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啟動范式下可成字部件的位置效應*

王 丹 王 婷 秦 松 張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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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啟動范式下可成字部件的位置效應

王 丹 王 婷 秦 松 張積家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國家民委民族語言文化心理重點研究基地、 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民族心理與教育重點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

可成字部件在漢字中的位置和功能多種多樣。實驗1采用部件啟動范式考察在漢字識別中可成字部件在不同位置的功能。啟動刺激為處于三種位置(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的可成字部件, 目標刺激為包含這三種位置可成字部件的漢字, 要求被試對目標字做詞匯判斷。實驗2結合部件啟動范式和視覺搜尋范式探查可成字部件在不同位置的功能。結果表明：(1)可成字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的啟動效應強于處在義符位置時。(2)可成字部件作義符時的啟動作用只出現在處于主要義符位置時。(3)處在聲符位置的可成字部件啟動不僅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還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但阻礙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4)當啟動部件處于次要義符位置時, 不影響對包含相關部件的漢字的識別。整個研究表明, 部件位置效應不僅包含部件位置對漢字識別的影響, 還包含部件位置頻率對漢字識別的影響。

義符; 聲符; 可成字部件; 部件啟動; 位置效應

1 引言

漢字從結構上可以分為獨體字和合體字。獨體字是只以筆畫為單位構成的漢字, 無偏旁之分。合體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構成的漢字, 包含有兩種：一種從組合成分上顯示字義, 如“男”, 從田從力, 表示用力在田間耕作; “鳴”, 從口從鳥, 表示鳥叫。這一類字被稱為會意字; 另一類字由兩個部件組合在一起, 一個部件表示整字的字義, 一個部件表示整字的字音。如“睜”, 從目爭聲, 表示張開眼睛; “根”, 指草木之根, 從木艮(gèn)聲; “經”指經緯, 從糸巠(jīng)聲。這一類字被稱為形聲字。根據《現代中文詞典》, 形聲字在7000常用漢字中占81% (Li & Kang, 1993)。形聲字由義符(表義)和聲符(表音)構成。義符又稱為意符、形符或者形旁, 是與形聲字在意義上有聯系的部件; 聲符又稱聲旁, 表示形聲字的讀音。在形聲字中, 一些部件只可以作義符, 如“氵”、“忄”, 它們屬于不成字部件(或不成字義符), 另一些部件既可以作義符, 也可以作聲符, 如“立”、“蟲”、“目”等。這些部件本身就是獨體字, 可以稱之為“(可)成字部件”。漢字認知研究不僅應該關注漢字整體的性質, 還應該關注構成部件的性質及其位置。

作為形聲字的重要部分, 部件在認知加工的作用吸引了眾多的心理語言學家關注。在漢字認知中, 部件作為漢字加工的基本單元和漢字的亞詞匯成分, 也具有表征和加工(劉燕妮, 舒華, 軒月, 2002; 彭聃齡, 王春茂, 1997; 張積家, 盛紅巖, 1999; 張武田, 馮玲, 1992; Zhou, Peng, Zheng, Su, & Wang, 2013)。形聲字認知既可以依據義符線索, 義符可以起促進作用, 也可以起干擾作用(陳新葵, 張積家, 2008; 陳新葵, 張積家, 2012; 方燕紅, 張積家, 2009; Williams, 2013; 張積家, 陳新葵, 2005; 張積家, 方燕紅, 陳新葵, 2006; 張積家, 彭聃齡, 1993; 張積家, 彭聃齡, 張厚粲, 1991; 張積家, 王娟, 陳新葵, 2014; 張積家, 張厚粲, 彭聃齡, 1990), 也可以依據聲符線索(張厚粲, 舒華, 1989; 張積家, 姜敏敏, 2008)。佘賢君和張必隱(1997)采用啟動范式分別探討了形聲字心理詞典中義符線索和聲符線索的作用, 發現義符線索的作用比聲符線索更大, 義符線索、聲符線索對低頻字的影響比對高頻字的影響更大。

漢字部件具有功能和位置兩種屬性。從位置來看, 漢字部件具有位置確定性, 不同位置的部件所提供的信息不一樣, 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也不相同(韓布新, 1994, 1996, 1998; 周新林, 曾捷英, 2003)。有研究發現, 在漢字識別中, 右部件的作用大于左部件, 左部件的頻率與位置合法性受右部件制約, 而右部件卻無此限制(馮麗萍, 1998a)。Taft, Zhu和Peng (1999)認為, 右側含有高頻部件的漢字比右側含有低頻部件的漢字識別更快。在假字識別中, 右部件的作用也比左部件更加重要(Peng & Li, 1995)。對歐美學生而言, 右部件和下部件的作用比左部件和上部件更強(馮麗萍, 盧華巖, 徐彩華, 2005)。但也有研究發現了不同證據。羅艷琳等人(2010)發現, 被試對下部件分辨最難, 對左部件反應最快。Hsiao (2011)發現, 注視線索位置(左右)與義符結合度之間存在交互作用：線索在左時, 義符構字數少的字在語義判斷中反應更快、更準, 義符構字數多的字在語義判斷中反應更慢、更不準確。在印叢、王娟和張積家(2011)的研究中, 實驗2發現, 與目標字左、右部件相同的啟動刺激均能夠促進掩蔽啟動范式中對漢字的命名, 對與啟動字右部件相同的目標字的反應顯著快于對與啟動字左部件相同的目標字, 單字詞特有的命名的字形位置效應是：右部件的啟動量顯著大于左部件。實驗3采用圖–詞干擾范式發現, 右部件的啟動量也顯著大于左部件。張積家、王娟和印叢(2014)發現, 在漢字的視覺加工中, 讀者對部件空間位置的注意加工優勢受聲符位置調節。對左形右聲結構的漢字, 被試更多地注意字的右邊; 對右形左聲結構的漢字, 被試更多地注意字的左邊。這說明, 在漢語讀者的正字法意識中, 存在著“左側釋義, 右側釋音”的部件位置–功能聯結。在通達形聲字的語音和語義過程中, 與義符相比, 聲符更具有注意資源優勢, 這種優勢在語音提取中更加明顯：聲符無需依賴義符的信息便可以相對獨立地激活整字的語音, 但聲符需要義符的配合才能夠提取整字的語義。

已有的部件研究大都立足于義符通達整字語義、聲符通達整字語音的角度, 而且大都從形聲字的結構出發, 只有少數研究關注部件的位置(Ding, Peng, & Marcus, 2004; 馮麗萍等, 2005; 彭聃齡, 郭瑞芳, Conrad Perry, 2006; 印叢等, 2011), 或者從部件位置角度關聯義符和聲符的作用(張積家等, 2014)。Wu, Mo, Tsang和Chen (2012)采用多種范式考察了位置普遍性(position-general)部件與位置特異性(position-specific)部件在漢字認知中的作用及其時間進程, 發現位置普遍性部件和位置特異性部件都影響漢字認知, 但位置特異性部件的效應出現得更早, 持續時間也更長。位置普遍性部件是指漢字部件的呈現位置多樣化, 不僅出現在義符位置, 也出現在聲符位置。例如, “米”在“粉”中為義符, 在“咪”中為聲符。但是, 該研究并未進一步考察位置普遍性部件處在不同位置時對漢字認知的影響。馮麗萍(1998b)發現, 部件位置頻率影響詞匯判斷。從理論上說, 每一可成字部件都可以出現在漢字的不同位置上, 但是, 同一部件出現在漢字不同位置上具有不同的表征和加工特點。這是因為在部件位置合法性的前提下, 部件的位置頻率不同。但是, 已有研究并未區分部件位置與部件位置頻率的作用, 也未考察可成字部件處在漢字不同位置時的認知效應。

李國英(1996a)分析發現, 在72個高頻義符中, 有53個義符還可以作聲符, 其中, 有35個高頻義符作聲符時的構字量超過了3個。雖然這些部件的主要功能是作義符, 但在少數漢字中卻作聲符。一些部件在義符位置上也存在著主次之分。例如, “口”作義符時主要處于字的左邊, 如“聽”; 但在其他字中位于字的下邊, 如“吾”。因此, 相對于“位置普遍性部件” (position-general character)的概念, 筆者提出了“多位置部件” (poly-position character)的概念。因為“位置普遍性部件”的概念只考慮了部件的多位置性, “多位置部件”卻根據部件在漢字中所處的空間位置及其頻率來分類。根據部件在漢字中位置出現次數的多少, 可以將部件位置區分為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和聲符位置。例如, “馬”作部件時主要出現在形聲字的左半部, 如“馳”、“駛”。因此, 可以稱左半部為“馬”的主要義符位置; 但也有少量的“馬”作義符時出現在形聲字的下半部, 如“駕”、“駑”。因此, 可以稱下半部為“馬”的次要義符位置; “馬”還可以作聲符, 如“螞”、“媽”。因此, 可以稱右半部為“馬”的聲符位置。

以往關于義符在漢字認知中作用的研究均采用了整字啟動范式或整字語義決定范式, 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會引入了整字的“污染”。雖然可以通過實驗設計來分離義符的作用, 但是, 義符與整字的作用仍然難以絕然分離。為了更準確地探討義符在漢字認知中的作用, 張積家等人創建了義符啟動范式。采用義符啟動范式, 就能夠更加純正地探討義符的語義與語法的激活過程。張積家與章玉祉(2016)運用義符啟動范式發現, 不成字義符和成字義符的語義、語法激活過程存在著差異。不成字義符的語義激活只在啟動的中期出現, 語法信息未見激活; 成字義符的語義信息一直處在激活狀態, 而且在啟動的晚期其語法信息也激活了。章玉祉與張積家(2017)繼續采用義符啟動范式, 考察不同加工深度任務中家族大小和類別一致性對義符語義激活的影響, 發現在詞匯判斷中, 家族大小影響義符的語義激活, 大家族義符的語義不容易激活, 小家族義符的語義容易激活。在語義相關判斷中, 類別一致性影響義符的語義激活, 類別一致性高的義符的語義容易激活。將義符啟動范式稍加改變, 擴展到聲符啟動, 就成為部件啟動范式。運用部件啟動范式, 就能夠更加明晰地考察在漢字認知中的部件位置效應。即, 對可以出現在漢字不同位置的部件, 探究不同位置部件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例如, 處在聲符位置的部件的啟動作用是否大于處在義符位置的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的部件能否啟動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處在次要義符位置的部件是啟動還是抑制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因此, 本研究通過匹配漢字的使用頻率(均為高頻字)、筆畫數等因素, 通過部件啟動范式來探究不同位置的可成字部件的認知效應。實驗1采用部件啟動范式探尋可成字部件的部件位置效應, 實驗2結合部件啟動范式與視覺搜尋范式, 進一步探尋可成字部件的部件位置效應。

2 實驗1：部件啟動范式下可成字部件的位置效應研究

2.1 被試

60名漢族本科生, 平均年齡為20.4歲, 視力正?；虺C正后正常。其中, 男生27名, 女生33名。分為兩組, 每組有30名被試, 被試的男女比例大體平衡。

2.2 設計

2(啟動類型：部件啟動/控制啟動) × 3(啟動部件位置：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 × 3(目標字類型：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混合設計。啟動類型是被試間變量, 兩組被試各有30人, 其他變量為被試內變量。部件啟動包含處在三種位置的同一部件, 控制啟動條件的啟動刺激都是“***”。兩組被試的目標刺激都是包含三種處在不同位置的同一部件的漢字。

2.3 材料

包括啟動刺激(三種不同位置的部件)和目標刺激(包含三種位置部件的漢字)。

首先, 根據位置多樣性的標準挑選出25個常見義符, 這些義符亦可以作聲符, 而且在作義符時的位置不固定(即有多個義符位置)。匹配這些部件作聲符時的可命名性, 刪除聲符可命名性最低的兩個義符。30名不參加實驗的大學生對義符做熟悉性評定, 刪除熟悉性在± 2.5之外的義符, 最后得到了20個可成字義符, 分別是：石、火、口、田、白、米、土、馬、蟲、工、日、山、耳、貝、立、木、子、文、目、女。根據《現代漢語常用字表》(3500常用漢字), 統計這些可成字部件在形聲字不同位置的構字頻率。結果表明, 絕大多數多位置部件的主要功能是作義符, 而且作義符時的位置多樣化?？沙勺植考谧髁x符時的主要位置在左, 頻率在25%~85.3%之間, 平均頻率為55.42%?？沙勺植考谧髁x符時的次要位置在下、上、右、中, 頻率在10%~39.3%之間, 平均頻率為21.97%?？沙勺植考谧髀暦麜r的位置在右、上、下、中, 頻率在3.2%~57.9%之間, 平均頻率為22.43%。

根據部件位置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3500常用漢字)中挑選漢字, 將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的啟動部件各匹配3個目標漢字(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對包含多種聲符位置的部件, 選材時盡量保證位置的同一性。最終需要確定的每組漢字各有60個(每一部件在每一位置各有3個對應的漢字), 共有180個漢字。但是, 由于受實際漢字材料的限制, 有6個部件在選材時未能夠達到完全匹配(其中1個部件在主要義符位置只匹配了2個漢字, 5個部件在聲符位置只匹配了2個漢字), 最終確定了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數量分別為59個、60個和55個, 共有174個漢字。匹配三組漢字的詞頻和筆畫數, 材料的信息見表1。實驗前將所有的目標字打印在紙上交給被試, 確保被試熟悉所有漢字以后才開始實驗。

表1 目標漢字的信息表

注：詞頻選自北京語?學院編《現代漢語頻率詞典》1986年版。

統計分析表明, 三組漢字的平均筆畫數差異不顯著,(2, 171) = 2.33,> 0.05; 平均字頻差異不顯著,(2, 171) = 2.33,> 0.05。通過Windows自帶軟件Truetype制造出174個假字作為填充刺激。

2.4 儀器與程序

IBM臺式機, 采用E-Prime 2.0軟件編程。實驗程序是：先在計算機屏幕的中央呈現注視點300 ms, 然后出現義符啟動或控制啟動, 啟動刺激的呈現時間為500 ms, 保證視覺系統能夠對漢字字符進行充分的加工, 也保證字符在腦內的加工過程基本完成(羅艷琳等, 2010)。隨后出現目標刺激, 要求被試對目標刺激做真假字判斷：如果是真字, 按下F鍵; 如果是假字, 按下J鍵。半數被試的按鍵方式按此規定, 半數被試的按鍵方式相反。然后是300 ms的空屏, 再進入下一試次。計算機自動記錄被試的反應時與反應正誤, 計時單位為ms, 誤差為±1 ms。實驗流程見圖1。

圖1 實驗1流程圖

表2 目標字詞匯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與平均錯誤率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下同。

2.5 結果與分析

只分析對真字的反應。反應時分析時刪去錯誤反應和± 2.5之外的數據。被試對各類字的平均反應時和平均錯誤率見表2。

對控制啟動組和部件啟動組的反應時分別做方差分析。對部件啟動組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部件啟動位置類型的主效應不顯著,(2, 87) = 0.44,> 0.05,(2, 51) = 0.32,> 0.05。目標漢字類型的主效應顯著,(2, 174) = 9.62,< 0.01, η= 0.10,(2, 102) = 4.67,< 0.01, η= 0.10。部件啟動位置類型與目標漢字類型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4, 174) = 5.78,< 0.001, η= 0.12, 項目分析不顯著,(4, 102) = 1.53,> 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被試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顯著快于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 0.01,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與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卻無顯著差異,> 0.05; 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對三類漢字的反應時差異均不顯著,> 0.05; 當啟動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顯著快于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 0.01,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顯著快于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反應時,< 0.01。對控制啟動組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三類漢字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2, 87) = 0.05,> 0.05,(2, 171) = 0.54,> 0.05。錯誤率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 部件啟動組的各種主效應和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0.05; 控制啟動組對三類漢字的錯誤率差異亦不顯著,s > 0.05。

與控制啟動組相比, 部件啟動組對各類漢字的反應時的凈啟動量見表3。

分別將部件啟動組在9種條件下的反應時與控制啟動組對三類目標漢字的反應時做獨立樣本檢驗。結果表明, 在“主要義符位置部件啟動?識別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條件的反應時顯著快于“控制啟動?識別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條件,(58) = 2.76,< 0.01,= 0.72,(76) = 3.10,< 0.01,= 0.70, 凈啟動量為?47 ms; 在“聲符位置部件啟動?識別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條件的反應時也顯著快于“控制啟動?識別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條件,(58) = 2.31,< 0.05,= 0.61,(77) = 2.58,< 0.05,= 0.58, 凈啟動量為?25 ms; 在“聲符位置部件啟動?識別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條件的反應時顯著快于“控制啟動?識別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條件,(58) = 2.40,< 0.05,= 0.63,(73) = 4.01,< 0.05,= 0.93, 凈啟動量為?39 ms。處在次要義符位置的部件對三類漢字的識別均無啟動效應,> 0.05。即, 當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能夠啟動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漢字和包含聲符位置部件漢字的識別; 當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能夠啟動包含聲符位置部件漢字和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漢字的識別; 當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對三類漢字的識別均無啟動效應。這說明, 部件處在不同位置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表3 部件啟動組對各類目標漢字的凈啟動量(ms)

注：*< 0.05, **< 0.01, ***< 0.001, 下同。

3 實驗2：視覺搜尋范式下可成字部件的位置效應研究

視覺搜索范式(Visual Search Task)是近年來眼動研究使用較多的實驗范式。在計算機屏幕上呈現一個視覺刺激矩陣, 要求被試找出與其它刺激類別不同的靶刺激。這種范式可以區分出注意警覺和注意脫離困難。如果在矩陣中搜索某類刺激的時間比搜索其他類的刺激快, 就表明被試對該類刺激存在著注意警覺; 如果在矩陣中搜索某類刺激的時間比搜索其他類的刺激慢, 就表明被試對該類刺激存在著注意脫離困難。研究發現, 人類個體普遍對負性情緒刺激存在著注意警覺(Miltner, Krieschel, Hecht, Trippe & Weiss, 2004)。在語言認知中, 如果某一詞語或者概念被激活了, 被試對與該詞語或者概念對應刺激的注視也會多于對其他刺激的注視(閆國利, 巫金銀, 胡雯雯, 白學軍, 2010)。實驗2將視覺搜尋范式與部件啟動范式相結合, 如果在部件啟動下被試對包含相同部件的漢字的注視時間更長、注視點更多, 就說明被試對該漢字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 說明啟動部件影響了對包含相應部件的漢字的加工。

3.1 被試

56名漢族大學生, 平均年齡為20.2歲, 男生26名, 女生30名。視力正?；虺C正后正常, 未參加實驗1。分為兩組, 每組28名, 男女比例均衡。

3.2 設計

2(啟動類型：部件啟動/控制啟動) × 3(啟動部件位置：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混合設計。其中, 啟動類型為被試間變量, 啟動部件位置為被試內變量。

3.3 材料

包括啟動刺激(三種不同位置的部件)和目標刺激(包含四個漢字的四方格圖片)。義符(共20個)和漢字的選擇同實驗1。區別在于每一義符在三種啟動位置(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都匹配了四個漢字[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包括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填充漢字(半數為無相關部件的真字, 半數為有相關部件的假字)]。四個漢字隨機組成了一個四方格圖片。實驗共包含60張四方格圖片, 共包含了240個漢字(由于選材限制, 有6個漢字并不符合實驗材料的嚴格標準, 但為了實驗的完整性, 必須保證每幅圖片的4個漢字, 故仍然使用了), 其中, 60個為填充漢字。在填充漢字中, 30個為真字, 30個為假字。

3.4 儀器和程序

Eyelink 1000眼動儀, 由兩臺19吋的計算機通過以太網連接組成。一臺計算機顯示實驗材料, 另一臺計算機負責記錄眼動。屏幕分辨率為1024×768像素。數據采樣率為1000次/秒。眼動儀追蹤分辨率閾限值為瞳孔直徑的0.2%, 眼睛的注視和運動通過頭盔上的兩個微型紅外攝像機輸入計算機。被試用雙眼觀察刺激, 對一半被試記錄右眼的數據, 對另一半被試記錄左眼的數據。顯示器屏幕與被試眼睛的距離約為80 cm, 屏幕刷新率為150 Hz。材料的呈現與眼動的記錄由專用軟件完成。

在每段實驗開始之前, 進行校準以保證記錄眼動軌跡的精確性。每次校準都包括刻度標示(calibration)、刻度確認(validation)和漂移修正(drift correct)。在刻度標示中, 9個校準點(白色小圓點)會依次隨機地出現在屏幕中心或四周。當校準點隨機出現時, 要求被試注視該點, 直至該點消失?？潭葮耸竞筮M行刻度確認, 仍然出現9個校準點, 程序和刻度標示一樣。如果刻度確認成功, 接著進行一次漂移修正, 一個校準點會隨機地出現在屏幕的中心或者四周, 要求被試注視它。校準成功以后, 方可以進入正式實驗。

首先在計算機屏幕的中央呈現注視點300 ms, 然后出現部件啟動或控制啟動(***), 啟動刺激的呈現時間為300 ms, 隨后出現了四方格圖, 要求被試對目標刺激做有無假字的判斷：如果在四方格圖中沒有假字, 被試就按下F鍵; 如果在四方格圖中有假字, 被試就按下J鍵。半數被試的按鍵方式按此規定, 半數被試的按鍵方式相反。如果被試在1500 ms內未反應, 系統自動進入下一試次, 并將該試次記錄為錯誤反應。實驗程序見圖2。

3.5 結果與分析

3.5.1 行為數據分析

分析時刪除2名正確率低于90%的被試(部件啟動組和控制啟動組各1名)的數據, 反應時分析時刪除錯誤反應及± 2.5之外的數據, 結果見表4。

部件啟動組的反應時的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部件位置的主效應不顯著,(2, 78) = 1.96,> 0.05,(2, 171) = 1.05,> 0.05。部件啟動組的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啟動部件位置的主效應也不顯著,(2, 78) = 2.12,> 0.05,(2, 171) = 1.73,> 0.05。

圖2 實驗2流程圖

表4 被試假字搜尋的平均反應時(ms)與平均錯誤率

將部件啟動組與控制啟動組的平均反應時做獨立樣本檢驗。結果表明, 部件啟動組的平均反應時顯著慢于控制啟動組,(52) = 2.10,< 0.05,= 0.58,(346) = 2.98,< 0.05,= 0.32, 凈啟動量為30 ms, 表明部件啟動抑制了對假字的搜索反應。分別將部件啟動組三種啟動位置的平均反應時與控制啟動組的平均反應時做獨立樣本檢驗。結果表明, 主要義符位置部件啟動的平均反應時顯著慢于控制啟動組,(52) = 2.23,< 0.05,= 0.59,(346) = 4.01,< 0.05,= 0.43, 凈啟動量為39 ms; 聲符位置部件啟動的平均反應時也顯著慢于控制啟動組,(52) = 2.45,< 0.05,= 0.63,(346) = 4.12,< 0.05,= 0.42, 凈啟動量為40 ms; 次要義符位置部件啟動的平均反應時與控制啟動組的平均反應時差異不顯著,(52) = 0.56,> 0.05,(346) = 0.48,> 0.05。分別將啟動組三種部件位置啟動的平均錯誤率與控制啟動組的平均錯誤率做獨立樣本檢驗, 發現三種部件位置啟動的平均錯誤率與控制啟動組差異均不顯著,> 0.05。

3.5.2 眼動數據分析

去除眼動數據不穩定(經過9點校正以后, 頭部有運動、偏離校正位置或注視點個數過少)的被試及判斷正確率低于90%的被試共5名, 有效被試為51名, 部件啟動組有25名被試, 控制啟動組有26名被試。主要興趣區[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以A示之)、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以B示之)、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以C示之)]的眼動數據見表5。

與控制啟動組相比, 部件啟動組各類興趣區眼動指標凈啟動量見表6。

(1)各類漢字的總注視時長分析

對部件啟動組在三種啟動位置下各興趣區的注視時長做3(啟動部件位置：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3(目標漢字類型：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漢字、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漢字、包含聲符位置部件漢字)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 部件啟動位置的主效應不顯著,(2, 72) = 1.41,> 0.05,(2, 51) = 1.30,> 0.05。目標漢字類型的主效應顯著,(2, 144) = 6.48,< 0.01, η= 0.10,(2, 102) = 5.91,< 0.01, η= 0.10。啟動位置類型與目標漢字類型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邊緣顯著,(4, 144) = 2.41,= 0.052, η= 0.09, 項目分析不顯著,(4, 102) = 1.81,> 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當部件啟動位置為主要義符位置時, 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總注視時長顯著長于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 0.05; 當部件啟動位置為聲符位置時, 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總注視時長也顯著長于包含次要位置部件的漢字,< 0.05; 當部件啟動位置為次要義符位置時, 三個興趣區的總注視時長沒有顯著差異,0.05。

表5 各主要興趣區的眼動指標均值

表6 部件啟動組各類興趣區眼動指標的平均凈啟動量(ms)

將9種條件下部件啟動組與控制啟動組的平均總注視時長做獨立樣本檢驗。結果發現, 在主要義符位置部件啟動下,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總注視時長顯著長于控制啟動,(49) = 3.79,< 0.001,= 1.09,(76) = 3.94,< 0.001,= 0.90, 凈啟動量為39 ms。在聲符位置部件啟動下,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總注視時長顯著長于控制啟動,(49) = 2.58,< 0.05,= 0.73,(77) = 3.44,< 0.05,= 0.79, 凈啟動量為29 ms; 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總注視時長顯著長于控制啟動,(49) = 2.92,< 0.01,= 0.82,(73) = 3.67,< 0.01,= 0.87, 凈啟動量為34 ms。其他條件的啟動效應均不顯著,> 0.05。

這說明, 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不影響任何形式的包含該部件漢字的識別。當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能夠影響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被試對該類漢字的注視時間更長, 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當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不僅影響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還影響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被試對這兩類漢字的注視時間更長, 也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對三類漢字的識別均無顯著的影響。

(2)各類漢字注視點個數分析

對部件啟動組在三種啟動位置下對各類漢字的注視點個數做3(啟動部件位置：主要義符位置、次要義符位置、聲符位置)×3(目標漢字類型：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漢字、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漢字、包含聲符位置部件漢字)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 啟動部件位置的主效應不顯著,(2, 72) = 0.56,> 0.05,(2, 51) = 0.48,> 0.05。目標漢字類型的主效應顯著,(2, 144) = 10.93,< 0.01, η= 0.13,(2, 102) = 9.33,< 0.01, η= 0.10。啟動部件位置與漢字類型的交互作用顯著,(4, 144) = 5.34,< 0.001, η= 0.23,(4, 102) = 4.77,< 0.001, η= 0.12。簡單效應分析發現,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于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 0.01, 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也顯著多于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 0.05。當啟動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與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均顯著少于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 0.01,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也顯著少于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 0.05; 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對三類漢字的注視點個數之間無顯著差異,> 0.05。這說明, 部件處在不同位置對漢字識別的影響是不同的。

分別將部件啟動組在9種條件下與控制啟動組在3種條件下的平均注視點個數進行獨立樣本檢驗。結果表明, 在主要義符位置部件啟動下,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于控制啟動組,(49) = 2.07,< 0.05,= 0.59,(76) = 2.86,< 0.05,= 0.65, 凈啟動量均為0.2個。在聲符位置部件啟動下, 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于控制啟動組,(49) = 3.23,< 0.01,= 0.92,(77) = 4.96,< 0.01,= 1.13, 凈啟動量為0.3個; 在聲符位置部件啟動下,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亦顯著少于控制啟動組,(49) = –2.11,< 0.05,= 0.60,(73) = ?2.89,< 0.05,= ?0.68, 凈啟動量為–0.2個。

這說明, 當啟動部件位置為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產生了負啟動效應, 比起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 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所獲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少, 說明它們所獲得的注意少。當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對包含主要義符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 當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聲符部件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 說明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

因此, 實驗2表明,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時間更長, 注視點個數更多, 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 這會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當啟動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時間更長、注視點個數更多, 亦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 這會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同時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的部件漢字的注視時間也更長,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更少, 這會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抑制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無論促進效應還是阻礙效應均不存在。

4 討論

Ding等人(2004)利用啟動范式發現, 同一部件對包含位置相同部件的漢字的認知起易化作用, 對包含位置不同部件的漢字的認知起抑制作用。該研究只說明了在漢字認知中存在著部件位置效應, 這種位置效應既可以是促進作用, 也可以是抑制作用, 但未詳細區分部件位置和部件位置頻率的作用。本研究進一步證實了部件位置效應的存在, 同時還發現了不同類型的部件位置效應和部件位置頻率效應。實驗1顯示,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卻無法促進對包含其他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當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不僅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還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當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無法啟動對任何類型的包含此部件的漢字的識別。實驗2表明,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和聲符位置時, 與控制啟動組相比, 假字搜尋的時間更長; 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假字搜尋的時間與控制啟動組相比無顯著差異。所以如此, 是因為部件啟動導致了部件表征的激活, 當四方格中包含有與啟動部件處在相同位置部件的漢字時, 被試會投入更多的注意, 出現了注意脫離困難, 因而延緩了搜尋時間。這一推論亦為眼動研究的數據所證實。實驗2發現,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與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總注視時長更長; 當啟動部件處在次要義符位置時, 對不同類型的目標字的注視時長無影響。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 當啟動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多,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注視點個數顯著少。這說明,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阻礙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當啟動部件處在聲符位置時, 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阻礙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因此, 部件位置的啟動效應并不是同方向的和等價的：在部件位置合法性的前提下, 部件位置不同確實導致了啟動效果的不同, 不同頻率的位置會帶來了啟動效果的差異。概括地說, 可成字部件在聲符位置時, 對漢字識別的啟動作用要大于在其他位置(主要義符位置和次要義符位置)時; 同樣是處在義符位置的部件, 在漢字識別中的啟動作用大小由位置頻率來決定, 位置頻率高的主要義符位置部件在漢字識別中的啟動作用更大。部件啟動效應的大小依次是：聲符位置部件 > 主要義符位置部件 > 次要義符位置部件。所以如此, 主要有如下原因：

(1)可成字部件在聲符位置時更容易引起閱讀者的注意。雖然可成字部件在聲符位置時的構字頻率較低, 但是, 可成字部件在聲符位置時的啟動效應卻最強。張積家等(2014)發現, 在漢字的視覺加工中, 閱讀者對部件空間位置的注意加工優勢受聲符位置調節。對左形右聲結構的漢字, 被試更多地注意字的右邊, 對右形左聲結構的漢字, 被試更多地注意字的左邊。本研究為這一發現提供了新的證據。處在聲符位置的可成字部件促進了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也促進了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但處在義符位置(無論是主要義符位置還是次要義符位置)的可成字部件卻不能夠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這說明, 可成字部件處在聲符位置的啟動效應要強于處在義符位置的啟動效應。

漢字是以左義右聲結構為主的文字系統。對聲符的注意優勢并不符合人們從左到右的閱讀習慣。如果遵循從左到右的閱讀習慣, 處在漢字左邊的義符位置應該最具有啟動優勢。然而, 本研究卻發現, 義符無論是處在主要義符位置還是處在次要義符位置, 啟動效應都沒有聲符強。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1)聲符比義符在視覺上更占有優勢。在一般情況下, 視野中占據較大面積的刺激更容易吸引個體的注意。同一部件雖然在作聲符時和作義符時的筆畫一樣, 但在漢字中所占的面積卻不相同, 部件在作聲符時所占的面積和比例往往大于在作義符時。這是由于漢字是方塊字, 當一個漢字充當了另一個左右結構漢字的義符時, 往往采取了“窄化”的形式, 而在作聲符時, 構字時卻較少采用“窄化”的形式(張積家等, 2014)。(2) “義符釋義, 聲符釋音”的正字法意識的影響。義符具有指義功能, 聲符的指義功能亦不可忽視。事實上, 形聲字之所以產生, 不是為了表音, 而是為了別義。聲符是形聲字的主要構件, 聲符相同的一組漢字往往具有共同的語義。如“戔”, 小也, 小水曰“淺”, 小金曰“錢”, 小絲曰“線”, 小歹曰“殘”, 小貝曰“賤”, 小紙曰“箋”。宋代的王圣美最早發現了這一規律, 提出了“右文說”, 對形聲字“聲中兼義”的現象進行了概括?！坝椅恼f”的核心就是形聲字的“聲兼義”現象(周曉飛, 2009)。張積家(2007)發現, 當左形右聲結構的形聲字為啟動字時, 可以激活與其聲符有語義聯系的目標字, 如“娘”激活“優”, “梧”激活“我”, “好”激活“兒”, 等等。這表明, 聲符的激活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語義激活。然而, 顧名思義, 聲符更具有指音的功能。雖然可成字部件可以發音, 但是, 當它們在整字中處在義符位置時, 其指音功能往往被指義功能所替代, 至少是大大削弱了。林泳海和張必隱(1999)發現, 在詞匯判斷中, 單字詞的音韻無啟動效果, 說明中文的視覺認知可以直通語義, 單字詞在命名中以及同韻雙字詞在詞匯判斷中存在啟動效應, 表明音韻在詞匯通達中有作用, 說明在中文閱讀中存在著語音通路。他們認為, 在中文詞認知中, 由形至義的通路與語音通路均存在。在部件啟動時, 由于啟動時間超過了300 ms, 啟動了字符的形和音, 被試在真假字判斷時會受字音的影響。當啟動部件與目標字具有語音聯系時, 就更容易被啟動。(3)義符與聲符雖然都具有指義功能, 但分工不同。張積家等(2014)指出, 形聲字的聲符表義與義符表義具有不同特點：聲符表示的是事物的隱含的、具體的、特異的詞源意義, 義符表示的是事物的類屬的、一般的意義, 或者只表明與什么事物有關的相關義。隱含的、具體的、特異的意義比類屬的、一般的、相關的意義需要花費更多的注意資源來加工。綜合上述原因, 可成字部件在聲符位置時的啟動效應最強。

(2)可成字部件在聲符位置時的啟動效應具有雙向性。啟動部件處在聲符位置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卻抑制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已有研究表明, 右部件對漢字識別的作用大于左部件, 左部件的頻率與位置合法性受右部件制約, 而右部件卻無此限制。在左右結構的漢字中, 左形右聲結構的漢字居多。這說明, 聲符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更強, 也更加靈活。但是, 以往考察部件位置作用的研究只將位置區分為義符位置和聲符位置或者左、右部件位置, 并未將義符位置依據其使用頻率做進一步的劃分。事實上, 義符的位置也多種多樣, 不同位置的義符與聲符的關系也不同。本研究表明, 在漢語母語者的心理詞典中, 聲符線索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不起作用或者起反向的抑制作用。這是因為當啟動部件為聲符時, 在視覺上更容易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漢字作為提示線索, 當目標漢字中的部件居于聲符位置和主要義符位置時, 無論從使用習慣上還是從視覺搜索習慣上, 都更加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 從而更容易與聲符線索關聯而被識別。而當部件居于次要義符位置時, 無論是從使用習慣上還是從視覺搜索習慣上, 都難于與聲符線索建立起關聯, 甚至被忽略。

(3)部件位置頻率效應是部件位置效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本研究中, 當啟動部件處在主要義符位置時, 促進對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卻無顯著效應。因此, 義符的啟動作用只體現在處在主要位置時, 而不是處在次要位置時, 這體現了部件位置頻率的作用。佘賢君和張必隱(1997)認為, 在形聲字的心理詞典中, 義符線索比聲符線索的作用更大。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不一致, 卻不一定相沖突。因為已有研究并未區分成字義符與非成字義符, 也未區分義符線索的位置。本研究證明, 處在主要位置和次要位置的義符線索對漢字識別的作用是不同的, 義符對漢字識別的啟動效應主要體現在主要位置上。即, 對于成字義符而言, 位置頻率對漢字識別具有重要影響, 只有義符居于主要位置時, 才能夠有效地啟動對整字的識別。

(4)部件位置頻率效應主要體現在義符上, 并未體現在聲符上。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可成字部件在作聲符時一般構字數較少。因此, 對于聲符啟動而言, 在啟動效應中主要是位置效應, 沒有位置頻率效應或者位置頻率效應較小。這就牽涉到部件的位置與功能之間的關系。根據本研究的結果, 可以認為, 可成字部件在作義符時, 位置與功能之間是分離的, 位置的作用要強于功能, 因為當義符處在次要位置時并未發現顯著的啟動效應; 但對聲符而言, 在本研究中, 位置效應與功能效應該是重合的, 并且主要是功能在起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聲符位置效應的存在。二是由于在選擇實驗材料時, 除了個別字以外, 盡量保證了每一部件的聲符位置的同一性, 并未采用與“左形右聲”結構不一致的“右形左聲”的材料以及“上聲下形”結構的材料。因此, 對于聲符的位置效應, 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綜上所述, 部件處在聲符位置和不同義符位置的啟動效應區別說明部件位置影響漢字識別, 而義符處在主要位置和次要位置的啟動效應的區別顯示了部件位置頻率對漢字識別的影響。因此, 在漢字識別中, 部件位置效應實際上包含了部件位置和部件位置頻率的雙重作用。這是本研究的一個新的發現。本研究結果對漢字學習與漢字教學也有一定的啟示：在教學中應該結合識字教給兒童漢字結構與部件位置的知識, 重視聲符與處在主要位置的義符在漢字學習中的作用, 在兒童掌握一定數量漢字的基礎上, 更要加強對處在次要位置義符的認知, 使兒童獲得更為全面的漢字的正字法知識, 漢字學習便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5 結論

(1)可成字部件處在聲符位置的啟動效應強于處在義符位置的啟動效應。處在聲符位置的可成字部件的啟動效應具有雙向性：促進對包含聲符位置部件的漢字和包含主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抑制對包含次要義符位置部件的漢字的識別。

(2)處在主要位置和次要位置的義符對漢字識別的啟動作用不同。義符對漢字識別的啟動效應主要體現在主要義符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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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wordable components in the component priming paradigm

WANG Dan; WANG Ting; QIN Song; ZHANG Jij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Cultural, and Psycholog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2, China)

Several components in phonogram characters, such as ‘女’, ‘口’ and ‘馬’, can be phonetic radical in the phonetic components’ location or semantic radical in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location. We call these components Chinese wordable components (or Chinese wordable radical), and such components must be a single Chinese character. The location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wordable components vary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ory, each wordable components can appear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owever, the same component appear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ation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location of components follows orthographic rules,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components’ location is different.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fail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omponents’ loca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components in various locations and did not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ordable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This study used the component priming paradigm, which can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onents’ location on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regard to components that can appear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oles of different part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by matching the usage frequenc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ll high-frequency characters), stroke number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component priming paradigm. Experiment 1 adopted the component priming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wordable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The priming stimuli were wordable components of three locations (primary semantic radical, secondary semantic radical and phonetic radical). The target stimuli were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contained these wordable components in three locations. Subjects were asked to identify the true and false characters of the target Chinese characters. Experiment 2 adopted component priming and visual search paradigm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wordable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priming stimuli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Experiment 1. The target stimuli were square pictures that contained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Subjects were asked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true and false characters in the picture, and eye movement data were recorded.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gathered from the results. Firstly, the priming effect of the wordable component in the phonetic radical’s loc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at in the semantic radical’s location. Secondly, when the wordable components were applied as semantic radical, they only appeared in the primary semantic radical’s location rather than in the secondary semantic radical’s location. Lastly, the wordable components in the phonetic radical’s location promoted not only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the phonetic radical’s location components but also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the primary semantic radical’s location components. However, they hindered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the secondary semantic radical’s location components. When priming components appeared in the secondary semantic radical’s location, they had no effect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related componen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in Chinese character cognition, the effect of component location includes the dual effect of the components’ loca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components’ location.

semantic radical; phonetic radical; wordable components; component priming; location effect

10.3724/SP.J.1041.2019.00163

2018-03-12

* 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重點項目(2017-GMA-004); 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YYB024);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基金資助)項目(16XNLQ05)資助。

王婷為共同第一作者。

張積家, E-mail: Zhangjj195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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