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人口流動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趙羅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35)

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不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期做好民族工作的新部署，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民族工作取得成就的提煉和總結。在我國各民族互動交往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通過70年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建設，我國已基本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不斷得以鞏固。

人口流動是影響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我國經歷了幾次規模較大的跨區域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人口跨區域跨民族流動不但初步改變了我國傳統的“大雜居、小聚居”民族居住空間格局，使“大雜居”狀態更加凸顯，“小聚居”現象逐步萎縮，重塑了民族人口分布狀況，而且還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成員間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30年人口流動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中原許多漢族農民自發遷移到內蒙古、新疆、黑龍江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謀生，推動了各民族成員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交往。由于自發流動的民族人口統計數據及相關資料很少，本文將重點論述在國家政策號召下的移民。

當時在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影響下，受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革命理想的動員和改善自身及各民族生活的號召，內地向邊疆民族地區的人口遷移規模不斷擴大。這期間的人口遷移主要包括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屯墾戎邊、三線建設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時的人口流動。

(一)國家政策號召下的移民

1.屯墾戎邊。屯墾戍邊是中國幾千年開發和保衛邊疆的歷史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政府基于邊疆穩定與發展的需要，繼承歷史經驗，自1954年起在特定邊疆省區，包括新疆、寧夏、內蒙古、西藏、青海、甘肅、黑龍江、云南等地相繼建立了農墾建設師(或生產建設兵團)，這些單位成員大部分是由來自東、中部地區的支邊青年、下放干部或復轉軍人構成。如青海1958年底成立省農墾廳，1960年共有10余萬外地支邊青年到青海[1]179。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之時就接收了5萬名知識青年[2]476。云南省1970年成立生產建設兵團，職工達18.7萬人，總人口達29.6萬人[3]343。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最早、規模最大，也是現存唯一的兵團，吸納遷移人口最為典型。1954-1961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先后接收了山東、河南、河北、江蘇、上海、安徽等地的支邊人員和知識青年，到1961年底，兵團職工總數達50.3萬人，總人口達86.6萬人[4]755。1961-1966年又接收內地發達地區知識青年12.7萬人，1964-1965年接收內地新的轉業軍人3.4萬人，另外還包括部分移民的配偶、子女和父輩的隨遷、自流遷移人口等[5]。

2.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歷時近30年的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個影響廣泛、深遠的運動，也是一次中國人口從城市向農村、從發達地區到邊疆地區的大遷移。針對當時城市就業崗位不足、農業生產合作社缺乏人才的現實情況，毛澤東主席在1955年指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痹诖颂栒傧?，一些知識青年自愿回鄉發展，當時主要以農村戶籍的學生和部分外省青年墾荒隊為主，人數規模較小。1964年隨著黨中央、國務院發布指導知識青年下鄉的綱領性文件《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各地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開始規范化，知青上山下鄉的規模也開始增多，據不完全統計，1964-1966年3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共計516 624人[6]?！拔幕蟾锩遍_始后，隨著招生、考試制度的廢除和社會經濟的衰退，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滯留學校學生總數達1 000多萬人，亟待安排就業。1968年4月，中央轉發黑龍江省革委會關于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報告的批示，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各大中小學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即“四個面向”)來安排畢業生。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編者按中又做了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敝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進入高潮階段，至1980年運動結束時下鄉知識青年已達1 700多萬人[1]254。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相當一部分響應國家號召，到了邊疆地區。據統計，1962-1979年遷移到邊疆省區的知青總人數達851.03萬。其中，1962-1972年的10年間全國城鎮知識青年跨省區下鄉人數為134.75萬人，民族地區安置跨省知青占28.25%[7]180。此外，還有大量民族地區本省(區)的城鎮知青進入基層下鄉。

3.三線建設。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應對復雜的國際政治局勢，改變全國工業布局東西部不平衡的問題，中共中央1964年提出“三線建設”戰略。三線建設主要涉及云南、貴州、四川、青海、甘肅、寧夏等省份或自治區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在當時“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政策號召下，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青年、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民工參與其中，數百萬人口從東部遷移到西部，形成“三線建設移民”。根據國家計委、國家經委1971年3月8日發出的《關于內遷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統計，1964年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結束，全國約有380個項目、145 000名職工、38 000多臺設備從沿海遷往內地，同時還有大約140個項目沒有按照原計劃完成。如果加上未統計在內的國防工業科研單位和地方自行規劃、計劃外的遷移項目，及隨同遷移的職工家屬、遷移民工，三線建設的遷移項目和人數，應遠遠超過了上述數字[8]149-150。據有關統計，1965年至1980年，三線地區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 9.5萬，增長2.46倍，其中工程技術人員由14.21萬增加到33.95萬，增長1.38倍[8]150。

(二)改革開放前的人口流動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盡管改革開放前的大規模移民政策存在一些具體問題，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花了60多億，買了“四不滿意”[1]180，而且只是暫時性的人口遷移，但是從客觀結果來看，這些移民無疑對開發和保衛邊疆、發展邊疆、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揮了不容小覷的作用。

經濟發展方面，移民積極支援地方建設，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如移民修建完成水利、修路建橋、荒地開墾、開發農業基地等工程，補缺了當地勞動力。移民還利用其文化水平較高的優勢，傳播農業先進生產技術，在科學種田、推廣良種、農業生產機械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三線建設移民則通過“三老帶三新”即老基地帶新基地、老廠礦帶新廠礦、老工人帶新工人的辦法，實現了民族地區先進技術的擴散，帶動了當地工業的發展。為支持邊疆工業發展，兵團曾無償移交一批工交建商企業給地方，奠定了邊疆現代工業的基礎，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則直接帶動了民族地區工業格局的調整，初步改變了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據統計，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工業、重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從1952年的約7∶3變為1978年的約6∶4[8]150。

社會交往方面，移民與當地少數民族在同一生產單位勞動、居住、生活，交往頻率大大增加，在長期的相處過程中，他們有的結親、有的成為朋友，相互幫助的例子數不勝數，移民與當地少數民族農牧民通婚比例也明顯增加，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較為普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很多知識青年以和當地農牧民結婚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扎根農村的決心，更是增加了通婚的比例。西藏是漢族人口遷入較少的地區，但是有研究表明漢藏通婚率較多地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9]。此外，有些知識青年在邊疆地區當教師、“赤腳醫生”、獸醫、會計、技術人員等，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增進了各族人民之間的感情。

文化交往方面，人作為文化的載體，人口流動不但是空間位置、地理的遷移，更是一種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流動，其本質在于社會文化的流動[10]。移民在和當地農牧民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勞作中，逐漸建立起了民族間、地區間文化的相互認同并進而促成了雙方文化的變遷與相互融合。一方面，漢族移民往返于邊疆地區與內地之間，他們將內地文化引進、傳播到邊疆地區，潛移默化地影響到當地的文化習俗、傳統觀念和生活習性；另一方面移民也“入鄉隨俗”，將民族地區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文化因子吸收進來，積極學習邊疆少數民族文化。如在內蒙古錫林郭勒東烏珠穆沁呼爾其嘎查插隊的北京知青，他們與牧民們朝夕相處，雙方相互增進語言、飲食、生活習慣等交流，在思想觀念上，知青和牧民們也相互影響，知青對牧區男女嚴格的性別角色分工觀念產生了影響，而知青也逐漸接受了當地早婚等觀念。經過數年的生產、生活交往，這些來自北京的知青對當地有很強的身份認同，都認為自己是“半個蒙古人”[11]576-580?？梢哉f，知識青年在融入民族地區的過程中，增進了牧民們對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形成了雙向的文化融合。

二、改革開放40年來人口流動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78年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經濟結構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型，所有制結構由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在市場的驅動下，資本、技術、信息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實現自由流動，帶動了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城鄉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也使得小城鎮和各大城市陸續放松對農民進城務工的限制，跨區域跨民族流動變得日趨活躍。在西部大開發及城鎮化背景下產生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及人口在不同城鎮間的流動。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人口流動

1.西部大開發背景下的人口流動。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后，伴隨著東部地區的快速崛起，西部地區與東部、中部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影響了國家區域間的經濟社會整合。在此背景下，1999年中央政府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國家發展規劃和各項投資優惠政策的推動下，中央政府、東部沿海地區和境外的大量資金投入到西部各省區。隨著資金、信息、物資的流動，西部地區在建筑業、運輸業、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新增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大量的勞動力從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中部地區向西部各省區流動，也包括部分西部農村人口向省內或在西部省際間城市流動。有學者于2005年先后選取了西部六個城市(烏魯木齊、拉薩、西寧、蘭州、銀川、格爾木)進行了針對西部流動人口狀況的大規模問卷調查。該調查顯示，政府估測的各城市流動人口規模分別為：蘭州市56.9萬、烏魯木齊市48.0萬、拉薩市10～20萬、銀川市14.7萬、西寧市12.3萬、格爾木市5.8萬。從人口特征和就業領域來看，這些流動人口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多數為已婚跨省流動，文化程度以小學、初中畢業生居多，大部分在服務業、個體零售業、非技術體力勞動領域就業。在民族構成上，大部分來自中東部地區的一些人口大省如河南、陜西等地的漢族，也有一小部分來自西部當地農村，如四川、甘肅的少數民族[12]。雖然該調查僅覆蓋6個城市，但是從中仍可窺西部流動人口的大體樣貌。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和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持續實施，由東中部漢族地區向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流動越來越頻繁，流動人口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

2.城鎮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期，投資、產業在城鎮的集中，城鎮化基礎設施的發展等，直接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帶動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人口向城鎮的流動[13]。在城鎮化背景下，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也逐步從封閉走向開放，以經商務工等主要形式涌入市場經濟活躍的東中部城鎮地區，形成了一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大軍。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統計，2010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為168 3.86萬，且從增長速度來看，已超出了漢族流動人口的增長率[14]。甚至有學者預測我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已經超過3 000萬[15]。有學者運用“五普”和“六普”數據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和流動特征進行統計分析得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以青壯年為主；受教育程度較低，但普遍比留守人口要高；從事職業以生產、運輸設備操作等第二產業為主，其次是商業、服務業；流動范圍以省內流動為主，但跨省流動規模逐漸增大，跨省流動主要是流向廣東、浙江、福建、北京、江蘇、上海等發達地區，而且家庭化遷移和定居化趨勢明顯[14]。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2020年我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標志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根據“六普”數據統計，2010年少數民族人口整體的城鎮化水平為32.87%，低于全國城鎮化水平近17個百分點[16]。隨著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仍將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流動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人口流動打破了傳統同一民族“聚族而居”的現狀，改變了原有民族間的空間居住格局，極大地擴展和加深了各民族成員的經濟、社會交往，促進了東、中部文化和西部文化、農牧文化和城市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經濟交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人口在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流動，各民族成員間的經濟交往顯著增多，促進了東部和西部經濟的共融發展。如城鎮化背景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通過向東、中部城市遷移，進入城市就業市場和經濟結構中，一方面彌補了城市發展中勞動力資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根據本民族在某種經濟活動中的語言、文化優勢，經營各種民族特色食品、土特產、民族餐飲等，促進了東、中部城市商業服務業的發展[17]。而西部大開發背景下的漢族流動人口對西部城市的社會經濟生活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調整改變了當地產業結構，使西部的建筑業、運輸業、制造業、商業服務業等逐步發展起來，并帶動了當地經濟及一批中小企業的發展。

社會交往方面，流動突破了傳統民族交往的地理界限，帶來了居住格局的改變，大大增強和提高了各民族成員社會交往的機會和頻率。馬戎教授2005年對西部流動人口的調查顯示，漢族流動人口有52%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54%的人表示與本地人的關系是好的；少數民族中有70%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近六成人認為少數民族與漢族關系是好的[17]?？梢?，西部地區的流動人口與本地人之間的交往關系總體還是正面的。而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的外出流動則使少數民族人口散居化趨勢越來越明顯，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有43個少數民族在各省區市都有分布，分布范圍最小的民族也遍及25個省區市，少數民族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城市已經達到12個，56個民族齊全的城市已經有13個[18]。人口的散居化分布使各民族之間社會交往明顯增多，各民族的婚姻觀也出現了很大變化，“族內婚”觀念逐步淡化，異族通婚越來越被認可和接受，異族間通婚現象增多，而且有研究顯示，少數民族流入的城市規模越大、現代化程度越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異族通婚的意愿越強[19]。

文化交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遷移在促進民族間經濟、社會交往，擴展族際交往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也促進了以農牧經濟為主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以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文化之間的互動與融合。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相互學習語言，隨著各民族間交往越來越頻繁及市場經濟的驅動，少數民族逐漸認識到只懂得本民族語言不但會限制與外界的交往，而且在市場經濟中也無法獲得發展機會，因此，在少數民族內部能夠掌握漢語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一些西部的漢族流動人口由于工作、交往需要，也開始主動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二是文化觀念、生活方式上相互影響。少數民族在同漢族的交往中，逐步從最初引入競爭的不適應到接受新的市場觀念、知識、信息，市場競爭和相互合作意識逐漸得到增強，城市舒適、便捷、時尚、科學的現代化生活方式，對少數民族的行為方式、娛樂休閑、傳統服飾、居住建筑、飲食結構、藝術形式等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而漢族在和少數民族交往中，逐步增進了對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包括少數民族服飾、傳統音樂、風味飲食、特色產品等的了解、認同與欣賞，并逐漸將其發展為現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經驗與挑戰

總的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各民族人口流動突破了民族交往的傳統地理限制和居住形式局限，使民族人口的空間分布更為均勻，加強了各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促進民族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不同時期，人口流動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揮作用的宏觀社會基礎和交往特征卻是不斷變遷的，在新時期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改革開放前30年的人口流動以東部和中部地區的漢族人口向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流動為主，是在計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總體型社會”結構模式背景下發生的?！翱傮w型社會”的基本特征為政治、經濟與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大系統高度重合、國家與社會合為一體、資源和權力高度集中，國家具有很強的動員與組織能力[20]。整個國家按照統一計劃、集中管理、總體動員的原則被組織起來，國家統一控制和分配勞動力、資金、產品、原材料、技術等，極為強調“集中和統一”及“全國一盤棋”。國家通過增加人民對國家總體目標和組織榮譽的認同進行思想政治動員，推動全國范圍內一批批來自東中部發達地區的知識青年、學生、工人、年輕干部、轉業軍人等紛紛帶著革命理想，自愿投入到支援邊疆建設中，以實現個人的價值。而民族地區經過建國初期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后，各民族空前團結，對社會主義建設抱有極大的革命熱情，積極響應和服從“總體型社會”的各種安排，支持國家的各種戰略部署和人口流動政策落實，與這些來自東中部發達地區的漢族移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家園，在生產生活上互幫互助，文化上互相學習、互相交流。該時期各民族的交往多集中于民族地區的農村、山區等，民族交往呈現出較為封閉、群體性交往的特點，集體所有制時期共同的社會組織管理方式大大提升了不同民族成員交往接觸機會的獲得。在政府的統一組織下，屯墾戎邊中兵團軍事化的管理、上山下鄉運動中的農村生產互助合作社及“三線建設”中企業單位制的生產生活管理方式，使得漢族移民和少數民族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共同的生產生活中，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大大增強，形成了融洽的民族關系。

改革開放后40年在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的推進下，人口流動進入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呈現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雙向流動的態勢，既有西部少數民族人口向東部沿海地區的漢族聚居區的流動，也有東部和中部的漢族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區的流動，且以市場化流動為主，流動動機主要為經商、務工。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基礎作用日益凸顯，在市場的支配下，各族勞動力就業逐步從農業部門向工業、商業服務業轉型，從農牧民轉變為擁有一定就業技能、熟悉現代經濟活動的工人。一方面這有利于各民族成員被整合進全國統一的市場經濟共同體中，進行經濟、社會、文化交往，但另一方面市場原則也加劇了各族人員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部分少數民族成員由于語言、技能等因素，在統一的就業市場競爭中還處于劣勢。此外，改革開放以來，城市逐步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臺，市場、交換成為各族成員社會交往的重要紐帶，城市不同民族成員間職業的分工合作、社區生活的交往接觸、流動人口在不同地區間的流入與流出，使城市民族間的交往廣泛又開放，族際交往無處不在，在交往形式上呈現出非組織性的個體交往的特點，伴隨個體間交往機會的增加，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新矛盾。未來如何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型背景下，整合協調好各民族成員間的利益、構建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與社區環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期民族工作面臨的新挑戰。相信未來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這些問題與挑戰將不斷得到解決，也必將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更深層次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