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金庸

彥火(中國香港)

為《明報月刊》做一期“懷念金庸專號”，收到金庸各方友好的稿件，對金庸的認識大大加深了。

我經常說，金庸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目光如炬，用人處事，都有過人之地方，令人心服口服。

《明報》初創，他大膽聘用只有中學畢業的潘粵生先生做主編。潘先生曾是金庸主編《新晚報》副刊的作者，金庸先生覺得他的文章寫得好，且有幽默感，與他趣味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潘粵生語），后來金庸聘請他做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是金庸）。結果金庸與潘粵生、沈寶新這鐵三角合作無間，造就了一番文化事業。在《明報》創刊三十周年，金庸還親筆寫了文章《儒雅風趣的潘粵生》，把他大大夸贊一番，可見他不拘一格地用人。

金庸于我也有知遇之恩。

早年我與金庸不熟稔，只在公眾場合見到他。1993年我為《明報》寫有關現代中國作家風貌的特稿，1993年至1995年，我在《明報》副刊寫每天見報的專欄。據后來編輯主任楊君澤說，查先生覺得我寫得還不錯。

上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蔽衣犃T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于《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那里。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后，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隨著墻上掛鐘發出的嘀噠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閑聊幾句，都是不著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約半句鐘（編注：一句鐘約十五分鐘）后，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謄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后，我很激動，也很;中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是香港三聯書店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唯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美國紐約大學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志學有關。直到兩年之后《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沖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瞧著辦吧！”當我向他征詢，他之前在《明報月刊·發刊詞》上曾揭示“獨立、自由、寬容”的辦刊精神，但又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p>

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所以我拼命找海內外名家撰稿。后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躍升至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

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使《明報》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

查先生私下多次對文友說，退休后他希望讀書和寫作，在1997年之前，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羅孚先生的話，《明報》是查先生畢生的事業。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后的發展是可預料的。

查先生賣了《明報》，也曾想過另起爐灶。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志，他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并在這份新雜志上連載（后來倪匡證實，查先生很早便有意寫歷史小說，連題材也有，是關于黑旗軍的故事）。于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為他策劃新文化雜志和管理出版社。

須知明報集團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他單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寵若驚。為此，我們曾在他位于北角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把酒聊天過好幾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運籌帷幄，興致很高，他從一個隱蔽的酒柜取出一瓶芝華士十二年威士忌來，親自給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純飲式的。

我們在馥郁酒香中不經意地進入話題。在浮一大白后，平時拙于辭令的我們倆，無形中解除了拘牽。他操他的海寧普通話，我帶我的閩南口音，南腔北調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溝通無間，一旦話題敞開，天南地北，逸興遄飛。

那時的《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于十分尷尬局面，我毅然辭去《明報月刊》職務，準備追隨查大俠干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我當時只帶一位秘書過去。

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的歷史小說并沒有寫出來，對原來宏圖大計也意興闌珊，我只能做一點文書工作，因給合約綰住，令我進退維谷。

張曉卿先生后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無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后，于1996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兼明窗出版社主管的工作。有一段時期，《明報月刊》的業務陷于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林厥先生和編務董事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報月刊》主編，我一時推搪不了，時年1998。這樣一兼就十三年！

《明報月刊》是金庸親手創辦的，第一任主編也是他?！睹鲌笤驴窙]有帶給他任何有形的財產，有的，也是文化的價值——無形的財產。到了今天，還有人質疑其存在的價值。但是金庸對它卻情有獨鐘。當我返回《明報月刊》當主編后，幾乎他晚年所撰寫的文章，都讓《明報月刊》獨家披載。

世紀之交，我策劃了一次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舉辦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在北京研討會一次活動的休憩間隙，驀然訕訕地對我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

與金庸相交多年，他雖然文采風流，卻不擅于辭令，以上進出的幾句話，相信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主政明報集團，除了開會偶然講話外，平時大都是用寫字條的方式來傳遞他的指令。與他聊天，他用很濃重的海寧腔與你交談，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領。

即使這樣，金庸的“明報企業王國”，卻是管理有度、應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則。他深諳用人唯賢、人盡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一般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明報集團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識之士。

連同開首提到的潘粵生先生，之后的雷偉坡先生、胡菊人先生、董橋先生等都是辦報能手，成為明報集團的堅強陣容，把《明報》打造成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這與他的博覽群書、淵博的學問、廣闊的襟懷和獨特的眼光等諸因素都有關系。

集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業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內外都是空前的。在這個商品味愈來愈濃重的社會，恐怕也很可能是絕后的。

其實，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因之獲益良多的老師！