費用；在債務違約曝光之后，審計師還會繼續進行反應，審計費用進一步提高。審計師提高對債務違約公司的審計收費，主要是基于對會計信息質量和審計風險的考慮。審計師市場地位和公司違約嚴重程度均會對審計師反應的及時性產生影響。審計師對國企債務違約曝光并不敏感，說明我國債務市場確實存在政府隱性擔?，F象，損害了審計師對國企債務風險的恰當反應。

有學者就客戶關系是否影響審計收費與審計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存在客戶與審計師向下的不匹配時，不匹配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單位，客戶審計收費及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分別提高3.1%和提高0.7%；當存在客戶與審計師向上的不匹配時，不匹配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單位，客戶審計收費及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分別提高4.5%和降低0.4%。

有學者就宏觀經濟與審計定價——需求主導還是供給主導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宏觀經濟形勢較差時審計師面臨的系統性風險增加，促使審計定價提高，反之宏觀經濟形勢較好時審計定價下降。結合事務所合并這一審計市場結構的變化，發現隨著事務所做大做強政策的推動，審計供給方的定價決策權上升，宏觀經濟與審計定價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更強，支持了審計定價決策主要由審計供給因素主導。該研究表明宏觀經濟對審計定價的影響由審計供給主導，為監管部門推出的事務所做大做強相關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有學者就影子銀行業務、會計師事務所選擇和審計特征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非金融企業參與影子銀行業務越多，越有可能聘任小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這說明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和管理層通過審計合約來掩蓋高風險的地下金融中介業務；上市公司參與的影子銀行業務越多，審計師越有可能出具非標準的審計意見，面臨的審計風險越高，同時收取的審計費用越高，這說明在我國審計市場中，會計師事務所充分識別并關注了非金融企業參與影子銀行業務的高風險。

有學者就共享審計是否可以提高并購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并購雙方共享審計師能夠顯著提高并購方及目標方的并購績效；對于信息不對稱程度更大的跨行業、跨地域并購事件，共享審計對并購績效的正向影響更為顯著。共享審計可以顯著降低并購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導致較低的并購溢價。

有學者就審計制度與審計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一是審計效率中的三種效率表現不同，區域差異也很明顯；二是審計制度對審計效率有顯著影響。

有學者就美國公共工程審計的做法及對我國投資審計的借鑒意義進行研究。美國公共工程審計通過融合多種審計方式，重點開展了公共工程項目的績效審計，其在內容上重點反映政府投資項目的運轉效率、投資政策的執行效果和管理部門的履職能力；重點評估項目的可行性、效果的可達性和資源的整合性，不斷促進公共資金的安全使用和建設市場的穩步規范。結合我國投資審計的發展現狀及特點，旨在借鑒美國公共工程審計的有效做法，從突出項目績效的審計目標、實施投資全過程審計、創新審計技術方法手段和有效融合多種審計模式等方面，進一步提升我國投資審計的質量和效率。

有學者就股權激勵下的審計意見購買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股權激勵前管理層會操縱盈余，由于盈余是管理層和審計師共同確定的，而現有研究忽視了審計師在其中的作用。股權激勵計劃發布前一年，審計師會收取客戶為購買審計意見而支付的異常審計費用；非“四大”事務所收取異常審計費用的可能性更大；管理層權力越大，越可能支付異常審計費用。

有學者就審計師地理距離對客戶公司股價信息含量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審計師與客戶公司的地理距離越小，客戶公司的股價信息含量越低，因為在中國當前經濟社會背景下，地理鄰近對審計師獨立性的消極影響要強于其對審計師專業勝任能力的積極影響，這導致審計師審計質量降低，影響客戶公司股價信息含量；證券分析師對客戶公司的關注程度越高，審計師的地理鄰近性對客戶公司股價信息含量的負面影響越弱，表明證券分析師與外部審計之間主要呈現一種相互替代的關系，證券分析師可以作為一種影響的補充監督機制。

有學者就交通基礎設施改善是否抑制了審計師選擇的“地緣偏好”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所在城市開通高速列車的次數與公司聘請異地審計師的概率正相關，即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抑制了審計師選擇的“地緣偏好”。國有企業負向調節了高速列車與異地審計師聘請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高速列車降低了上市公司審計費用、提高了審計質量，從而增大了公司聘任異地審計師的概率。

有學者就審計投入的產出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審計投入與審計質量和審計收費都存在正相關關系，表明審計投入的增加能夠提高審計質量和審計收費；審計投入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程度在不同會計師事務所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差異，但審計投入增加所帶來的審計收費的提升效應，在國際“四大”和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比國內小所更明顯；審計投入的產出效應在不同股權性質及不同規模的公司中也存在差異。

有學者就公允價值計量、盈余管理與審計師應對策略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公司，更傾向運用真實盈余管理，且真實盈余管理隨著公允價值運用程度的加深和范圍的擴大而增大；審計師已然關注到了由公允價值計量引發增量真實盈余管理，會選派富有經驗的審計師和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作為應對策略，并且選派富有經驗的審計師是審計費用溢價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學者指出，非流動性資產常見的財務舞弊手段包括虛增固定資產成本、關聯方交易、借款利息資本化等。以海南亞太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其非流動性資產與現金流量表、經營發展情況不符，主要是通過間接和直接利用長期股權投資進行非流動性資產的財務舞弊。對此，可以從鼓勵企業拓寬融資渠道、加強內部控制、提高外部監管、加強職業道德水平培養等角度防范財務舞弊。

有學者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出發，探討自然資源的計量、審計及其治理。認為自然資源的根本目標是實現良好治理，自然資源審計是保障良好治理的基石和重要的監督機制，自然資源的準確計量則是其審計和治理的前提和基礎。

有學者研究了生物資產審計風險的控制對策。生物資產審計風險具有客觀性、隱蔽性和可控性等特征。為了有效控制生物資產的審計風險，其對策包括健全生物資產的具體會計和審計準則、強化對生物資產業務的內部控制及其風險的評估、創新生物資產領域的審計技術方法，以及加強審計人員的后續專業教育，提升審計人員的專業能力等。

培養實踐能力是審計碩士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我國審計碩士研究生培養中存在重理論輕實踐、實踐過程走形式、研究生實踐創新能力弱、與審計行業聯動協同不夠等問題，并且研究生實踐能力中的發現問題能力、批判思維能力等尤顯不足。有學者通過運用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方法探究審計碩士研究生實踐能力培養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原因，提出可從強化研究生實踐動機、培養溝通表達能力、夯實會計理論和方法基礎、優化實踐課程設置等方面，提升審計碩士研究生的實踐能力。

八、公司治理研究

有學者就傳統民間組織結構與法人產權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設與管理進行研究。橋會、義渡是一種非營利性、非政府性的公益機構，其理事會由民間自主推選，自愿擔當，負責籌資、興建、長期維護與運營，管理公開透明，并能夠完成跨區域協作工作及處理糾紛。它們擁有田地、會金等獨立資產，其排他性的法人產權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這種法人產權形態也是民間廣泛存在的家族、寺廟、善堂、書院及各種會社多樣化發展的制度基礎。顯示了傳統社會民間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制度創造力。它們也成為政府聯結民間的紐帶與中介，在基層秩序中有效地發揮著獨特作用。

有學者就產權性質、企業社會責任溢出與表現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當前的社會制度環境下，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具有尋租性，且國有企業對社會責任持有“欲迎還拒”態度，民營企業則持有“欲拒還迎”態度。受此影響，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社會責任溢出效應具有多向度性：當所有權性質相同時，周圍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會正向顯著影響焦點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當所有權性質不同時，周圍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也會正向顯著影響焦點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上述兩種溢出性影響共存時，產生的交互效應則具有互替性。進而言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社會責任溢出性影響是把“雙刃劍”，并在制衡中推動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演進。

有學者就制度環境、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社會責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社會責任承擔水平存在正向影響，壓力抵制型投資者持股水平與企業社會責任顯著正相關，壓力敏感型投資者持股水平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不顯著。此外，企業所在地區制度環境越好，壓力抵制型投資者持股水平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向關系越顯著。

有學者就“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與企業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與其他創一代在位組合治理模式相比，“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更有助于提高家族企業的經營績效；“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對家族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作用還受到外部制度環境與技術變遷速度的制約，這主要表現在：在制度環境越不完善的地區，“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越有助于提高家族企業的經營績效；在技術變遷速度越快的行業，“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越有助于提高家族企業的經營績效；“創一代—至親”組合治理模式中的不同親緣關系組合將對家族企業績效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其中夫妻共治、兄弟共治將對家族企業經營績效產生積極作用，而子女共治則因跨代理念的沖突并不能給家族企業績效帶來促進作用；創一代與子女共治僅在特定情境下才能產生積極效應，比如在外部制度環境嚴重缺失、行業技術快速變遷的情況下，跨代治理才有助于提高家族企業的經營績效。

有學者就公司治理、股票流動性與公司價值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治理對股票流動性存在負向作用；股票流動性對公司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公司治理中的機構持股與股票流動性互為負相關，股票流動性與公司價值互為正相關。

有學者就股利的公司治理功用——基于央企強制分紅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強制分紅政策整體上會引起負面市場反應，但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企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而言，在代理成本較高的企業里，市場反應較為正面。

有學者就風險投資、公司治理與我國上市公司長期回報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風險投資對企業IPO 長期回報具有先抑制后促進的階段性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僅在家族控股企業中較為顯著。風險投資機構會通過影響企業的治理水平來提升其新股發行后的長期市場表現。

有學者就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總部對成員單位控制體系的構建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人格化機制間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促進了眾多國有企業集團的戰略發展，戰略類制度這一非人格化機制對人格化機制發揮作用并形成有益補充。多種控制機制的組合構成了具有結果等效性的控制體系構建路徑，支撐著集團的戰略發展。不同于既有文獻中常見的類型，眾多市場競爭類國有企業集團通過采用“派員層級型”或“經營價值創造層級型”控制體系支撐了集團戰略發展；部分非市場競爭類國有企業集團通過采用“威權層級型”控制體系支撐了集團戰略發展，而僅具戰略類制度的“類放任型”控制體系不具有這樣的支撐力。

有學者就國有股權是否能緩解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受到經濟波動沖擊時，上市公司資本投資規模下降；宏觀經濟波動沖擊對有國有股權的企業的影響顯著小于無國有股權的企業；國有股權比例較低的企業投資規模顯著下降，而比例較高的企業不顯著，說明國有股權能夠穩定企業資本投資；國有股權通過擔保和政府補助獲得經濟波動期間的投資穩定性。

有學者就國企混改如何影響公司現金持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國企股權多樣性、融合度與控制權轉移對現金持有水平存在顯著影響，僅股權融合度與現金持有水平正相關。除股權多樣性外，融合度與控制權轉移主要通過治理效應路徑影響現金持有行為，股權融合度在抑制超額持現的過度投資、促使現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時，還增加了研發投入和股利支付。股權多樣性因未優化現金持有行為最終也未帶來企業價值的提升，股權融合度所優化的現金持有行為對企業價值的提升作用在現金持有水平較低時較為凸顯，控制權轉移在優化現金持有行為的同時亦明顯提升了企業價值。

有學者就我國國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構建進行研究。他們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我國國情設計了我國國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四種可選模式：權益性事后否決模式、穩久性事后否決模式、穩健性過程控制模式和權變性過程控制模式。我國要有效實施國家特殊管理股制度，就必須明確國家特殊管理股權利邊界，完善法律法規并優化國有資產監管、政府審計和上市制度等保障機制。

有學者就企業集團運行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大股東財務狀況或相對于公司財務狀況較好時，投資者預測到資金會從大股東流向公司，降低了債券成本；相反，大股東財務狀況或相對于公司財務狀況較差時，投資者預測到資源會從公司流向大股東，增加了債券成本；公司不確定性風險越小，大股東財務狀況與債券成本之間的負相關關系越弱。

有學者就股權和控制權配置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降低前五大股東中國有股占比有利于提高企業績效，但過多提高非國有股占比不會提高企業績效；提高非國有董事占比有利于提高企業績效，但過多減少國有董事占比不會提高企業績效；相比于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更大。

有學者就非控股股東參與決策的積極性與企業技術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非控股股東投票率與企業研發投入和專利申請數量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且，相對于其它企業，在非國有企業、經理人縱向兼任、非“八大”會計事務所審計和非交叉上市的企業中，非控股股東參與決策的積極性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非控股股東參與決策的積極性主要通過抑制控股股東的掏空行為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而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非常有限，甚至不存在，更不能起到穩定股價的作用；還發現了非控股股東抑制控股股東機會主義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不同情形。

有學者就控股股東委派執行董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控股股東會通過委派執行董事參與公司管理，以加強對經理層的監督和激勵；通過對控股股東委派執行董事的治理效果分析發現，這一治理方式能夠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同時也增強了公司的薪酬—業績敏感性。

有學者就多個大股東與企業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多個大股東的存在會抑制企業創新。當其他大股東的數量越多、相對于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越高時，對創新的負向作用越大；多個大股東會導致公司的風險承受能力下降，對創新失敗的容忍度降低，從而為多個大股東股權結構安排所導致的“過度監督”提供了較為充分的證據支持。獨立董事這一機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他大股東的“過度監督”行為。

有學者就大股東資產評估操縱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大股東的操縱能力、大股東的操縱意愿、評估方法的選擇和交易方式對大股東的資產評估操縱行為存在顯著的影響，而評估機構聲譽的影響并不顯著。

有學者就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企業創新投入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會抑制企業創新投入，且這種作用在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較低和兩職合一的公司中會更加顯著；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企業創新投入的負面影響只有在股權質押率較高和距離平倉線越近時才會發揮作用。

有學者就控制股東掠奪行為是否是股價崩盤的推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控制股東掠奪行為會隨著大股東持股比例上升而減弱，但不管大股東持股比例如何，第二至第三大股東都有較強的掠奪動機；股價崩盤風險受控制股東掠奪行為直接作用不顯著，其風險主要來自于股票市場作用，但控制股東掠奪行為顯著加大了公司的成長性風險和財務風險，且二者風險對股價崩盤風險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表明控制股東掠奪風險會間接傳染至股價崩盤，揭示出這種間接的風險作用使控制股東更容易隱藏占款背后的“掏空”動機。

有學者就實際控制人性別的公司治理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相比男性實際控制人，女性實際控制人更少侵占中小股東利益。除了女性實際控制人外，其他女性董事和女性CEO 并不能影響實際控制人的利益侵占行為。在內外部治理較弱的公司中，實際控制人性別對其利益侵占行為的影響更加明顯。

有學者就“監督管理層”還是“約束大股東”？基金持股對中國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基金持股比例增加顯著提升了上市公司價值，且這種促進作用隨著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強，同時這種效應只在非國有企業中表現顯著，在國有企業中則不顯著；除主動型和被動型基金外，準指數基金持股也可以提升公司價值；在控制了基金數量后，基金持股比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顯著降低。以上結果表明，與發達國家基金持股主要通過監督管理層來提升公司價值的傳導途徑不同，我國基金持股對上市公司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為對控股股東侵占行為的約束。

有學者就社?；鸪止膳c企業盈余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社?；鸪止赡軌蝻@著降低企業發布財務重述的概率，這表明社?；饘ι鲜泄居噘|量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并且，社?；鸬倪@一治理作用在國有企業、內部治理水平較差以及市場化程度較低地區的上市公司中更加顯著。社?；鹂梢酝ㄟ^抑制控股股東資金占用、增加機構調研次數等途徑提升公司的盈余質量。

有學者就分類治理、控股方治理與創新紅利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控股方根據各類型國有控股公司創新功能定位選擇相匹配的治理模式，才能有利于創新紅利釋放；相對而言，一般商業類公司控股方加強激勵和控制機制作用，放松約束機制，有利于創新紅利釋放；而對于特定功能類公司，控股方的激勵機制對創新紅利釋放的作用效果不顯著，需要強化控制和約束機制作用；一般商業類高技術型公司控股方的激勵機制對創新紅利釋放作用更為顯著，對于特定功能類高技術型公司，控股方加強控制機制作用更有利于創新紅利釋放，而非高技術（資本密集）型公司加強控制、強約束的控股方治理模式對創新紅利釋放更為有效；延長國有公司控股方股權金字塔層級，對一般商業類公司控股方激勵機制的驅動作用更為顯著，而特定功能類公司控股方約束機制作用發生反向變化，即在放權制度情形下弱化國有公司控股方約束機制有利于特定功能類公司創新紅利釋放。

有學者基于異質性視角的獨立董事政治關聯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擁有官員型獨立董事的企業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要比擁有代表委員型獨立董事的企業更快；獨立董事曾擔任政治職務比同時擔任政治職務更能加快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獨立董事的政治關聯層級越高，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越慢；政治關聯獨立董事履職情況越好，越有利于降低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只有擁有代表委員身份的獨立董事促使企業實際資本結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程度加大，但代表委員型獨立董事較好的履職表現可以縮小偏離程度；中共中央組織部“18 號文”的執行顯著降低了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并導致官員型獨立董事促進企業加大實際資本結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程度。

有學者就獨立董事薪酬與公司治理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獨立董事薪酬過低時，存在激勵不足問題，不利于調動獨立董事履職的積極性，由此造成公司高管變更與經營業績間敏感性的降低及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與此相仿，當獨立董事薪酬過高時，存在激勵過度問題，也將導致較低的高管變更與經營業績間敏感性的降低及更高程度的公司盈余管理。過低的薪酬降低了獨立董事參加董事會會議的意愿，而過高的薪酬造成獨立董事更不會對董事會議案提出異議。

有學者就非正式層級對董事會決策過程的影響：政治行為還是程序理性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董事會非正式層級會增加決策過程中的政治行為、降低程序理性。董事會非正式層級通過提高董事會的自我意識、個體影響從而增加政治行為，通過降低決策過程中的信息搜尋、信息加工而降低程序理性。

有學者就投資者保護條款對債券發行價格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投資者保護條款能夠顯著降低高收益債券發行價格，但對其他債券的影響并不顯著；相比于民營企業，投資者保護條款降低國有企業債券發行價格的作用更為顯著；城建企業添加投資者保護條款有助于降低債券發行價格。

有學者就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股權集中度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A 股與H 股上市環境的不同對公司績效也有顯著影響；投資者保護微觀指標中的每股派息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股權結構對當期績效的影響有所減弱；上市環境及每股派息指標對績效影響顯著；股權集中度跨期數值對公司績效影響比較顯著；最終控制人為國有的，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更大。

有學者就創業企業IPO 后所有權類型集中度、董事會主導功能與多元化戰略選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控制型董事會與家族持股比例正相關，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負相關；咨詢型董事會與家族持股比例負相關，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正相關；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越傾向于產品多元化戰略，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越傾向于國際化戰略；控制型董事會在家族持股傾向于產品多元化戰略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咨詢型董事會在機構投資者持股傾向于國際化戰略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有學者就董事網絡和企業創新——引資與引智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董事網絡顯著提高了民營企業的創新水平，這主要依靠引資作用與引智作用實現。作為資源流動的載體，董事網絡能夠發揮資源獲取作用，為民營企業創新提供融資支持，拓寬研發投入的資金來源，即引資作用；作為知識傳播的載體，董事網絡能夠發揮專利知識獲取作用，為民營企業創新提供異質性專利知識支持，提升企業創新的產量和質量，即引智作用。引資作用的實現主要依靠獲取商業信用，引智作用的實現主要依靠提升專利質量。因此，民營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借助構建董事網絡實現。

有學者就董事輪換制是否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是否采用董事輪換制，對于公司代理成本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在公司章程中采用董事輪換制的公司比沒有采用該條款的公司代理成本更高，這是因為，董事輪換制為管理層構建塹壕提供了便利；對于在公司章程中采用了董事輪換制的公司，其董事輪換比例對公司代理成本有顯著負向影響，這是因為董事輪換比例越低，收購方獲得控制權的難度越大，管理層挖掘的塹壕越難以逾越。

有學者就良好的溝通能否降低股價崩盤風險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管理層與投資者之間的良好溝通可以顯著降低企業股價崩盤風險，這意味著管理層應該重視與投資者的溝通，保障溝通質量，從而降低企業未來股價發生崩盤的可能性；對于信息不對稱程度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大的企業來說，良好的溝通對企業股價崩盤風險的抑制作用更明顯。

有學者就普通投資者關注度與股價崩盤風險——基于自媒體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股吧發貼總量、帶有看跌和看漲情緒的發貼量均與未來股價崩盤風險顯著正相關；而且發貼量與未來股價崩盤風險的正相關性隨著分析師跟蹤數量增多而降低。

有學者就產業上市公司的金融資產——市場效應與持有動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產業上市公司持有風險金融資產對其股票回報產生負向作用，這種效應在融資約束公司表現更加強烈，而企業不同盈利能力與風險金融資產的負向價值效應之間具有非線性關系；公司持有總體資產組合與風險金融資產之間有正向的關系，特別是那些公司治理水平較差、管理層過度自信和多元化經營特征的企業更傾向于持有更多的風險金融資產。

有學者就環境不確定性如何影響公司特質風險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環境不確定性導致現金流波動和會計信息下降，進而對公司特質風險產生正向推動作用；股權制衡度的提升改善公司治理機制，降低了現金流波動和會計信息質量的中介效應，抑制環境不確定性對公司特質風險的作用。

有學者就CEO 組織認同是否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發現：CEO 組織認同對盈余管理有顯著的影響，認同度越高，操控性和真實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同時，國有企業CEO 組織認同對盈余管理的治理效果顯著減弱，而審計師行業專長和組織認同存在相互替代作用。CEO 組織認同和扭虧為盈的盈余管理呈顯著正相關，融資需求高和增發股票的公司中，CEO 組織認同越高，正向的盈余管理越高。

有學者就盈余管理、高管操縱動機和政府補助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存在利用負向盈余管理提高政府補助的行為，具體體現為政策性和偶發性補助的增加。高管業績薪酬敏感度增加了負向盈余管理的成本，因此，業績薪酬越敏感的公司，其利用負向盈余管理提高政府補助的行為越少發生；政治關聯可以替代負向盈余管理，因此，只有不存在政治關聯的公司才會利用負向盈余管理獲得補助。負向盈余管理的作用具有持續性，當前盈余管理會增加未來第2 期至第4 期的政府補助。審計質量可以抑制負向盈余管理對政府補助的影響，而機構投資者未能發揮治理作用。

有學者就機構調研與企業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機構調研能夠顯著降低企業盈余管理及報告微利的概率，提高了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質量，對上市公司具有監督治理作用。相對于保險、私募等機構，券商和基金調研對上市公司的治理效應更明顯，且機構調研對非國有上市公司、小公司的監督治理作用更大。在市場化程度較高、法制環境較好的地區，機構調研對企業盈余管理的監督約束作用更顯著。

有學者就信用評級調整與企業戰略選擇——基于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主體評級調低后，企業會進行較多的盈余管理與社會責任來提高企業未來的評級，而主體評級調高時，企業的社會責任會降低，但盈余管理水平并不受到顯著影響。在面對信用評級調整時，企業選擇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企業通過增大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確能夠降低信用評級未來下降的速度，這種管理層自利行為并不能被評級機構識別。

有學者就“本家關系”是否會影響企業信息披露質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繼任高管和離任高管具有“本家關系”會降低高管變更后企業信息披露質量；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和企業所在地法律環境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家關系”對于信息披露質量的負向影響；在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中，離任高管和繼任高管間的“本家關系”對于企業信息披露質量的負向影響會更加顯著。

有學者就決策權配置與公司價值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集團的集權管理在顯著提升現有資源管理效率的同時，增加了過度投資；管理效率和過度投資是決策權配置影響公司價值的重要路徑。

有學者就組織特征與會計師事務所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合伙制的組織形式更有效率；以合伙人相對規模為核心的內部治理機制與事務所效率顯著正相關；而以風險控制為導向的內部控制與事務所效率顯著負相關。

有學者就母子公司人員嵌入、控制層級與子公司代理成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母子公司間董事嵌入有效降低了子公司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代理效率，監事嵌入與子公司代理成本、代理效率關系均不明顯；金字塔控制層級同時提高了子公司的代理成本與代理效率，但是對代理效率的正向影響高于代理成本；人員管控方式中董事嵌入削弱了控制層級與子公司代理成本的正向關系，監事嵌入約束了控制層級對代理效率的積極影響。母子公司間董事嵌入、監事嵌入均降低了母公司對上市子公司的掏空行為。

有學者就母子公司距離、風險承擔與公司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母子公司距離不僅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顯著的激勵作用，而且對公司效率提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企業風險承擔有助于改善公司效率；企業風險承擔在母子公司距離與公司效率之間的關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效應。

有學者就國有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的經營績效——激勵相容還是激勵不足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國有企業高管在員工持股計劃參與比例的均值為22%，而該比例在民營企業中達到27%，國企顯著低于民企；與民營企業相比，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的國有企業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投資效率和減少超額雇員等公司治理層面的改善效果并不顯著；國有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的經營績效弱于民營企業。另外，相比民營企業，國有企業財務績效的增長也受到阻礙，但股票來源為非公開發行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財務績效方面差距縮小。為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員工持股計劃的制度設計層面，建議國有企業提高管理層的參與比例，并強化績效考核與監督機制。同時，應當繼續鼓勵國有企業以增資入股的形式實施員工持股計劃。

有學者就高管薪酬激勵和企業投資從眾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薪酬業績敏感度高的薪酬激勵機制能促進企業高管層的理性從眾行為，抑制非理性羊群效應。

有學者就高管薪酬激勵體系設計中的風險補償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同高管薪酬之間顯著正相關，呈現出風險補償效應；伴隨高管風險厭惡程度的上升，高管薪酬的風險補償效應增強；在更為有效的經理人市場環境中，高管薪酬的風險補償效應較高。

有學者就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制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薪酬管制導致國有企業高管努力程度下降了，創新活動和在職消費并未分別減少和增加，但薪酬管制使國有企業高管不合理的運氣薪酬現象得到了緩解。高管薪酬管制的反生產激勵降低了效率，但通過對運氣薪酬的遏制提升了公平，高管薪酬管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薪酬管制未降低國有企業創新活動，一定程度上映射出高管創新激勵機制的缺失。

有學者就非國有股東治理與國企高管薪酬激勵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單純的非國有股東持股對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無顯著影響，但非國有股東向國有企業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國企高管的薪酬業績敏感性；非國有股東對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競爭性國有企業和處于較低市場化程度地區的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非國有股東委派高管參與國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國企高管的超額薪酬和超額在職消費。以上結論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僅停留在資本層面的混合，還需確保非國有股東在國企經營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才能更好地發揮民營資本的監督和治理作用。

有學者就股權激勵、契約異質性與企業績效的動態增長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經過一年的滯后期后，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表現出了持續三年的提升作用，且呈現先升后降的分布特征；限制性股票的短期效果更好，股票期權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越強、持續期也越久，激勵性較弱的契約則不存在明顯的動態效應；激勵條件嚴格、激勵期限較長的契約能實現更強、更持久的績效提升作用，缺乏約束性的方案僅存在短期效果，且在實施后的第四年出現業績反轉，顯現出負效應；股權激勵是通過利益協同效應、風險承擔效應和金手銬效應三個可能的渠道驅動企業績效的動態增長，但具體的驅動機制因契約條款設置的不同而存在明顯差異。

有學者就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對公司業績預告的市場反應是否有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對公司業績預告信息特征具有激勵效應，能夠促使公司披露的業績預告信息質量提高，市場反應將愈加強烈；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對公司業績預告行為特征沒有太大影響，及時性沒有顯著增強，市場反應并不顯著；隨著時間窗的推移，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對公司業績預告市場反應的影響逐漸減弱。

有學者就股權激勵計劃能否促進企業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股權激勵計劃對于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都對企業創新有顯著的激勵作用，然而在股價距離行權價（授予價）較遠時，限制性股票對高管的懲罰性會影響創新的動力，而股票期權能對高管形成保護并激勵企業創新；股權激勵對于企業創新的正向影響在民營企業、股價信息含量高的企業以及激勵對象包含核心技術人員的企業中效果更大。

有學者就高管股權激勵能否促進企業升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高管股權激勵對技術結構高級化、員工結構高級化以及績效高級化長短期內都有提升作用，而對資產結構高級化短期內有負向沖擊，長期將產生正向效應。

有學者從發行價格、發行對象、資金來源、發行方式、限售期限、權益處置等方面闡述了 SG 集團公司員工持股計劃實施情況，從股權結構、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三方面對員工持股計劃的實施效果進行分析，進而提出員工持股計劃存在的出資方式單一且員工持股比例過低、存在變為短期福利化的隱患、持股限額設置標準單一等不足，并提出員工持股制度常態化、資金來源多元化、持股數量動態化等相應對策。

有學者就業績承諾協議設置、私募股權與上市公司并購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與未簽訂業績承諾協議的并購事項相比，簽訂業績承諾協議的并購事項中，上市公司并購績效顯著更好，即業績承諾協議的簽訂顯著提升了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在業績承諾協議條款設置上，業績承諾門檻與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補利潤條款相比，補對價的條款對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影響顯著更好；與現金補償的條款相比，股份補償的條款對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影響顯著更好。標的方原股東包含私募股權機構，可降低業績承諾協議設置與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顯著正向關系。

有學者就董事及高管責任保險、審計師選擇與企業投資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高質量外部審計在董事及高管責任保險與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中發揮中介效應，即董事及高管責任保險對非效率投資的改善作用可以部分地被高質量審計監督加以解釋。董事及高管責任保險對于非效率投資的緩解主要通過抑制過度投資實現。

有學者就政府補助、異質性與僵尸企業形成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適度的政府補助有助于降低企業陷入僵尸困境風險，但高額的政府補助則會明顯加大該風險；產權性質、公司治理質量和地區市場化環境因素對政府補助的正面效應及高額政府補助的負面效應具有明顯的調節作用；相對于高科技型公司，高額政府補助加大僵尸企業形成風險的作用在非高科技型公司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有學者就內部人交易是否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內部人交易會顯著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而這種負相關關系主要表現在董事會成員的內部人交易行為組別；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有利于降低被監管機構處罰的可能性。

有學者就銀行債權、內部治理與企業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銀行債權對于企業創新的總體效應是積極的，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其財務效應，公司治理效應弱化；在銀行債權的公司治理效應機制中，銀行債權僅與董事會治理存在顯著正向互動，兩者相互促進，對于推動企業創新具有協同效應，而與其他內部治理機制的互動較弱；政治關聯強化了銀行債權對企業創新的財務效應，卻弱化了其治理效應。這表明我國銀行債權對于企業創新并未發揮明顯的公司治理效應，作為外部治理機制銀行債權的治理作用尚需加強，使其與內部治理密切配合、相互協同形成合力，進而提高企業創新能力。

有學者就公司層面的投資者保護是否能夠降低股價崩盤風險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投資者保護能夠抑制股價崩盤風險；相對于市場競爭類企業，投資者保護在特定功能類企業中的風險抑制作用更明顯，而在法律保護程度不同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有學者就社會性負擔與公司財務困境動態——基于ST制度的考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社會性負擔的承擔顯著提升了公司未來面臨財務困境（表現為被ST）的概率，表現出市場競爭下的“優勝劣汰效應”；基于社會性負擔形成的預算軟約束有助于ST 公司在短期內實現摘帽，但加劇了未來財務困境反復的可能（表現為反復被ST）。

有學者就環境不確定性、代理成本與投資效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環境不確定性對代理成本與投資效率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環境劇烈波動時，代理成本與投資效率的關系更加顯著；此外國有控股公司中的投資效率受到代理成本的影響較非國有企業更為顯著。

有學者就外資銀行進入是否促進本土企業創新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外資銀行進入顯著提升了本土企業的創新水平，且隨著進入時間的增加，其積極作用不斷強化；外資銀行進入對本土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不僅通過直接效應，而且更多的是通過溢出效應（加劇本土銀行的競爭）得以實現。

有學者就QFII 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持股對信息披露質量的改善作用對內部治理較好和被“四大”審計的公司更加明顯；QFII 可以通過增加持股公司的分析師跟蹤人數和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來改善信息披露質量。

有學者就客戶集中度影響現金股利的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客戶集中度與現金股利發放傾向和發放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并且證實了客戶集中度會通過信號傳遞、監督治理和融資約束等具體路徑對公司是否發放現金股利以及現金股利發放水平產生影響；融資約束理論是客戶集中度影響現金股利的占優理論。

有學者就上市公司盈利預測偏差與股價操縱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過度自信樣本在業績披露前的股票收益率顯著低于其他公司，且披露有偏差預測的年份公司管理者會減持公司股票、公司經營情況還會顯著變差。這表明，盈利預測偏差并不能表征管理者過度自信，公司管理者通過披露高估盈利的業績預告操縱股價。公司通過盈利預測偏差操縱股價主要是幫助管理者減持股票獲利，且這種操縱行為能夠被基金識別。

有學者就集體行動困境、高管持股差距與企業創新投入進行實證研究發現：CEO 與其他高管的持股差距能作為解決高管團隊集體行動困境的選擇性激勵機制，有助于企業創新；當高管團隊規模越大時，這種選擇性激勵機制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越大，但當CEO 臨近退休時，這種選擇性激勵機制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會下降；在諸多持股差距模式中，普遍提升高管團隊的持股比例并且使CEO 與其他高管之間形成較大持股差距，是最有效創新激勵安排；與高管持股相比，高管持股差距的創新激勵效果更好。

有學者就監事會治理是否有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內部審計人員兼任監事會成員能顯著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為，這種抑制作用更多發生在股權制衡度高的公司和非國有上市公司中；相比于非審計總監擔任監事會成員，審計總監兼任監事會成員更能抑制盈余管理活動，并且無論是擔任監事會主席還是非監事會主席，抑制作用均顯著存在。

有學者就管理者能力是否傳遞平臺型互聯網企業價值的信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管理者能力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管理者能力越強，企業的現行價值和未來價值也越大?；谪攧罩笜说墓芾碚吣芰y度能夠向市場有效傳遞平臺型互聯網企業的價值信號。

有學者就關聯并購與公司價值——會計穩健性的治理作用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關聯并購顯著負向影響并購雙方公司價值。這意味著企業關聯并購中代理問題嚴重，外部市場投資者擔心自身利益會被侵占，采取消極的投資決策，造成并購方公司價值的減損。并購方公司會計穩健性能顯著弱化關聯并購對公司價值的負向影響，這表明會計穩健性在企業關聯并購活動中發揮著治理作用，能緩解企業內外部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代理沖突，約束企業內部人通過關聯并購謀取私利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并購方公司價值的減損。

有學者就股票誤定價、管理層持股與企業研發投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加劇了股票高估對研發投資的正向影響，在股票高估引致的研發投資中產生“惡化效應”，但同時卻一定程度有助于緩解股票低估對研發投資的負向影響，發揮“治理效應”；股票高估程度越大，持股管理層出售持股規模越大，且高估公司隨后研發績效更差。

有學者就企業戰略差異對分析師行為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戰略差異越大，分析師關注水平、公司層面樂觀占比以及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度越低；機構持股對二者的關系具有顯著調節作用；企業戰略差異可以通過企業資產收益波動性影響分析師行為。

有學者就向家鄉投資是信息、熟悉還是代理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公司會更多在CEO 的家鄉建立異地子公司；CEO 家鄉的子公司相比其他異地子公司績效更差，這說明公司投資中確實存在CEO 的“家鄉偏好”，更適合用代理問題假說來解釋而非信息和熟悉假說；CEO 自身代理問題越輕（CEO 持股、年輕CEO）和外部治理越強（機構投資者持股高、分析師跟蹤多）均會抑制公司向CEO 家鄉的投資；代理問題假說解釋的“家鄉偏好”投資并不存在于董事長個體中，雖然公司會更多向董事長家鄉投資，但這種投資的績效并無顯著差異，相對更適合以熟悉假說來解釋。

有學者對A 股與H 股IPO 信息披露中的法規體系與監管要求、法律責任以及具體披露內容中的招股說明書、應當披露交易及關聯方與關聯交易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兩者IPO 核準制信息披露上的差異，受投資者類型、市場體系與發展成熟情況及具體法律法規體系等諸多影響。同時，對A 股IPO 信息披露從完善制度與加大執行力，增強處罰與投資者保護力度，推動自愿性財務信息披露與自律監管，培養符合市場要求的合格投資者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議。

有學者分析了寶利國際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發現寶利國際主要以文字敘述或簡單數據形式披露部分非核心信息，缺乏以詳細數據證明的投資者更為關注的關鍵性信息。證監會對其進行處罰決定說明自愿性披露并不等同于選擇性披露，寶利國際自愿性信息披露在內容上的選擇性傾向與盈利能力和財務杠桿較低的經營狀況、股權高度集中和董事會治理弱化的公司治理機制相關。

有學者就關聯審計師高管能否做更多稅收規避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高管來自上市公司目前聘任的會計師事務所，稱為“關聯審計師高管”，聘任“關聯審計師高管”的公司稅收規避更多，這歸因于他們的信息優勢、關聯優勢和有關客戶的特有稅收知識；在“信息不對稱程度高”“有海外業務”和“審計師任期短”的公司中，“關聯審計師高管”在稅收上的作用更強，則證明了這一作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