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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排斥視角下精準扶貧過程中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2019-01-30 02:25盧漫
智富時代 2019年12期
關鍵詞:精準扶貧

盧漫

【摘 要】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推進,目前扶貧工作已進入了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在看到精準扶貧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時要更清醒地意識到其在識別機制、文化教育、就業和產業以及社會資源方面仍存在著結構、規模以及功能上的社會排斥。因此要通過完善精準識別機制,堅持教育精準扶貧,提升貧困群體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構建其社會支持網絡以確保扶貧任務的順利完成。

【關鍵詞】精準扶貧;社會排斥;恥辱烙印

一、社會排斥理論框架分析

(一)概念起源

社會排斥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福利國家的貧困與社會不平等研究。英國社會排斥局認為“社會排斥是當一些人或地區受到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問題, 如失業、技術缺乏、收入低下、居住條件惡劣、高犯罪環境、健康狀況不佳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織在一起的綜合性問題時所可能發生的現象。[1]”社會排斥不僅表示社會成員收人的不足, 還表示他們在社會生活參與等方面的不足。歐盟認為,“社會排斥是一些個體因為貧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終身學習機會, 或因為歧視而無法完全參與社會, 處于社會邊緣的過程。這個過程使得這些個體很少獲得工作、收入、教育和培訓的機會,無法參與社會和共同體網絡以及活動” [2]。這是由劣勢地位“導致某些排斥,這些排斥又導致更多的劣勢和更大的社會排斥,并最終形成持久的多重劣勢”的“一個動態過程”,它導致社會紐帶的斷裂 [3]。

社會排斥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在歐洲新興的社會理論。其產生有著特殊的社會背景:歐共體成立后歐洲各國以一個整體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但由于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政策及文化背景等存在差異,后加入的成員國的人們易受到社會排斥。且在歐洲人口老齡化加劇、信息工業技術快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歐盟一體化深化的社會背景下,歐盟社會融合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由此推動了社會排斥研究和社會政策的發展。此外,歐盟多數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面臨福利國家危機。因此試圖通過社會政策,改變社會資源的分配,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參與,解決福利國家危機[4]。

(二)類型

按照不同的劃分維度和標準,可以把社會排斥分為不同類型。但目前學界主流觀點是按照人們生活的領域把社會排斥分為政治排斥、經濟排斥、文化排斥和社會排斥。政治排斥指的是群體中的個人難以行使選舉權以及在政治方面話語權的缺失;經濟排斥更多指人們被排斥在工作機會之外,缺乏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途徑和自身技能,導致貧困和經濟上的邊緣化;文化排斥指群體的成員在擁有一個主導文化的符號、意義和儀式等資源方面的邊緣化;社會排斥是指人們因為社會關系紐帶的斷裂和社會支持網絡的缺失,而無法融入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中,無法在教育、醫療、住房、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到平等的充足的資源。

(三)原因

作為一種結果或狀態,社會排斥現象的出現有一定的原因。布爾恰迪特等人對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認為從能動性視角看,可以將社會排斥產生的原因歸納為三種思想流派[5]:

1.社會排斥是因為歧視和權利得不到實現而造成的綜合結果。它也是歧視性決策和行動的結果,強勢的階級和群體通過使用社會封閉來限制外部人獲取有價值資源的渠道(比如工作、好的福利救濟、教育和城市居住地)。被排斥者因為他們缺乏或者不能履行政治、經濟和社會以及其他實現融合的權利而不能彌補其弱勢。

2.社會排斥是組織的功能或社會制度和體制的運行,即制度性排斥。通過限制獲得機會、資源和實現融合所需權力的渠道,一些社會(如保險和救濟金)、經濟(如區域、國家和國際)、政治、公民和其他制度與體制往往引發社會排斥。

3.社會排斥的原因來自被排斥個體和群體的邪惡的、病態的、反社會的、自毀的行為、道德和價值觀。按照這種思想, 被排斥者自身應該為其邊緣化承擔責任。

(四)社會排斥理論與中國精準扶貧現況

社會排斥概念的提出, 使得對貧困問題的界定擴展到社會地位與權利等非經濟因素以及基本能力的被剝奪和機會喪失等方面。

結合中國精準扶貧的現實狀況,精準扶貧的對象多為社會排斥理論中所提到的群體中的邊緣化個人及家庭,即“被排斥的對象”。他們受區域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文化程度低、政治參與渠道堵塞、社會支持網絡薄弱,自身思想觀念落后等因素的影響,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這不僅導致了他們經濟上的貧困,更有精神文化上的貧瘠以及在參與社會事務、享受公共服務上的不平等甚至污名化。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貧困人群可能會受到規模上的排斥、識別和退出機制的排斥、“挑客行為”產生的排斥(如相關領導為了自己的績效考核挑選“好扶”而不是“真貧”的地區及人群開展幫扶工作)、受教育上的排斥以及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排斥等。這些排斥的產生既有制度、結構的原因,也有貧困地區人民自身的原因。更嚴峻的是社會排斥還會引起代際間的傳遞,從而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影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社會排斥比貧困更可怕。

但與社會排斥相對應的是社會融合,將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和利用。大量社會排斥現象的存在和出現, 不僅威脅到中國社會的穩定, 而且會給社會發展帶來很多成本, 不利于經濟發展。當前國家已經出臺了相關社會政策來促進精準扶貧工作的順利推進以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整合。但除了做好頂層設計之外,社會各方主體都需要高度關注并爭取消除社會排斥現象, 使公民權利得到切實的保護和履行。

二、社會排斥視角下精準識別存在的問題

(一)精準識別方面

1.精準識別是污名化的過程

從我國的扶貧現狀來看,精準識別的過程也是為貧困群體打上恥辱烙印的過程。一旦被確定為扶貧對象,便極有可能被其他社會成員貼上貧困、素質低的標簽,將其從經濟收入低向社會地位邊緣化轉化。這樣的烙印會長久地跟隨他們,影響他們生活的積極性。

2.特殊人群可能被排除在申請環節之外

隨著城鄉融合的加強和進城務工人員的激增,許多農村地區只剩下了老弱婦幼。受文化水平和行動能力所限,他們難以準確地接收、理解以及執行相關扶貧政策,造成了在信息獲取渠道和權利行使上的排斥。尤其是殘疾人、失能老人等更容易面臨這一困難,而在外務工人員又很難接收信息,因此很多貧困戶因為未及時獲得信息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有資格受益或沒有提出申請,導致很多符合資格者并不等于真正受益者。這將一部分貧困群體排除出了最初的申請環節,而他們恰恰是功能缺失最嚴重,最需要幫扶的人群。

3.識別機制無法及時應對貧困對象經濟狀況的動態變化

在當前我國的貧困識別機制下,被確定為扶貧對象或是脫貧認證都需要通過多層次的評議、審核,而這些工作是以年為單位進行統一規劃和實施,導致精準識別欠缺及時性。貧困只是一種階段性的狀態,精準識別也只是一定時間內的一種暫時性的工作。但往往貧困戶的身份在農村都是終身制或是長期性的,一旦獲得貧困戶的頭銜,無論實際家庭情況發生怎樣變化,都可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享受扶貧政策的傾斜[6]。在此背景下,許多遭受重大變故的個人或家庭可能無法及時被納入精準扶貧體制中,另一方面,因收入增加或致貧因素消失從而生活水平得以改善,達到脫貧標準的原有的貧困戶沒有被及時篩選出去。上述現象會導致精準扶貧效率的低下和資源的浪費。

4.識別標準地區差異大

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經濟水平差異較大,國家統一制定的精準扶貧標準線為農村年人均純收入2736元。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不同地區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進行相應調整,即選擇轄區內收入最低的一部分人并結合識別標準和民主評議來確定扶貧對象,以使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更具有靶向性和針對性。由此延伸出來的問題是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較落后地區所評選出的貧困縣、貧困村之間實際的收入情況和貧困程度差異較大,進入“好的更好,壞的更壞”的循環,造成規模性排斥。長久下去可能會加劇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教育和文化方面

教育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礎。農村教育資源的落后使貧困地區的兒童青少年輸在“起跑線”上,并極其容易引起貧困代際傳遞現象的發生。社會排斥理論下精準扶貧在教育方面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貧困地區師資力量薄弱

目前,鄉村教師的流失率雖然有降低的趨勢但在數量上仍在不斷減少,貧困地區的鄉村教師流失率則更為凸顯。雖然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政府鼓勵師范畢業生前往貧困地區任教并規定了相關優惠政策,但不同地區之間的補貼力度差距較大,且這些優惠政策大多流于表面,加上當前許多新一線城市也正在努力爭取留住人才,相比之下精準扶貧地區教師的支持政策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師資力量的薄弱加劇了城鄉教育的差距,貧困地區的兒童青少年由于無法得到良好的教育資源來提升自身素質而使他們在日后謀生時遭到各方面的壁壘和排斥。

2.貧困地區教育體制存在缺陷

農村在教育體制上存在缺陷。相比城市越來越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教育部及相關部門的資源也逐漸向多樣化、綜合化教育的方向傾斜,在進行精準扶貧的農村地區,幫扶更多是從學校修建、基礎設施、生活物資等方面展開的。即便農村學?;A條件得到了提升,但農村教育本質上還是機械化、應試化的,學生將來出身社會與從小接受城市綜合素質教育的同齡人相比仍然處于劣勢地位。且在這種僵化的體制下,學生的表現只由成績來體現,這就導致了成績不好的學生受到冷落、排擠,失去對學習的信心和興趣,從而難以用知識文化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3.貧困地區青少年輟學早

這一方面的社會排斥產生的原因主要從自我責任論切入,即認為社會排斥是由下層人員自身的行為和態度造成的。一方面,貧困地區的農戶家庭收入普遍較低,家庭經濟壓力大。但在農村傳統觀念的影響下,許多農戶仍存有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的迂腐思想,追求多子多福。原本家庭條件就比較拮據和勉強,如此一來想要提高每個孩子的教育質量幾乎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很多貧困地區的孩子在接受完九年義務教育后便早早輟學。

另一方面,受外出務工群體的影響,貧困地區金錢觀念逐漸加強。許多貧困地區青少年十多歲便外出打工,為家庭創造經濟價值。繼而有更多的農戶為了眼前家庭條件的快速改善而放棄對孩子長遠的培養,贊成孩子過早輟學或是不鼓勵他們繼續讀書。然而輟學青少年在城市務工時并不具備強大的競爭力,只能進入一些文化程度需求低的低端行業,基本生活在城市底層。

4.教育觀念落后

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推進,貧困戶正在逐年有序地擺脫貧困。但在脫貧人口增加的同時輟學人數不降反升。在貧困地區,貧困的代際傳遞是普遍現象,教育觀念的落后使他們無法從根源上擺脫貧困。貧困地區的農戶可能更多以今后賺多少錢作為衡量孩子是否成功的唯一指標,至于眼界的開闊、思想素質的提升在他們眼里是無意義的。因此許多農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代價潛心培養一個可能找不到“鐵飯碗”工作的大學生。父輩無法提供社會資源,大多數農村大學生只能靠文憑去闖出一片天地,許多農村大學生剛畢業時甚至沒有初中便輟學外出打工的同齡人工資高。種種因素交織起來,導致了貧困地區“非貧困式”輟學現象的頻發。

(三)經濟方面

1.城市失業致貧現象頻發

這一問題主要是針對城市貧困群體而言的。城市貧困群體失業問題主要表現在下崗職工因為年齡偏大、技能單一而缺乏競爭力,加上目前公共就業服務培訓供給不足,導致他們很難實現再就業。另外還有一部分失業人員在人生面臨轉折以及巨大的就業壓力下,往往持消極的心態,短時間內無法正常再就業。

2.農村人口就業存在就業歧視

對農民工而言,城市政府及用工單位對農村人口的限制,加上自身文化水平的欠缺,使他們難以尋求到好的就業機會,從事的多為勞累且工資低的工作。農村勞動力由于欠缺良好的就業機會和平臺,承擔著更大的經濟風險。在就業壓力下,貧困群體缺乏經濟收入,因此不能合法獲得基本的物質資源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對于農村大學生而言,一方面農村大學生更多畢業于普通高校,難以進入高端行業。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對于家庭經濟條件不寬裕的剛畢業的農村大學生來說較高,如果沒有好的薪酬水平在城市長期生活下去是較為艱難的。再加上農村大學生若沒能擁有城市戶籍,貧困的標簽便會成為阻礙,影響農村大學生的就業單位、職業地位、薪酬水平等。

3.農村產業扶貧項目與市場對接難

政府幫助扶貧產業落實后,這些產業最終還是要面臨市場的檢驗的。貧困地區由于缺乏規?;纳a以及交通運輸上的不便,容易造成效率的低下和運輸、人力成本的增加,因此難以在市場中找到一席之地,扶貧項目很難長期維系下去。

三、解決方法與對策

(一)完善精準識別機制

為解決精準扶貧在識別上的不足,要完善精準識別程序并建立貧困戶電子信息庫。一方面細化識別程序,防止遺漏。另一方面按照脫貧出、返貧進的原則,以年度為節點,以脫貧目標為依據,逐村逐戶建立貧困幫扶檔案、及時進行數據更新,做到有進有出、逐年更新、分級管理、動態監測[7]。針對不同地區間規?;懦獾膯栴},不能僅僅以收入作為唯一的標準,應因地制宜制定綜合化、多元化的貧困標準,以達到最大程度的相對公平。

(二)加強教育精準扶貧

教育精準扶貧是完善傳統教育扶貧,促使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需要,更是從根本上斬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條的有效舉措。首先要加強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設,通過在評價評優、進修培訓、職稱評選、生活補貼等方面對其給予傾斜來完善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設。其次要擴大中高級教育范圍,通過財政投入對貧困地區的各級學校和家庭予以支持,保障貧困人口有機會和條件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最后要加強宣傳教育,改變農村“讀書無用論”的落后思想。

(三)為貧困者創造就業機會

堅持就業優先,從“輸血式”救濟向“造血式”救助轉變。政府部門應大力建設公共職業培訓機構,加強對就業困難人員的勞動技能培訓,提高失業群體和農村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加強他們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完善農轉非的相關政策,盡可能減少對高素質的農村大學生人才在就業上的阻礙,減弱或消除其恥辱烙印。

(四)促進產業與市場的融合與對接

產業扶貧是精準扶貧的核心。要大力推動扶貧項目招商引資,運用財政扶貧資金的杠桿作用,比如項目配套、大規模的貸款貼息等辦法,吸引市內外的大型龍頭企業到貧困地區發展產業[8]。同時要緊跟時代步伐,大力發展電子商務,擴寬產品進入市場的渠道,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

綜上,目前我國精準扶貧工作正在穩步推進,盡管精準扶貧在過程中還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但只要社會各主體共同努力,定能早日打贏脫貧攻堅戰,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1] Peter Sauders, “Can Social Exclusion Provide a New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Poverty?”, SPRC Discussion Paper No.127, October 2003, p.5

[2]“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EU's Social Inclusion Agend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U8 Social Inclusion Study, Document of World Bank, 2007:4.

[3] De Haan, A., Social Exclusion: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eprivation, Issue 2, March 2000:22— 40.

[4] 彭華民.社會排斥與社會整合——一個歐盟社會政策的分析路徑[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

[5] L.Todman, Reflections on Social Exclusion, pp.7—8.

[6]鄭瑞強,曹國慶.基于大數據思維的精準扶貧機制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5(8):163-168.

[7]國家行政學院編寫組.中國精準脫貧攻堅十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85.

[8]劉司可.精準扶貧工作問題分析及對策研究[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1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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