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中的語言教學及相關社會熱點審視*

陳長書， 董慶進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引 言

教授語言文字知識、提高語言運用能力一直是語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也是語文教育改革繞不開的重要話題，如20世紀50年代嘗試性質的語言文學“分科教學”，八九十年代以來層出不窮的“語文教學法改革”，以及近二十多年來持續進行的語文“工具性與人文性”的探討等。在長時間的爭論中，無論從頂層設計的“課標”，還是具體到中小學教材的編寫、課堂的講授，語文教育的風向標幾經反復和搖擺，語言文字知識時而重視，時而淡化，側重的點和面幾經變化，才發展到今天。近十幾年來中小學語文教學頻頻引發社會熱議，如高考作文用詞、文言文詞語讀音、漢語拼音讀法、標點符號運用等，也都與語文教育界對語言文字知識的風向變化有關；同時語言文字工作者幾乎在該領域的改革和探討中集體失聲，這與20世紀80年代前呂叔湘、張志公、朱德熙等老一輩語言學學者積極參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導這項工作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與語文教學所引發的社會的高度關注并造成的熱鬧繁榮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前雖然也有極少數語言學學者如蘇新春等關注語文教育中的語言問題，但是與社會的需求和該問題的廣度寬度相比，還遠遠不夠。本文著眼于此，在全面梳理語文教育、語言教學觀發展過程的基礎上，結合十幾年來的社會熱點，對語言和語言學知識同語文教育的關系以及相互作用予以分析和思考。

二、語文教育語言教學觀的發展歷程

長期以來，中國語文教育形成了自己的語言教學傳統。在從先秦到清代延續數千年的蒙學教育中，小學知識的傳授就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如識字類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韻語類的《千家詩》《聲律啟蒙》等，尤其在清代，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知識甚至成為當時青少年私塾教育的主導性內容，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社會影響，直到今天，很多青少年仍在課堂以外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學習這些知識。20世紀初,在西方的影響下中國進入現代學校教育階段，現代語文學科應運而生，自誕生之日起語文學科就十分重視語言文字的教學。1904年，清政府頒布了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共同擬定的法令《奏定學堂章程》，也稱“癸卯學制”，確定了中國第一部正式實行的系統學制，學制的內容就包括了貫穿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中國文字等課程內容。這可以視為中國古代語言教學傳統的延續，同時也一舉奠定了之后語言教學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

與此同時，受西方語言學的影響，漢語語言學逐漸從傳統語文學(小學)中分離出來，語言學家們的研究不局限于理論探討，而是與當時的國計民生、社會現實息息相關，其中語文教育是他們重點關注的社會領域之一，在五四運動以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黎錦熙、呂叔湘、朱德熙、張志公等語言學家都積極參與語文教育領域改革的討論和實踐，盡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他們在一點上卻是相同的，即語文教育需要改革，需要一套完備的“教學語法”，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呂叔湘《語法修辭講話》以及張志公先生的語文教育論文集都持此觀點，在此基礎上先后制定并在中小學廣泛推行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1956年)和《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1984年)正是這種觀點的直接實踐。這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引領了當時語文教育改革的道路和方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50年代的語言文學分科教學是對語文教學的一次大膽嘗試。胡喬木在中央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中等教育會議上首先提出分科教學的觀點：“語文教學目前存在著特別混亂的現象，其原因就是沒有把語言教育和文學教育分開……現在的語文教學甚至將文學、語言、社會科學三種教育混在一起，這是很不正確的。三者都很重要，但不能混淆，一混淆就什么也不是了?！比~圣陶提出：“語言學和文學性質不同，語言學是一門科學，文學是一種藝術。性質既然不同，知識體系就不同，教學任務也有所不同，所以必須分科?！?1)葉圣陶.關于語言文學分科的問題[J].人民教育，1955，(8).在這樣的思想的倡導下，分科教學正式實施，并由各自領域權威學者分別編寫《漢語》和《文學》課本來教學。該項改革自1956年秋季開始實施，1958年停止，合并為語文一科。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地在中小學進行獨立的語言教學的改革嘗試。

總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主流觀點認為，工具性是語文的根本，“語文課是工具課，不是政治課，也不是文學課，它應該實實在在地訓練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2)呂叔湘.關于中學語文教學的種種問題[J].語文學習，1980，(1).

自20世紀80年代起，語文學界出現了一種“淡化語法知識”的聲音且支持者越來越多。這顯然和之前的主流理念相悖，這種觀點認為語文最重要的屬性是其人文性，強調語文的人文屬性，認為語文課的目標就是鍛煉人們的語言能力，通過對于文章的感悟和體會來熏陶，從而自覺提高語文素養和能力；過多的語法訓練使得學生思維僵化，一味地重視語言文字等內容，沒有真正提高“語文能力”，而提高語文能力的方法就是減少甚至抹掉課堂中的語言知識教學部分，使學生完全沉浸在文章當中，少講或者不講枯燥無味的語法和修辭知識。此種思想在20世紀90年代愈演愈烈，高潮是1997年《北京文學》發表了一組關于語文教育的文章，(3)沈靜.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問題大討論[J].語文教學通訊，2000，(24).共3篇，分別是由王麗、鄒靜之和薛毅三位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寫作的，結果引起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語文教育問題社會大討論”，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就是語文教育的人文觀對工具觀的否定，這種觀點最終在不久之后推出的新課標和教材中得以體現，如在新課標里，語法和修辭已經不再被列為考試范圍之中，教學實踐更隨之將其淡化，且“遭殃”的不止語法和修辭，詞匯教學也被漠視，趨于形式化，語音和文字更只是順帶一提，讓學生課下溫習便敷衍了事，反而文章的思想內涵、作文的布局謀篇成為本時期語文課的重點內容。這種矯枉過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一些語言學家、教育學家意識到了問題所在，陸儉明先生說：“從20世紀 90 年代開始，人們普遍感覺到，社會的整體語文水平在下降，廣大國民的語文水平與語文修養呈現下滑的趨勢?！?4)陸儉明.語文教學的定位問題[J].中學語文，2006，(2).有的學者開始呼吁語言知識的回歸，學界思想也由只強調語文的人文屬性，轉變到認為語文是“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一”。在此影響下，“課標”又做出了改變，2011年頒布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Z].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語言文字知識的教學又開始受到重視，但并未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只能說比世紀之交時強，但是遠不如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

可見，工具性與人文性在語文教學中的糾葛一直存在于語文教育發展史的各個階段，語言文字知識的教學伴隨著這種矛盾和糾葛，起起伏伏，歷盡波折，當前雖然新課標明確了將工具性看作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之一，但此前對人文性的過度強調，對工具性的過度忽視，至今還對當前的中小學語文教育產生著一定的影響。下面以近年來語文教育引發的部分社會熱點現象為例，從語言學的角度對其予以分析和思考。

三、近年來若干語文教育社會熱點的語言學審視

這里我們用來審視的語言學理論觀點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具有普遍性的普通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如“語言是變化發展的”“共時和歷時的區分”“約定俗稱”“語言的社會性和全民性”“靜態和動態”“語言和言語”“語言的交際功能”等，這些長期以來形成的公理性的理論觀點，是語言學所有的分支學科都必須遵循，不能違反的基本理論，自然也應該是中小學語言文字教學應該遵循的基本理論;二是教學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如“語言教學法”“語言習得理論”“語言學習理論”“課堂教學語言”等，這些是只適用于語言教學的理論觀點。下面我們選取了近年來5個語文教育方面的社會熱點，運用這些理論分析如下。

(一)古詩讀音規范問題

2019年2月，一篇名為《注意！這些字詞的拼音被改了！》的熱文引出了中小學古詩讀音教學的探討，該文章舉例說明了一些大眾眼中的“正確讀音”將會被教育部統一“更改”，如“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xiá)”讀作“斜(xié)”，“一騎紅塵妃子笑”的“騎(jì)”讀為“騎(qí)”等。網友們紛紛表示不解，認為篡改“規范讀音”沒有考慮到古詩所承載的古音、韻律等傳統文化，不符合押韻規律。教育部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有關專家針對這些問題做出回應，表示熱文中提出的多個讀音規范問題指向的是《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稿)》，而《修訂稿》所規范的“統讀”所圈定的范圍是普通話，不涉及古音、方言和特殊場合下的讀音規范。因此，字、詞的統讀音和誦讀古詩中的讀音不矛盾的。

實際上讀“斜(xiá)”“騎(jì)”并非全為古音，在唐宋時期“斜”為斜部麻韻，“騎”群部支韻，二字在當時的韻母可以擬作iá和ì，但聲母卻絕不能擬作x和j，也就是說“斜(xiá)”“騎(jì)”這樣讀其實是一個半古不古，半今不今，古今摻雜的混合音，這樣讀其實是將共時和歷時因素混在一起，違反了語言發展的基本原理。當然，如果讀這首詩的人這樣讀，也是沒有錯的，如果約定俗成了，也就積非成是，變成規范標準的讀法了。

(二)語言文化類節目引發的爭議

2013年來，央視連續播出了一系列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的電視節目，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詩詞大會》等，引發了全民觀看的熱潮。觀眾們表示從中感受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并學習到了漢字、詩詞、成語等優秀文化載體的有關知識。然而，有人質疑節目的競賽形式，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會事先給出題庫，且其中不乏非常用字(詞)、超綱字(詞)、生僻字(詞)等，從而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文化類節目制作和公布題庫來層層選拔選手也是作為競賽的一部分，不必對其有太過嚴苛的要求。不過重復大量記憶不符合中小學生認知水平的字、詞、成語是不值得提倡的。語文雖然具有工具性的屬性，但也需要與具體的言語現象結合來教學,闡釋其意義和內涵，否則一味強調語言知識的識記，不管語言文字在文章的修辭組合，及其整體語篇的人文教化功能，語文課堂便會枯燥無味，更不用說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了。

(三)網絡語言進高考作文

近些年來互聯網飛速發展，網絡語言隨之層出不窮，中小學生受其影響甚至在高考作文中也大篇幅地使用網絡語言，這種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從2010年開始，關于“網絡語言該不該進入高考作文”的討論被不斷提起，贊成與反對的雙方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反對者認為網絡語言大部分都沒有理據，不知所云，且受眾面很窄，不宜在作文中使用，甚至有的地方明令禁止在高考作文中使用網絡語言；贊成者則覺得網絡語言是一類鮮活的、具有時代性特征的事物，不應“一刀切”地否定它，應當辯證去看待。應當說網絡語言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它所帶來的新詞如“黑客、博客、微商、電商”等有很大部分已經進入通用語系統，為大眾所熟知、使用，因此我們在作文教學中不必去強行對網絡語言進行限制，但也應該注意提醒學生選詞的準確性和通用性，不使用尚未進入全民語言中的詞，避免大片使用網絡語言。

(四)民國老課本的火熱

近年來，民國時期的老課本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推崇，由葉圣陶編著，豐子愷插畫的語文課本備受推崇。該套課本文章短小精悍，注重教化，插圖精美，凝聚了編者的心血，“綠衣郵差上門來：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作聲，事事說得清?！?6)葉圣陶.開明國語課本[M].上海:上?？萍嘉墨I出版社，2005.句子雖短，但畫面感十足，教育意義強。類似于上面的句子，配上精美的插圖，教化于無形。但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對于語言知識講解的欠缺。教化作用僅僅突出了語文的人文屬性，對于工具性的強調卻遠遠不夠，所以將該課本捧上神壇是沒必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知識性與教化性完美融合的語文教材。

(五)《義務教務常用詞表(草案)》的出版

2019年5月，教育部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組織編寫的“語言生活皮書”系列出版了《義務教務常用詞表(草案)》，該書“對比較穩定、使用頻率高的普通話常用詞語，給出了字形、拼音、分級、詞性、語義類等信息”(7)蘇新春.義務教育常用詞表(草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填補了詞語教學的規范性理論空白，使得詞語教學有了權威性的指導，也突出證明了語言學理論在語文教學中不可替代的風向標作用。一直以來，中小學階段的詞語教學是語文教學的重點、難點，詞匯量大，紛繁復雜的特征使得詞語教學成效一直不是特別理想，語文教學一直對“該教什么樣的詞匯”“哪些詞不該教”沒有清晰的認識，《詞表》的研制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這個問題。

以上熱點問題無一例外都受到語言規律的制約。我們并不是要求在中小學課堂上講這些相關的語言學知識和理論，而是提倡與語文教育相關的老師、研究者需要學習和運用基本的語言學理論知識，將其融入具體教學實踐當中，對于有必要講解的深入淺出地解釋，對于沒必要講解的也要傳遞給學生正確的結果，這樣才能更好地將語言文字知識和文章內涵感悟相融合，達到語文教學的目的。

四、語文教育與語言學關系再思考

在對歷史和現狀考察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要樹立正確的語文教育中的語言學教學觀，有必要重新梳理和思考語文教育和語言學二者間的關系。

從所屬學科而言，語文教育屬于教育學范疇，是一項具體的教學活動；而語言學是對人類客觀的語言現象進行認識和解釋的學問，是一門復雜的科學，兼具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特點。語文教學活動運用的不僅僅是教育學的方法論，還涉及文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當然也包括語言學等學科的知識。學界普遍認為，語言學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在語言文字知識教學中的指導作用，這是語文教育最基本且不可或缺的。由于先前過于強調語文的人文性，忽視其工具性的一面，現如今雖又開始認識到語文工具性的重要性，但之前的影響仍未完全消除，語言文字知識的教學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相反地，不管是國家教育政策還是具體的課堂教學，對于學生的要求都以提高“語文素養”和“語言能力”為綱，體現在教學過程中就是閱讀量急劇增加，生字、生詞變多，考試以檢測學生理解、運用語言工具的能力為主要目的，但與之配套的語言知識講解卻存在不同步、不匹配的情況，這導致學生在接觸到一些陌生的語言知識時一頭霧水，不明所以。語文新課標實行以來強調的“人文性”雖然得到了體現，但與此同時犧牲的卻是對于基本語言知識的掌握。

我們呼吁語文教育對于語言教學的重視，需要語言學理論的指導，并不僅僅是由于現實情況決定的，而是有其內在必要性。首先，從學科內容上看，語文包含“語言”和“文學”(一說“文字”)兩部分內容，語言知識本身就是語文教育的一大重要內容，而語言學這門關于語言的科學當然可以為其提供堅實的理論指導。其次，從研究材料和方法上講，二者也有其一致性。語文學是從文章整體出發，根據語義內容(篇章義、段落義)和文章寫作的思維邏輯先從宏觀上理解文章，再進一步來剖析語料，即生字、詞義、句義和修辭，總結下來就是把別人的言語成果變成學生的語言能力的過程。與其相似，語言學也往往是在言語中對語流進行逐層切分，從篇章、段落、句子、詞組、詞、詞素，直到語音層上的音節、音素、音位等，再對其進行描寫、分析和研究，最后概括出語言規律。二者的流程和研究對象很多時候都是相同，但是研究目的有很大的不同?！皬奈囊庵懈爬ǔ稣Z義來,是語言學家的職業習慣;而借助語義的正確理解來領會文意,則應當是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的職業習慣。語文教師則應兼而有之,把語言能力的培養,和文學鑒賞能力、形象思維能力的培養,在同一言語作品中綜合地體現出來?！?8)王寧.漢語語言學與語文教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0，(3).上述觀點也說明了語文學科應當適當吸收語言學營養，從而更好地培養學生語言能力。學科內容、研究對象的一致性和過程的相似性決定了語文教學必定要將語言學的知識方法融入進去，用以更好地進行教學。

那如何把語言學理論融入語文教學之中？語文教學雖然跟語言學有一致的地方，但畢竟還是兩門學科：語文課注重語言事實，強調用語理推動、解釋語言事實，認識語言現象；語言學反之，從語言事實出發，總結語理。二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生搬硬套，直接將語言學理論運用到語文課上，而是要將其加以改造，使之適合語文課堂，適應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張志公先生曾經提出要建立“漢語辭章學”，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搭建一座語言學與語文教育的橋梁，使之完美適配語文教學實際。我們的觀點與張志公先生相近，但不另造學科名目，而是借用應用語言學中的分支——教學語言學來表述。語言教學是教學語言學的進一步細化和具體應用，之所以將其與語言教學相區別是因為語言教學所包含的內容實在太過豐富，教學語言學僅僅特指(語文)教學過程中所應用到的，經過改造與(語文)課堂相適配的語言學知識。在這里我們所提到的教學語言學都只限于其在語文學科的應用。

教學語言學作為連接語文與語言學的橋梁，直接面向語言教學這一應用層面，其學科性質又應屬于動態語言學的范圍。動態語言學認為傳統語言學自索緒爾開始，所關注和研究的都是靜態的語言理論，而忽視了動態的言語現象，而動態的言語現象是語言的外在表現形式，有著不同于靜態語言的特點，同樣值得去剖析和研究的。將動態語言學理論和傳統語言學理論相結合，來審視具體的語文教學實際，并指導實踐，是教學語言學的一大應用范式。之所以強調語言的動態存在形式的作用，首先是它和語文課的核心目標——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相一致，其次它也和2011年版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所確立的“語言文字運用”的教學理念相適應，順應語文課改的政策要求。另外，強調“語言文字運用”這一觀念對于糾正以往忽視語言知識教學，強調感悟、體會的“唯語文人文論”的教學模式也有著很大的作用，我們應當以“語言技能”和“語用素養”為根本，在設置課程目標和課程內容上都要緊緊圍繞“語言文字應用”這一核心理念，讓語文課回歸為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和語文素養服務的教育課程，從而摒棄離開語言文字空談語文的教學弊端，和妄圖只通過感悟文本來提升“人文素養”的不切實際的想法。

教學語言學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論，倒不如說是指導思想或者說解決問題的方針、準則，即在語文教學活動中，涉及語言文字的部分要靈活地借鑒和運用語言學的有關理論知識，同時必須結合教學實際，在教學動態過程中吸收和轉化語言學理論的主要思想，使之既保持原有的科學性，又與教學實際相適應。

五、結 語

語文教育改革從最初的“教學語法”對于語法的重視，到短時期內語言和文學分科教學，再回到工具性為主，然后是人文論占據主流，最后到現如今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語言文字工作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逐漸由重轉輕。當前語文教育界內部對語言文字教學的認識顯示了較大的不足，整個社會對語文教育中的語言教學也出現了一些不甚科學合理的地方，面對這種情況，語文的工具性需要進一步強化，語文教育界的語言學理論素養需要進一步提升，語言文字工作者需要有情懷和擔當積極參與到語文教學改革和研究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