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前景①

Nicolai Müller-Bromley

(奧斯納布呂克應用科學大學，德國 奧斯納布呂克 49076)

1 從“高等?？茖W?！钡健皯每茖W大學”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原來的德文名稱是“Fachhochschule”,即“高等?？茖W?！?。世紀之交以來，德國絕大部分這類學校都更名為“Hochschule”，即“高等學?！?，并且許多學校在“Hochschule”之后附加“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即“針對應用科學”一詞(“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的縮寫形式為HAW,源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廣泛使用的英文名稱“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英文縮寫為UAS)。因此，現在普遍把這類學校都稱為應用科學大學。[1]名稱的演變同時見證了50年前建立的新型大學模式于近些年來歷經的劇烈發展與變遷。

1976年的《聯邦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 des Bundes, HRG)第2款第1項就規定了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承擔相同的任務，即通過研究、教學、學習和繼續教育來維護和發展科學。德國各聯邦州給那些最初作為教學機構建立起來的應用科學大學明確分配了另外一項任務，即從事研究——通常是以應用為導向的研究為主，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研發任務。[2]自此，與在其他類型的高校一樣，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們獨立從事研究也屬于其崗位上的一項工作任務。[3]2003年開始在各類高等教育機構引入的W級薪資級別中，“特別研究成果”也成為衡量應用科學大學教授薪資的一個標準。一些聯邦州為應用科學大學設置了“研究型教授崗位”，這意味著，在此崗位上的教授，教學工作減半至每周9個課時，旨在為其從事研究提供巨大空間。因此，盡管研究資源相對較少，但應用科學大學今天仍能夠自豪地將研究成果服務于社會。根據hlb2013年的一項調查研究，盡管應用科學大學教授用于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富裕，但其中有大約75%的教授都積極參與科學研究。[4]2013年由德國高校校長聯席會議(HRK)公布的“應用科學大學的研究特色”(Profilbildende Forschung an Fachhochschulen)[5]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展開科研的情況進行總結并描繪這些學校的科研布局。其中，應用科學大學當前從事研究的領域和規模著實令人驚嘆。

博洛尼亞進程中，傳統的Diplom文憑已被2000年以來實行的學士和碩士學位所取代。這也意味著應用科學大學自此必須以新的理念進行專業建設。就碩士階段的專業而言，應用科學大學可以和其他類型的高校一樣開設具有“較強應用型”和“較強研究型”的碩士專業。就應用科學大學頒發的碩士學位文憑而言，2003年至2007年是一個過渡期，在此期間，應用科學大學的碩士學位必須經過有內政部參與的認證程序評估。自2007年以來，應用科學大學的碩士學位被公共服務系統自動歸類到上層崗位(h?herer Deinst)行列，[6]這一決定結束了早先關于應用科學大學所頒發的Diplom(FH)如何歸類的討論。目前和其他高校授予的碩士學位一樣，應用科學大學的碩士學位也具備申請攻讀博士學位的資格。[7]

應用科學大學碩士畢業生攻讀博士學位的需求也在增加。雖然一直以來應用科學大學都可以與眾多國外大學合作培養博士生，但絕大多數德國綜合大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條例中規定的申請資格要求和相關內容卻為應用科學大學的碩士畢業生攻讀博士學位設下了重重障礙。這就使應用科學大學碩士畢業生在德國的綜合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受很多偶然因素影響，讓人感到幾乎是綜合大學的獨斷裁決。德國科學委員會(Wissenschaftsrat)于2009年7月制定了關于德國私立大學授予博士學位須滿足的制度與科研成果要求，也就是說，符合這些要求的私立大學就能夠被賦予博士學位授予權。在此背景下，人們提出疑問：為什么符合這些要求的應用科學大學從體制上被排除在外，不能享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呢？

2010年，hlb首次提出應用科學大學——至少是應用科學大學里那些科研實力強的專業——享有獨立博士學位授予權的訴求。2011年，在聯邦教育和科研部的倡議下，一些綜合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成立了7所科研學院(Forschungskollegs)(不允許被稱為“博士生研究院”)，旨在按照明確的標準使應用科學大學的畢業生能夠規范地獲得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然而，這一措施未能被證明是一項成功的舉措。2013年11月，當時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科學部部長首次宣布應賦予應用科學大學獨立的博士學位授予權。但在該部長調任后，此倡議未得以實施。雖然巴登—符騰堡州于2014年4月1日在其高等學校法中引入了向一個應用科學大學聯盟賦予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可能性，但后來也未落實。

黑森州對其高等學校法進行了修改補充，規定該州應用科學大學里那些科研實力強的學科，如果滿足州科學部制定的高標準[8]，便可獲得獨立的博士授予權。至此，黑森州幾所應用科學大學成立的6個博士生研究院(Promotionskolleg)才確實獲得了獨立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德國其他州目前則是實行“博士生合作培養”的制度，即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作為輔助評審人或者第二評審人參與由綜合大學主持的博士學位評審程序，但幾乎沒有可能擔任第一評審人，即“博士生導師”。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一些研究院(例如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應用科學大學博士生應用研究所)未獲得成功后，[9]也有其他一些聯邦州開始傾向于賦予應用科學大學獨立的博士學位授予權。

此外，開展科研工作和履行其他新任務需要有助理人員，但受應用科學大學最初的教學型高校定位影響，其教職員工結構中不存在人力資源規劃內的助理人員崗位。盡管在研究活動不斷增多的背景下，由項目資金資助的助理人員崗位現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增加，但這樣的崗位都有時間期限，因此既無法使相關助理人員制定長期的個人發展計劃，也無法使雇用他們的高校制定可靠的科研發展規劃或建立堅實的基本科研條件。柏林于2017年首次在應用科學大學引入了有基本資助保障的助理崗位，以每個教授崗位配備四分之一個助理崗位的標準來實施。此外，不來梅、黑森州和其他聯邦州也將采取相關措施。

2 應用科學大學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自2000年以來，應用科學大學的任務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無疑導致了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大學兩種類型高校的趨同發展。[10]兩者都有通過研究、教學、學習和繼續教育維護和發展科學的相同任務。兩類高?，F在授予的學位也一樣，開設的專業都需要按照一樣的標準經過認證機構的認證。就教授的薪資待遇而言，自2003年以來，對兩類高校的教授都適用W2和W3的薪資級別，只在不同級別對應的教授數量上有差別。兩類高校的科研助理人員在薪資級別方面都享受同等待遇。此外，教授崗位應聘資格方面也有相互靠近的發展趨勢：綜合大學自2002年以來開始引入多種應聘資格辦法，即之前對取得“綜合大學教授資格”(Habilitation)的硬性要求可以由“學術成就”取代，而“學術成就”也可以是作為科研助理人員取得的。同時，應用科學大學希望將來的教授除了擁有職業實踐經驗以外還有科研活動能力，比如說需要應聘人員通過發表的學術著作和論文來證明。另外還有很多已經取得“綜合大學教授資格”(Habilitation)的人，由于綜合大學教授崗位缺乏，他們當中也有很多人會先去相關的職業領域工作，等到滿足了應用科學大學對職業實踐經驗的要求后再去應用科學大學應聘教授崗位?，F在，兩類高校學生之間的差異也不是很明顯：應用科學大學的大部分學生都擁有普通高校入學資格(他們其實因此可以直接申請上綜合大學)。高等教育政策也鼓勵綜合大學更多地向擁有其他非傳統普通入學資格的人開放。對于合格的應用科學大學畢業生來說，去綜合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總體上來說已經變得更加容易。

同時，綜合大學也在向應用科學大學的人才模式靠攏，例如，很多綜合大學現在設有“教學型教授崗位”，這些崗位的教授需要完成明顯較多的教學任務，因為規定每周14個課時的教學量。由于博洛尼亞進程要求培養本科學生的就業能力，促使綜合大學與行業企業必須建立密切聯系——這在綜合大學里有時會被抱怨為“綜合大學的應用型化”。

在高校類型趨同發展的背景下，應用科學大學面臨著日益復雜的任務，因為對生源、教授和獲得科研項目與科研經費的競爭日益劇烈。如何在競爭環境中繼續走成功之路，是需要思考和探索的。

一個可以想象的策略是采用英國方式：在英國，以前的理工學院(Polytechnics)通過1992年的《高等教育法》都一律改成了大學。然而，這些學校的轉型卻沒有與資源的大幅增加相對接，從而使這些“新大學”(New Universities)相對于成熟的大學而言變成了僵化的英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四等[11]公民[12]。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系統因其為德國社會和經濟所做的創新貢獻一直飽受贊揚，并被視為是十分成功的典范。1989至1992年擔任科學委員會主席的Dieter Simon先生曾把應用科學大學較之于其他類型的高校描述為“雖不同類但地位同等”(andersartig, aber gleichwertig)，這一描述之后被廣為引用。由此可見，英國式解決方案對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來說是不適當的。

基于兩類高校的趨同發展趨勢，另一種可能性是走合并的道路。呂內堡(Lüneburg)的前應用科學大學與綜合大學于2005年，科特布斯/森夫滕貝格(Cottbus/Senftenberg)的前應用科學大學與綜合大學于2013進行了合并。但合并的結果與人們對直至1985年發生效力的《高等教育框架法》中提到的“綜合大學”(Gesamthochschule)的看法一樣，都是不令人滿意：綜合大學的標準占主導地位；應用科學大學本來突出的教學和實踐型特色非但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反而一切都需要和職業實踐沒有關系的科研成果掛鉤，導致了應用科學大學原先具有的特色一去不返。因此，同樣不可能使應用科學大學繼續獲取成功。

從綜合大學的角度來說希望應用科學大學在數量上擴張，就像自1991年以來，德國科學委員會以不同的力度所要求的一樣。[13]背后的想法是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事業拱讓給應用科學大學，以使綜合大學可以不受干擾地開展與實際無關的純科學。這一想法雖然符合博洛尼亞進程開始時期偶爾有人提出的一種方案，即讓應用科學大學承擔本科人才培養的任務，碩士層次以至于博士生的人才培養，都保留給綜合大學。不過，這一方案基于體制上的原因并沒有得到實施。[14]從中得出的結論是，把應用科學大學及其從事的應用科學研究都推到了次等地位，而這對應用科學大學至此已取得的成就和發展潛力來說是不公正的。

由此可見，以上描述的應用科學大學發展方案都不合適。重要的應當是從應用科學大學得以獲得成功的特色入手為將來的發展定位。這一特色便是其教授的雙重資格，即學術資格和職業實踐經驗。正是這一點使應用科學大學能夠有別于其他類型的高校，能夠在教學和研究中都成功體現出自身特色。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今后的發展也應聚焦于此，使其更為獨具一格，能夠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3 對高等教育政策的期望

應用科學大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必須是保留那些成功塑造其類型的特征。主要包括：教授的雙重資格；通過小班教學形成的教師給學生開展的密切教學；通過開展實踐項目、實行實踐學期制度、畢業論文真題真做等方式把教學和職業實踐進行相互結合；以及所設專業的高度跨學科性。

進一步發展應用科學大學特色的先決條件是為整體上日益擴大的任務領域提供可持續的基本資助。在教學以外，基本資助還應當能夠保障科研活動得以展開，例如使應用科學大學能夠通過提交具有創新性和競爭力的資助申請(“籌集第三方資助的能力”)來競爭項目資金。其他任務，例如從還尚未有足夠良好教育背景的學生身上挖掘潛力，也需要資金資助，比如說為他們提供“預備課程”。

面向應用研究的項目資金，盡管在聯邦一級的增長率是令人喜悅的，但應用科學大學擁有的大約六千萬歐元相對于僅德國科學基金會(DFG)為基礎研究提供的30億歐元而言，可謂相當少。除了面向應用研究的項目資金，還需要有促進高校研究成果向企業轉化的針對性資助來縮小高校與產業之間的創新差距。正是在這一方面，高校還未能充分挖掘其為社會和經濟發展能夠發揮的創新潛力。[15]為此，歐盟已經在目前的科研策略“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中繪制了從基礎研究到產品開發和市場化的整個創新周期，并提出從2021年起成立“歐盟創新理事會”(Europ?ischer Innovationsrat)，以便更加有的放矢地支持創新。自2017年起在德國就有的成立一個“德國轉化聯盟”(Deutsche Transfergemeinschaft,DTG)的想法也當盡早付諸于行了。[16]2016年成立的“瑞士創新促進處”(Schweizerische Agentur für Innovationsf?rderung, Innosuisse)在此可以成為借鑒的模式[17]。

應用科學大學承擔研究任務不可或缺的資源之一便是提供有基本資助保障的科研助理崗位。如果真的要開發這些學校的潛力，那么每個教授崗位必須至少配備一個科研助理崗位?？蒲兄硗ㄟ^參與科研活動，并補充以教學，可以獲取在高校以外擔任領導職務的資格，繼而積累了職業實踐經驗后可以成為應聘應用科學大學教授崗位的潛在候選人。柏林、不來梅和黑森州在此的做法值得推廣和效仿。

賦予應用科學大學獨立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應與設立有基本資助保障的科研助理崗位相互銜接起來。因為應用科學大學只有能夠向優秀的碩士畢業生提供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才能激勵他們避開去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吸引，用一段時間在學校參與科學研究。倘若不能提供博士學位，應用科學大學就很難招到合格的科研助理。從應用研究的視角來看，賦予應用科學大學獨立的博士學位授予權也能夠促進他們更為深入地從事切合市場需求的研究，為社會和經濟發展開拓創新前景。目前，博士生合作培養的制度，即博士生形式上在綜合大學攻讀學位，但參與應用科學大學的科研，可以說是一個失敗的模式。[18]

為了推動高等教育系統的特色發展，屬于應用科學的學科應當名符其實地轉移到合格的應用科學大學。傳統上落戶于綜合大學的應用導向學科，如法律、師范或醫學等，也要更多地進行轉移。同時也意味著相關資源將一同發生轉移。

要確保應用科學大學能夠完成賦予其的擴展任務，就不能采用50年前對教授要求每周18個課時工作量的規定，一方面當時給應用科學大學的定位是教學型大學，而現在應用科學大學早已被賦予從事科研的擴展任務。另一方面，為了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教學需要以應用研究為基礎，而從事科研是需要時間的。德國科學委員會在2007年關于綜合大學為促進教學而實施教職人員結構改革的建議中指出，教學型教授的教學任務應占到其全部工作量的60%左右(也就是說最多每周12課時的教學量)，另外30%的工作量應用于科研活動，剩下10%用于參與高校的自治與管理。[19]即使是其他教師，如果教學內容與科研動態相關，那么也要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間來從事研究工作。為了可以根據當前的科研動態開展教學，每周12課時應作為教學量的最大上限。[20]由于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大學現在擁有法律賦予的同樣任務，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應該最多每周只有12個課時的教學量?，F在應用科學大學在個別情況下可以因為教授從事教學以外的其他任務而減免法定教學量，但7%到10%的減免標準還遠遠不夠。為了促進應用科學大學的特色發展，需要教授們在應用型研究和教學方面有所突破，離不開所有專業、所有學科、所有教授都從事研究和教學。

應用科學大學是否能夠把所獲的成功繼續下去，教授隊伍至關重要?？赡壳暗膯栴}在于：根據DZHW的一項研究，2013年至2015年，一半的空缺教授崗位第一次招聘后仍然空缺，三分之一的空缺教授崗位需要進行多次招聘才能聘到合適人選，六分之一的空缺教授崗位即便在進行多次招聘后仍然空缺。在一半的聘任程序中，聘任委員會建議的候選人名單里都不到三個人。[21]總體來說，必須特別加大應用科學大學教授崗位的吸引力。具體包括配備更完善的人力與物質資源；隨著越來越多的行政任務(如評估或考試管理)轉移到教授身上，應加大對秘書一級的人力資源投入，這同樣適用其他類型的高校。除了為教授創造更好的條件來獲取項目資助，還應讓他們有機會休“實踐和科研學期”，以便他們能用一個時段去深入開展科研工作或者更新職業領域的實踐知識和經驗。[22]

目前，聯邦政府和各州在2018年11月就投入4.315億歐元用于建設應用科學大學教授隊伍的計劃達成了協議。[23]這一計劃需要應用科學大學通過創新措施來實施。來自實務界的教授崗位應聘者們應當有機會獲得公平、非歧視性和有足夠吸引力的薪資。W2和W3級薪資之間的區別沒有客觀理由為依據(在各聯邦州和高校，對應相應薪資級別的教授崗位數量也十分不同)，應當把W3級薪資作為適用于所有高校、所有教授崗位的基本薪資來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